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计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将中国社会拽入了非常时期。随着封城、群防群控等一系列紧急措施的推出，无数国人的生活开启了“受限”模式。

重大疫情下的应急机制，对于公民个体而言，往往意味着义务的增加、权利的减损，这是可以理解的公共利益所需，也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难点在于，个体权利和义务的临时性紧急调整，如何划定合理尺度？又如何转向公民自觉？在增设必要的公民义务之外，又该怎样安放基本的公民权利？

应当看到，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抗疫大战中，湖北人民因封城而支付的权利牺牲，各地民众集体宅家配合抗疫的自由让渡等等，都彰显了万众一心的义务担当。然而，一些有过疫区居住史、旅行史的公民隐情不报，逃避隔离医学观察，乃至病发扩散风险等现象，也晒出了弃守社会责任的一己之私。

更令人忧虑的是，一些地方的防控措施已經越过了理性的底线，诸如挖路堵道、“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之类的标语，并非值得沾沾自喜的“硬核抗疫”，而是对合法权益的粗暴侵犯。尤其是，对于病毒的防范乃至恐慌，在集体情绪的裹挟下，在很大程度上异化成了对疫区群体的无差别歧视。

在重大疫情的压力测试下，凡此种种的世态百相，都暴露了权利义务的观念偏差，基层治理的水平欠缺，以及公民社会的建设短板。一个良善的社会，需要人人坚守自己的义务，也需要尊重彼此的权利。

同时应当认识到，当传染性极强的病毒对生命构成重大威胁时，恐慌和自保是真实的人性和本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苛求所有个体都具有足够的道德自觉，也无法避免不同群体的权利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