张静波

几年前，承蒙收藏家师友转让藏品，多为文房类瓷器，且附有“物帐”，其中，一只晋代越窑青瓷水盂（丞），物帐标名“西晋青瓷、点褐彩双獾水盂”（见图）。通高7.3、口径4.9、腹径8.3、底径4.1厘米。

水盂施青釉，直口点褐彩，溜肩，肩部两道弦纹之间，戳印类阳光纹饰，鼓腹急下收;腹径大于通高，口径大于底径，盂下部及底无釉，平足。整器胎釉结合良好，包浆古熟，似出土已久的传世品。

引人注目的是，水盂口沿两侧，对称捏塑两只小兽，前爪紧扒边缘，像是对望，又似探首窥视盂中，神态写实、灵动，小兽肩背部亦点褐彩。西晋距今一千七百余年，是继三国之后，天下动荡、兵连祸结，生命无常的年代，古人捏塑这两只小兽“双獾”，寓意欢乐、欢会、欢颜？或是祈望世道承平？不由疑惑顿生，于是，“考据癖”旧疾重发，如舒敏《新增格古要论序》所言：“博雅好古，凡世之一事一物，莫不究其理、明其原……亦可谓格物致知之一助也。”

考“獾”，首先想到王世襄，先生曾自谦说过：“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韛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并著有《獾狗篇》，云：“‘獾，或写作‘貛似狗而矮，有利齿锐爪，穴居，昼伏夜出，食用农作物，是一种害兽。獾油可治烫伤，皮可作褥子，肉古代认为是美味（《吕氏春秋·本味》‘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注①）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州桥夜市）（马行街铺席）》皆列为珍馐;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十一载：“狗獾似小狗而肥，尖喙矮足，短尾深毛，褐色，皮可为裘领，亦食虫蚁瓜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