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治霖

网上搜索“寻乌”“长布村”，弹出的关键词有“农产品”，内容大多会提到脐橙。如果是在6年前来，村对面的山峰上，满山都是飘香的果树。刘锦洲望着那山，呆了好一会儿，像是看到了那年的景致。即便现在的它早被荒草树木占据。

山的这边也有变化。

村里最多的是客家人，出了名的重视宗祠和家族。只是现在，5个自然村和11个组，只留下来两家祠堂。刘家祠堂在山脚下，刷白的砖墙围了个院儿，牌位供奉在新建的堂中。林家祠堂在半山腰，后人用心，修旧如旧，墙上的砖三百年没坏，爬满了青苔样陈旧的颜色。站在其间，烈日当空也很清凉。

现在，半人高的杂草胡乱已经覆盖了人们的过去。

红圈里的“拆”

生活的改变，从哪儿说起呢？按照时间顺序，先是“黄龙病”的来袭。

长布村的人种果树，最多的是脐橙，次之是蜜桔，它们是村里村民的支柱。赣南脐橙是享有全国声誉的，果农得到的收购价，平均在一斤三块五左右。种上几百棵果树，一家人的生活就不愁了。

好景不长。2014-2015年，黄龙病来了。

它是由一类细菌引起的疾病，专门侵染柑橘这类的作物。村里人说，被细菌侵染过的脐橙树，果子就长不大，且又酸又涩。只在两年内，村里的脐橙和蜜桔全部遭殃。

村民们毫无办法，只好推掉果园，如此一来，他们的收入少了一大截。赔本更是普遍现象，种得多的赔得多，最多的有几十万元。赔得少的人，往往是刚投入了树苗，落得个颗粒无收。

果园又变回了野树林，青壮年没了事做，大批量地外出打工。有的人舍不得家，就在县城里找活儿干，更多的人去了外省。寻乌县的位置好，东接福建，南邻广东，坐汽车去广州，也不过六七个小时。只是青壮年走了大半，村里老人难免觉得冷清。

改变生活的第二件事，是官方层层加码地对宅基地的管理。村民们逐渐意识到，真的保不住老屋了。

魏芳淑回想起拆掉老屋那天，她就放下活计，话头滔滔不绝。她的老屋就在刘家祠堂旁边，是过去的几十间祖屋之一。她想不明白，“好好的能住人的房子，干啥拆呢？”

她回忆说，那天的拆迁现场有很多人，屋里的老人被带了出去，人走空后，机器开始工作。刘家的人接受了这一切，尽管她知道是有怨气的。

她说的话，同村的人不是都认同，林家祠堂边的一户人家说：“那一带的房子，在那时就是危房了，留着也没用。”村委的民兵连长刘锦洲解释说，拆了刘家的祖屋，是因为人早搬走了，那已是个空心房，不能不拆。

魏芳淑的抱怨，长布村村主任林日初也知道，也理解，他见得多了。但那不是阻止基层工作的理由。

“什么样的基层工作最难？那就是，你的工作影响别人利益的时候。”林日初说。

宅基地的管理工作，是要保障农民住房，原则是“一户一宅”。也就是说，在农村里的一户人家，只能有一块宅基地，且只能在这块宅基地上建房。

就长布村而言，一户一个宅基地，这个底线没有被突破过。但是另一种形式的“一户多宅”，即一户人家有多个住宅，却也不新鲜了。

刘锦洲说，大概是2000年后，村里农民的经济好了些，想改善居住条件的多了，再加上法律和监管的空白期，出现了占用非宅基地建房的现象，有的地区甚至占用了基本农田。

久而久之，拥有尽可能多的建成的房子，就成为房主的重要利益。

法律完善后，监管随之加强，对宅基地的整理运动搞过几轮。落在基层干部身上的工作，就是要动摇村里不止一套房的房主们的利益。

村民对此有意见，林日初无不理解，他说：“村民会跟县城的比较，在县城，一家人买多套房子是可以的，有的村民就会讲，为啥我这两套房的不可以？”村民有自己的朴素理解，但忽视了政策对农村用地的考量与设计。

拥有两套房的村民，常常是一栋新房一栋老房，新房才花了钱，老房又有感情，还是祖产。说拆就拆？谈何容易。

更不必说，建设新房的价格不菲。2010年左右，建一栋常规的三层楼房，花费就在30万元左右。拥有两套房的村民，常常是一栋新房一栋老房，新房才花了钱，老房又有感情，还是祖产。说拆就拆？谈何容易。

四个节点

难拆也要拆，基层干部的工作在于执行。

根据政策的整理和村委干部的介绍，就长布村而言，宅基地的整理运动有4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在2003年。村委干部林世迁介绍，2003年往前推至90年代，农民建房是相当自由的，想修哪儿修哪儿，怎么修都行。2003年后，对农民建房才有基本的把关，建房需要申请许可了。

第二个节点是2010年。“土坯房改造”从这开始，一直持续到2016年。

最明显的变化是，土坯房改造加了规划要求，比如宅基地“占地面积不能超过90个平方”，农民建房“层高不能超过3层”。接着，征询农保办进行验收，验收过后，普通农户获得补贴1.5万元，贫困户可获2万元。

第三个节点是2017年。拆除空心房的运动开始了，空心房，即没有人住的房。最普遍的情况是，村民有了新的住房，导致老屋成了空心房。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空心房常常等同于危房。

长布村的空心房拆除得早，在2018年就基本完成。寻乌的力度之大，引起过外界关注。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夏柱智，曾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很多地区建立了‘属地管理的宅基地管理责任制，有的地方纪委加强考核，建立了压力型体制。如在江西寻乌，发生事实违建一次，村书记停职处分，违建二次，分管领导停职处分，违建三次，乡镇党委书记直接免职。”

第四个节点是2019年，即至今仍在進行的“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意思是说，主管部门将对宅基地的持有者发证。确权之后，农民的房子也拥有了商业属性，农民对其房屋的财产权得到确认。

不难看出，因为拆得快，拆得早，长布村的“一户一宅”基本落实。负责宅基地确权基础工作的林世迁说，村委目前的工作，就是入户调查和登记信息，等待执行的命令下达。所以在长布村，宅基地的确权工作，执行难度不算大。

比较之下，有的省市仍在“拆”的阶段，随着宅基地确权的紧锣密鼓，加上新冠疫情导致的行动不便，基层的工作节奏异常紧张。忙中出错，或许难免。长布村的状态很接近于“完成式”，不失为一个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小小样本。

先从特殊的情况观察起。

长布村共454户人，其中有8户“情况特殊”：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宅基地。

整个过程的关键，在第三个节点，也即“拆”的环节。在这之前的“拆旧建新”，是要保证房屋总量不再增加，村民依然各得其所。但第三个节点的“拆”，是拆掉空心房、危房等，是让房屋总量减少，难度就大得多。

刘得胜就是失去了房屋的人。其他村民有两套房，拆了一套，住另一套，但他只有一套房。而且，那不全是他的，他还有两个哥哥，但哥哥们都有了新房。

刘得胜没有攒下钱，他的妻子早些年患癌，治病用了几十万元。妻子在2018年去世，只留下一个9岁的女儿，他还欠了二十多万元债务。他没有时间处理村里的事，只在外面找活儿干，等他回到村时，发现老屋被拆完了。

刘朝辉的情况类似，他的父亲患病，死在2010年。家里花了十多万元治病，实在没能力再造新房。

根据林日初的介绍，拆除空心房、危房时，会请专业人员对房屋做安全鉴定，分为abcd四个等级。c级的房子，需要维修加固。d级的房子（危房），则一定要拆除。

刘得胜和刘朝辉，都拿不出加固的钱，更别提“建新”的钱了。于是老屋被拆，他们失去了宅基地。

盼 头

乡村早不是平静的乡村，仅在宅基地一方面，十年来就历经数次改革，乡村也都变了样子。长布村没有了阡陌交通的住宅，新建的房屋独门独户。有的亲戚还住得近，有的亲戚搬得远了，上山下山，难得走动。

刘得胜搬到了“集中安置区”，离村约有一里地。大多村民把那叫作“公租房”，在他们的朴素理解里，没房的人住的房子，不叫“租”又叫什么？

林日初解释说，那叫周转房，不用交租金。像刘得胜一样的村民，拆了老屋，没地放住，就到那里周转周转，“等他具备能力以后，可以再申请宅基地建房”。

周转房有6间，是连成一体的白色平房，但房间其实有8间，剩下的2间叫“保障房”。用刘锦洲的话说，周转房的人还有望重建宅院，但保障房里住的人，可以说“彻底失去经济能力了”。住在这里的，除了刘得胜和刘朝辉，都是年纪大了的老人，还有居民是残疾人，他们听不懂普通话。

用刘锦洲的话说，周转房的人还有望重建宅院，但保障房里住的人，可以说“彻底失去经济能力了”。

其他的村民，总算有个选择权，回想起来的话，心里还是舍不得。他们要么是“除掉”一套房，拿个40元一平方米的标准补偿。百来平方米的老屋，从前能住到七八个人的，补偿下来也就几千元，如果再分一分，几乎可以忽略了。

建不起新房的人，就只能加固老屋了，那更是自己往里垫钱。

刘铁洪倒有些庆幸的意思，他是在最后关头盖了房，还拿到1.5万元的补贴。没过多久，他栽的几百棵果树也遭了虫灾，此后几年颗粒无收。“偏偏老母亲又病了，大儿子出了两次车祸。家里一下子两个病人。”刘铁洪说，如果那时的他没盖房，恐怕永远盖不起了。

心中不舍归不舍，到了拆房的时候，村民也明白大势所趋，拆了也就拆了。两年时间过去，村民在回忆时，释然总多过遗憾。

他们的动摇，也在于基层干部的辛勤付出。林日初回忆说，拆房的时候，我们作为村干部的，第一个先拆自己家的。他说：“自己的都不拆，怎么劝得动别人？”

“做工作也要有技巧。”林日初说，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先拆经过同意的村民，同意一户，拆掉一户。“到最后，再固执的人，看到一家家都拆了，嘴里说着没办法，半推半就也就拆了。”

做思想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林日初说，一开始是一家家走，最后难做工作的几户人家，他就一遍遍去，今天去了，明天再去，最多的时候走访五六次。负责工作的林世迁说，他在同一家走过10次以上，慢慢也就做通了。

时间证明了他们的选择。

林日初对比过往，说：“整体来看，拆掉多出的房子后，这个村庄变得更好看了。”即便是有怨气的村民，他们也都承认，对老房子的感情归感情，现在的生活体验却要好太多了。

农村乡野似乎有一种生命力，就算换了模式，也能很快显现出活力来。对长布村来说，最有象征意义的是，脐橙又回来了。

不知是谁带动的，今年开始，村民们又开始种上果树。规模虽然大不如前，但它们现在更显眼些，大多果农用木桩把地圈起，再用白色虫网盖成“大棚”。正是炎炎夏日，大棚在山里反射着阳光。

也有果农没装大棚，魏芳淑就是其中一个。她大笑说，钱不够嘛，就搏一下，有个盼头。

（文中魏芳淑、刘得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