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和要求领导干部学哲学、用哲学，学哲学、用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推动着党的事业的发展。

一、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30年5月，为反对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毛泽东写作《反对本本主义》，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莫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因此他强调“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1]

1936年12月，毛泽东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唯物辩证法系统阐释了中国革命战争中战略方面的诸多问题。他首先运用规律客观性和矛盾特殊性原理说明了该如何研究战争。规律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方法论要求要尊重规律、顺应规律、把握规律。“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2]]而矛盾具有特殊性，不同事物具有不同的矛盾，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矛盾也不相同，要求我们“因事、因时、因地”制宜。要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3]。毛泽东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指出“战争和战争的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4]，所以，不管是从时间的条件说，还是从战争的性质看，亦或是从地域的条件讲，规律都不能呆板的相互移用，要分别着眼并加以研究。接着，毛泽东运用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原理揭示了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整体由部分构成，关键部分对整体起决定作用。“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5]因而，关照全局很重要，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也是要把注意力放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同时“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中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6]熟悉敌我情况，找出规律，并把规律用到自己的行动中，“关键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7]，攻击点选在敌人最薄弱的某一翼，突击因而成功，就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指挥员还要把“侦查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8]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者战斗计划之前的整个认识过程，是一个将感性认识加工成理性认识的过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作战双方的政治、经济和自然条件，但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9]即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必须充分发挥意识的这种反作用，“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10]通过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即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得出我们的战略战术。第一、四两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三两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也就是战争势必是持久的、艰苦的。接着，毛泽东又谈了“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以及战略防御中的九个问题。可以看出，这部中国革命战争的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善于用哲学思想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例证。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运用主次矛盾辩证关系原理分析了当前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发展阶段，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中国长期以来处在两个剧烈的基本矛盾中，一是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但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11]，使中国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了次要的地位”[12]，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13]“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14]，因此，“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15]任何事物都是由诸多矛盾构成，其中主要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要善于抓主要矛盾，抓重点，毛泽东正是把握住了这一点，正确判断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正确实施了统战政策，确保了最终的胜利。

毛泽东不但自己学哲学、用哲学，他还要求共产党人都要学哲学用哲学。1937年，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他写到，“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16]另外，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的早期版本内含在这部著作中。

党内长期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在1931-1934年间使革命受到了极大地损失。毛泽东在1937年7月写作了《实践论》，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即知和行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去揭露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重点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年8月，毛泽东又写作了《矛盾论》，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六个方面系统阐释了对立统一规律。这两篇重要的哲学著作，是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更是一种正确的指导，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共产党人学习哲学的基础教材。

二、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

1937年9月7日，毛泽东写作《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深刻剖析了自由主义的危害、自由主义的来源，批评自由主义者是“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17]并指出“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18]，他号召“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19]此文对于纠正党内存在的思想不正之风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5月，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这部被誉为“处处充满辩证法、充满唯物主义”的著作给抗日战争指明了方向，鼓舞了士气。毛泽东驳斥了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认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20]他说，“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21]他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系统剖析敌我之间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基本特点，对比之后得出中国终将胜利的结论。他用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的眼光以及量变质变辩证关系原理科学分析了抗日战争即将经历的几个阶段。他强调人的认识应该符合客观，但同时需要全面发挥主观能动性，即发挥人的力量。“做事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的好”[22]“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紧紧决定于这些……要分胜负，还需加上主观的努力”[23]此外，他还运用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原理说明游击战的重要意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等。总之，《论持久战》是成功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到战争中的精彩案例，是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一个光辉典范。

1941年3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24]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了干部不善于用哲学指导实践的错误，他说，“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甚大”[25]1942年2月，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再次重申“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26]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全党形成了学哲学用哲学的风气。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回忆：“抗战八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整个延安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特别是学哲学、用哲学，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世界观、方法论问题的高潮，陈云同志常说，毛主席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就是培养了整个一代人，包括他们在内的一批老同志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准备了人才，那时，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认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中组部内组织业余学习小组，系统地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和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著作”[27]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写到：“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28]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提出“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29]明确要求领导干部学哲学，学马克思主义哲学。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对领导干部说：“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30]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谈了很多哲学的观点，并且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31]1963年5月，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第十个问题时加写了一段文字，号召“各级党委都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中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32]1964年9月25日，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写到：“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33]可以看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用哲学指导革命和建设活动。

四、改革开放以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基于当前中国的实际，作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开启了新征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学哲学、用哲学。

陈云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非常重视学哲学用哲学。1980年3月，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谈到：“陈云同志对修改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34]

江泽民同志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在全党系统深入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进行这三个基本教育，一定要贯穿党性教育，突出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党员”[35]1995年5月，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作了题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报告，江泽民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时代发展的潮流。这里，我要强调，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离开了科学的世界观，我们的决策、我们的事业就丧失了坚实的哲学基础”[36]1996年，在《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中，江泽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注意学习哲学，努力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37]1999年，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作了题为《论加强和改进学习》的报告，强调“我们学习理论，关键是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提高辩证思维能力，防止形而上学和片面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38]胡锦涛在提出科学发展观时强调，“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系，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39]

五、新时代

在党的奋斗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成为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深刻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聚焦新问题，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更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行动指南。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和发扬学哲学、用哲学的好传统。

在中央党校各类班次的开学典礼中，习近平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如，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40]再比如，2010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他要求领导干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41]

2013年12月3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习近平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42]2015年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又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习近平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字样，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43]

习近平从“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领导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看法，坚定崇高理想信念”“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等多个角度多次提倡领导干部学哲学、用哲学。并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掌握包括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在内的哲学思维方法。

总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利用原理系统地、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尊重客观事实，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并继续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