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成

20世纪20年代的左翼文学创作中，曾有论者总结出一个“革命+恋爱”的公式。在早期的革命小说中，“革命”与“恋爱”的互动关系，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结构模式，并逐渐凝固为一种创作定式。当时评家称其为“公式”，即是出于对革命文学套路化的警惕。而在近年来的乡村书写热潮中，似乎也存在着一个“故乡+故事”的公式。仅从近三年内出版的虚构文学类书籍来看，就有不少小说集以《XXX故事》、《XXX故事集》、《XXX伤心故事集》的方式命名。其中的“XXX”，往往是一个具体的，或者是具有明确原型的地名，某村某乡或某镇。这种“地名+故事”的命名模式，固然包含了出版者的商业考虑，但也由此可以看到当下创作中的一种趋向。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场域内，“故乡+故事”书写模式的浮现，应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以及随后被称为“寻根”的文化潮流。马尔克斯、福克纳和沈从文，则被追认为这股大潮的三个源头。像他们一样书写“邮票一样大小的地方”（福克纳语），并且由此建构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世界，曾是一代作家在心中绘制的美丽而且光明的蓝图，并且由此返身“发现”了自己的故乡。今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时对于故乡的发现，除去突破现实主义的文学层面的动机，特定时期的民族国家想象，也是这一潮流得以发生的关键因素。而在这种想象的现实层面，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仿佛一种蝴蝶效应，带给中国的年轻作家（以“50后”为中心）难以估量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