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速的结构性下调：官员考核机制的视角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樊海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许志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周龙飞 本文节选自《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随着环境保护开始成为新一届政府的重点工作目标，中央政府在2013年前后调整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从强调以GDP增速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指标转变为同时考虑GDP增速、环境保护等多重指标。

在此背景下，本文着重考察了以下两方面问题：第一，相关考核指标排名（GDP增速排名、环保排名）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影响在2013年前后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这代表了地方官员考核机制是否确实在此前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二，考核机制的转变是否会通过影响政府投资，使得当地的实际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下调。为此，本文首先收集了全国省、市两级地方政府在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GDP和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通过时间趋势分析本文发现，地方政府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热情在2013年之后发生大幅度减弱。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发现2013年及以前，GDP增速指标在官员考核中居于主导地位；在2013年之后，GDP增速指标在官员考核中的作用在减弱，而环保指标的作用在加强。

为了进一步研究考核机制转变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一个包含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以此来定量分析官员考核如何通过改变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来影响经济增长和福利。基于模型的定量分析发现当以GDP增速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时，技术冲击对当地和非受到技术冲击地区的经济都会产生正向影响。地方政府竞争使得技术冲击通过对政府投资的影响，放大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主要考核指标转为环保指标时，两个地区的实体经济均会经历结构性下调，其中技术冲击发生地区所受负面影响更高。福利分析表明，社会福利与环保考核力度存在倒U型关系。这说明存在最优的环保考核政策力度。

本文认为官员考核机制的转变确实可能引发经济增长结构性下调，这为理解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提供了新的视角。

官员流动、地区间关联与省际贸易往来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牛婧、魏修建 本文节选自《财贸经济》2020年第6期

在国际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省际贸易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在新动力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然而，由于地理距离等天然屏障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制度障碍同时存在，自由的省际贸易和市场一体化受到了阻碍。本文利用引力模型识别了由于官员流动而导致的地区间关联是否会对省际贸易产生促进效应。结果表明存在关联的省份之间的贸易存在明显的提升，但显著的效应主要是体现在从官员当前任职地到其关联地的贸易中，揭示了地区间关联对于不同方向贸易的非对称影响，暗含了官员为了发展本地的经济，加大本地产品向其关联地的扩张。这种效应对于出生地关联、上一任职地关联更加明显，呈现出不同关联的异质性特征。此外，对于对外贸易较多的省份，这种关系对省际贸易具有抑制效应。这些经验证据表明了地方官员选择性的贸易策略。

然而，地区间关联的微观基础是官员与企业以及与同乡、同事、同学之间的私人“关系”，而地区间关联对省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正是这些关系所带来的“溢价”，尽管看似与省际分割相反，但也是对省际贸易的扭曲，以地区间关联“抵消”省际分割，反而陷入“双重扭曲”。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形成“亲”而不“清”的政商关系，使得市场配置资源失灵，造成地区间资源错配。基于此，这就需要建立更加严格的官员监管体系，在任命和管理地方官员时，对官员的关联网络进行考察，尽可能最小化扭曲。

两强关系稳定的条件与稳定终告倾覆的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时殷弘 本文节选自《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2期

回顾历史，人们容易发现某些后来彼此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的强国之间曾有历时数十年的稳定关系，其间两强可谓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平相处，甚而和睦相待。如果考察的视野集中于这稳定关系，而非侧重于探觅它们步向对峙乃至冲突的历史过程，则难免催人寻思导致和维持这事后看必然令人怀念—至少是令所有受害者和惧祸者怀念—的稳定的基本条件，探求造就和延续它们的基本动能，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政策性的。

当然，历史兴趣和“揭秘”追求不可能止步于此。在稳定迁延愈久就愈见显著的稳定终告倾覆的趋势一般更引发考察者关注，也许特别是被怀旧的受害者和惧祸者关注。不幸，世界史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两强之间较为经久的稳定关系大多未能相对永久，它们彼此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最终在所难免，甚或必不可免。

就此，人们当然禁不住要探寻致使稳定终告倾覆的动能，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政策性的，并且总会问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两强间的大对峙乃至大冲突是否绝对必不可免？

本文要依一种退溯的时间顺序，考察三大历史范例：一是现代早期英法两强之间的80余年稳定，着重于这一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二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稳定，同样着重于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三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及其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稳定，既关注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更探寻稳定终告倾覆的强劲机理。

关于现代早期英法两强之间的80余年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一言以蔽之，就是相隔因而相容。在殆无直接重大竞斗意义上“不接触”，遂彼此相安无事，因为它们各自首先集中于国内变更—它们国力国势开始剧增或得以复兴的最重要条件，也因为在这最重要条件开始具备后，它们首先从事上述“区域性”而非全体系突进。英法两强当时的长时期稳定关系大致盖出于这两项结构性动能。

在长达70余年时间里，西汉帝国和匈奴帝国总的来说是和平相处，甚而“约为昆弟”，有其正式的名义的和睦关系。汉初数代君主忍辱负重的“朝贡和平”提供足够的政策性动能，既杜绝了对西汉来说致命的厄运，又得以逐渐累积起充裕的资源和其他条件去最终击毁压迫性的匈奴帝国。就汉匈两帝国之间总的来说长期的稳定或稳定关系而言，出自汉帝国数代君主的政策性动能是决定性的。

雅典和斯巴达两强间的稳定关系肇始于“三十年和平”协议：它们在大致打成平手的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末尾订立的和约，可谓“新型大国关系”的开端。虽然在多年里，维持两强关系稳定的结构性和政策性动能两者都颇为强劲，但同样存在趋于损坏和倾覆稳定的结构性和政策性动能，而且逐渐愈益增强。可以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只是在一个“时间点”以前而不能過晚，而雅典对波提狄亚反叛的暴烈镇压和对斯巴达盟邦梅加拉施行禁运和抵制的《梅加拉禁令》可谓“失足而成千古恨”，令其不可挽回地过了这命运攸关的“时间点”。致命错误成双，提示这不仅是政策性的，也是结构性的。帝国难免产出暴烈政策。

最后，笔者禁不住要重述本文开篇的一个悲观主义的尝试性命题：无论古今中外，两强之间较经久的稳定关系大多未能相对永久，它们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最终在所难免。大凡例外，似盖出于两种情势：两强之一或两强双双出于内外重大缘由“跌出”强国行列，于是强国竞斗的逻辑对它们而言不再有效；或者，这两强“矩阵”不再是国际体系内的头号枢纽，因为第三强勃然崛起，构成对两强之一或两强双双首要的潜在威胁或实在威胁，两强关系的逻辑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