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妮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昆明 650032)

自宋至明，湘西苗疆地区(1)本文所言“湘西苗疆”指清代所置凤凰、永绥、乾州三厅与永顺、保靖二县，包括今湖南省凤凰县、花垣县、吉首市、保靖县、永顺县和古丈县等地。一直为羁縻或土司政区，宋代寨堡与明代卫所在这一区域内之建置都极少，即使有，存续时间都不长。如明代这一区域内最为显著的军事建置边墙所起到的防御与治理作用并不大，中央仍多依赖当地土酋或土司。(2)并见吴曦云：《边墙与湘西苗疆》，《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伍孝成：《清代边墙与湘西苗疆开发》，《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等。清初，在中央王朝无暇顾及之时，湘西地区沿袭明制，在原地设置土司以统辖地方。随着清王朝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土司制度弊端的日益显现，“改土归流”将这一区域纳入直接管理成为必然。(3)参见安介生、周妮：《湖广“苗疆”地区 “改土归流”进程考论》，《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然而，这一区域民族构成复杂、地理险要，“改土归流”之后清王朝如何治理这一区域并完成区域社会的转型成为首要问题。面对这一问题，清王朝在湘西苗疆地区广泛设置营汛并完善屯防体系(4)为了整饬好苗疆绿营营汛，清朝将随军老弱以及招募到苗疆屯田的汉族人口等进行军事化编制，形成了与营汛相配合的“屯防(汉)”体系，参见陆韧、凌永忠：《元明清西南边疆特殊政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以控制地方。但是，湘西苗疆与其他区域存在明显的历史、民族、环境等差异，致使该营汛体系未能一贯始终，其间经历了曲折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湘西苗疆塘汛设置的“时势性”与“特殊性”等特点。(5)如秦树才研究云南汛塘制度时，提出了云南汛地具有固定化的特征，而湘西苗疆汛地特征似乎与此相悖。参见秦树才：《绿营兵与清代的西南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苗疆”军事研究自“苗疆”专门研究发端以来一直是研究重点之一，成果丰富。其中对“苗疆”屯政体系与边墙的研究尤为突出，例如：伍新福、潘洪刚等自20世纪80年代始便十分关注“苗疆”屯政问题(6)参见伍新福：《清代湘西苗族地区“屯政”纪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伍新福：《试论清代“屯政”对湘西苗族社会发展的影响》，《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伍新福：《清代湘黔边“苗防”考略》，《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潘洪钢：《清黔湘苗区屯政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潘洪钢：《清代乾隆朝贵州苗区的屯政》，《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4期；潘洪钢：《清代湘西苗族地区屯田的兴起及性质》，《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等。；90年代，石邦彦对湘西“苗疆”之“边墙”“‘三防’统治”“军事建筑设施”“屯田制度”等军事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7)石邦彦：《清朝对湘西苗区的“三防”统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石邦彦：《明清时期湘西苗族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21世纪以来，伴随“苗疆”研究队伍的壮大与研究视野的开拓，“苗疆”军事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如谭必友利用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理论重新审视湘西“苗疆”屯政、边墙等军事活动和建置与近代“苗疆”民族社区形成之间的关系(8)谭必友：《19世纪湘西“苗疆”屯政与乡村社区新阶层的兴起》，《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谭必友：《苗疆边墙与清代湘西民族事务的深层对话》，《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谭必友：《清代湘西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陆韧、凌永忠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对“‘苗疆’十厅的军事驻防与屯政”进行专门的研究，并以湘西三厅绿营兵驻防情况为例，论证“苗疆”军事控制屯垦对苗疆治理及行政管理的重要性(9)陆韧、凌永忠：《元明清西南边疆特殊政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李良品、谭清宣从清代苗疆屯防问题研究历程及其运用文献、研究内容、存在不足和建议等几个方面，对1980—2009年清代苗疆屯防研究进展做了细致的总结(10)李良品、谭清宣：《近三十年清代苗疆“屯防”研究综述》，《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黄伟则梳理了1996—2016年间苗疆边墙研究的相关成果，认为苗疆边墙研究主要集中在边墙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旅游三大方面，又以政治军事方面研究最为集中。(11)黄伟：《近二十年明清苗疆边墙研究综述》，《人口·社会·法制研究》2016年第C1期。

显然，已有研究虽对“苗疆”军事问题关注较多，但对军事地理问题的专门研究较少(12)参见邹立波：《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作用与影响》，《西藏研究》2009年第3期；孙明理：《清代巴渝地区的塘汛制度初探：以北碚水土渡口塘汛石碑为例》，《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等。秦树才、陈平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参见秦树才、陈平：《绿营兵研究述评》，《学术探索》2010年第1期；秦树才、陈平：《绿营兵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1期)，一方面肯定了学术界在绿营兵整体、分布区域以及军费和俸饷、名粮、马政、汛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提出汛塘制度等仍为研究的薄弱专题。，更缺乏对“苗疆”地区不同时期营汛体系的系统梳理与研究。(13)目前湘西苗疆军事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隆名骥：《湘西苗疆防御体系研究》，《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Z2期；周妮：《从现代地名看苗疆地区军事活动——兼论苗疆地区土司军事建制及防御系统》，《贵州文史丛刊》2016年第2期；郗玉松：《改土归流后绿营兵的布设与职能研究——以湖广土家族地区为例》，《清史论丛》2018年第1期；郗玉松：《改土归流与湖广土家族地区的国家认同研究》，《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等。而20世纪80—90年代“苗疆”军事研究多为基础性研究，为后来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只是受当时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等多方面限制，缺乏丰富的、兼具多学科视野的研究成果。21世纪以来，伴随学科发展，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研究并取得了新的进展，丰富了“苗疆”军事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启发了笔者在这一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在总结前辈学者及个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全面梳理湘西苗疆有关历史文献，考证与统计其范围内清代不同时期营汛设置的具体情况，分析和反映营汛体系在这一区域的调整与变化，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湘西苗疆区域社会转型的曲折进程。

一、康雍乾时期湘西苗疆营汛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一) 康雍时期湘西苗疆营汛体系的初建

康雍时期既是湘西苗疆“改土归流”开始、进行和初步完成时期，也是营汛初建，未形成完整体系的时期。筸子坪长官司(治今凤凰县竿子坪镇)与五寨长官司(治今凤凰县沱江镇)是区域内最早“改土归流”之地，清代营汛体系在湘西苗疆之建置亦由此最早开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王朝平定“红苗”之后，为维持地方稳定，按其形势，建置了东、西、南、北四汛。(14)〔清〕 严如熤撰，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苗防备览》卷二《村寨考上》，《严如熤集(二)》，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803页。东汛驻扎老寅寨，位于今凤凰县吉信镇岩口村东南境；西汛驻扎木里，位于今千工坪镇木里村；北汛驻扎地良坡，位于今凤凰县竿子坪镇从良坡；南汛驻扎残成，今地不详。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俞益谟上言：湖南红苗所在“地方辽僻，苗路如梳，设塘卡而不由塘卡出入，设游巡而游巡过后始发。自王会营(今凤凰县黄合乡黄合村(15)本文所涉及古今地名的对照，为笔者根据各地方志、《苗防备览》及《苗疆屯防实录》(岳麓书社2012年版)等文献记载，与20世纪90年代各市县所编地名志(录)、《中国分省系列地图册·湖南》(中国地图出版社2019年版)、Google Earth软件等结合考证之结果。)至镇溪所(今吉首市)，绵亘三百余里，岂能比肩接袂，寸寸为防。况有附近奸民为苗耳目，某塘兵多兵少，何时巡来巡去，皆一一得其要领，夫前此抚苗而苗愈肆，今责防苗而卒难防”(16)《湖广提督俞益谟奏陈所属苗民情况及抚剿之法折》，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913—927页。。显然，此处所言红苗聚居地即文献所言“六里苗地”，属筸子坪长官司管辖，其地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输诚纳粮”，设百户、寨长进行管理，若以编户纳粮为改土归流之标志，则其时便已“改土归流”。面对筸子坪长官司所辖各寨“输诚纳粮”，如何真正有效控制和管理其民成为棘手问题。从俞益谟奏折来看，康熙四十七年以前，湖南红苗聚居地域内已设置塘卡，但苗地自然环境复杂，若要以塘卡、游巡防苗，则必寸寸周密，但地域辽阔，难以实现，又有“耳目”在其中，塘卡之具体设置多被透露，以致并未达到“防苗”之效。这反映了营汛体系初建，不甚完善，并未取得预期之效果。

笔者认为，康熙时期湘西苗疆营汛体系初建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与这一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及民族构成密切相关。首先，就自然地理环境而言，湘西苗疆地处武陵山腹地，山岭丛集，多高山阻隔，如乾州(今吉首市)“山高而峻”(17)光绪《乾州厅志》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4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境内之鬼者、下高岩、纱帽坡、竹寨山、丑坨山、上百户山、彪金山、云雾山、天马山、冲天山、武山、丛桂山、天门山、崇山、惊栗坡等皆为极高之山(18)光绪《乾州厅志》卷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46册，第50—54页。；其次，这一区域民族构成以土、苗等少数民族为主，被认为是“夷僚杂居”(19)〔宋〕 祝穆撰，〔宋〕 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三〇，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45页。之地。如永顺县雍正五年(1727年)呈请改土归流时，境内基本皆为土民(20)《湖广总督迈柱奏报桑植、保靖两土司自愿改流折》，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8页。，至乾隆时期，其境土、苗数量仍占总人口数74%(21)根据乾隆《永顺县志》卷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69册，第123页)所记载的乾隆七年(1742年)人口数据计算所得：“土籍一万一千五百八户，大男妇三万六千三百五十六名口，小男女一万八千七百一十八名口；客籍五千四百四十六户，大男妇一万四千六百六十一名口，小男女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七名口；苗籍二千七百三十九户，大男妇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二名口，小男女一万零五百四十九名口，三项共计一万九千六百九十三户，大男妇六万二千六百三十九名口，小男女四万一千四十四名口，共大小男妇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名口。”；保靖县雍正九年(1731年)前境内之民仅有土、苗二种(22)雍正《保靖县志》卷二(《故宫博物院藏稀见方志丛刊》第93册，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页)载：“民有二，曰土，曰苗，四境杂处，风俗不一。”，至同治时期，境内土、苗仍占总人口90%(23)同治《永顺府志》卷四(《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68册，第100页)载：“苗土客民编户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七，口五万二千四百三十五。内土户七千九百五十二，口三万四千四百九十七；苗户三千二百二十七，口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六；客户一千四百一十八，口五千五百五十二。”；凤凰厅、乾州厅、永绥厅设置之初，境内基本为红苗，改土归流后虽有大量客民的迁入，但仍以苗民为主要人口，苗民数量分别占各厅总人口数约40%(24)道光《凤凰厅志》卷四(《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72册，第200、72页)载：“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厅属红、黑、花苗三百一十四寨，计六千五百八十五户，男妇三万一千二百二十一口。”嘉庆二年(1797年)平苗后其境内共有：“五百二十九寨，一万三千二百四十三户，男三万二百零一名，女一万九千四百零四口，共男女四万九千六百零五名口。” “康熙四十六年至乾隆二十一年，实在民户计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九，口五万一千三百八十三”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民户万四千九百四十二，口七万四千六百六十九”。、43%(25)乾隆《乾州志》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载：“苗户原一千五百六十有二，男妇计口六千一百九十有三。除分拨永绥、凤凰二厅并迁移、故绝外，实存苗户一千九十户，男妇计口四千一百一十有六。”时有“民粮户共三百四十有四……烟户共二千五百五十有七”；光绪《乾州厅志》卷三，第75、207页记载：“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设厅，原编民户二千五百五十七，苗户一千九百，男妇四千一百一十六。”“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厅志》原编民户五千一百一十，口二万四千五百五十四；苗户二千五百九十四，男妇一万四千一百有六。”另卷七“苗户”记载嘉庆二年平苗后各寨苗户，据同治八年(1869年)册报有“一百三十寨，三千三百四十户，男妇七千六十一口”。、68%(26)宣统《永绥厅志》卷一五(《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73册，第243—244页)载：“雍正十一年(1731年)编查，苗户共五千二百二十八户，男妇二万三千六百三十六口。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查，增苗户一千零二十八户，增男妇五千一百名口，新增民村一百零九村，新增内地徙入民户一千九百一十四户，新增男妇八千七百二十一名口。”又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查沿边一带、上五里、下五里、上六里、下六里、上七里、下七里、上八里、下八里、上九里、下九里、上十里、下十里“民、客、土户共四千三百五十八户，男妇共二万四千四百八十九名口；以上苗户共一万二千一百零三户，男妇共五万零九百五十四名口”。。

而苗疆地区风俗更有其独特性，文献记载：“大抵蛮瑶种类，仡佬不一，挟山阻谷，依林积木，以为之居，人迹罕至，椎髻跣足，登走岩险，如履平地，言语侏离，衣服斒斓。畏鬼神，喜淫祀，刻木为契，不能君长。持弓挟矢，匿草射人，复仇报怨，视死如归。”(27)〔宋〕 祝穆撰，〔宋〕 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三〇，第545—546页。十分形象而具体地反映了民族聚居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湘西苗疆，少数民族正是利用了高山遍布的“天然优势”与中央王朝进行抗衡与反叛活动，使这一地区成为清王朝地方治理中的一个十分棘手之区域。相关历史记载很多，不胜枚举。如天星寨“在万山之中，悬崖壁立，自下至上，高数百丈，止有一路可上，中有悬崖五处，素为诸苗集粮负固之所，屡遣顺苗招谕，抗不受抚”(28)〔清〕 郭琇：《奏请改沅州镇移驻镇筸疏(康熙三十九年)》，〔清〕 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卷一〇，《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45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即以其所在山高，成为苗民居住并“负固”“出掠”的根据地与中央王朝抗衡。所谓“湖南辰州西南一带苗地，乃楚、黔、蜀万山之交……苗类不一，各倚箐峒为寨，约数百处，而内巢生苗地更险峻，性更悍顽，自古不通声教”(29)〔清〕 郭琇：《奏请改沅州镇移驻镇筸疏(康熙三十九年)》，〔清〕 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卷一〇，《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45册，第268页。；“宋、元以来屡动王师，时服时叛……非独禀质异人也，亦地之形式使然欤？”(30)〔清〕 王履阶：《改土归流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8帙，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版，第154页。即此。

然而，自然地理的阻隔与本地少数民族的抗衡，并没有影响清王朝湘西苗疆军事体系建置的进一步深入与发展。雍正四年(1726年)，湖广镇筸副将董象台上奏称：“(镇)标四营内将大小塘汛布兵多寡，虽定制昭然，然于地方之缓急，游巡之冲险计之，自应随时制宜损益，咸当庶资巡防而有裨益。”其“亲历巡查，尚有未协之处，如中营之硬寨(今凤凰县都里乡硬寨村)一汛，孤悬苗薮，实扼野牛塘(今址无考，疑在硬寨村附近)等寨顽苗之咽喉，但离前营之新寨(今凤凰县腊尔山镇新寨村)窎远，须应添汛以资声援”。因此，董象台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营汛设置与更改的建议。

首先，关于中营营汛设置，他提出：

相度地势，于硬寨迆东之芭蕉冲(今凤凰县都里乡芭蕉冲村)地方应设一大汛，无如此地水泉甚少，于冬月仅可供五六人之食，今于此地酌拨管队一名，带兵五名防守，接应硬寨。又于芭蕉冲下三里许之下硬寨添设一汛，拨队目一名，率兵十四名防守，上可与芭蕉冲、上硬寨犄角，下可与新寨声援。

又查古桑营(今凤凰县都里乡古桑营村)处于山凹之中，应移出半里许虾蟆井高阜处，外可以接连上硬寨，内可与龙鄂营(今凤凰县阿拉营镇东境)、新寨相表里。又永安哨(今凤凰县廖家桥乡西境)、木林硚(今凤凰县沱江镇木林桥村)两处村寨民烟稠密，各应安兵伍名，稽查匪类以杜苗民串诱之弊。添设既周，庶星罗棋布，而会哨传旗，首尾得以相应矣。

其次，关于左营的营汛设置，他认为：

左营之平郎营(今吉首市社塘坡乡劳动村西境)相度地势更属险要，当日设立之始，应建于河之南，不应设于河之北，中隔大溪，每于山水陡发即难飞渡，但营垒创制已久，未便更张，臣水发之际，亲临看视，实难会哨，今于此汛捐俸设造渡船一只，庶传旗往来，不致阻滞。再于平郎营之东坡边苗长上下寨(疑此为劳神上下寨，即今劳动村)之总路添一小汛安队目一名，带兵十名，可以稽察、盘查，且为平郎营之声援。再湾溪(今吉首市湾溪社区)地方，上接木林坪(今吉首市木林坪社区)，下接二炮台(今属吉首市龙凤社区)，外达拿拿坳(疑位于今吉首市棒棒坳社区)，为苗民出入之中路，应添一小汛，安兵五名，稽查奸宄。以上各添设汛兵均于本营酌量抽调。(31)以上连续引文均引自《湖广镇筸副将董象台奏陈添设汛兵事宜折》，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19—20页。

显然，董象台在营汛方位设置上考虑极尽周详。首先，他认为塘汛虽有大小、布兵多寡之分，但苗疆之地方缓急不同，如康熙四十七年俞益谟曾言“苗路如梳，设塘卡而不由塘卡入，设游巡而游巡过后始发”，既不能寸寸设防，但应随时制宜，即随时调整以资巡防；其次，在添设营汛方面，亲自巡视，根据地理位置、地势、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较为全面之布局，相应在硬寨、芭蕉冲、下硬寨三地设汛，形成互为犄角之势；又对境内古桑营的位置作出调整，在永安哨、木林硚设兵稽查；同时对平郎营周边进行调整，在上下寨之总路、湾溪地方设汛。

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湖广总督迈柱上奏治理苗疆宜“循雕剿之法”，提到“镇筸凶苗倚恃险阻，山野之性难驯，故时入内地，肆行窃劫，或捉人掘骸，勒银取赎，向为邻近州县居民之害”，因此，“特设重镇，多布汛防”(32)《湖广总督迈柱奏陈治理苗疆宜循雕剿之法折》，雍正六年四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2册，第241页。。当年十二月，迈柱又上奏密陈改土归流事，言称“永顺、保靖、桑植三土司(辖地涉及今龙山县、永顺县、保靖县、桑植县、古丈县、花垣县)新经改土归流……其建设营制，缘地方广阔，必声息联络相通，分布管辖，乃资弹压”(33)《湖广总督迈柱奏密陈永顺、保靖、桑植三处改土归流善后事折》，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107页。。一方面说明汛防之于治理苗疆与保护邻近州县居民之用途，强调设置汛防之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对于新改土归流区域而言，设置防汛，建设营制，是管控的主要方式。

因此，无论筸子坪、五寨，还是永顺、保靖、桑植等土司所辖区域的营汛建设，一方面受地方自然地理环境限制，另一方面又受苗疆治理经营之急于求成的影响，在改土归流之初多处于探索设置阶段，需要中央与地方官员的共同商讨下逐步建立与调整。基于此，至晚在雍正八年(1730年)时已在这些区域之重要关隘设兵驻防，如湘西苗疆“三厅”置有池河营(今凤凰县腊尔山镇的贺村)、岩口(今凤凰县竿子坪镇大岩板村附近)、地良坡(今凤凰县竿子坪镇从良坡)、栗林(今凤凰县两林乡)、押宝寨(即鸭保寨，今凤凰县禾库镇)、阳孟寨(今吉首市矮寨镇阳孟村)、王会营、镇溪所(今吉首市镇溪街道)、吉多营(今花垣县吉卫镇)、望高岭(今花垣县补抽乡大坳村)、排彼寨(今花垣县双龙镇排碧村)、排补寨(今花垣县排碧村西境)、岩落寨(今花垣县双龙镇岩锣村)、隆团寨(今花垣县龙潭镇)、米糯寨(今花垣县民乐镇西境)、补抽寨(今花垣县补抽乡补抽村)、葫芦寨(今花垣县补抽乡西葫芦寨村)、夯尚寨(今花垣县补抽乡夯尚村)、鸭保寨(今花垣县石栏镇保楼)、尖岩(今址不详)、长潭寨(今花垣县长乐乡长潭村)、谷坡寨(今花垣县长乐乡谷坡村)、鸭由寨(即鸦酉寨，今花垣县雅酉镇)、排料寨(今花垣县双龙镇排料村)、老王寨(今花垣县花垣镇老王寨村)、花园寨(今花垣县花垣镇)等关隘。(34)雍正《湖广通志》卷一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6—451页。比较雍正《湖广通志》所载其他州县之关隘，可明显发现这一区域关隘设置与其他区域不同：一方面关隘数量多，远超其他州县；另一方面兵力部署多，也非比寻常，其中以凤凰营、池河营、镇溪所、吉多营、花园寨驻防兵力最多。很明显，这一时期，对于其境关隘之防守已较为成熟。

在营汛体系建设方面，镇筸镇(驻扎于今凤凰县)统领标下设中、左、右、前四营，驻扎五寨司苗边等处，并黔阳(治今湖南省洪江市)、麻阳二县城汛；又有沅州协(治今芷江侗族自治县)，其兵驻扎沅州城并分防各驿路与水旱塘汛；九溪协(治今慈利县)、永顺协(治今永顺县)皆以雍正七年(1729年)改土归流之事拔兵分防新置的桑植县、保靖县各塘要隘或要隘塘汛；并于常德水师营内抽拔提标兵等改隶驻扎于吉多坪(今花垣县吉卫镇)，安设各要隘险汛。(35)雍正《湖广通志》卷二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2册，第18—22页。从此处看，镇筸镇内未言塘汛，仅吉多坪地有言安设各要隘险汛，和雍正七年新设之永顺县、桑植县、保靖县、龙山县相比，湘西苗疆“三厅”在塘汛体系建置上更缓。所言吉多坪“安设各要隘险汛”应即指在其关隘设汛，按此，则这一区域关隘派兵防守之性质，与汛塘实为一致，可以认为湘西关隘之防守设置即为其汛塘体系设置之基础。

因而这一时期为湘西苗疆营汛建设并未形成明显体系之初建与萌芽时期。汛兵的设置亦存在弹性，并未固定。如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雍正皇帝谕内阁将镇筸镇新添设之400名兵丁，按形势缓急，调拨给幅员更为广阔、形势更为紧要，但兵丁数量却比镇竿少一倍的永绥营；同时，提出永顺、保靖之营汛与镇竿之营汛体系互为犄角。(36)《清世宗实录》卷一一六“雍正十年三月”条，《清实录》第8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43页。但经过前期的建设与调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时已初步显现出“苗疆一带地方塘汛联密、星罗棋布，皆有重兵屯扎”(37)《署湖南巡抚钟保奏请恩加辰永靖道兵备之衔以便巡查苗境折》，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7册，第145页。之局面，说明经过改土归流后几年的建设，地方营汛体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二) 乾隆时期营汛体系的完善

乾隆时期，营汛体系建设在康雍时期基础上发展得更为全面，各地方志对其记载也更为详细。笔者梳理文献，分类统计乾隆时期湘西苗疆凤凰、永绥、乾州三厅及永顺、保靖二县塘汛设置状况，同“康雍时期”这一区域塘汛之设置状况作一比较。(38)本部分内容均为笔者系统梳理与分析乾隆《凤凰厅志》卷一六(《故宫珍本丛刊》第164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乾隆《乾州志》(《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乾隆《辰州府志》(岳麓书社2010年版)、乾隆《湖南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省志辑》，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乾隆《永顺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69册)等地方志中所记载营汛内容之结果。

第一，就塘汛设置数量而言，远远超过“康雍时期”所置塘汛总量，且塘汛首次作为基层军事系统明确记载于地方志书之中。凤凰、永绥、乾州三厅所置塘汛，从康雍时期之历史文献记载看，多属于议论添设，并未形成相对稳定或固定之系统。至雍正八年时，以其境内“关隘”为中心的“塘汛”体系基本形成，在重要关隘设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带兵防守，但仅有27处，且大多位于凤凰、永绥二厅境内。而经雍正后期及乾隆初期对这一区域之经营，至晚在乾隆中期便形成了较为稳定与完善的塘汛体系，在总量上远超前一时期，如凤凰厅境内有大小塘汛75处，永绥厅有50处，乾州厅有40处，合计共165处。

第二，在具体设置方面，延续康雍时期之设置，以三厅各要隘为中心，以康雍时期各地方官员所提出之具体建议及已设“关隘”(塘汛)为基础，深入苗寨。如从乾隆时期凤凰、乾州、永绥三厅所置塘汛看，雍正四年所呈《湖广镇筸副将董象台奏陈添设汛兵事宜折》中议设之芭蕉冲、下硬寨、东坡边苗上下寨地方、湾溪地方四汛，芭蕉冲疑因其地“水泉甚少”，后并未设置；下硬寨于乾隆时设汛，并安汛兵10名，守兵较之硬寨为多；东坡边苗上下寨地方亦未见设置；湾溪地方依其所言，置小汛，并安兵五名。(39)乾隆《凤凰厅志》卷一六，《故宫珍本丛刊》第164册，第94页。

清王朝又根据具体形式对原有兵数等进行调整，如池河营在雍正时期曾为最关紧要之地，曾设游击1员、把总1员，并带兵200名驻防(40)雍正《湖广通志》卷一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1册，第446—447页。，至乾隆时期则仅设汛兵5名(41)乾隆《凤凰厅志》卷一六，《故宫珍本丛刊》第164册，第94页。。池河营为明永乐五年(1407年)招抚“叛苗”后为控制“苗蛮”而置(42)参见道光《凤凰厅志》卷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72册，第57页。，因而在“改土归流”初期设重兵驻守。刘应中言：“凤凰营管辖池河、烂泥塘等二十五寨沿墙一带顺苗，原系哨弁吴国贤、吴正阙、雷流海等相传抚慰，听镇筸协管辖，效顺有年，不另议。”以致乾隆时期仅设汛兵5名。又地良坡雍正时派兵100名驻防，乾隆时则减为41名。考其地昔为“征苗粮运必由(之路)”(43)〔清〕 刘应中：《康熙二十四年平苗记》，〔清〕 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卷三，《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43册，第470页。，且地势险要，递运艰难，又与“生苗”近，因此留兵较多，至乾隆时期，于其附近地设上麻冲(今凤凰县竿子坪镇麻冲村)腰站(44)道光《凤凰厅志》卷一一，《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72册，第190页。等塘汛，皆置兵防守，因而驻防兵数减少。其他如补抽汛、米糯汛、隆团汛、尖岩汛、长潭汛等所置兵数均裁减较多，夯尚汛、葫芦坪汛则稍有增加，其余塘汛兵数基本未变。

第三，永顺县与保靖县塘汛体系的快速建立。雍正八年(1730年)左右，新设桑植、保靖等县各要隘塘汛，说明自“改土归流”完成后，清王朝即开始着手建设其境塘汛体系，以控御其地，至雍正十年时，所置营汛已与镇竿形成掎角之势，雍正十二年则已“塘汛联密，星罗棋布”。据乾隆《湖南通志》《辰州府志》《永顺县志》等记载，至乾隆时期，永顺县境内共置塘汛53处，保靖县42处。与三厅塘汛设置过程相比，两县塘汛体系的建立快于三厅，其原因应与清王朝较早在永顺、保靖二土司内设置同知等流官参与“管理”有关，而最为主要之因素是自然地理环境及“土、苗向化”程度的不同。

总之，相对于“康雍时期”塘汛体系建设而言，乾隆时期湘西苗疆之塘汛体系已相当庞大与成熟，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格局，直至乾嘉苗民起义爆发。

二、乾嘉苗民起义后的营汛体系调整与变化

乾嘉苗民起义，即乾嘉时期(1795—1806年)爆发于今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苗疆”之苗民大起义，据吴荣臻研究，参加这一起义之人数多达二十万，涉及当时湖南省之凤凰、永绥、乾州、麻阳、泸溪、辰溪、沅陵、保靖、永顺，贵州省松桃、铜仁、印江和四川省酉阳(今属重庆市)等府厅州县之大片苗地，折损清王朝兵力甚多，消耗战费达七百多万两白银。(45)吴荣臻：《〈乾嘉苗民起义史稿〉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另有吴荣臻：《关于乾嘉苗民起义的几个问题》，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民委、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民委、湖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苗族史文集——纪念乾嘉起义一百九十周年》，湖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吴荣臻主编：《苗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等对此皆有叙及。给湘西苗疆与清王朝都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起义结束后，如何避免苗民起义的再次发生，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和控制这一地域成为清王朝又一重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地方官员根据地方情形提出了多种善后方法，而军事体系的调整与完善成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严如熤言：“苗疆设立各汛，讲于稽防者，亦密矣。而布在苗巢之中，其所为某营某汛者，不过数人、数十人，徒形单弱，无益防维。此次勘定之后，审度时势，议为添兵并汛……增兵必添营房。边徼新定，百废具兴，擘画尤有非易者。”(46)〔清〕 严如熤撰，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苗防备览》卷一一《营汛考》，《严如熤集(二)》，第602页。道出营汛设置之重要性，而经历动乱之后，如何“审度时势”添设营汛至关重要。

嘉庆元年(1796年)，和琳上奏言“苗疆营汛应分别归并，以联声势”，提出应于凤凰、永绥、乾州三厅“择其要隘处所，酌添兵丁及文武大员以资弹压”，而以分驻苗疆塘汛之额兵不能管理或弹压苗民，建议将“苗境内所有零星塘汛，全行撤出”(47)〔清〕 鄂辉：《平苗纪略》卷三〇，《清代方略全书》第4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644页。。

嘉庆二年(1797年)，毕沅、姜晟、鄂辉等亦建议“将孤悬苗疆零星塘汛撤回”(48)〔清〕 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43册，第92—93页。；并上奏言“凤凰、永绥、乾州等处兵力较单”，请“于事定后择其要隘处所，酌添兵丁及文武大员以资弹压”等(49)〔清〕 鄂辉：《平苗纪略》卷四一，《清代方略全书》第47册，第578—579页。。基于上述建议，清王朝一方面“审时度势”，根据具体形势变化在原设塘汛基础上设营添兵或设新营拔兵驻守；另一方面则按和琳所奏，将苗境内散漫零星之塘汛全行撤出。与乾隆时期所置塘汛相比，在数量与具体设置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50)〔清〕 严如熤撰，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苗防备览》卷一一《营汛考》，《严如熤集(二)》，第602—615页。

统计各厅县所置营(塘)汛，这一时期凤凰厅共设营汛43处，永绥厅20处，乾州厅18处，保靖县23处，永顺县16处，在总体数量上，较之乾隆时期大为缩减，但又不仅仅是单一裁减，而是有增有减。

第一，凤凰厅(治今凤凰县)境内添设了观景山、冷风坳、大坡脑、坨田二坳、清坪湾、擂草坡六营卡(均位于今凤凰县沱江镇)为镇筸城外保障；新设落潮井(今落潮井镇(51)此部分所言凤凰厅各塘汛均位于今凤凰县境内，因而笔者标注今名时为避免县级政区名称的重复，在镇级行政区划名称前省略凤凰县三字，特此说明。)、鸦拉营(今阿拉营镇)、宜都营(今阿拉营镇宜都村)、苜蓿冲(今廖家桥镇苜蓿冲)、太平溪(今址不详)、九曲湾(今址不详)、靖江(疆)营(今吉信镇大桥村靖疆营)、清溪哨(今沱江镇青瓦村)、黄土坳(今沱江镇黄土坳)、四方井(今沱江镇四方井)、黄岩江(今木江坪镇西南境)、乐豪(今廖家桥镇西境)、泉盛营(今廖家桥镇永兴坪村)、菖蒲塘(今廖家桥镇菖蒲塘村)等汛。

而雍正、乾隆时期所置凉水井、苟若塘、黑土寨、威远营、麻冲汛、三岔隘、亭子关、龙鄂营、庆宁营、教场坪、隘口、仡佬寨、池河营、新寨、米坨、鸭保寨汛、地良坡、老婆潭、武定营、赤兰坪、庙坳、隆朋、旦喇、暴木营、上麻冲、火麻营、重郎坡、龙凤营、杀苗坪、瑞安营、木林坪、司门前、骆驼冲、盛华、火略坪、天星寨、龙蛟洞、太平关、火烧滩、下硬寨、孤塘、木里、打郎、万溶江、花狗田等，位于今凤凰县廖家桥镇都里村、竿子坪镇三拱桥村、麻冲乡、山江镇、千工坪镇、腊尔山镇、两林乡、禾库镇境内的塘汛，均因地处苗境深处，皆为和琳所奏“散漫零星”且“孤悬苗境”(52)〔清〕 佚名氏编，伍新福点校：《苗疆屯防实录》卷一三，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82—289页。，应概行撤出之塘汛，一律撤出。

第二，乾州厅(治今吉首市)根据形势新添设了桂岩坡、上庄园、田家园、标营坡(均位于今吉首市乾州古城附近(53)此部分所言乾州厅各塘汛基本位于今吉首市境内，因而笔者标注今名时为避免市县级政区名称的重复，在镇级行政区划名称前省略吉首市三字，有个别非吉首市所属地名则具体标注，特此说明。)、岩屋汛(今河溪镇中岩屋村)、张排寨汛(今河溪镇张排寨村)、鸦溪汛(今吉首市区雅溪社区)七汛。以龙图营、两岔溪、龙爪溪、岑头坡、大庄、新建营、着落村、把布寨、烂草坪、马泥村、然杓、然蜡脑、夯坨、仙镇营、马滚坡、镇宁营、木林隘、平郎营、老平郎、鬼者、杨孟寨、桃枝寨、大新寨、排楚汛、黄脑寨、高岩、一渡水、三岔坪、麦地溪、劳神寨等，位于今吉首市矮寨镇、己略乡、白岩乡、太平乡、排吼乡、丹青镇、排绸乡境内之31处塘汛“散漫零星，孤悬苗境”，概行撤出。

第三，永绥厅(治今花垣县)厅境新设城外西山梁营卡、北山梁营卡、滚牛坡营卡、吉多下寨汛、黄土坡汛(均位于今花垣县吉卫镇境内)、董马汛(今花垣县排吾乡董马村)、排楼寨(今花垣县花垣镇排楼村)、刚刚寨(今花垣镇西南境)、沙子坳(今花垣县石栏镇砂子坳村)等营汛。以“散漫零星，孤悬苗境”，撤出了位于今花垣县边城镇、民乐镇、补抽乡、双龙镇、长乐乡境内的假明汛、齐溪汛、后土坡汛、摆头冲汛、窝郎榜汛、排乍汛、李梅汛、米糯汛、着落汛、刚溪汛、洞乍汛、木树河汛、铅厂汛、潮水溪汛、著盘汛、高岩汛、高岭汛、排补美汛、排彼汛、排蜡弩汛、尖岩汛、夯都汛、广车塘、岩落汛、排料汛、长潭汛、谷坡汛、老铁坪汛、略把汛、擢马卡汛、鸦有(酉)汛、夯尚汛、盘打构汛、泛石岩汛、补抽汛、望高岭汛、水坳塘、翁岔塘等处塘汛。其中排补美汛、排彼汛、岩落汛、排料汛、补抽汛、夯尚汛、鸦有(酉)汛、米糯汛、老旺寨汛、尖岩汛、谷坡汛、长潭汛、高岭汛均为雍正时即置兵驻守，到乾隆时期除个别汛塘分防汛兵数量有变化外，大部分汛塘基本保持稳定的数量，至嘉庆时期全行撤出，反映了自雍正至乾隆、嘉庆三个不同时期对苗疆的控制与开发程度。

第四，保靖县境新设城东二月坡汛、城南丛桂坡汛、城西南龙头山汛、城西北烟霞山卡、狮子桥管卡、城东北鳌溪汛、集古汛、岩板桥汛、梯拉汛、城东三岔河汛(均位于今保靖县迁陵镇附近)等十处。又以“散漫零星，孤悬苗境”(54)〔清〕 佚名氏编，伍新福点校：《苗疆屯防实录》卷一三，第296页。撤出了塔普塘、夯不吾塘、中坝塘、卡大让塘、鼻子寨塘、两岔河塘、夯己汛、依堵堵塘、排大坊汛、夯略峡塘、空坪塘、夯沙汛、阿稞塘、格若汛(以上皆位于清时期由保靖南通往永绥、乾州二厅之道路两旁，即今迁陵镇以南、复兴镇以东、葫芦镇两岔村、涂乍村以西之长潭河乡水银村、水田河镇、吕洞山镇境内)等塘汛。

第五，永顺县(治今永顺县，包括后设古丈坪厅，即今之古丈县)，乾嘉苗民起义平息后，以古丈坪为保靖、永顺藩篱，地处扼要，原设之营汛不足防范，于其地设古丈坪营。新设黑潭坪汛、曹家坪汛、床机坡汛、岩坳汛、排沙汛、卖若塘、半坡塘、河蓬塘、蔡家庄塘，并于原设土蛮坡汛、旦武营汛、新寨塘、龙鼻嘴塘、山枣溪塘(以上新设及添设之诸塘均位于今古丈县中南部之古阳镇、默戎镇、岩头寨镇、坪坝镇境内)酌添官兵。从所添设官兵之总量而言，较之“三厅”与保靖都更少，反映永顺自乾隆后除古丈坪所属区域外，已多非苗疆控制之重要区域。

除根据新形势添设并撤出营汛外，清王朝还根据具体形势对原设营汛之军事价值与地理区位等重新评估与认识，并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如花园汛(今花垣县花垣镇)自雍正至乾隆时期均设汛兵100名驻守(为同时期塘汛汛兵数量最多之地，反映花园一地地理位置之重要)，至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丙戌，以花园为永绥“咽喉重地，甚属扼要”，在其地设总兵以资控制，改汛为镇，在花园镇驻扎副将1员、都司1员、千总1员、把总2员、外委2员、额外2名、兵500名；又如鸭保寨，雍正时设兵50名，乾隆时设兵44名，并无太大变化，至嘉庆时，则以“永绥城垣，窄小低洼，不能容驻多兵，且在苗寨腹内”(55)〔清〕 佚名氏编，伍新福点校：《苗疆屯防实录》卷一三，第292—293页。在其附近设卡驻兵，以资防守，在鸭保寨拨驻守备1员、把总1员、外委1员、额外1员、兵160名。这些都反映了湘西苗疆治理的阶段性变化与特征。

基于前文对三个不同时期湘西苗疆营汛的考证与梳理，可以明显看到湘西苗疆自康雍时期至乾隆、嘉庆时期营汛设置数量(表1)与分布空间(图1)发生过十分明显的变化，显示了清王朝湘西苗疆治理过程中存在的进入与退出的阶段性特征，也反映出湘西苗疆一体化进程的曲折性与阶段性。

表1 清代湘西苗疆营汛数量表 (单位：个)

然而，嘉庆时期塘汛设置不仅与乾隆时期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与调整，其在前后几年间亦多有调整与变动。如嘉庆二年永绥厅境新设城外西山梁、北山梁、滚牛坡、吉多下寨、黄土坡、董马、排楼、小排吾等营汛，到嘉庆七年(1802年)时，“苗地归苗，各路营汛全行裁撤，仅存该厅一城并隆团一线营汛，孤悬孑立，四面皆苗，不特无以示威，且一切日用薪蔬无不仰给，苗人往往居奇垄断，而官兵粮饷必须远赴花园支领，经由苗寨，领运维艰，(兼)之兵役难招，工作难兴，种种窒碍，实有难以存立之势”，又有“匪苗往往潜出滋扰”，因而对厅境营汛作了重新调整，将嘉庆二年所设西山梁、北山梁、滚牛坡、葫芦坪、竿子坳、吉多坪、黄土坡、小排吾、董马、鸭保一城十汛官兵全行撤回，又于“八排寨、茶洞、老石山、立树、小寨、曾门、路沙、老旺寨、岩坳、吉洞、坳口、峨碧、老鸦塘十三处安设一营十二汛”(56)《部覆移驻永绥厅协安营设汛各事宜(嘉庆七年正月准咨)》，〔清〕 但湘良：《湖南苗防屯考》卷二，《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43册，第389—390页。。

嘉庆以后，以道光《凤凰厅志》、同治《保靖县志》、宣统《永绥厅志》所载道光时期凤凰厅境塘汛设置、同治时期保靖县境所设塘汛及宣统时期永绥厅塘汛设置为例，比较各厅县自雍正以来塘汛之设立(57)此处所言二厅县塘汛设置表与宣统永绥厅塘汛表，因非直接相关，仅使用统计后之结果。，道光、同治时期所置塘汛较之嘉庆时期规模有所扩大，恢复了嘉庆时期所撤出“孤悬苗境”之塘汛。如道光时期，恢复了凤凰厅、嘉庆时期所撤出之鸭保寨、岩板井、全胜营、栗林、花狗田、木林坪等塘汛；同治时期，保靖县增设了万岩溪汛、牙科汛、水荫场汛、五里坡汛、梭西洞汛、禾坡汛、保安汛，均为苗隘。可见，嘉庆之后，道光、同治两朝对苗疆塘汛体系之建设与维护仍为其治理之主要方式，较之嘉庆初年对苗疆之控制有所恢复与深入，侧面也反映了民苗关系之相对缓和。至宣统时期，清王朝已然“千疮百孔”，无力顾及苗疆地方之管控与治理，时《厅志》所载关隘、险要之地，即自雍正以来所置塘汛之地，仅茶洞堡、擢马卡两地设兵驻守，其余皆撤。

图1 乾嘉苗民起义前后湘西苗疆营汛分布示意图资料来源：底图根据《中国分省系列地图册·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19年版，第176页)改绘。说明：(1) 图中所注营汛大体方位为本文考证结果，因涉及数量众多，图中不便一一标注名称与具体数量(其中永顺县、保靖县数量远多于图中所绘数量)，仅以符号代表大致分布区域。(2) 图中即图例中康雍乾时期营汛、嘉庆时期撤出营汛的合并，指嘉庆时期所撤出之康雍乾时期所置营汛。

三、结 语

在建置郡县等行政区划的同时，历代王朝均致力于建立地方治理的军事防控体系，这无疑是维护地方稳定、保持政治统一、保证行政效力的重要举措之一。从隋唐以前的关隘体系，到明清时代的卫所、巡检司的建设，再到屯卫、营汛系统，都是军事防控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与行政区划相辅相成，是中国地方政治史与政治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而这种军事防控体系在边远及民族地区尤其得到重视，其研究价值与意义不可低估。

就湘西苗疆而言，自康熙时期筸子坪、五寨长官司等“改土归流”开始，清王朝便开始于其地安塘设汛的历程，至雍正时期，永顺、保靖、桑植三大土司“改土归流”之后，则开启了湘西更为全面与系统的塘汛体系建设。这一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反映出苗疆地方社会转型的真实历程。

首先，营汛或塘汛的设置，与清朝在苗疆地区“改土归流”后郡县建置同步，实际上也是营建基层管控网络的过程。清王朝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如何加强苗疆地方的管控，成为其面临的重大任务，而营汛体系的建设，是清朝将原土司管辖各地纳入州县管理体制的重要保证，也是力求保证行政管理“一体化”的过程。

其次，就政治与军事地理而言，营汛位置选择的合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苗疆营汛管理能否成功的关键。整体而言，当时所设各营汛所处之地理位置，均属苗疆险要之地，或为民险、民要，或为苗险、苗要、苗隘等，为经理苗疆之重要据点。(58)〔清〕 严如熤撰，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苗防备览》卷四、卷五《险要考(上、下)》，《严如熤集(二)》，第467—490、500—506页。注：因条目内容数量众多，此处不一一列出。与此同时，其地又多建有汛堡、屯卡、碉楼、哨台等设施，犄角相连。(59)〔清〕 佚名氏编，伍新福点校：《苗疆屯防实录》卷一五，第334—371页。这些基层武装设施与营汛体系共同构建了较为严密的管控体系。

最后，清代营汛建设过程也有着显著的阶段化特征。雍正时期为初步建立并尝试深入苗疆阶段；乾隆时期则为全面建设并逐渐稳定阶段，这一时期塘汛设置数量最多，所涉地域也最广，在不少苗寨地方均置有塘汛稽查地方，在雍正时期地方开发之基础上，巩固其成果，深入苗疆，实现了对苗疆地方的全面控制。但是，至乾隆晚期，其所建立之基层军事组织因各种原因而废弛，各种矛盾交织，以致发生了持续时间长、涉及地域广、参与人数众多之苗疆社会的大动荡。在乾嘉时期的大动乱之后，苗疆地方社会情况发生极大变化，清王朝不得不重新调整塘汛体系以控制苗疆地方，即为了集中兵力以控御，使“民、苗为二以相安”(60)〔清〕 魏源：《湖南按察使赠巡抚傅鼐传》，〔清〕 贺长龄、〔清〕 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八八《兵政一九》，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87页。，撤出了乾隆时期置于“苗境”之大小塘汛130余处，既反映嘉庆时期清王朝有意改变单纯用军事力量控制苗疆地方的意愿，也体现清王朝整体实力的衰落。作为清王朝控制地方之基层军事体系——营汛体系的最后消亡，也标志着清王朝以军事力量控制苗疆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