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结薇 陈锋

摘要：新生代笔下的边缘文人都是90年代城市文化转型的产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城市的体制文化，也要面对席卷而来的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游荡者及其行为在本质上仍然体现了从个人主义立场、上对人的自由健全人格、存在意义以及个人与城市（世界）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90年代;游荡者：城市文学;新生代作家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05-0001-01

一、游荡者意象及其现代性内涵

大城市的内涵并不在由它造就的人群中得到表现，相反，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这类人被称之为“游荡者”。作为文学形象，“游荡者”频繁出现在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他们“无一例外地均为游离在体制之外的社会边缘人。”他们以反叛为姿态，游离于大众生活之外，在体制与主流观念的边缘中寻找自我实现的途径，对一切钳制和违背自由意志的外在规范和道德律令保持本能的怀疑，并以此标榜生命的自在性，这使得游荡者成为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中最具现代气质的城市主体形象，也是最具主体意识的文学形象。“城市只有在游荡者的眼中，才能展开自身的秘密。”

二、新生代作家城市文学书写中的游荡者形象

随着城市转型的加剧，更多的人被甩在城市列车的轨道之外，城市文学中的“游荡者”形象也更加突出，尤其在新生代作家笔下，“游荡”成为具有共性意义的创作主题。朱文《我爱美元》、韩东《三人行》、鲁羊《在北京奔跑》等贡献了“游荡者”的形象群体性。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常常是自由作家、边缘化的高校教师、身份模糊的文艺青年等，相对自由的身份使得“游荡”成为可能。

新生代笔下的游荡者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可悲的是在世俗价值观念里他们是不成功的知识分子，诗人、小说家无不生活惨淡，高校教师全然没有文化精英的尊严与自信。《在北京奔跑》文中，马老师的课堂上“前排女生有一半把头埋进胳膊弯，只露出后脑勺。马老师弄不清楚，后脑勺们究竟睡着了，还是仅仅做出厌倦的姿态。”对此，马老师只能暗自解构知识的价值和自我价值，“伟大的著作尽管是伟大的，动辄上千页，可对孩子们有什么用，能让他们毕业后的境况有所改善么。”韩东说他笔下的主人公“皆是穷途末路者，身份卑微，精神痛苦。”这代表了新生代小说主人公的基本面貌。

在市场经济蔚然成风的90年代，知识分子早已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走向边缘，只剩下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文人“穷酸”。这种边缘化的生存样态在新生代笔下表现为主人公心理或生理的病态。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又拥有比大众更清醒的自我意识，对形而上意义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对任何违背自由人性的束缚的本能抗拒。他们大都选择离开体制，做一名自由职业者。即便不得不依赖体制，也与之最大限度保持距离，就像《我的柏拉图》里的王舒“王舒声称自己从未使用过学校的任何设施，食堂、浴室、图书馆等等一概不曾去过。也许他上过厕所，那也是迫不得已，但他可以负责地说只是在那儿小便，绝没有大过便。”王舒与单位最大程度地保持距离，以消极的方式表达对体制规范和观念的消解和对抗。

三、“游荡者”，从“怀疑”走向“虚无”

90年代尤其是市场经济确立以后，金钱作为商业社会的符码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并作为一种价值观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欲望的解放、对实利主义的追求成为控制个体自由的异化力量。但传统的政治体制仍在一定范围内以集体本位和社会本位的观念对个体自由形成控制与约束。体制及商业文化两种力量同时作用于90年代的城市成了矛盾而复杂的场域。游荡者要面对商业社会和传统体制的双重压制。新生代笔下的游荡者直接否定了超越于生命本原之上的意义，主体只剩下感性的、欲望化的躯体存在。《我爱美元》中，父亲看过“我”的手稿后说：“一个作家应该给人带来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理想、追求、民主、自由，等等。*我”回答，“我说爸爸，你说的这些玩意，我的性里都有。”在“我”看来对意义的追求与探索只能从感性的躯体的经验开始，而不是抽象的、超验的意义附加。游荡者对自我的认知已由对体制的解构走向对理性主义主体的解构。它彻底消解了理性主义赋予生命的价值意义和审美意义，把生命还原到躯体的层面，伦理层面的概念而是生命存在的本原状态，这是游荡者的欲望与世俗欲望的根本不同。新生代作家对自我主体性的追求都是以怀疑主义为起点，他们解构了施加在个人身上的来自于意识形态、道德主义、历史传统等的教化因素、权威意识，却不能赋予生命意义，这样的虚无主义成为消费文化中游荡者生命探索的起点。

四、结语

新生代笔下的边缘文人，并不是具有完满人格的独立主体，.他们没有建构独立意义的世界，游荡行为的意义是由他们的对立面赋子的，通过对体制或金钱社会的怀疑与否定来建构自我。游荡者的主体性是从对既定秩序的懷疑开始的，由怀疑走向疏离、叛逆、解构，却始终缺少意义的建构，最后不免走向虚无，这成为游荡者最基本的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