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

父亲像道无法愈合、让我又痒又疼的疤，我也像他身上那些血流肉烂的伤口，带给他无尽的辛酸。

一

父亲有病。我尽量离他远远的，远到像两个陌生人。在学校里，我总在填写父母联系方式时，故意把他的手机号写错，但三年级的一次家长会，父亲还是顶着灰白的头发来了。同桌偷偷问我他是不是我爷爷。我羞红了脸，点了点头，也在心里发誓，永远不向同学提起父亲。

父亲出生于1967年，初二辍学后，他便到沙塘里挖沙。早早卖力气，让他的个头仅有一米七。我七岁时，农村的房屋材料从混凝土改用楼板，父亲便买来拖拉机做拉楼板的生意。在闭塞的村庄，父亲每次跑车，对年幼的我来说，都像是水手的一次远航，满载而归。我有时候得到几颗螺丝钉，有时候是几段多余的钢筋，有一次父亲还在路上捡到了城里小孩丢掉的玩具车。

父亲那时年轻，胡子还带着青茬，常拿胡子扎我。我们一起坐在拖拉机上，居高临下望着乡村破落的街道。发动机发出巨大的嗡鸣，仿佛一架战车驶过村庄。

为了拉活儿，父亲买了一部二手的诺基亚。找人拉楼板的电话有时候半夜打过来，父亲的眼睛还未睁开，脚一迈出门，然后满脸倦意，一身泥灰地回来。

有时候跑远程，父亲舍不得住宾馆，就在车上搭两床被子。常备在车上的，还有最烈、最便宜的烟。父亲经常说起话来就剧烈咳嗽起来。在赶夜路时，城里不让过，父亲往往挑乡下小路绕。有次，我翻家里柜子时看到两把缠着胶带的刀，却从没听父亲提起过。

我八岁时，父亲身上开始出现鲜红的疙瘩，上面长着类似白色菌类的毛。他把白色药膏涂抹到全身各个地方。有时候他够不到后背，让我帮他，我便忍着刺鼻的药味，拿手指给他涂抹均匀。抹完一块块凹凸不平、丑陋的皮肤，我都要洗四遍手，感觉自己的背也痒起来了。

父亲得的是牛皮癣。像他被遗传一样，这病也有概率遗传给我。一次，我对柳絮过敏，身上起了红痘，表哥举起我的手大叫：“他也有牛皮癣了！”我朝表哥狠狠踹了一脚，心里对父亲充满了怨恨。

父亲成了我心底一道秘密的疤。每回家长会前夕，我都盼望着他能接到楼板厂厂长的电话，这样他就可以几天几夜开着拖拉机颠簸在外面。

二

父亲吃了没文化的苦，他总把长着厚茧的手，重重压在我瘦小的肩膀上说：“好好学习！”这让我不敢把考得不好的成绩单拿回家，就到学校旁边借小卖部的打火机，偷偷烧掉卷子。有次被父亲撞见，他马上拿出掉了皮的裤腰带抽我，一下又一下，嘴里骂着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罪行：上网、逃课、不学无术……我咬牙忍耐，数着数着，心里骂着：“打得好，再来，有种你再打一下。”

父亲丝毫不懂得怜悯，也看不见我碎在地上的眼泪，于是我偷偷闷在房间里诅咒他。一个雨夜，他湿漉漉地回来，说跟他一起卸楼板的人，由于车碰到高压线被电死了。那时看到他惊恐的表情，我心里居然幸灾乐祸：我的诅咒差一点灵验了！

后来上了初中，我在学校住宿，每两周回一趟家。中间不用回家的周末，我通宵泡在网吧里，心里暗想道：既然你这么骂我，我就按你骂的内容做。

一次正跟朋友“开黑”，我戴着耳机，嘴里吐着脏话，猝不及防被人揪了起来。父亲拎着两箱牛奶来看我，发现我不在学校，于是一路找网吧。他用力扯掉我的耳机，掐着脖子把我推出门外，狠狠地打。他拎起牛奶想砸我，却碰上了网吧的门，整块玻璃“哗啦”一声碎了。

网吧老板立马招呼了几个大汉冲出来，把我和父亲围住，叫他赔偿四千块。那时，父亲一个月顶多也就赚这些。以往脾气暴戾的父亲，气势一下子就软了，像个小孩般不住地弯腰道歉，滑稽又可怜，最后他把兜里所有花花绿绿的零钞掏出来才算了事。

父亲边鞠躬边捡回牛奶，走出网吧，蹲在大马路边抽烟。抽完，狠狠把烟头蹍灭，从嘴里挤出一句：“给老子两块钱坐公交！”

虽然我不断逃课、去网吧，但鬼使神差的是，我占了市区最差初中的一个指标考上了重点高中。高中离家几十里，周末我都可以待在宿舍。

当我越长大越自由，父亲好像一天比一天松弛了。每次回家，他依旧会拿药膏挤在那条由于刺痒而被抓得血肉模糊的烂腿上。夜里出车时，寒风常常从拖拉机头里灌进去，以致父亲早早患上了风湿。他咧着嘴僵硬地上药，像是给一辆破旧的老机器抹油。

远离了父亲，我如释重负，在同龄人中贪婪地生活。有次，我竟然沾了几个重点班学生的光，可以出国参加一项比赛，不过是自费。我跟父亲打电话说这事时，他下意识地觉得我在骗他。我原封不动地转述老师的话，又提到费用，三万六千八。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抖了抖，我们陷入长久的沉默。最后，父亲说钱的事情不用发愁，让我只管好好比赛。

不久后，我拿着钱，在美国玩了半个月，父亲向亲戚东借西借的款子像流水一样被我花光。跟同学扫荡商场时，我佯装愤恨地说：“忘了带个大点的行李箱，让我不能跟你们一样大买特买。”

而至于比赛，回来后我跟父亲说，比赛得了二等奖。其实这并非国际赛事，到了国外还是跟中国学生比，不过是换了个场地。其他同学早就去过别的国家，而我只当开阔眼界。

回国前，我用仅剩的钱在折扣店给父亲买了件外套，这多少弥补了我的负罪感。当父亲换上新装，从卧室趿拉着鞋走出来时，我觉得他一下子萎缩了，新衣服那么整洁，而他佝偻着背，像一颗干瘪的枣。父亲兴奋地要和我比比个子。我闪开了。

父亲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儿子出了国，这在村里绝无仅有。我的谎言和浪费的钱像刀一样剜在他身上，他却骄傲地把衣服掀开，暴露出这些伤口。

三

出过国后，我开始感到深深的不甘，不想一辈子耗在小村子里，于是选择了艺考。想上名校，这在当时看来是种捷径。

形体、播音、即兴评述……报各种培训班的账单，源源不断地砸向父亲。周围选择艺考的人从小就学过舞蹈、乐器、绘画等，于是我想速成一个乐器，花钱成了缓解焦虑的办法。

我买了非洲鼓，上着一个小时四百块钱的课，父亲开拖拉机跑几百公里才能抵回来。我花钱的去处，是父亲从未见过的世界。他起初非常惊讶，之后为了不给我增加烦恼，慢慢对我要钱没了反应，只是日日夜夜忍着风湿痛和瘙痒，在拖拉机上颠着、熬着。

没想到努力准备一年之后，我失败了。但我很不甘心。自私的我活在成名的梦里，而我要再来一年，就意味着要再花一遍钱。一个北京的大四学长联系到我，说我很有潜力，差的是针对性的引导，他愿意带我的小课。学长的话又燃起了我的希望，我兴奋地转达给父亲，他皱着眉头问多少钱，我估算了一下告诉他：“一天也就三百块吧。”父亲默默退回房间，说要考虑考虑。我继续跟那个学长沟通，谈到价钱，他说：“你是我的第一个学生，给你按最低的市场价算，一天两千。”后来，吃晚饭时，父亲慢悠悠地开口，说他同意了。我没吭声，他问怎么了，我摇了摇头，说：“不用了，想了想不太划算。”内心翻涌起一阵苦涩。

第二年艺考，一开始也不尽如人意。考到最后我干脆放弃了包装自己的所有准备。面对五个考官，我不慌不忙地脱掉冒牌的阿迪达斯羽绒服，跟他们讲起我的考学经历、我的家庭、我那开拖拉机的父亲。我恨他，诅咒过他。然而，我讲的时候却满怀愧疚和负罪，最终泣不成声。父亲像道无法愈合、让我又痒又疼的疤，我也像他身上那些血流肉烂的伤口，带给他无尽的辛酸。

走出考场时我在想，刚才短短的十几分钟，是父亲开了多少次的拖拉机换来的呢？

没想到最后我考上了，可之前两年已经花掉了七八万，耗尽了父亲几十年的血汗。开学前，父亲嫌高铁票贵，不愿送我。我劝道：“你不是没去过北京吗？”后来提出需要他帮我拿行李，父亲才同意同行。

我用手机给他在天安门前照了张全身相：晒得红黑的皮肤，穿了好多年的皮凉鞋，顶着一头灰白的头发，脸庞像是树的年輪，布满了皱纹。父亲更老了，我曾把他的生日记在备忘录里，但没有再看一眼。这时父亲乐呵呵地靠在栏杆上，身体有些僵硬，仿佛从来没有放松过。在我印象中，这是父亲第一次旅游。

他在北京待了不到两天便匆匆离去，继续他日复一日奔波的生活。我知道，它会让所有人知道自己有个考上名校的儿子。而我，则会向所有人隐瞒自己有个开拖拉机的父亲。

德林摘自“真实故事计划”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