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肖瑶

雷洛若仍在世，到今年正好100岁。

他死了10年了，2010年离世时，他必定未曾料到今日香港与世界的格局变迁，自然也无法更具体地逆料2019年这一场令人心碎的动荡。

雷洛所代表的当年的黑社会势力，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退出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双向的溶解过程。一方面，从殖民统治向民主制度的过渡，让社会治理对黑社会这一中间势力的依赖削弱；另一方面，个体也更容易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表达自身诉求和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再需要用一种灰色形式来进行博弈。

但这一转化过程带来的强烈不适应感，随着规则的束缚被冲决，便产生了强烈的失序。

失序的感觉，对“四大探长”之一雷洛而言并不陌生。

40多年前，香港是一个乱世。那个20岁底层青年最迫切的需求是生存下来。到香港警署报名时，他被问到为何想做警察，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了吃饭。”

电影《雷洛传之五亿探长》片末，晚年隐居加拿大的雷洛问身边助手：“你知道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吗？”半晌后，他自问自答：“是吃饭。”

雷洛的胃口，大至5个亿，小至一碗饭。一边是探长，一边是渔民，一面是白，一面是黑。

后人回忆雷洛这个叱咤黑白的霸主，寥寥数语带过他的人生：在世90年，混道30余年，通缉34年。在半个世纪的漫长殖民岁月里，雷洛历任港岛、九龙总华探长，纵横黑白两道，只手遮天，建立了一套平分警、黑两道的贪污纳贿机制，人送外号“五亿探长”。

传统认知里的警察，是惩恶扬善、秉公执法，相应地，黑社会代表着无恶不作、横行霸道。警与黑两种性质相反的身份叠加在雷洛身上，他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一代港人的写照，更是窥视那个混乱迷离时代变迁史的一面镜子。

江 湖

黑社会之于香港，如黑手党之于西西里。

1842年，鸦片战争割让香港之后，香港就进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时代。这片土地的主人—华人，开始沦入地位最低的时代。

关于香港黑社会的最早记录，可追溯至清康熙雍正年间的反清秘密组织洪门。起初，游民们在中环和记客栈朋伴互结，遂以“和”字为记逐渐形成帮会，第一个三合会帮派悄然诞生。道光年间，三合会已在香港设立堂口，至19世纪末，会员人数约占据香港华人成年男性的1/3。

中国有所谓“江湖”概念和侠客文化传统，某种程度上，江湖与黑社会一样，都是社会边缘人对政权的一种抗衡，代表反精英、反士绅阶级的草莽庙堂。他们以原始“忠义”观念为精神号召，以粗暴严格的武力方式代替法律道德约束，逐渐演变为市井霸权，并且在边缘世界建立一个自成体系的秩序。

黑社会最早的收入来源是黄、赌及“保護费”，从被管辖者那里收取利益，具有典型的社会控制特征，部分取代了政府职能。

1991年，刘德华在《雷洛传之五亿探长》里首次饰演雷洛，雷洛的原型吕乐不希望使用真名，谐音名字“雷洛”由此诞生，在往后比真名更广为人知。

电影复现了雷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根本不用亲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开口向黑帮老大们要人！”他还曾因一位新洋警司上任时未亲自拜访，竟以怠慢办案表达不满，直到警司亲自“拜码头”才改变态度。

但，如果仅仅是横行霸道的黑帮做派，这号角色对回顾那个时代起到的作用，还远远达不到“名垂青史”的程度。

最令雷洛威名鹊起的，是其建立了一套平衡警、黑两道的收费机制，将黄赌毒高利贷统一规划后，统一分发，公司化运营，区域化管理。严格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黑社会与警察正式形成规则化的、可靠的利益链。在雷洛的管理下，黑白两道都有钱拿，一时之间居然警匪合作井然有序。

殖民的几十年间，港英政府采取政治代理人制度，用根植于华人群体的黑社会“以华制华”。每个区都有“华探长”，向洋警司效力。

而当时的香港社会资源紧张，政府权力在资源分配中举足轻重，华探长权力臃肿且油水丰厚，自然成为贪污腐败一环，受贿就像呼吸一样平常。

据“污点证人”估算，雷洛在警界20年足足贪揽了5亿港元。5亿在当年的香港是什么概念？1960年代，香港房屋均价10000港元/百平方，几十万就可以买下一栋楼。

史料显示，雷洛单在港被冻结的资产在1980年代就已近1亿元，包括尖沙咀及半山区8个单位和逾800万元的现金。

电影复现了雷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根本不用亲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开口向黑帮老大们要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就是警，警就是黑，街头常见警黑为争夺利益而混战，社会风气乌烟瘴气。《国家人文历史》曾描述“警匪一家”的景象：华人警察穿上警服在街头巡逻，脱了警服就跟黑帮老大称兄道弟。

据闻，雷洛本人对《雷洛传》里警察拿着警帽去街头收钱的场景甚不满意：“警察怎么可能这样去收钱？像个乞丐。”这句话至少昭显一个基本事实：在当时的香港，黑警收黑钱是理直气壮的。

乱世当道，黑警这条路，踏上就无法回头。

乱 世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港英政府只用了17天就宣布投降，一部分黑社会成员回内地抗日，留在港岛的则多沦为穷凶极恶之徒。大洗牌的乱世赋以黑社会愈加凶狠的面目，江湖道义、政治理想逐渐扭曲，在极端环境下演变成公然的烧杀抢掠。

此时的香港，也几近于一个难民社会，劳工、毒枭、革命者、商人等在这个狭小海岛上风云际会。

1940年，广东潮州在战火中沦陷，数十万人往香港逃生，其中包括一位小学校长李云经和他12岁的儿子李嘉诚。

进入1980年代，内地市场开放给香港注入了蓬勃的红利，香港人口激增，社会开启了一系列巨大转变。经济迅速腾飞，“亚洲四小龙”的神话变现，中产阶层规模膨胀。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逐渐成为新的主题，当年的难民李嘉诚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

政府一度深信黑帮势力已被瓦解，1982年，警方正式解散成立多年的“三合会调查科”。

但实际上，已有广泛社会基础和雄厚经济基础的黑帮尚未完全铲除。直至1997年香港回归后，黑社会分子都一直活跃于地下，以商业、服务等形式渗入暴利行业，比如演艺、影视圈。

曾经的14K舵主陈惠敏说过这么一句话：香港有两套法律，晚上12点之前是警察的法律，12点之后那就是黑社会的天下了。

然而总体来说，“规则”二字的力度在社会上终究是加强了。直至今日，廉政公署持续在香港政界扮演着重要监督角色。作为动荡年代的缩影，黑社会的血雨腥风在世纪末20多年间历经风干、结痂，终究变成落日余晖，世界，也不再是那个刀口舔血的世界了。

浮 城

在维基百科词条上，吕乐（雷洛）名字旁有缩写英文字母“CPM”，意为“有伟大力量和成就的人（A man of great strength and achievement）”。

考察一个历史人物，可以试着将他从一件事、一段时代里去掉，看看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走向会发生什么变化，即可探析其功过。

影视、媒体都喜欢将九龙城寨比作香港黑社会历史的缩影，在这里，黑白势力此消彼长，租来的界限无界限，潮湿封闭的环境尽是穷途末路，一代人的孤寂、迷茫在此扎下根。

黑社会是香港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造成贪、暴无数，但它代表的那个动荡时代，本身就难辨是非。说雷洛是恶棍，但如果没有他，探长就不会成为最大的黑社会吗？殖民年代的香港仍然血雨腥風，仍然贪警横行、黑白混乱。

回视雷洛这号人物，似乎很难找到一个介于“功”与“过”之间的平衡，因为威名本质上是黑名。建立“贪污机制”，以维持社会某种意义上的安定，一边肆意贪污，一边却塑造秩序，这两件事其实都难以分开定性。

纵然无法将它的暴虐罪戾从历史中抹去，后来的人们依然崇往黑社会代表的侠义道。其实三合会在成立之初，就曾提倡“和平共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江湖道义法则。早在1905年端午节，大陆洪门派发起人“黑骨仁”在香港史上第一次“洪门大会”的发言，咋听更像是一个公义的主持者：“各人背井离乡，无非是为了求财，不应动辄斗殴，万事和为贵。”

雷洛的那碗饭，是历史给予的，也是历史砸掉的。

再后来，资本时代不断扩建膨胀，香港换了天地：中环金融白领、深圳港商、移民潮、金融危机等历史角色你方唱罢我登场。

现在的香江是浮世绘，也是“浮城”。“浮城”这个形容来自作家西西：“既不上升，也不下沉……许多许多年过去了，祖父母辈的祖父母们，都随着时间消逝，甚至祖父母们自己，也逐一沉睡。他们陈述的往事，只成为隐隐约约的传说。”

租界消失了，四大探长时代褪去了，但时至今日，不少港人仍把一句形容挂在嘴边：“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

在被条约框定的殖民年代，香港始终处于一种带着宿命论色彩的动荡之中。港人把自己当过客，心中多少揣着跛豪常挂嘴边的那句“生死有命”。而“借”的另外一层含义，是在高密度的现代化、城市化挤压后，香港仍遍地可见逼仄和压抑，不仅是空间上，更是沉淀在历史体肤内的心理上。

作家刘以鬯用“潮湿”一词来形容这种像雾像风又像雨的混沌和困顿。对殖民后遗症下的一代港人而言，“潮湿”是一种根植于时代性混乱的身心压抑，是未经反省与检讨的迷茫和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