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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中的海防设施

2020-08-04张晓斌

丝绸之路 2020年2期
关键词:南澳炮台海防

张晓斌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080)

海防是国家为保卫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维护海洋权益,防备外来入侵(含国内叛乱者)和人员、物资的非法进入,在沿海和海疆进行的防卫和管理活动的统称。①为海防而构筑的相关设施即是海防设施。

广东为中国南方门户,海岸线绵长且岛屿、港湾众多,自古为兵防要域。唐宋时期,广东是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通商口岸,朝廷设有专门主管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使)司。市舶司除征收进出口关税外还负有缉私和船舶管理等方面的职责。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朝廷在广东设屯门镇驻守,五代沿袭,宋时亦有军士驻守,元代仍置屯门寨。从宋朝开始广东水军正式成立,并随即投入缉私、捕(海)盗、巡航等行动之中。宋朝从广东港口出发的中国水军对南海诸岛海域进行了首次巡航。元朝时元军继续对南海“三沙”地区进行巡航“经络”活动②。可惜的是,由于沧海桑田变化,广东明代以前的海防遗存极少保留下来。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海防体系,明清海防设施以卫城、所城为骨干,堡、寨、墩、烽堠和障碍物相结合的军事工程设施。这些海防设施,依其位置和作用不同,可分为海岛筑城、海岸筑城和海口筑城③。

一、海防设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关于海防设施是否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部分专家学者持保留态度,认为海防的手段主要是武力,与海上丝绸之路倡导的友好往来、平等互利原则相违背。然而笔者认为,广义上这些军事设施在保障古代远洋航行、对外贸易与交流方面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方面,可以从现存的文物史迹中得到印证。

位于汕头市南澳岛的深澳天后宫东侧,尚保存着一块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明朝抗倭英雄、南澳副总兵陈璘所立的《南澳山种树记碑》,碑高225厘米、宽96厘米,碑额篆书,碑文简述了南澳历史、地理、风光、造林绿化的意义和在南澳山开展的一次空前植树行动,乾隆四十八年齐翀《南澳志》、民国三十四年(1945)《南澳县志》均有载,其中碑文前半部分记述如下④:

圣明御宇,四海熙恬。皇风沕穆,无远弗届。其綦隆之治,即殷周盛际,蔑以尚之。惟东南一隅,去辇毂万里,重滨浩瀚,渺无津涯。外邻诸岛,夙称要荒。而南澳一山,则又蜿蜓磅礡,亘数十里,屹然起巨浸中,介闽粤闰余地。为诸夷贡道所必经,萑苻弄戈所出没处也。先是,许吴二土酋窃据为穴,流毒滨海,致奉天讨而禽狝之。万历丙子岁,荷圣天子睿断,采内外经略诸臣议,设重镇而控扼焉。于是树兵列舰,海防肃矣;崇垒深沟,城守固矣;垦田构室,民趋众矣。昔之鲸鲵作祟,今则海波不扬,而为商旅之坦途矣;昔之狐鼠恣睢,今则载芟载柞,而为民生之乐土矣。岂不杰然称东南一大关鐍,而有裨我国家金瓯之固,畴曰鲜小乎哉。

这里生动地写出了南澳岛的地理特点,是当时(至迟到明朝)的战略要塞和中外商船丝绸之路必经地⑤。而“树兵列舰,海防肃矣;崇垒深沟,城守固矣”则“为商旅之坦途矣”,说明当时不断加强的海防建设,使南澳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和发展经济,并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往来和互市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宪章》明确指出了“边境哨所”等军事设施是线路的构成要素,是文化线路军事功能的重要体现⑥。这方面在陆上丝绸之路遗迹认定和申遗方面得到了体现,如新疆的克孜尔尕哈峰燧是沙漠丝绸之路上最古老、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军事设施,于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部分海防设施,在建设之初或使用过程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军事设施功能几乎是一致的,是为了保障交通的安全或起到征税关口的作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军事功能的重要体现,只不过它们在鸦片战争之后更多地担负起抗击外敌入侵的角色,因此,不能因为后期的功能转变,就否定海防设施前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价值。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海防设施都跟海上丝绸之路有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为抗击外敌入侵所构筑的军事设施显然就不算。此外,部分海防设施的功能随着国家海洋政策的改变也会相应变化,如明清时期海禁政策下构筑的海防设施是闭关锁国的产物,不利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但随着后期海禁政策的解除,有些海防设施起到保障海洋交通安全和贸易活动的作用,有些海防设施甚至成为海洋贸易活动的据点或货物中转场所。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部分海防设施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史迹进行整体保护与管理。

二、广东海防设施的主要类型

广东保留下来的海防设施十分丰富,此前已进行过专项调查⑦,本文在此基础上,遴选了部分与海上丝绸之路关联性较密切的史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卫城

明代沿海设卫所,镇戍联络。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每卫设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120人为一百户所⑧,明代广东沿海设有8个卫。经调查,目前广东保留下来的卫城遗址有碣石卫城址、广海卫城城墙遗址、神电卫城址。

碣石卫城址位于陆丰市碣石镇新酉村。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始建,当时统辖中、左、右、前、后、甲子、捷胜、平海、海丰9所,统军5720名。该城址为土城,现存北门至东门到南门这一段,全长1350米,高7米,宽12米的土城基,建筑占地面积16200平方米⑨。

广海卫城址位于台山市广海镇广海城居委会,建于明早期。遗址残长约450米,现存两部分,以广海城朝阳门为中心,从朝阳门往北沿小山丘保留有一截,残长约10米;城墙遗址主要分布在朝阳门至南门的东侧一带,中间有断开,大部分依城面山势修建,残长约440米。城墙最高点有溽洋台遗址,登高远眺,城内外尽收眼底。

神电卫城址位于茂名市电白县电城镇,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始筑城池,沙土夯墙,平面呈方形,设四门。明永乐七年(1409),筑砖、石墙,城门之上有防卫楼。明万历三年(1575),知县王许之以城垣径直,难以制外,于四城门外建敌楼12座。现存明代东、南、西、北街的基本格局,城墙一圈位置基本清楚,不少地方残存高低不等的旧城墙和西北段护濠⑩。

(二)所城寨堡

明代海防的军制主要为卫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明代广东沿海的8个卫设有25所。清代继续重视所城的建设,将他作为海防整体上的一个重要支点,并在明代海防卫、所、关、寨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发展⑪。这些所城遗迹大部分今日尤在,成为广东海防设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自东向西主要分布有:

潮州市现存有大埕所城、柘林寨遗址,其中大埕所城保留仍相当完好,城门、城墙和城内街道均相对完整,已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汕头市现存有南澳城城墙、南澳总镇府遗址、蓬州所城遗址、达濠城、海门所城,其中达濠城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城墙外围周长473米,墙高5米,分东西两城门,城四角各筑城楼四幢,城门结构为并列拱圈石砌筑,现残存城墙和城门,城内总面积17649平方米,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揭阳市现存有惠来县靖海所城,建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周长 153丈,高 4米,城墙以石垒筑,中填夯土。墙上布满垛口,城墙顶为跑马道,宽约4米。古城设东、西、南、北4个城门,城门楼均配套建设瓮城及城楼,城墙四角,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汕尾市现存有捷胜城墙遗址、坎下城址。坎下城建于明崇祯十年(1637),是广东省目前最完整的明代古城遗址之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惠州市现存有平海古城,该城周长五百二十丈,高一丈八尺,有雉堞871个,辟东、西、南、北四门,城门上建敌楼,现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深圳市现存有大鹏所城和南头古城,均保留较好。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鹏所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全城东西长345米、南北长285米,占地约10万平方米。现存东、南、西三个城门及东北约300米古城墙基址。城内主要街道有南门街、东门街、十字街和正街,均为石板铺设⑫。

珠海市现存有前山寨城墙和白水寨遗址,前山寨位于香洲区前山镇前山中学内,始建于明代启元年(1621),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用石头和夯土扩建为规整的军事城池,1986年被列为珠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阳江市现存有海朗所城、北津寨、双鱼所城。三个城址均始建于明代,海朗所城和双鱼所城是守御千户所,保存现状一般,三者均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湛江市现存有白鸽寨、锦囊所城、海安所城、乐民所城。湛江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汉代以来一直是官方和民间的重要出海口,现存的重多城址对研究明清南海海防、航海、商贸等社会状况都有重要价值。

(三)墩台烽堠

墩台烽堠不具备主动出击的战斗功能,但可用于防守、警戒、瞭望、侦察和联络,一般设在沿海要冲地方和扼要之所。墩台烽堠一般为夯土筑造的高台,形制有方形和圆形两种,皆以土筑成,外包砖或石,也有无需加工的,自然凸出高地作墩台的⑬。

广东现存的墩台烽堠遗存有29处⑭,保存较好的有广州的大山乸烟墩,深圳的旧大鹏墩台、汕头的龙颈山烟墩、江门的紫花岗烽火台,茂名的晏镜岭烟墩等等。这些墩台烽堠有些还配置有相应的屋舍或城垣,供守兵居住和防御之用。

(四)炮台

炮台大多是一种环形的军事工程,一般构筑在控制性港湾、海口、河叉、海岛、城池和经济重镇的关键处,并依山就势,背山面洋,形成一种天然的环形防卫形态。明清以来,广东修建了众多的海岛炮台、海口炮台、海岸炮台和江河炮台,成为广东海防防御体系的重要支点⑮。

广东现存的炮台遗存有51处⑯,年代较早、保存较好且与古代海港较密切的有汕头的大莱芜炮台、长山尾炮台,揭阳的澳角炮台、溪东炮台,深圳的赤湾左右炮台,东莞的虎门炮台、江门的崖门炮台,湛江的双溪炮台、三墩炮台等等。

(五)摩崖石刻

主要是在沿海岩石上镌刻的与海防相关的摩崖石刻,此前统计广东保存的海防石刻遗存有8处⑰。其中位于台山市广海镇海永无波公园内的“海永无波”摩崖石刻,是广东省有名的平倭记功石刻,石刻坐东向西,刻于明成化三年(1467)。刻石面高8.1米,阔9.2米,阴刻楷书“海永无波”四个大字,每个字高3米,宽2.8米,字分两列,整体作四方形排列,字体苍劲雄浑,气势磅礴。其中“永”字写法特殊,在“水”字上加一横,寓意水面平静无波,即“海永无波”,其意深长。石刻题款是“钦差总督备倭都督张通书,巡视海道副使徐海刻”。在南侧约50米处,还有“波恬万顷”石刻。2002年被为公布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三、海防设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价值与功能

如前文所述,海防设施是中国明清时期为防倭寇、海盗等对沿海的侵扰,在北起辽东,南至海南岛的中国沿海,构筑的以卫城、所城为骨干,堡、寨、墩、烽堠和障碍物相结合的军事工程设施。它们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海防形势、海防战略、海防体制、海防部署、海防工程的情况,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海防设施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虽然海上丝绸之路是和平交往与互利平等的商贸之路,但沿途除了要抗击大自然凶险的恶劣环境外,也要防备一些来者不善的倭寇、海盗的抢劫,因此,从事远洋贸易的船舶一般都会配备一些武器装备,以防不测,这在“南澳Ⅰ号”等商船上已得到验证⑱。海防设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价值与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海防设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起到防务和保障作用。

可以说,没有沿海海防设备的保障与防务,就没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如位于深圳的大鹏所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全城东西长345米、南北长285米,占地约10万平方米,在明清两代抗击倭寇、维护周边海域安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是岭南重要的海防军事要塞,为护卫正常的海上贸易做出了贡献;又如位于南澳岛的总镇府,自明万历四年(1576)由副总兵晏继芳始建至清末的三百多年中,南澳计有副总兵、总兵172人,不少成为民族英雄或国家栋梁。南澳设镇建制后,使原来十分落后的地区得到发展,经济渐趋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各类生产、商业活动和货物流通不断发展⑲。“南澳Ⅰ号”等沉船的发现佐证了南澳曾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素有“粤东屏障、粤闽咽喉”之称。在现总镇府的围墙上,仍保留着“贩船换证碑记”、“港规碑记”、“云澳网桁碑记”等碑刻,详细记述了南澳总镇府所公布的各种商贸法规。

另一方面,海防设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起到船舶管理与征税的作用。

“隆庆开海”后,明政府开放了福建漳州月港等港口供商民从事海外贸易,但商人须向海防机构申请“船引”,即合法出海的凭证。“商引填写限定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回销限期,俱开载明白,商众务尽数填引,毋得遗漏。海防官及各州县仍置循环号簿二扇,照引开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限期,技日登记。贩番者,每岁给引,回还责道查覆,送院复查。”⑳从这一规定可见,船主须缴纳“引税”,严格地按照船引开列的贸易目的地前往,所载货物不得违禁,不得超过规定的数量,要在规定的日期内返回,凭引进港,违者法办。㉑可见,海防设施在海上贸易中起着管理与监督作用。如分布在珠江出海口东西两岸及江中三个岛屿上的虎门炮台区域,其南面是伶仃洋,北面是狮子洋。一江两岸以主航道分界,两岸诸炮台与江心的上、下横档炮台形成了多道防线,扼进出广州的咽喉,清朝在广州设立粤海关,直接向皇帝和户部负责,粤海关下辖省城大关和7个总关口,总关口下又下辖70个小关口,其中虎门口和黄埔口隶属于省城大关口㉒。虎门口是所有进出广州港的商船都必须经过的第一道关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政府对进出珠江的船舶进行管理和刻税的重要屏障,广州一口通商的贸易制度一直持续至鸦片战争;又如位于江门台山的广海一带,在北宋时期便是广州通海夷道的必经之地,从广州出发,赴东南亚、印度洋一带远航的商船必须经过广海停泊,为驶向深海前作最后准备。而从东南亚、印度洋来的番舶商船,到达广海后要在这里接受官府的登记盘查,严密监视,以防沿海走私,确保足额关税的征收。因此,广海就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番舶商船的“放洋”之地,又是市舶贸易管理体制之中的重要一环。㉓明清时期,政府在台山设立广海卫城,作为是东南亚地区各国入贡夷船规定停泊的澳口,可供来往於中国与南洋之间的船只停靠,既可入港避风和接受补给,又可作为关税的征收点。

[注 释]

①张建雄:《清代前期广东海防体制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②《广东海防史》编委会编:《广东海防史》,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773页。

④汕头“海丝申遗”不可移动文物史迹展示之二十七——南澳山种树记:http://www.stcp.gov.cn/

⑤林俊聪:《南澳山种树记》碑刻融历史文化价值于一体——明代南澳副总兵陈璘记述海岛造林佳作赏析,《汕头特区晚报》,2016年4月24日。

⑥丁援译:《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宪章》,《中国名城》2009年第 5期,第 51~58页。

⑦相关调查成果出版在《广东明清海防遗存调查与研究》一书中,共收集了142处明清海防遗存。

⑧张建雄:《清代前期广东海防体制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⑨广东省文物局编:《广东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6页。

⑩广东省文物局编:《广东明清海防遗存调查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8页。

⑪广东省文物局编:《广东明清海防遗存调查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⑫广东省文物局编:《广东明清海防遗存调查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⑬张建雄:《清代前期广东海防体制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321~322页。

⑭广东省文物局编:《广东明清海防遗存调查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⑮广东省文物局编:《广东明清海防遗存调查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4页。

⑯广东省文物局编:《广东明清海防遗存调查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⑰广东省文物局编:《广东明清海防遗存调查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⑱“中国商人长期遭遇海禁,即使后期解禁,也对海船大小、船只数量、通番货物等都有严格限制,诸多束缚让中国商人整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为了自保,抗拒来自葡萄牙、荷兰等殖民者之间的私掠行径,出海商船上也配备了炮、铳类武器。”见周春水:《南澳I号”沉船出水文物概述》,《孤帆遗珍:“南澳I号”出水精品文物图录》,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⑲黄迎涛:《粤海重镇:南海海防史图录》,汕头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2页。

⑳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 400,许孚远:《疏通海禁疏》。

㉑张燮:《东西洋考》卷 7《饷税考》。

㉒赵崔莉:《明清丝路贸易与对外开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8页。

㉓石坚平:《江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探源》,《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3期,第18~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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