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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父亲死在佛罗里达湾的一座岛上，那时他和一位女友合住在一套公寓里。

在找到女伴后的两年里，他的心脏病每半年大发作一次，像时钟一样准。他每次都安然无恙，除了最后一次。我能听到他这么说：“四次躲过三次，到头来你还是完蛋。”

我们兄弟早有这个心理准备。作为职业殡葬人，我们有个装着涂油工具的旅行箱，里面手套、药水、针头一应俱全。到达父亲被送去的殡仪馆，馆里的师傅问我们，真的打算亲自动手，料理自己的父亲？我们告诉他，一切都没问题。他领我们进了殓房。熟悉的瓷饰和瓷砖，明亮的灯光，这个整洁的科学实验室向人们展示，从生到死是何等容易。

我们曾多次向父亲保证，等到他过世，儿子们一定亲手为他涂香油，为他穿寿衣，挑一口好棺木让他睡进去，为他写讣告，联系牧师，准备鲜花，安排守灵，举行弥撒和葬礼。我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场合向他这样保证的，或许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尽管他主持过几千次葬礼，却从未提过自己的葬礼要怎么办。每当问及这个问题时，他只说：“到时你们会知道怎么办。”我们确实知道。

父亲身体平躺的情形以前自然也见过。常常是在加护病房，为他的冠状动脉做了搭桥手术之后。他躺在那里，一副无助的样子。但从前不是这样，从前他是个大男人，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举着我的弟弟妹妹荡着玩。在我童年时代，父亲像整条街上所有的父亲一样不可战胜。他“某一天会死”这样的观念，在我少年时无异于胡说八道，当我二十多岁时心里慢慢产生了恐惧，到我的三十多岁，那已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等我四十多岁，人到中年，它成了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