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超

颜桥的小说出现在老牌严肃文学期刊中，天然携带着使人耳目一新的气质。人畜无害和毫无攻击力的萌态、小巧机智的腹黑、冷眼旁观的吐槽和“不吝赐教”的自嘲，颜桥的叙事腔调表征出青年人对生活的态度，换言之，我们对当代青年的理解。

所谓“我们”——一厢情愿的主流价值代言人——对“青年”乃至“青年文化”的理解并非古来有之，这是一套十足“年轻”的观念。根据二十世纪蜚声海内的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二战”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你何时出生这一简单的事实，取代二十世纪传统的诸多指标，成为欧洲大陆风行的社会指标，自此，“青年”开始象征社会变迁最超前的指向。变动不居的社会，往往都是从青年人“在忙什么”来辨认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最极端趋势。全球同此凉热，如今的“我们”也分享着同源的“青年观”，时刻注目着青年问题。“我们”认为青年是新潮的，与前代人、与“我们”不尽相同。“我们”带着一副期待，渴望新鲜的嘴唇讲出新鲜的眼睛所看到的新世界。

小说是一种传承自父辈文化的经典形态，只有被青年反复改写、挪用，才能成为回应自身处境的方式。除去借助青年人“在忙什么”的生活表象外，小说的叙事更多传递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在想什么”，或者说，他们“如何感想生活”。《鱼丽之宴》里，颜桥挪用了列维-施特劳斯的经典“拼贴”术，把《诗经》引文、物理公式、插图（草稿）、菜谱（变换字体）重新组合起来，将它们自身的表意叠加、置换在一个生活片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