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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误杀》中的符号映射与人性思考

2020-08-04周杨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 2020年10期

周杨

【摘要】改编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的《误杀》于2019年底在国内上映,成为了截至2020第一季度为数不多的票房与口碑双收的一匹黑马。作为一部强叙事的悬疑电影,将除暴安良的正义感与法律制裁的纠葛与权衡以一种符号映射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充满着对人性的思考与哲学的反思。本文将从影片中的符号映射,社会阶层建构以及原生家庭环境设定来分析其对人性的哲学反思。

【关键词】《误杀》;符号映射;人性反思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48(2020)010-121-03

[Abstract] Adapted from the Indian film "the story of killing by mistake and concealing the sky", the film "the killing by mistake" was released in China at the end of 2019, becoming one of the few black horses with both box office and public praise by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 As a strong narrative suspense film, it presents the entanglement and balance between the sense of justice and legal sanctions to the audience in a way of symbol mapping, full of reflection on human nature and philosoph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it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human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 mapping, social class construction and the setting of original family environment.

[Key words] Manslaughter; Symbol mapping; Human reflection

电影《误杀》在开篇时便采用了大量的情节铺垫,将李维杰一家在泰的生活处境交代给观众,并且着重描述了李維杰大女儿平平在一次夏令营活动中,被富家子弟素察迷奸的事实。这种情节铺垫便给观众带来了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等于是为电影的核心动机“误杀”行为赋予了一定程度上的正义性。平平在其母亲与素察打斗的过程中失手误杀了素察,随后,李维杰通过大量的观影,找寻各种脱罪的方法,试图挽救妻子与女儿,并在当地媒介舆论与底层民众的推波助澜下推翻了暴政,随后自首。恰恰是这种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正义加持与片尾李维杰自首的行为设定让整部影片充满了对人性善恶的思辨,发人深思。

1. 电影《误杀》中的符号映射

1.1 关于“蒙太奇”的解读

电影中出现了多次“蒙太奇”手法的解释和表现,一种是对于韩国电影《蒙太奇》情节的直接解释,另一种是针对“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在应用方面,电影在展现平平与母亲误杀素察的时候,将泰拳比赛的激烈场面与之进行平行剪辑,同时采用了大量的升格拍摄延长了时间。这种平行蒙太奇的运用,不仅增强了悬念,拓展了观众的审美期待,同时,也为后面的李维杰用来为妻女脱罪的“蒙太奇”手法运用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在情节设置方面,“蒙太奇”不再是一种增强影视作品艺术感染力的艺术手法而变成了李维杰为妻女脱罪的手法与无奈之举。此时的“蒙太奇”不再是艺术手法而更是一种符号,成为了指代底层人民无奈的身体抗争的符号映射,映射着在泰复杂生活环境中底层人民的呐喊与反抗。

1.2 关于“羊”的符号设置

电影《误杀》中对羊的表现多次出现,羊不再是单纯的一种动物,而变成了一种精神象征,在悬念设置,情节推动,阶层设定,价值观展现等方面都起到了象征性符号的作用。将动物作为影片中的象征符号在影视上有很多次尝试,比如《老兽》中的骆驼,《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的动物群像,《斗牛》中的牛等都将动物作为一种沟通心灵的符号与桥梁。

在《误杀》中,羊一共出现了5次。第一次出现是在李维杰去寺院祈福时的僧人的背后,羊审视着李维杰,这时候的羊其实暗指李维杰的人性本真与善良。第二次羊的出现是在李维杰将车推入湖水中,这时牧羊人带着羊也恰巧来到了湖边。此时羊的出现与注视其实是为了营造紧张的气氛,衬托出李维杰此时内心的紧张与不安。同时,这时的羊也代指无处不在的注视者或称目击者,观众也被带入了剧情,成为注视者中的一员。第三次羊的出现,是在李维杰因打抱不平与警察桑坤争执时,桑坤恼羞成怒开枪打死的羊。这时的羊其实变成了替罪羊,预示着李维杰之后不详的遭遇,也预示着李维杰因执着可能带来对身边人的故意伤害,反映着李维杰内心的原罪。第四次羊的出现,是在开棺验尸时候,从棺材中拿出的羊的尸体。这时候的羊的指代对象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底层人民,而是警察局长拉韫与她的丈夫,他们变成了替罪羊。第五次羊的出现,是在李维杰洗脱罪名之后,再次来到寺院遇到的羊。第五次与第一次的出现首尾呼应,李维杰看到羊后再也无法忽视自己的罪恶,于是去警察局自首。羊是《误杀》这部电影中最不可忽视的符号,它不仅指代李维杰及家人,也指代这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更指代着人性的纯洁与原罪,在情节推进,悬念设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3 关于“泰拳”的解读

电影中的泰拳既是情节线索,也是一种价值观点表达的载体。从情节线索角度上来看,正是男主通过泰拳比赛,一直重复比赛结果和比赛过程,才让家人能够逃过一劫。在影片的初期阶段,也通过泰拳这一场景的使用,达到了强烈的对比效果,李维杰在观看泰拳比赛时,其妻子和女儿正遭受富家公子素察的欺凌,之后才导致其被误杀。泰拳是一种极富感官刺激的活动,通常双方选手会势均力敌。而在具有对比效果的另一个画面上,可以发现男主的妻女和富家公子完全不是同一个量级,李维杰妻女只是单方面遭受欺凌,这也形成强烈感官对比刺激,在镜头语言上,更彰显了以李维杰一家人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的在生活中遇到的挑战与无奈。

泰拳比赛在影片中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单纯地去展现这一泰国特有的竞技元素,而是为了通过李维杰依据泰拳比赛的蒙太奇处理,最后又选择自首认罪行为的价值观表达载体。泰拳这一刚烈的竞技其实在此时指代的是像李维杰这样的底层民众内心对人性真善的坚持与执着。即使处在生活的底层,时常会遭遇不幸与不公待遇,但是内心对于善良的追求始终不渝,如泰拳竞技般刚烈而强硬。泰拳这一符号的运用,充分揭示出人性的复杂与坚守。

2. 基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性思考

2.1 针对上层人性的思考

电影《误杀》中,最容易让观众获得的直接观点是,社会上层人员对底层人员的漠不关心,拉韫在影片开头的罪犯调查中,其可以根据犯罪现场的蛛丝马迹得到结果,之后通过制作伪证的方法攻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这一方法虽然行之有效,但是这是一种预设了结果之后加入事实因素的方法,现代刑侦中要严禁采用该方法。事实上相较于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中,改编后的电影已经更为“文明”,同时人性的体现也更为入木三分,拉韫是个具有一定正义感的人,只是采用的方法会剑走偏锋。同时其丈夫作为市长的有力竞争者,表面上一团和气,在素察的教育中也表现的比较正派。但是,拉韫是一个溺爱儿子的人,在审查李维杰一家时,其人性中的感性已经多过了理性,其丈夫不管不顾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的缺位,同时也并不注重底层民众的生活情况,这一对比表现出了诸如拉韫一般的泰国上层阶级民众也面临的工作与生活背离的荒诞与无奈。

2.2 针对底层人性的关照

电影《误杀》的英文直译名为“乌合之众”,何为乌合之众?在该电影的价值体系下,乌合之众自然是以李维杰为代表的身处底层建筑的人民。《误杀》以架空时代因素的泰国唐人街为背景,对于底层人物的描绘充满着现实主义观念。长期处于生活底层的民众在困苦、拮据的生活中无法自拔,故而在共情以及正义守护时往往处于被动的状态,缺乏强烈的自我意识。比如,被桑坤敲诈勒索的所有底层民众,他们只是一味地忍受,并不思考如何解决当前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再如,素察父亲的竞争对手买通了媒体,之后底层民众发起暴乱,从电影的场景设定来看,参与暴乱的人员数量众多,其中不乏人云亦云的根本不知道李维杰一家遭遇的普通民眾,其中的共情是以从众为基础的聚众行为。不难看出,《误杀》也在竭力通过对泰国处于底层民众的关照,试图唤醒底层民众对人性善恶的甄别与坚守,试图唤醒他们他们自爱自强的独立意识,而不再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3. 基于原生家庭的人性思考

3.1 原生家庭的“情”

原生家庭题材的影视剧,近年来已经开始在国内的影视剧市场中异军突起,比如2019年发布的电视剧《都挺好》,这是一部讲述原生家庭问题和情感的电视剧。而在电影《误杀》中,对于原生家庭的情感体现得更为明确。男主对于妻女的保护,自然是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另一个主要情感爆发点是拉韫与丈夫对儿子的情感,在影片的结尾部分,拉韫哭诉祈求李维杰,只希望获得一个答案,想要知道儿子是否还活着,正是这一次哭诉,成为男主做出自首决定的一个导火索,其更加理解了母亲对于儿子的感情,才由此及彼的感受到了自身行为存在的不妥。尤其是在素察被埋入地下之后,李维杰独自开棺发现,素察在埋入地下时并未死亡,内心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谴责,故而自首,获得人性的救赎。

3.2 原生家庭的“教”与“义”

原生家庭中父母对子女有教育义务,可以说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后续成长过程具有全面的影响,在影片的结尾部分李维杰的二女儿安安通过修改分数的方式获得认同,这正是对其父亲行为的一种模仿,若不加以修正,其幼年行为的行为得到长期性的使用,是否会通过模仿父亲的手段逃脱法律制裁成为了未知数。这一情节的设定充分展现出影片极力诠释的人性的哲学思辨。

原生家庭的意义实际上是一种子女能够尊敬父母,而父母也要能够尊敬子女做出决定的行为。在电影《误杀》的改编中,在夏令营参与过程,李维杰经过了内心的挣扎之后,最终在同意书上签字,就是一种父母尊重子女选择的表现,在结尾部分的男主内心独白中,说出其大女儿已经开始减少与父母的交流频率,这是对原生家庭教育意义方面的一种后续考量,该阶段影片向观众传达的是人性善恶与家庭教育前期培养的关系,也体现出创作者对悲惨遭遇背后原因的探寻,同时也是对人性复杂的一种案例阐释。

4. 结语

电影《误杀》作为一部强叙事的悬念电影,其在悬念设定与审美期待的营造上无疑是成功的,但是《误杀》最大的成功不仅在于此,更在于通过李维杰一家的遭遇及李维杰的自我救赎的叙事中,抛出了一个人性善恶与救赎的哲学命题。先是通过情节铺垫让观众在心理上认同,在道德上支持李维杰为家人开罪的行为,后又通过警察,拉韫等人的介入叙事以及各类象征符号的使用上完成对人性本真的挽回。更难能可贵的是,影片也交代出了现今社会原生家庭的一些教育问题,以此来阐释人性的复杂,充满着哲学层次上的考量。

参考文献:

[1]李晨宇.电影《误杀》改编背后的批评主义[J].大众文艺,2020(05):148-149.

[2]王俊.《误杀》的成功带给电影行业的启示[J].中国电影市场,2020(03):9-12+57.

[3]宋颖.《误杀》的执着与偏离[J].检察风云,2020(0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