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江, 王 鸿 宇

(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46)

尼采的《快乐的科学》是一本康复之书，在尼采经过漫长的病魔折磨之后，他感到久违的身心愉悦，写下了这部饱含激情的著作。他写道：“全书无非是抒发历经长时痛苦和神志不清后康复的愉悦，恢复体力的狂喜，信仰未来之再度苏醒的欢欣，预感未来的快慰。”[1]33然而，我们决不能将尼采的《快乐的科学》看成是对健康状态的颂歌，就在几页之后，尼采笔锋一转，突然谈到了长期以来的疾病对其存在和意志的巨大冲击。尼采说：“读者已经猜到，我不愿忘恩负义地同病入膏肓的时期告别，那个时期赐予的恩惠我至今受用不尽。我十分清楚，我在自己那庞大的思想大厦落成之前，已从时好时坏的健康中大蒙其益。”[1]38为什么尼采不愿意告别那个病入膏肓的时期，并认为那个时期让他的思想大受裨益？这个问题根本所在，就是在疾病中的尼采意识到，以往的哲学家都是健康状态的哲学家，他们谈的都是健康的哲学。那么，那些“处于病魔压力下的思想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1]35一位哲学家，在病魔袭扰时，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他是否还会像那些身体健康的哲学家一样来思考问题呢？这或许是尼采坚持认为真正的哲学一定是身体的哲学的原因吧。正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状态，我们意志力的强弱，冲击了我们对世界思考的状态。是呀，当我们躺在病床上，不可能像健康时那样，用健全而理性的思想去面对世界和我们周遭的生活，那种另加在一切客体之上的大写主体状态是一种典型的健康主体，他用自己的标尺裁剪着世间万物，用自己的普罗科鲁斯忒斯之床，将一切变成自己的知识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