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然

摘 要：当前社会中关于“玄武门之变”存在诸多争议，需要在掌握史料基础上对其进行正本清源。经由历史材料分析，“玄武门之变”是太宗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发动的，一场早有预谋的斗争的结论，高祖私许太宗为太子属无稽之谈，太子建成的才能虽未必胜过太宗，但本人亦是堪当大任，具有帝王之才。

关键词：玄武门之变;唐高祖;唐太宗;李建成

“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由秦王李世民在唐王朝的首都長安城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政变。“玄武门之变”一直是历史学、文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尤其是近年来在一些文学作品、影视剧作、通俗读物中更是热度不减，但是其中部分作品对“玄武门之变”的陈述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关于“玄武门之变”起因、对李世民的评价等，这些问题的误解，对于我们了解客观历史、汲取历史智慧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关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考证和思考，对于正本清源，深化唐史研究，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推进新时代文艺工作守正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被迫自卫还是早有预谋

武德九年六月，突厥进犯。太子建成向高祖建议派齐王李元吉率军北征，秦王府的几位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和秦叔宝等随军出征。这一建议得到了高祖李渊的批准。建成嫉妒太宗的军功和威望，一直在找机会谋害他。于是，建成打算利用在昆明池给太宗饯行的机会，埋伏甲士刺杀太宗。事情一成，就上奏说太宗在席间暴毙。太宗很快就从收买的太子下属处得到了消息，连夜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商量应对之法。众人都劝太宗先发制人，但他不忍骨肉相残，犹豫不决。直到幕僚们举了舜躲避父亲迫害的例子，太宗才终于被说服[1]。

在这一版本的史料中，“玄武门之变”成了太宗为求自保，无奈进行的反抗之举。太宗不仅不是弑兄杀弟不仁不义之徒，反而成了因为功高而备受兄弟迫害受害者，引人同情。然而，这种经过了刻意修改的史料，真的能反映历史真相吗？笔者认为不然。在唐朝建立和统一战争中，太宗一直担任主帅，手下谋臣武将众多。此外，以洛阳为中心的地方势力也在他的掌控之中。权势的增长必然带来野心的膨胀，太宗开始对皇位继承权蠢蠢欲动。从以下几点就可以看出，“玄武门之变”是太宗早有预谋的夺权行为。

一是网罗人才。唐朝初期，因为人才缺乏，秦王府很多文武官员被调往地方当官。这种情况让太宗觉得很不安。这时，他与谋士房玄龄的一番对话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房玄龄对太宗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2]，但“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2]。房玄龄一席话，正中李世民下怀，他大吃一惊，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2]于是急忙将已被任命为陕州府长史的杜如晦调回了秦王府。武德四年，太宗还开办了文学馆，招收天下英才。名义上是跟这些文人讨论儒学经义，事实上是以此为掩盖，储备人才，积蓄力量。洛阳平定之时，名士杜淹打算投靠太子建成。太宗得知此事，急忙把他招进了文学馆。此后，杜淹积极参与了太宗与建成夺权的斗争。太宗还收买了建成的近臣王日至，玄武门守将常何，敬君弘和吕世衡等人[3]。从这些就可以看出，太宗早有争夺天下的野心。

二是经营地方。武德四年之际，洛阳平定。太宗意识到地处中原的洛阳对联络山东、河北、河南势力十分有利，于是加紧了在洛阳地区的经营。温大雅曾记载说，太宗“镇洛阳以俟变”[4]。不仅如此，太宗还命张亮去洛阳暗中活动。史载：“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5]太宗若无一争天下的野心，何必如此苦心经营地方势力？

三是谋划政变。除了以上两方面，“玄武门之变”事件本身也是太宗精心策划的举动。首先，太宗派长孙无忌将已经被驱逐出秦王府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召回，谋划政变，制订了突然袭击的方针。政变实施前，尉迟敬德精心挑选了八百兵士，自信地说：“勇士八百人悉入宫控弘披甲矣。”[6]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正赶上常何值宿玄武门。太宗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率领长孙无忌等人提前埋伏在此。由于建成毫无防备，待到发觉时已措手不及，被太宗打马上前，一箭刺死。就这样，太宗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胜利。

二、私许太子还是早有怨言

在有关高祖三个儿子争斗的文献记载中，有不少高祖私下许诺立太宗为太子的记录。例如，六一七年五月，晋阳起兵之时，史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六一七年十一月，唐军攻克长安后，有“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7]武德四五年间，有“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8];六二二年十一月，也有“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7]的内容;还有贞观九年，太宗曾对臣下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9]然而，这些记载的可信度不高。废立太子关乎国家社稷，不是皇帝脱口而出一句话就能决定的。可是在初唐时期的诸多史料中，笔者既找不到高祖返回京城与元老重臣商议的记载，也没有召集群臣论辩的记录，明显不符合常理。

更多的史料表明，从高祖称帝不久立建成为太子后，从未真正产生过废黜建成太子之位之心。不止如此，在各个儿子的争斗中，高祖一直更偏爱、庇护太子一方，时常训斥太宗。武德四年，太宗东征平定窦建德、王世充归来不久，高祖就大发牢骚：“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封德彝还乘机上奏说：“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8]高祖还曾当着三个儿子的面斥责太宗：“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耶？”[10]从这些记载来看，高祖私许太宗为太子纯属无稽之谈。

三、昏庸无能还是堪当大任

钦定的《高祖、太宗实录》中记载，“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败猎”，“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建成的形象十分不堪。然而，这种被大肆宣扬的说法并不可信。建成作为嫡长子，在创业中有功绩，而且也颇具才略。唐朝初期，高祖为了培养建成的治国才能，派大臣李纲、郑善国辅佐他“与参谋议”[11]，一般的战事不派他领兵。

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太子中允王挂、洗马魏征说太子：“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阔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匾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12]建成于是请行于高祖，高祖许之。建成以太子的身份，改变了太宗重在讨伐的一贯方针，采取安抚为主的手段，获得了成功。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建成的才能虽未必胜过太宗，但本人亦是堪当大任，具有帝王之才的。

在已有史学资料基础上，笔者认为“玄武门之变”是太宗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发动的，一场早有预谋的斗争。今天的我们虽不必站在封建道德观的立场上对其进行批判，但同样也不能以成王败寇的态度去模糊，甚至篡改历史事实。

参考文献：

[1]葛剑雄，周筱赟.玄武门之变真相推测[J].领导文萃，2002（10）：119-125.

[2]刘昫.旧唐书·杜如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李英祥，尹春明.唐玄武门之变真相初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10-112.

[4]刘昫.旧唐书·温大雅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刘昫.旧唐书·张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新唐书.尉迟敬德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7.

[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

[10]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0.

[11]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王炎平.关于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评玄武门之变的是非[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8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