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平

当代散文的变革不乏体现于语言、技法、修辞等领域的实验探索，更具本体性的革新动力则来自散文经验资源的隐秘更迭，从政治性到社会性、从器物性到人文性、从记忆性到历史性、从文化性到思想性，散文往往被赋予了超强的能指期待，并在他者化意识形态的持续规约当中，确立出多元的文体话语姿态———闲适幽默、肃穆理性、宏大丰赡、精微细腻、沉郁内敛等。多元化的散文话语形态，并非只是纯粹的异质性文学审美饕餮的展览与构建，而是指向于语言表述背后“完整个人”的多样化话语姿态凸显，也就是说，真正的“个人”或“个体”的独立、丰富、深邃，决定着散文写作精神空间的阔大、语体风格的独异、文体美学的魅力，而诸多政治性散文、历史性散文、文化性散文之所以屡遭诟病，就在于支撑文体表述的完整、理性、敏锐和开放的“个人性”的严重阙如，它们宏大、高韬而精深的言说所内蕴的话语只是某种常规性的翻版与重复，于是抽象而空洞的知识堆砌、史料钩沉、表象描摹、惊异观感占据了散文表述的中心，相反，那些极具个人性或个体性的深刻、独异而本真的话语声音，或者被动放逐，或者主动遮蔽。因此，当代散文期待那类充盈着真正成熟品质的主体性个人的散文，它包含着心灵的自由、情感的丰沛、性情的趣味、感官的恣意、生命的真实、灵魂的高贵，“个人性”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裁定散文品格高下的重要标识之一，因此鲁迅的充满歧义性的散文诗，周作人的雅致涩趣的美文，抑或是林语堂的闲适从容的小品文，汪曾祺的澄澈质朴的散文，其散文经典地位奠定的成因，不仅在于他们对古今中外资源的继承化用，也不仅在于其思想、艺术与审美等经验的贴切融合，更在于他们的散文是鲜活而健旺的“个人”在思想、在记述、在行动，这些散文典范所包蕴的心胸与自由、情感与真实、美学与智慧、精神与重量是其风格化魅力的“艺术性”内因。

石国平的散文集《温暖以待》当中，“人伦之观”“生命之感”和“世道之思”构成其封疆式的总体叙述领域，但其内在的却是当代散文久违的“个人性”“个体性”“生命性”的立体展示，所有篇什的记述动因与言说进阶，无不源于“我”主动而积极地与自我内在或外在世界的介入和对话，这里的“我”是卸去了生活化的世俗角色束缚之后的一种完全式敞开的、真实的、自由的、性情的、趣味的、审美的“感官自我”，也是凝聚着个人记忆、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的思考的、追溯的、辩诘的“理性自我”。感官自我的从容记述，以个体化的体验真实为实录原则，其中所蕴藏的情感波澜、思绪起伏、美感冲动、性情恣肆、快意恩仇等，将散文所常态倚仗的各种理性规约彻底弃置，而将感官的全部功能彻底开启，也让《温暖以待》充斥着源自生活化密实与琐碎所营造或所氤氲的本我感性化场景，文字的世界因此不仅仅是“我”的观察，还是“我”的在场，更是“我”的发现，也由此，个人的感性体验获得了深度的“共情”契机，并在“共情”当中完成了丰富而隐秘的个体与集体的经验交换，可以说，作品集当中诸多文字洗练、句式简洁的反修辞化的散文篇目，是作者以“敞开的心”“直抒的情”“内敛的魂”在与大众进行心灵柔弱区的直击，以及情感敏锐区的共振。同时，《温暖以待》当中还隐匿并矗立着“理性自我”的幽远话语。信步闲庭、平实优雅，或沉湎追忆、历史遥望，只是作者散文记述的显在姿态，其内隐的则是“理性自我”的言说紧促，这种或紧促、或隐痛、或悲恸、或苍凉、或惋惜，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从感官化现场的有意撤离与距离审视，是一位秉持人伦、人情和人性价值立场的当代人文士子，对家族亲情、对旷世爱情、对乡村教育的志录、反思与揭橥，他不仅追求“事件的真实”，更执着于“情感的深度”“文化的深邃”“人性的尊严”，可以说，“理性自我”努力僭越“感性自我”的现场性俘虏，而不断试图抵达对众多日常生活症候最为内在而本质的肌理剖视，这使《温暖以待》在自由化的共情分享中，内蕴着饱满而尖锐的自我言说或理性透观“世道本相”的强劲力度。

《第一辑：情感走笔》是对“精神故乡”“家族情感”的本色而质朴的抒发与记述。这里的诸多乡村生活化场景和家族日常化场景的记忆复现、现实描摹和心绪展露，既指向于对当代“人伦”的惊异发现，包含着对记忆与想象的残酷破解，也是对“自我”情感经验的隐秘整理，感官的敏锐在独语和品悟当中得以充分释放，因此，作者的记述与其说是试图对外在生活进行秉笔实录，不如说是外在的乡村景观和亲情场景在不断激发并生成着“感官之我”的复苏，在持续恢复着“我”一度日渐消弭但仍然强劲的丰沛而本我的“个体感性”和“心灵家园”。《乡村絮语》以返乡的话语姿态，重新寻觅故乡/乡村与“我”的精神关联。乡村的人、情、景亘古依旧，它们代表着一种古朴、原始而自足的自然生活情境，“我”是在贸然而意外的“返归”或“闯入”当中，体验着久违的乡村诗意生活，也开始了自我的参照式反省与隐秘式蜕变。一方面，“我”在回归当中发现了自己与故土、与乡村、与自然的无意识远离的“残酷”现实，乡民待人的古道热肠、乡民生活的磨砺悲戚、乡民精神的乐观豁达，这一切验证了寓居者对乡村乌托邦的浪漫想象，也是童年记忆的瞬间性现世重现，乡村以时间与空间的自足循环接纳了“我”的返回，这是一种我与乡村在生活表象领域的热烈而欣喜的彼此切近，而作者在詩意乡村体验中所无法逃避的对前现代日常苦难人生现实的陌生化，也无疑宣示出作者与乡村一度的现实疏离———“我”早已成为一位“异乡者”。另一方面，作者并不甘于沦为乡村生活的“他者”，于是，作者努力从乡村风物当中钩沉自我与乡村的隐秘生命关联，乡间的碎语、乡村的儿歌、乡村的夜晚、乡村的秋雨、乡村的深秋、乡村的蝉鸣鸟语、乡村的红旗渠、乡村的望京楼、乡村的远古传说等等，作者敞开幽闭已久的感官功能，包括记忆、听觉、嗅觉、触觉、视觉，在闲适而悠然当中将心灵与乡村风物精魂进行通灵，在将自我彻底沉溺和放纵于与乡村生活和自然万物的灵性感应当中，本然自为的乡村因此呈现出悠远、古典而穆静的美学情韵，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构成“我”自觉反观感性本我的契机，并再次确认了“我”与乡村母体、乡村文化、乡村血脉、乡村生命的深刻而幽静的精神关联。《路过徐州》当中，父亲对儿子微妙的心理期待以及这种期待所带来的失落，卸去了“父子”之间所惯常的为了维护“角色尊严”所衍生的等级、权威、冷漠与隐忍，相反，作者的情感剖析所展示出的是一位男性气概的父亲，其丰富而炽热的情感世界和心灵质地，父亲对儿子的期待、焦虑、埋怨、渴望、责备、失落、无奈等等，成为文字演进的情感逻辑，但作者由此所生发的却是一种宽容、愧疚与彻悟：宽容儿子对父亲徒有思念冲动却无日常行动，“父与子，两个人，一个在大学校园里，一个在高速行进的路上。相距最近时，父子相互牵挂，相互想着，仅此而已”，愧疚年少时对父辈之爱的轻狂，彻悟人生的情感万千唯有深入其中才能感同身受。《期盼》当中的父子围绕人生方向与事业发展而涌动的观念协同或冲突，解构了家长权威与个体自由、传统观念与个性反叛的现代性模式，父与子之间缘起于“自我价值”实现方式的歧义，造成了彼此之间无可名状的话语错位，但是，父亲对儿子的压力式的鼓励，与儿子对父亲焦虑式的回报，在考研成功的集体期盼与信心蛊惑下获得了内在的和解，更重要的是，父亲也不自觉地实现了角色的反转，在现实与未来的抉择中，扮演着儿子丰富心理与情绪思维的具有言说地力的情感共同体。《田园已芜我不归》《家有父母》《华法令》《愿时光可以倒流》《秋天的思绪》《一根扯在别人家地里的秧》则是“我”对故土、父母、岳父、兄弟等诸多至亲之人的“生死”记述。无论是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父母与子女间的相依相恋，还是人至暮年对生的留恋、对死的坦然，这些凡俗的人生故事并未有奇崛的戏剧性跌宕，但却始终包裹着一种倔强、坚韧、恒久的人性力度与生命通透。在这类作品当中，“死亡”既指涉对故土遗忘的“认同之别”，也指涉对亲情放弃的“人伦之别”，但更多则是鲜活肉身陨落的“亲情之别”，但是作者并未渲染死亡对人生逼近时的集体绝望，而是以“死亡”作为反观视点和代入视点，凝思人之“生”与“死”的无常和玄奥，不仅描摹将亡人对待至亲、对待离世时的包容、博大、坦然、自为，而且他们面对生与死时的意志、心理、精神、情感的平静、从容与坚定，更是对“我们”的一种生命启悟，而这种抽象的生命教诲，在“我”目睹死亡、感受死亡、触摸死亡时，转换为一种有效而切肤的生命经验，并让凡俗之我具有了超越性的自觉而获得人世家族人伦的感性澄澈。

《第二辑：田园采撷》以现实游记的叙述方式，打捞着风物所蕴藏的历史典故，复现着种种已然逝去但高贵延绵的人文精神，而“我”俨然是名胜风物与久远历史、现实境况与时空流转的中介“虫洞”，可以说，正是在“我”的审美文化探幽，以及“我们”的集体文化记忆的激活之下，凤凰古城、石板街、沈从文故居、岭南花园、松山湖、恭王府、纳木错、三垂岗、萧红故居等自然与人文遗迹，不再仅仅只是游历者的单纯猎奇对象，也不再只是提供一种“异域化”的风物他者，而是上升为暗喻着深刻的人文传统、鲜明的文化版图的象征体，也因此，与其说作者是在记述自然或人文景观的游历体验，毋宁说作者是在不断地对历史本相进行自觉探寻、持续的以“当代视阈”开启与历史人物的对话，并以“我”为中心焦点所展开的在自然风物、时空深邃、历史典故等的深度互动当中，钩沉渐趋沉寂但仍然在日常历史生活当中坚定运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传统”，而这种“被打捞的”人文传统和历史观念，已经成为审视“现世化”的当代社会文化、当代人精神处境的有效语法，在彼此互现当中，凝聚着作者对特定地域、历史、政治、人心、命运、民性等的感悟与反思。《沱江日夜绕凤凰》是作者对凤凰古城“地域性本体精神”的历史追溯，从盗匪之乡到人杰地灵、从彪悍霸气到世俗精明、从古典冷艳到时尚烦嚣、从神秘诡谲到浪漫诗意，作者在听闻、传说、感受与凝望当中，赋形出凤凰古城的本有的全貌，祛除了域外关于凤凰古城的种种偏念想象。但这种混杂着历史、秘闻、体验、想象的“本体性全貌”，也附属着难以厘清的对地域精神本体抵达的迷障，于是，《古色古香石板街》就是作者对凤凰古城人文内涵与生活精神的“现场感”的“现世性”勘验，工艺品的“妩媚”、银镯价位的“节制”、石板街的文墨氤氲，这种商业文化与书香文化的奇妙耦合，或者说当代资本欲望的合法与传统道德节制在石板街的历史相遇，造就出“凤凰人的精明之中的诚实，诚实之中的精明”。显然，作者所“感同身受”的凤凰古城的地域精神与人文风尚，包含了现代化浪潮侵袭的历史伤感，也包含着地域性精神渐次褪去其自足、封闭而亘古的文化高尚之后的历史喟叹。但是，作者始终坚信凤凰古城的这种侵袭、褪色、蜕变，甚至所感受到的日常生活表象，并非凤凰古城的历史本色。而《亦真亦幻沈从文》当中，无论是沈从文身份的历次转型，还是其浪漫爱情的传奇，抑或是其屡遭人生劫难的生命痂斑，无不昭示出凤凰古城乃至湘西地域的正宗精神血脉，不仅是浪漫、拙朴、神秘，更饱含着作为地方性集体对生活磨难的坚韧、对知识文化的虔诚、对人伦道德的恪守。《一蓑烟雨任平生》《游走恭王府》《凝望纳木错》《风过三垂冈》《一生只为爱，未留片刻暖》是从风景审美生发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史实追寻，作者记述的联想或跳跃表征着由直觉到理性、从现实到记忆、从叙述到辩驳的语态迁移，但这类以感性化、诗意化和共情化的表述所进行的历史想象或记忆回溯，其共同的指向是解构历史的神话，消解被历史定论所宣判的刻板，试图从“个体之人的视阈”出发，包括从人性、情感、心境等角度，重新介入关于人物的集体记忆、概念定势与文化想象，因此，这是一种人文主义式的历史人物“史论”，而作者所着意反叛的“我们已然习惯了以一种声音、一个视角去看问题。更多的时候，我们习惯和喜欢用自己的主观去臆测一些客观，却很少去尝试另一种方式打开思维的闸门”的历史思维法则，使其历史人物叙述和历史文化叙述，最终展示出回归人文本位、人性本位、情感本位的立體面相。于是，作者一方面追溯苏轼在仕宦风云震荡坎坷当中的现世不幸，艳羡苏轼钟情山水寄情爱情所获得的精神慰藉和心灵安抚，礼赞其在超脱生活磨砺、体悟命运浮沉、感知人世纷扰等人生大起大落和大彻大悟之后的“隐逸情结”“禅宗修为”“道家人格”的超越与高格，另一方面，作者极力探究与透视人生浮沉、命运跌宕、生命虚幻、人世沧桑的人性根源：“一个人的怨气也好，愤世嫉俗也罢，只不过就是因为贪心不足罢了。”同样，作者一方面还原了和珅之所以能够在仕途之巅繁盛一世的时运、智慧、人格等内在成因，但作者更感喟于他瞬间璀璨之后昙花一现的人生际遇的根由，同样在于“对权力和金钱的贪欲，一旦膨胀，便难以自拔，直至自掘坟墓”。而作者对纳木错神秘传说的“情欲”、三垂冈典故人物的“权欲”、萧红传奇悲戚的“爱欲”的反顾与反思，无不借“以史鉴今”的方式阐发古今幽情与天地玄道，最终在天地苍黄当中寻觅理想的道德人格与完善的人生哲学，以此作为寻找自我、确立自我与发现自我的文化构建方式。

如果说前两辑当中作者所构建出的是记忆与情感的“个体自我”、知性与文化的“个体自我”，《第三辑：乡梓碎语》所构建出的则是理性与人文的“个体自我”，也由此，当代散文普遍缺失但又亟待的“完整的个人”在《温暖以待》当中不仅坚定地矗立与张目，而且这个“个体”是高度自觉意识的“现代性”“个人”，他的个体记忆和情感生发能力，能够构建起个人体验与日常生活的感性关联，他的知性理解和文化认知能力，能够建构起个人审美与历史想象的人文关联，而他的理性思辨与机制阐释能力，能够构建起个体观照与社会景深的互证关联。《乡梓碎语》所包含的乡村教育、乡村扶贫、艺术赏析等的田野调查、观察纪录或现象审思，是作者试图超越个人化的视阈，而将个体的感知、体验和思考能力延伸到诸多被遮蔽、被忽略和被排斥的“偏远乡村教育”“基层幼儿教育”“乡村扶贫实践”等社会领域的功能拓展型的散文叙述实验，而作者的个人性在此悄然转化为具备现代理性的社会化和思辨化的个体———“多维度的角色共融”与“立体化的现象透视”，这种个体具有多重而共时的内涵复合性，包含了作为管理角色的工作调研、田野调查、现状剖析，国家政策的解读、规约、认知，一线教师角色的现场体验、生活体验、心灵体验，人文学者的良知、道德、悲悯等人性呵护，从而使《乡梓碎语》具有了“历史总体性”的文学品格。因此在作品当中，作者不仅只是将诸多乡村教育、基础教育、扶贫攻坚的症候现象作为其文字描述、揭示和反思的对象，以此逼近一种中国乡村教育的“真实”生活纹理，比如城乡教育资源的地缘分化、乡村师资队伍的流失匮乏、乡村寄宿学生的情感教育缺位、乡村教育资源整合的人文代价、乡村教育经费的巨大空缺、幼儿教师身份的体制困境、扶贫对象心灵世界的微妙嬗变等，而且作者更青睐于以第一现场的情感触觉和心灵共情，去展示在乡村一线的乡民、教师、学生、基层干部等众多鲜活的凡俗之人，他们最为内在、真诚、热烈的对乡村教育和乡村未来的坚守、信仰、希望和执着，以及他们最为深隐、无奈甚至悲壮的职业尴尬、身份尴尬和人生尴尬，而作者这一系列的身心感观，无不指向于从第一现场的感官体验、第二视点的历史纵深与第三视阈的社会结构等角度，来追溯和剥离乡村教育现状与症候的多元而复杂的成因，尽管作者是以相当隐晦甚至咏叹的方式来直陈其因，但作者对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暗角”领域的直面与介入，对被现代化想象狂欢所遮蔽的乡村生活真实的凝思，不仅构成了中国故事的一种叙述景观，也自觉地续接起传统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士风精神传统。而作者温婉的“金刚怒目”、内蕴的“杂文刀锋”、深藏的“生命悲悯”、雅致的“情感理解”，既是对以周作人、鲁迅、林语堂等为代表的现代散文精神余韵的跨时空赓续，也是作者对自身所秉持的知识资源、时代感知、历史体验、思辨理性等“现世思维”的叙事操演，并终究使其《乡梓碎语》具备了架构乡村教育叙述典型性的充分话语资源，从而在“现代散文的文脉传承”和“当代散文的经验构建”的双重意义上，彰显出一种完备、成熟、复数、开放和现代的个体化写作的散文美学气象。

责任编辑梁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