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

一

张殿得了胰头癌，这是胰腺癌的一种。胰腺癌据说是“癌中之王”，胰头癌在胰腺癌中又最为凶险。得到消息的我立马赶往医院探望张殿。和我同行的谈波和张殿不熟，正赶上他来我工作室，我们便一起去了医院。

对张殿的现状我做了心理准备，等见到人，感觉还好。张殿本来就瘦，这会儿更瘦了。他的假牙已经拿掉，因此包裹着骨骼的面孔看上去并不那么嶙峋，反倒有一点柔和。主要是色泽，完全是亚光的，没有任何高光部分，一些隐约的黄色从灰中渗透出来。他已经无法说话，但意识清醒，眼睛偶尔转动一下，会露出大块暗淡的眼白。由于谈波是一位艺术家，我不免会从他的角度进行一番观察。

然后，我隔着被子抱了抱张殿，把头放在他的胸口好一会儿。直起身，握住张殿的一只手。那手很凉，却黏糊糊的，好像在出汗。做这些我是事先想好的，不要让张殿感到被嫌弃，得触摸他。何嫂在边上看得眼圈都红了。

她送我们走出病房，在阴暗的走廊里似乎有话要说。可能是因为谈波在场，何嫂欲言又止。我说：“下次吧，我还会再来。”但心里觉得自己不会再来了。这是我和张殿的最后诀别，作为一件必须要干的事我做到了，也完成了。

从医院出来我们松了一口气。初春时节，天气特别晴朗，大团大团的白云从医院恢宏的建筑物頂部滚过。谈波提议去附近的五星级酒店喝一杯咖啡。这家酒店和这所医院一样，都地处市区最繁华的地段，透过整片的幕墙窗能看见外面来往不息的车辆，人群五颜六色。“太美了。”谈波说。

“不至于吧。”

原来我搞岔了，谈波指的并非是此刻的街景，而是张殿。他的思绪仍然萦绕在医院病房里。

他一向有一个心愿，希望能画死者的遗容。谈波说过，人在刚刚离世的那一刻，面容是最生动的。谈波曾陪伴他的岳父直到去世，经历过那个稍纵即逝的瞬间。当时他非常想拍一些照片，作为以后肖像画的素材，但到底没有说出口。画死者在谈波那里并不是因为感情冲动，纯粹是因为死者“物理性的光辉”（谈波语），在那样的氛围下提出拍照的要求显然很忌讳。一次我对谈波说：“我死了以后可以让你画，要不要立一个遗嘱？”谈波答：“咱们还不知道谁先挂呢。”

这会儿，谈波一个劲地夸张殿太美了，眼神那么舒服，垂亡让他变干净了，皮肤完全是亚光的。他的心思不言自明。

我盘算了一下这件事的可能性。首先，是张殿不治，必死无疑。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其次，需要得到张殿的同意，至少也得何嫂通过。考虑到张殿和何嫂的为人，以及我和张殿三十多年的交情，是有很大可能性的。谈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肖像画家，让他画一把也是一种荣耀。“你想画张殿吗？”我问。

谈波反倒不好意思起来：“我……也不是……不过到时候能拍点照片也好，没准……”他说的“到时候”就是张殿死亡之际，那个光辉灿烂的瞬间了。

我答应去和对方沟通一下。“但在此之前，”我说，“你也许应该听一听张殿的故事。”

谈波表示反对，再次强调起“纯粹的物理性”来。“你画一个人，对这个人的了解越少越好。”他说。

我知道，这是绘画艺术和写作的不同，但已经刹不住了。就像张殿的面孔强烈地吸引了谈波一样，和张殿有关的故事这时不由分说地涌上我的心头，不吐不快。

下午三点多，我们不再喝咖啡，改成了红酒。那时候张殿还活着，只是他的故事已经从头开始。

二

张殿是一个早产儿，生下来的时候三斤多一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没有现在的保温箱，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只能说是一个奇迹。当时家里把小棺材都准备好了。那棺材只有正常棺材的三分之一大，上面涂了阴森的黑漆，张殿一直留着。后来何嫂铺了一块格子布在小棺材上，把它当成茶几用，我们去他们家吃饭、打牌就在那上面。当然了，如果不说没有人能看得出来，还以为是一件什么古董。

没有婴儿保温箱，却有小棺材（火化还没有流行），这就是张殿出生的年代。活下来的张殿取名张点，这是他的学名，意思是小不点儿、一点点。起这么可怜可爱的名字说明了父母对这孩子不一般的感情。张点叫张殿还是我们办《甲乙》时改的，张殿觉得张点配不上主编的头衔。张殿就不同了，有一个殿字，一听就很气派。后来大家都叫他张殿了，他家里的人也这么叫他。

张殿是老巴子，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他的年龄差距比较大。张殿妈妈是一个女强人，在家里说一不二。他爸的级别比他妈高，但老头似乎很安静。张殿还没有单过的时候，我去过他父母家很多次，只见过他爸爸一两面，每次他都一晃就不见了。张殿的爸爸有点神秘，这也符合他高干的身份。

张殿妈妈是市里文化部门的领导，后来兼任《大江文艺》主编，叫张宁。这个宁不是南京的简称，是列宁的宁，是他妈妈参加地下党时起的化名。张殿随他妈姓张，还有姐姐也姓张，三个孩子两个姓张，可见张宁在家里的地位。

在张宁的宠爱和呵护下，张殿终于长大成人。长成后的张殿体质上没有任何问题，个子也蹿到了一米七以上。长相谈不上英俊，但绝不丑陋。如果一定要寻找特异之处，那就是身材比较细长，窄窄的一条，像一根木头杆子似的。他一直很瘦，面相比同龄人更显苍老。但也不见得。我是二十岁出头认识张殿的，那时他三十岁不到;如今他已经快六十岁了，模样还是那样。当然非常憔悴，那是生病了，而且已病入膏肓。

总之，张殿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如果说他有什么特点，就是正常，太正常了。

七十年代，张殿作为最后一批下乡的知青去了农村，但他一天农活也没干过。家里疏通关系，他当了半年民办教师，不久就结婚了。女方家里和张殿家是世交，也是一名知青，如果不出意外，他们很快就会有小孩，张殿的民办教师也会变成公办的，也就是国家编制。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殿也不例外，也得变，原先预订的人生轨道不管用了。他进厂当了一名工人，而且也离婚了。我认识张殿的时候他是单身，但不是未婚青年，是结了婚又离掉的人，在一家无线电厂上班。

张殿是否考过大学，我没有问过。比如钱郎朗，就是考过大学的，没有考上，只差了一分，第二年就懒得再考了。胡小克报考的是艺术类院校，专业课没有过，第二年又考了一次。我怀疑张殿根本就没有考过大学，因为没有那样的必要。鉴于他的家庭背景，不存在借机改变命运的问题。当时张宁已经开始担任《大江文艺》主编，我们办《甲乙》之所以拉上张殿，就是因为张宁是主编。妈妈是主编，主编的儿子自然对办杂志在行了。虽然我们办的是地下刊物，张宁当年不就是地下党吗？

我也是从这时起，和张殿的接触才变得频繁起来，因此对他的前史只能说出个大概。而在办《甲乙》之后，可说的故事就多了，需要进行挑拣。也是说个大概，但此大概非彼大概，前者是概略的意思，后者的实质是剪辑，具体而微，却不可能面面俱到。

《甲乙》的同仁中张殿是唯一不写作的。他负责跑印刷，联系打字、看校样，也掌管财务。所有的参与者都出了钱，包括张殿，每人一百元，这些钱都放在张殿那里，由他支配。杂志迟迟不见出来，于是就有人怀疑张殿贪污。一次在我家里聚餐，我对他说：“这件事能办就办，别拖了。”

“你办不成的话就把钱退出来，”钱郎朗说，“难不成你要挪用公款？”他大概是想开一个玩笑，但没有开好，张殿当时就哭了。菜已经上桌，张殿吧嗒着眼泪，哭得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肩膀一耸一耸的，委屈得不得了。

“你多大了，哭什么哭啊。”胡小克说。

张殿起身夺门而出，我赶紧追了出去。好在他下楼的速度不快，仅仅走了一层楼梯就被我赶上了。在那不无局促的楼道里我拦住张殿，又劝又拉，一面赔不是。就像两口子吵架一样，惊动了左邻右舍。“这样影响不好，我们回家再说。”

他竟然真的跟我回去了，回到饭桌上继续啜泣。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大概就是从这时起，我对张殿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内疚？或者是怜悯，也许还有感激吧。如果是一个个性刚强的家伙，一去不返，那杂志就办不成了，我们的文学事业岂不就受损了？

《甲乙》终于出来了。由于张殿不写东西，他的工作又必须在杂志上体现（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大家决定，由张殿署名主编。张殿也不推让，只是把他的名字从张点改成了张殿，也算是他在杂志上发表了作品。

张殿到底写不写东西？或者，写没写过东西？这就难说了。那年头，只要是个识字的人都会写作，搞一点文学创作。但《甲乙》是有标准的，而且标准很高，作者来自全国各地，都是在审美上互相认同的“同代人”。这一点想来张殿是知道的。我们不是因为彼此认识才开始写作的，而是，因为写作才彼此认识，办了这本《甲乙》，和其他办杂志的文学社团大为不同。张殿也许写过东西，但不敢拿出来给我们看，他知道即使看了我们也不会同意发表在《甲乙》上。这是张殿的聪明之处，也是他本分的地方，为此真得感谢他。作为一家享誉全国的官办杂志主编的儿子，又是《甲乙》的主编，张殿从来不谈文学、写作方面的事，也确实令人钦佩。

《甲乙》的出刊在江湖上引起了空前反响，所有的文学社团都知道了张殿的名字，说起《甲乙》就知道是他主编的。就是在这一时期，张殿第二次结婚了。也就是说，他在忙《甲乙》的同时也在忙他的个人生活。张殿忙的后面这一部分，我们知之甚少，新娘子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婚礼。突然之间，张殿就携夫人去外地旅行结婚了。目的地四川，中国当代诗歌的重镇。有一种说法是，四川是当代诗歌的半壁江山，张殿选择那儿显然是故意的。他以《甲乙》主編的身份拜访了川中的各个文学社团，对方也奔走相告，忙于接待，好吃好喝是免不了的。张殿如何和这帮人谈文学，谈诗歌和写作，则是一个谜。但至少他们比我们幸运，见到了张殿的新夫人。

张殿载誉归来，我们又聚齐了。他仍然是一个人，不见新娘子，张殿就像压根儿没结婚一样。奇怪的是，我们也没有问。问了他去四川见到的那些文学社团以及人物，但没有问张殿的私生活。就像他去四川完全是一次公干，是为《甲乙》联络其他民间写作力量的。即使是限于工作方面，张殿也语焉不详，不知道他到底进行了哪些外交。但张殿说了一件事，给我的印象颇为深刻。

在“大汉主义”诗派第一诗人西岭家留宿时，张殿半夜失眠，起床抽烟时发现窗帘背后立着一件东西，一具八岁小孩的骨骸。

深更半夜，张殿突然醒来，披衣来到窗前，一撩窗帘，竟然看见了这么一件事物，实在是太非现实了。他对着窗外抽烟时，那小孩大概也是面向窗外的吧？由于此事过于瘆人，我没敢多问细节，只是说：“也许是一件工艺品，不是真的骨骼。”

“就是真的骨骼。”

“那你怎么能判断他的年龄？这不合逻辑。”

“我就是能判断，就是八岁！”张殿有点急眼了。

为了缓和气氛，我说：“呵呵，那你那小棺材能装得下吗？”

“应该可以。”张殿说。

后来，我有机会见到西岭，问起这件事，西岭矢口否认：“我有那么变态吗，要吓唬你们张主编？”所以我有理由认为，那不过是张殿的一个噩梦，但张殿非常认真，也不像在撒谎。

张殿的新夫人我们始终没有见到，此事也不急在一时。你想呀，张殿是要和她过一辈子的，我们也是张殿一生的朋友，他老婆早晚是要见面的。没想到，不久张殿又离婚了。具体原因不详。张殿似乎也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也许烟抽得更多了。以前每天三包烟，后来他能抽到四包半，并且这个烟量一直没有降下来。张殿双手手指鼓凸，像十根小棒槌似的，说是得了脉管炎。那脉管炎后来不治自愈，大概是适应了。他的第二任夫人真的存在过吗？就像是张殿为周游四川临时雇用的，一旦归来便自动解聘了。无论如何，张殿现在是一个结过两次婚的人，两结两离。而我们这些人，有的刚刚结婚，有的甚至连女朋友都没有……

三

为谈波画张殿的事，我去了一趟张殿家。张殿自然不在，这会儿正在医院里躺着呢。何嫂准备出门去医院，见我来她就不走了。我说：“我们可以边走边说，我送你去医院，照顾张殿要紧。”

何嫂不答，把出门带的小包往沙发上一扔，自己也往沙发上一坐，说道：“都是他自己作的，早死早好！”

就像我是这套房子的主人，何嫂是登门拜访的客人，她有话要说。这就好办了。

卧室的门关着。何嫂说：“画画在里面做作业，没事，她听不见。”然后就哭起来。张画画是张殿和何嫂的女儿，算起来已经有十岁了。

我把纸巾盒递给何嫂，又去厨房里烧了开水。张殿家我太熟悉了，虽然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来，好在陈设、日用一成不变。“他这是吃……吃壮阳药吃的！”何嫂说。

见我面露惊异之色，她又说：“你别想偏了，那可不是为我，我……我们早就没那事儿了。”

我明白了。

何嫂起身，走到那口現在已经当柜子用的小棺材前面，挪走上面的办公物品，要打开给我看。

“不必了，不必了，”我说，“我来，我来……”

“我回家收拾东西，竟然搜出了这些玩意儿，藏在里面，整整一棺材！”

等打开小棺材，里面是空的，板材内面没有上漆，天然木头颜色，怎么看都不像六十年前的旧物，就像新打的。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小棺材内部。

“空的。”我说。

“我把那些恶心的东西都给扔了！”

我只好想象了一下那里面装满了壮阳药的情形。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真不好说。“也许，装的不是壮阳药呢？”

“怎么不是，我又不是不识字，上面有说明书。”

“也可能是张殿的货，不是他自己用的，张殿不是卖过盗版碟吗……”

“怎么不是他自己用？”何嫂说，“老皮，我不是发现他藏了东西才知道他有人的，三年前我就知道了，在外面玩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三年前，何嫂就发现张殿外面有情况。这三年，他们基本上是各过各的。何嫂没有像当年那样走极端，是因为有画画了。她只做自己和画画的饭。张殿成天不着家，一日三餐都在外面吃。说到这里，何嫂心软了：“壮阳药，还有摊子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了能不伤身吗？快六十岁的人了……不是我不照顾他，是他不要这个家……”她再一次哭得不能自已，我听出这哭声中有了悔意。

说服何嫂有一个前提，就是她得承认张殿不治。何嫂和张殿在一起也快有二十年了，即使张殿有错，夫妻间的恩情也是免不了的。我抽出几张纸巾递给何嫂：“嫂子，你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这胰头癌……”

“我知道，我知道，”何嫂边擤鼻子边说，“他是好不了了。”

“对对对，哦，不不不，”我说，“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做最大的努力，但这病还是太棘手了，即使发现得早也不见得……张殿今年多大？五十八还是五十九，对现在的人来说是年轻了一些，但如果是六千年前的半坡人，平均寿命也就三四十岁。我们下放的那个村子，两百多口人，活到八十岁的几乎没有，六七十就已经算老人了……对你和画画当然不公平，如果单说张殿，我觉得也够本了……”

何嫂频频点头，看来是听进去了。

我继续：“再说了，张殿是一个早产儿，那会儿又没有什么保温箱，能活下来就是赚的。张殿和我们不一样，怎么活他都赚大发了，比死过一次的人还要牛，他是没开始活就已经死了，死了以后又开始活……”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然而不能停下。何嫂已经彻底安静下来，能听见日光灯管发出的嗞嗞电流声。

“张殿所有的这些特点、脾性都和他的出生有关，嫂子，咱们可不能和他一般见识，你说呢？”

何嫂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你知道吗？张殿隐瞒了岁数——当年进厂当学徒，年龄超标了，他们家人就把户口本上的年龄改小了两岁——实际上今年他整六十。”

披露隐私事小，说明何嫂已经站到了我这边，被我说服了。她是在支持我的理论。我一拍小棺材，说道：“对呀，六十岁，对一个根本不可能活下来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仅够本，他压根儿就没有本，无本生意能做成这样真的太牛了……你不应该感到难过、接受不了，应该为张殿高兴，祝福他……他这辈子吃过什么苦？尽享福了！虽然没有大富大贵，还摊上了你这么一个好老婆，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儿……”

这以后一切顺利，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谈波画张殿的可能性，何嫂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我无所谓。”她说。不过何嫂表示要问一下张殿。如果仅从操作的角度看，张殿同不同意事情都一样进行。到了这会儿，我已经不好意思再去说服何嫂了。

张殿认识何嫂是在创办《甲乙》期间，后者是某单位办公室的打字员。《甲乙》第一期是油印的，需要打字，不知怎么的张殿就结识了何嫂。但张殿的第二次婚姻并没有选择何嫂，他把她当成了“备胎”。

等待消息期间，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袁娜打来的，她也是我们在那一时期认识的。《甲乙》出刊后不久，一天我乘公交，看见站牌下面一个女孩正在翻阅《甲乙》。“你看的杂志是我们办的！”我奔过去拉住对方的手，这一拉就拉进了我们的圈子里。

小姑娘还在上高三，青春靓丽，立马就成了这帮人追逐的对象。袁娜态度不明，在圈内配对的事于是就拖延下来。有迹象表明，张殿的第二任夫人是张殿在袁娜那儿碰壁后的选择，也并非他的首选。两人的年龄差距太大，张殿也等不及。

后来，不，后来的后来（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大家都结婚成家有了着落，张殿仍然和袁娜保持着往来。那会儿张殿也已经和何嫂结婚了，袁娜则结婚、离婚、改嫁，对方是一位台商。她变得很有钱，自己也下海做起生意，我们在张殿家打牌的时候，张殿仍然会叫上袁娜。后者每叫必到。张殿会说：“袁娜是冲老皮来的，她对老皮有情结，就像我对她有情结一样。”

我当时自然也结婚并且已经离婚了，离婚后又有了女朋友。和袁娜我始终保持距离，从来没有主动约过对方。她也从不主动联系我，我们见面只是在张殿家的牌局上。袁娜也会当众说笑，比如：“当年我要是嫁了皮坚，也不会有这么多挫折了。”我答：“你如果嫁给我，这会儿我们也该离了。”“是啊，还不如不嫁，否则连面都见不上。”

有一阵袁娜不再出现，张殿通知我们说，袁娜生病了。并没有人太在意。病了也就病了吧，反正还年轻，再重的病也会好的。直到有一天，张殿把我关进了他们家的厨房，郑重其事地代表袁娜向我提出一个请求，就是“托孤”。事情变得严重了。

袁娜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缺少一个什么瓣，这事我们以前就知道。年轻的时候气血旺盛，她的皮肤白里透红。随着年龄的增长，袁娜变黑了，她的解释是，心脏供血不足，缺血所致。我们认为那不过是托词，不是说黄脸婆黄脸婆嘛，变黑是因为她老了。这话自然谁都没有说出口。最后几次来张殿家打牌，袁娜黑得就像一道影子，苍老的速度的确是太快了一点。她决定去英国做一个有关的手术。

这是一个大工程，先得租一处房子在英国住着，然后要学习英语，一面学英语一面体检、排队。袁娜估计，整个过程得花上三五年。她和前夫有一个儿子，大学快毕业了，即将面临就业问题。袁娜托张殿带话给我，希望我帮他找一份工作。张殿夸大其词，将此说成了“托孤”。

“她这不是去治病，而是去美容，”我说，“去去就来的。”

张殿很认真：“英国虽然是这项手术的发源地，但成功率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

“我就奇了怪了，就算袁娜要托孤，也应该托给台湾佬呀，我又没什么人脉，怎么帮她儿子找工作？”

“你还当真了，”张殿说，“她不过是想告诉你这件事，也许就一去不返了。”

“即使要道别，她也应该直接打电话，干吗非要通过你不可？”

“袁娜要托孤，干吗不托给我呀，非得托给你不可？”这是张殿的疑问。那天他显得尤其愤愤不平，感觉都快哭了。

现在，袁娜打电话给我，约我见个面，她已经从英国回来了。

我们之间的桌子上放着一壶菊花茶。袁娜果然已经不黑了，说明手术相当成功，面对我的完全是一张新面孔。就像我对整容女抱有偏见一样，看着手术后的袁娜，我皱起了眉头。依我看，她还不如不整呢——哦，不对，不如不做这个手术。脸上的气血是恢复了，颜色变淡，但那些细密的皱纹一下子全都暴露出来了。尤其是脖子，垂挂着鸡皮一样的赘肉，在袁娜还是黑着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

我没有问，她去英国为什么要让张殿转告，这次见面却没有通过张殿。问这些已经没有意义，我也提不起精神。我们甚至都没有提到张殿，提到他的病。也许袁娜已经知道了，也许不知道，谁知道呢！

交谈的主要内容还是张殿家的牌局。袁娜不无兴奋地说：“现在我可以找你们打牌了，就像以前一样，一打一个通宵。什么时候约一下呀。”

“好呀好呀，”我说，“你回来了就好。”但心里知道，这样的事已经不可能了。

四

何嫂打电话给我，说：“也就这几天了。”

我立刻就明白了。何嫂当然不是向我通报张殿的病情发展（我和张殿的交情还没到那份上），这是在让谈波做好准备：“这么说，张殿没问题？”

“没问题，他愿意。”何嫂说。

我不禁大为感动，放下电话就去找了谈波，让他准备好相机，这几天不要外出。除此之外，似乎还有一些操作方面的细节需要當面接洽，比如，张殿一旦不治何嫂是联系我还是直接通知谈波？拍照的地点是在病房，还是在医院太平间？殡仪馆自然不考虑，死亡的时间太长尸身会发生一些变化，那样的面容不是谈波需要的。如果是在病房里，谈波又有多少时间？张殿的亲人，哥哥或者姐姐会不会出现，并加以阻扰？医院的医生、护士需不需要打个招呼？要么，谈波就带着相机去病房里守候，等待那一刻的到来。这样做未免太过残忍，而且，那个神秘的时刻是谁都说不准的……

商量的结果，是我们决定再去探望一次张殿。除了和何嫂落实有关的细节，也需要向张殿致谢。他亲自答应了这件事，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张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呵，竟然同意了！我得好好瞅一瞅这个再度变得陌生的朋友。

钱郎朗说过一件事。他舅舅临终之时留下遗言，不得瞻仰遗容。钱郎朗舅舅的说法是：“不要让人家看见我的丑样子。”令钱郎朗印象极为深刻。家属并没有遵照死者的遗愿，当钱郎朗回老家奔丧，还是看见了舅舅的“丑样子”。“嘴巴张得老大，里面黑咕隆咚的。”这是钱郎朗的说法，令我印象极为深刻。当时我们都表示，死了以后决不要任何人看见自己的丑样子。我们在张殿家里打牌、吃饭，张殿也表达了和大家同样的意愿。无论如何，他的立场现在已经转变了。

第二次探望张殿和第一次的情形几乎没有差别，甚至也看不出张殿有多大变化。病房床头柜上仍然放着心电监护仪，张殿的鼻子里仍然插着管子，还在打吊瓶。他依然清醒，用眼神和我们打招呼。我抱了抱他，拉着他的手抚摸了一会儿。不同的是，当我放下那只手时，谈波走上前，再次捡了起来。谈波握着张殿的手，似乎还晃了一晃，同时他说：“谢谢。”

我们告辞，何嫂送我们来到走廊里，三个人站着交谈了一会儿。谈波和何嫂互换了电话、微信，何嫂答应第一时间给谈波打电话。然后我们就乘电梯下楼了，来到外面。我和谈波仍然去了上次去的那家酒店。这一次没喝咖啡，直接要了红酒。时间是下午两点，比上次更早。

我一面晃动着酒杯醒酒，一面说：“这才两次就形成规律了，先探视，然后喝上一杯。”

谈波说：“希望还有第三次、第四次。”

“你不想画张殿了？”

“想呀，”谈波说，“比上次更想画这哥们了，但也不急在这一时半会儿。”

“为什么更想画了？”我问，“是不是因为更了解了，觉得张殿值得一画。”

“不是不是……”谈波赶紧否认。

“你就承认吧，其实画画和写作是一样的，知道得越多越好，虽然不一定用得上。这和你的‘物理性光辉并不矛盾。”

“也许吧。”谈波说。

五

第二次离婚后，张殿再次向袁娜展开攻势，未果。他也没显得特别沮丧。那时候他已经在厂里办了留职停薪，有大把的时间。张殿似乎很忙，问起来，他说是在谋生活，和人合伙做点小生意，或者正洽谈一个项目，但我们从来不知道具体他在操练什么。张宁也不催问，张殿的一日三餐都是在父母家解决的。至于住，则有上两次婚姻留下来的“新房”。那房子是张宁单位分给张宁的，房改时她花八千块钱买了下来，之后就划到了张殿名下。新房里只缺一个女主人了。原来是有的，但就像他们家雇用的保姆一样，干了一段时间就走人了。如今，房子是永久性的了，女主人自然也应该是永久的。

大概就是在这一时期，张殿想起了何嫂。他的内心活动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张殿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

前文说过，张殿长得不丑也不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口黑牙，门牙既长又黑，还有一点向外龇。张殿的牙齿是抽烟熏的，一天四包半香烟，又不好好刷牙，那牙能不黑吗？香烟不仅熏黑了张殿的牙齿，年纪不大，满口的牙已经松动，开始掉牙了。四十岁不到就掉牙这件事而言毕竟早了一点。张殿说，那是因为自己是早产儿，先天不足，能长出牙齿并坚持到现在他已经非常努力了。提前掉牙是必然的。总之，关于张殿的牙口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香烟熏的，一种认为是早产儿的后遗症。我认为是两种原因在共同起作用。突然有一天，张殿就去换了一口假牙。

他有半年时间闭门不出，也不见人。再出现的时候是在我们常去的一家咖啡馆。咖卖隆的女老板涂海燕见过张殿，但和他不熟，指着对方说：“牙，牙，牙……”其他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事后涂海燕对我们说：“当时我就想，这个人的牙齿不是这样的呀。我是因为他这口假牙才想起了他以前的真牙，那么长，又黑，怎么会……”

在咖啡馆闪烁不定的烛光下，张殿亮出一口大白牙冲涂海燕乐个不停，的确相当怪异。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段子。

我认为，换牙后的张殿选择在咖卖隆露面是故意的，是他的一次试探。他已经瞄准了何嫂，那时候还叫何雪梅。何雪梅和涂海燕一样，认识张殿，和他打过交道，但并没有特别关注对方，尤其是他的牙齿。这些情况张殿比谁都清楚。即便如此，张殿还是去换了一口假牙，说明他打定了主意，背水一战或者势在必得。

咖卖隆“首秀”之后，张殿又是两个月闭门不出，窝在新房里不干别的，只是抽烟，饿了就喝稀饭就点咸菜。直到把一口假牙也熏黑了，就像真牙一样。自然比原来的真牙更美观，非常整齐，不再向外龇出。带着这口像真牙一样的假牙，张殿再一次出现了。这回是何雪梅所在的单位。

何雪梅没有涂海燕那么敏感，再说那口牙已经不再白晃晃的引人注目。从追求到恋爱到结婚，张殿始终没有向对方透露牙齿的秘密。下面的事是何雪梅成为何嫂之后告诉我们的。

新婚之夜，张殿实在忍不住，哗啦一下取下了他的假牙，丢入床头柜上的一杯清水中。何嫂吓得半死，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何嫂说她哭了半宿，最后，还是端着杯子去了卫生间，开始帮张殿清洗消毒那可怕的牙齿。这以后刷张殿的假牙就成了她每天早起的必做之事。张殿取下假牙“哗啦一下”的说法，并非出自何嫂之口，是我的文学加工。何嫂之所以能和我们公开谈论这件事，说明了开始阶段他俩过得不错，何嫂把张殿的朋友也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就玩一种叫“找朋友”的扑克。基本打法和“争上游”一样，只不过是两副牌，而且有对家。对家不是固定的，由摸到红桃3的人指定，拥有某张牌的就是他的对家，也就是“朋友”。由于朋友是暗的，我们往往把朋友当成敵人，把敌人当成朋友，这便是“找朋友”的精髓所在。大家尔虞我诈，表演卖乖，唯一的目的就是骗住对方。关于“找朋友”还有更多的规则细节，在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总之这种玩法不需要智商和技术，或者说智商、技术不是第一位的。关键是运气，它的优点就是热闹。

我们的心思完全不在牌局上，打牌只是一个借口，在洗牌、摸牌、出牌的间歇，大家闲话不断，相对于牌局而言早已经离题万里，也有小刺激。八九十年代十块钱进园子，到了新世纪，收入都提高了，也有人成了大老板，但每次的输赢也就几十元，最多不超过两百元。一年打下来，几位经常参加打牌的“硬腿”几乎不输不赢（我们有专门的账本），一年的牌算是白打了。

“找朋友”是名副其实的集体活动。四个人可以玩，但没什么意思。一般是五到六个人玩，不得超过六人，也不能低于五人，五个人最好。因为比六个人炸弹多，分成两拨的双方人数不是均等的，也更利于隐藏。要知道，“找朋友”最具魅力的部分就是伪装和揭露伪装……

“找朋友”我们一玩就是几十年，成了某种圈子游戏。而在圈子以外，扑克的玩法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升级”“拱猪”不说了，后来是“跑得快”“锄大地”“斗地主”，如今大概已经是全民“掼蛋”了吧。按说，这“找朋友”也应该成了古董，之所以能够一脉尚存和张殿、何嫂的婚姻有关。当年“找朋友”流行的时候，我们打牌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当“找朋友”趋于下市，他俩结婚了，也就是说何嫂搬进了张殿的新房，成了房子里的女主人。我们去张殿家打牌，不仅是“找朋友”，而且有吃有喝。每次何嫂都亲自下厨，我们只要自带酒水就可以了。有时也不带，何嫂就去楼下的小店买散装啤酒以及可乐、雪碧等饮料。由于打牌的都是“老人儿”，玩法自然不变。无论外面“斗地主”斗得如何热火朝天，“掼蛋”掼得如何响彻云霄，只要去了张殿家，只能“找朋友”。

比较稳定的参加者被称为“硬腿”，分别是我、钱郎朗、张鹏，加上张殿两口子，正好五个人。这是“找朋友”固定的核心成员，随叫随到，从不含糊。有了这个核心就好办了，就能在漫长的岁月里得以持续、进行。顺便说一句，我们的圈子以前是围绕《甲乙》而有的，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找朋友”的圈子，写作上的同仁也变成了生活中的朋友。比如张鹏，我的小学同学，就从来没有写过东西。

除了“硬腿”，有时也会有来串场的（偶尔来一次，或者不是每次都来），比如袁娜、涂海燕、谈波，都曾经去张殿家打过牌。“找朋友”如果多出一人，何嫂就不上桌，还是五人的最佳组合。如果多出两人，张殿也不打，站在新手后面进行指导，还是五个人。如果多出三个人，我们就六个人“找朋友”，虽然不如五个人过瘾，但也可以勉强进行了。总之人不怕多，就怕不够。后来张殿南下去投奔胡小克了，五条“硬腿”就少了一条，好在涂海燕及时增补进来，问题才算得以解决。涂海燕开着咖啡馆，生意时好时坏，因此按钱郎朗的话说：“涂海燕这条‘硬腿并不很硬。”

“什么硬不硬的，”涂海燕说，“说得真难听！”

“老朗是想说，他的最硬。”张鹏道。

九十年代初，胡小克不写作了，下海去了深圳。不久，他有了自己的公司。过年回南京看望父母，被我叫到张殿家去打牌，应该就是那一次，两人接洽了张殿去深圳的事。胡小克对张殿进行了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为人谦逊（坚持把打牌的机会让给了他）、热情（招待大家吃喝），话也不多（不像钱郎朗那么能说）。再说了，张殿毕竟是《甲乙》的署名主编，和胡小克算是一起共过事。但我还是认为，胡小克接受张殿主要是因为我，前者和我的关系远胜于他和张殿的关系，是看我面子。

张殿去了深圳，张殿家的“找朋友”照常进行。每星期大概有一次。有时候实在凑不足五个人，我们也不会四个人玩，那就聊聊天。何嫂的招待更殷勤了，饭菜更加丰盛，每次聚会都像过节一样。聊天主要是聊张殿，后者不在场，他的老底儿正好被我们翻腾出来，说给何嫂听，算是对她款待的一个报答。何嫂也会说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张殿的事。比如，这人不怕热，夏天无论怎么热都不会吹电扇，晚上睡觉一条毯子裹得严严实实的，而且还不出汗。新婚之夜张殿取下假牙的事，何嫂也是那会儿说的。但无论怎么涉及隐私，大家都是有底线的。张殿追求袁娜未遂的事我们就没有提起过，何嫂也没有问。有几次实在缺人，钱郎朗还打电话叫了袁娜。打牌过程中，钱郎朗故意开我和袁娜的玩笑。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何嫂和张殿虽然算不上老夫老妻，但已经过了刨根问底追究过往的阶段，即使知道张殿追过袁娜，何嫂也不会在意的。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对张殿所有的朋友，无论男女都有一份善意。这也是我们总喜欢往他们家跑的主要原因。张殿不在家，但那还是一个家，宾至如归的感受是何嫂带给我们的。

甚至，张殿不在让我们的感觉更好。这个家，一切如常，料理得井井有条，而家里面的男人正在外面奋斗、讨一家人的生活。不禁给人以希望之感，时空也顿时扩大了一倍。我们正在打牌，张殿会把电话打过来，我们说：“老殿，我们正在你家打牌呢！”张殿说：“我在加班，最近赶一个项目，忙得不得了。”就是这样的感觉。后来，张殿不怎么打電话了，何嫂就把电话打过去。张殿仍然很忙，在赶下一个项目。

又到春节了，张殿回南京过年，我们相约去他家里打牌，顺便看望一下荣归故里的哥们。胡小克也回了南京，我拉他一起去张殿家，每次都被对方婉拒了。整个春节期间，我们去张殿家大概打了三次牌，我都约了胡小克，一概被他借故回绝。于是我就想，胡小克是否觉得不合适？以前，他只是张殿或者我的朋友，去张殿家打牌没有负担，而现在他是张殿的老板，去下属家打牌也许忌讳。我没有做公司的经验，不知道有关的规矩。最后一次，我问胡小克是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胡小克说，“我就是不想见到这个人。”

“为什么呀？”

“在深圳每天见面都见烦了。”

再追问下去，胡小克就不说了。

“你这次回来，咱们还没有见过呢，我你总得见一下吧。”

“那行，只要不去张殿家。”胡小克挂了电话。

六

胡小克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制作建筑模型。这活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也不难学，一般跟一周后就可以给老师傅充当下手，磨一块有机玻璃，或者在沙盘上粘一小片泡沫塑料的植物。张殿不屑于这些，成天抱着一杯茶在厂房里东游西逛。由于他的年纪以及和老板的关系，大家都不好说什么。胡小克也不好意思批评张殿。公司里多一个人吃饭，集体宿舍里多一个人睡觉，每月的工资单上多一个人领工资，胡小克也无所谓。后来，张殿竟然不来公司了，只是吃饭、睡觉，领工资时有这么一号人，就是不在干活现场出现。这胡小克也忍了。可恨的是，张殿居然爱上了发廊，领了工资就去洗头，工资花完就向同宿舍的小伙子们借钱。有时候也领着他们一起去耍。问题虽然严重，毕竟是风言风语，胡小克依然不能发作。

这天，胡小克加班到很晚，快早晨的时候才从公司所在的大楼里出来。天蒙蒙亮，他拐过一条街，就在巷子的口上看见了一个人影。不，是两个人影。张殿背对胡小克，正用一条毯子裹着一个发廊妹，后者也是站着的，因此看上去就像一个人。张殿和发廊妹正在吻别（大概厮混了一夜），恶心肉麻就不说了，关键是张殿也认出了胡小克，并且说了一句话。

“这是我们公司的老板，胡总。”这么说的时候张殿仍然抱着发廊妹。

胡小克一声没吭地走过去了。

“他这是要干什么！”胡小克说，“难道是想拉上我一起嫖吗！”在我的工作室里胡小克终于发作了。

他怒不可遏，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个人偷鸡摸狗也就算了，干吗扯上公司，扯上我！”

“你怎么能断定那女的是发廊妹，也许是良家妇女呢。”我想开一个玩笑。

“这我还不知道，”胡小克说，“我们公司附近就有几十家小发廊。再说了，就是良家妇女也不行，我怎么向何嫂交代？”

过了一会儿，胡小克气息稍定，坐回到椅子上：“话又说回来，如果张殿把发廊妹只当成发廊妹也就算了，你是没看见他那副嘴脸，整个一热恋状态，太过分了！”

“你没有找张殿谈过？”

“没有。”

“到现在都没有谈过？”

“没有……”

最后我建议胡小克辞掉张殿，这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张殿本人的安全，也为了公司管理（否则，他会带坏小伙子们），更为了何嫂经营的这个家：“你不要考虑我，也不要考虑当初办《甲乙》的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胡小克点头答应，但看得出来，辞掉一个人在他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节后，胡小克和张殿分别回了深圳（回来的时候也是分头走的）。我打过几次电话催促胡小克，问他辞张殿的事。胡小克说：“最近还行，张殿固定了一个，就是上次我碰到的那个，好像叫小娟……”

“那也不行，”我说，“我不是老板，如果我是老板早快刀斩乱麻了。难怪你的生意做不大，太柔和了，诗人的毛病要改改了。”想刺激一下胡小克。

终于有一天，胡小克主动给我打了电话，说事情刚办完。电话那头他带着哭腔。在我追问下，胡小克承认他的确哭了。“至于吗！不就是辞了一个人吗，辞了张殿。”我说。

“我还打了他。”胡小克叹息道。

胡小克说，他专门提了一笔现金，是张殿半年的工资。他把钱堆放在桌子上，这才叫来张殿，对他说：“你走吧，这是给你的补偿。”胡小克没有说任何理由。

张殿没有问为什么，大概知道，无论是什么理由或者没有理由，胡小克作为老板都有权让他离开。他从胡小克推向他的那堆钱中拿起一张，傻不棱登地看着，另一只手上正好攥着打火机。张殿烟瘾大，平时烟不离手，准确地说，是打火机不离手。他自有一套理论，经常说，有烟无火是最促狭的，比有火无烟可怕多了。这里面的逻辑暂且不论，反正是他的经验之谈。那天张殿的手上一如既往地攥着火，并且打着了，很可能没有烟，或者仅仅是另一只手上捏着一张钞票。鬼使神差一般他就把钞票点着了。点着之后，张殿的思路才跟上了趟，明白过来自己在干什么。他一边烧钱一边说：“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话让胡小克伤心了，他想起自己放着写作这样纯粹的事不干，远离家乡来到深圳，辛辛苦苦地办公司挣钱，太不容易。都说吃屎容易挣钱难，看见对方如此对待他的宽容和好意，完全是下意识地抬手就给了张殿一耳光。这耳光把两人都打愣了，张殿哇哇地哭起来。看见张殿哭了，胡小克不禁百感交集，也流泪了。两个大男人，一个三十几岁，一个过了四十，相对而坐，哭得稀里哗啦，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在想，离张殿上次痛哭也已经有十多年了吧……

胡小克说，张殿刚刚离开他的办公室，那堆钱还在桌子上放着。

“辞了就好。”我说。

“这钱怎么办？”

“要不，我向何嫂要一个账号，你打到她卡上？”

胡小克想了想说：“算了，我还是打到张殿的工资卡上，估计他回南京连买飞机票的钱都没有。”

张殿离开了胡小克的公司，但并没有回南京，而是投靠了在深圳认识的一些狐朋狗友，干起了倒卖软件和影碟的勾当。干这活儿不像做模型，不需要技术，他干得顺风顺水。关键是张殿有热情。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或者说有了这样的感觉。张殿当过民办教师，在工厂当过工人，和人合伙开过皮包公司，后来又去胡小克的公司打工。对了，还参加创办了文学杂志《甲乙》。但从来没有像倒卖软件和影碟那样，觉得是自己想干并且是能干的事，而且干出了名堂。其标志就是张殿开始往家里寄钱了。

何嫂知道张殿离开了胡小克的公司（原因应该不清楚），也知道目前老公干的事儿有点不合规矩，但寄给她的钱是实实在在的，因此也不多问。

春节归来（又到了春节），张殿托运了两只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软件和影碟。张殿献宝似的献给何嫂，并一再嘱咐要收藏妥当，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些软件、影碟数量之巨，当然不是供张殿夫妻私下消费的，张殿在转移赃物还是准备开拓南京市场就不知道了。也许他计划把生意逐渐转移到南京，两人常年分居的确不是长久之计。

何嫂嘴严，张殿就不一样了。一次我们去他们家打牌，张殿说：“还打牌啊，你们就不能玩点别的？”

“别的？”钱郎朗问。

“你们在深圳都玩些什么？”张鹏说。

张殿没有回答，招呼何嫂搬来他从深圳带回来的录像机，拆开包装后极其熟练地连接电视。调试电视时他对何嫂说：“拿几张碟来。”

何嫂很为难，说：“都在箱子里，箱子……”

“那就开箱子。”

如此一来我们才知道那两只大箱子的事。

当晚我们不仅消费了张殿倒卖的影碟（看得脸红脖子粗的），在场的人也都分得了一张。余下的时间里，我们帮张殿分装软件和影碟，一共装了有八九袋子，有旅行袋、麻袋、蛇皮袋、双肩包，还用床单扎了两个大包袱，塞到卧室的大床下面。另有几包东西被置于客厅里组合柜的顶上。完了，张殿嘱咐我们说：“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何嫂非常不满地白了张殿一眼。

春节结束，张殿又回深圳了，再来张殿家打牌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会不由自主地看向组合柜上面，看那几包东西。牌局照常进行，我们再也没在张殿家看过影碟。并非打牌比看碟更有意思，是说不出口，也不合适。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提供场所，一块儿打牌沒有问题，一起看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就算何嫂善解人意，主动提出看那种碟，我们也是要加以拒绝的。

一次，来了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女警察手捧一个文件夹，边问我们姓名边做记录，男警察拿着一支手电筒，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地到处晃动。卧室的床下和组合柜上面都照到了，手电光在那些东西上一掠而过，足以让人心惊胆战。之后他们下楼，脚步声远去。钱郎朗心生一计（事后他告诉我和张鹏），对何嫂说：“肯定是冲那些东西来的。”

“不对吧，”何嫂说，“下午居委会通知了，是查户口。”

这时我和钱郎朗已经交换了几次眼神，早已心领神会。“这几年的牌都打下来了，”我说，“什么时候查过户口？”

“说是人口普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最近风声有点紧，我们还是提防一点的好。”张鹏说，他也反应过来了。

“那怎么办？”何嫂说，“我打电话让张殿回来……”

“不用，不用，”我沉吟道，“就算马上打电话，张殿飞回来也得明天，在这之前必须先处理一下。”

“如果我们处理了，张殿就不需要回来了。”张鹏说。

“你老公在深圳忙活，他得挣钱养家……”钱郎朗说。

这番配合以后，我这才说出解决方案：每人带两包东西走，分别藏匿，剩下的由何嫂坚壁清野。何嫂显得很过意不去，说：“那会连累你们。”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谁让我们是张殿的哥们呢！”

我们连牌也不打了，每人提着两大包东西分别下楼。张鹏率先出门，十分钟后是钱郎朗，他走以后十分钟我也告辞了。月黑风高，东西又沉，我虽然住得近还是打了一辆车。知道不会有事情，但如此布局我还是感到了一丝紧张。那紧张恰到好处，提神醒脑，也有利于神经系统的锻炼。张鹏说得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应该说，我们还是冒了一定风险的，对何嫂也不完全是欺骗。

不知道张鹏、钱郎朗是如何消费那些影碟的，我拿走的这两包的确帮了我大忙。在南京，我是最早用电脑写作的人，当时是兼容机，286，操作系统是什么“到死”。的确不吉利，我的电脑经常出状况，耽误写作不说，还丢过不少文件，自己又不会修。这事儿让我苦恼不已。

盛军是年轻一代写东西的，理工科出身，会捣鼓“到死”。我的电脑一出问题，就打电话给这哥们。自从有了那两大包影碟，每次盛军帮我修电脑，我都会送他一张碟。后者自然喜不自胜，我也能心安理得了，让他跑一趟再也没有心理障碍。盛军把我的电脑修得比新的还好，都不怎么出故障了，于是他便主动打电话给我，问我最近电脑怎么样，需不需要他上门修理？我当然知道对方的意思。后来，他进一步了解到影碟的来源，就开始跟我去张殿家打牌了。“找朋友”又多了一条“硬腿”，全拜张殿的影碟所赐。

何嫂没有再提起过影碟的事。又一年张殿回南京过春节，也没有提起。这件事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张殿气色不佳，已经没有了特区来人的显摆劲儿，看来，他的影碟生意也快到头了。

七

二十一世纪初，张殿回到了南京，在家赋闲一段后，在文化一条街盘下一家小书店，做起了正经生意。

书店真的很小，营业面积不足十平方米，后面有一个小房间，仅够放下一张折叠床。张殿在此午休，同时小房间也兼做仓库。我们顺路看望张殿，也会被让进去，坐在折叠床上抽烟。小房间被抽得像一个烟囱，袅袅的烟雾从朝北的窗洞里冒出来。由于空间局促，平时张殿不喜欢待在店里，他总是站在书店门口的街上，烟不离手，捧着一个大茶杯，一面四处打望着。他似乎在等待一个什么人。也许是我们这些朋友，也许不是。

书店没有厕所。有了便意，张殿就会踱向一百米以外的一处公厕。他走得那样逍遥，根本不像有特殊的目的，等进到厕所里，一蹲就是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何嫂送饭来的时候，十有八九人不在店里。店门大敞，好在生意清淡，一般也不会有顾客。何嫂就会帮张殿看一会儿书店，等他回来。张殿吃饱喝足后，她再收拾碗筷餐具拿回家去洗。书店里也没有水。

后来，张殿雇了一个染了一头黄发的女孩看店，回想起他的漫不经心、动辄离店，肯定是故意的。雇人的想法是何嫂主动提的，她说：“你还要进货，还要忙其他项目，书店里总得有人。”

何嫂没想到的是，张殿招来的是这么一个女的，妖里妖气，而且不是本地人。如此一来，吃住就成了问题，花费比雇用钟点工高多了。“住好办，就让她住在店里。”张殿说，“吃，你送饭的时候多送一份就行了，和在南京雇人也差不多。”

“那你为什么要雇外地人？”

“我也是看小娟可怜，其实我这店里雇不雇人都一样……”

听到这个名字我吃了一惊，不就是胡小克说的那个发廊妹吗？三四年过去了，张殿还和对方保持着联系，可见当初他们不是乱搞，的确是恋爱。这么长时间了，张殿念念不忘，并且这事儿进行得如此曲折（张殿又是开书店，又是设圈套），为的不过是和心上人一朝相逢，老殿可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我不禁有点感动了。

錢郎朗看法和我不同，他说：“对小娟有情就是对何嫂无情，张殿还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这么大的人了，四十多了，怎么做事不计后果……”

“你激动什么，”张鹏说，“真正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我不急行吗，我们在嫂子家吃了多少顿饭，打了多少次牌？”

“那也是张殿家。再说了，我们又不是张宁，就是张宁也管不了她儿子这种事。”

找张鹏、钱郎朗商量无果，他俩只知道抬杠了。

小娟在张殿的书店里安顿下来，后面的小房间现在成了小娟的房间。张殿也不怎么在街上待了，他要么在书店里，要么在小娟的房间里。

小娟吃饭的问题，就像张殿说的那样解决了。何嫂每天送两个人的三份饭，两份张殿和小娟中午吃，剩下一份是小娟的晚饭。早饭小娟自己解决，书店旁边就有卖早点的。

有一件事他们没有想到，天气越来越热，喝水可以去公厕（那儿有一个公用水龙头，接了水用“热得快”烧），洗澡却成了大问题，况且南方人是每天都要冲凉的。小娟在公厕的水龙头那儿淋湿毛巾擦过几回身子，实在难以忍受，要求张殿带她去冲凉。张殿大概也带她去了洗浴中心，蒸过桑拿，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张殿就领小娟回家去洗澡了。

他用自行车驮着小娟，后者坐在书包架上，走小路以避开交警执法。在张殿家洗完澡并吃过晚饭（小娟的晚饭也改在了张殿家），张殿再用自行车送小娟回书店睡觉。如果说回家的时候两人一身臭汗，毫无浪漫可言，回程就不一样了。那会儿天也黑了下来，下班的高峰已过，张殿和小娟都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张殿带着小娟在南京的小街小巷里穿行，一阵微风吹过，撩起小娟湿漉漉的发丝。张殿嗅着沐浴香波的气味，眼望城市灯火，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他会不会对小娟说：“怎么样，我说到做到吧，让你来了南京，我们又在一起了。”

小娟从后面搂紧了张殿的腰，潮湿的脑袋抵在对方的后背上，说：“我这辈子是跟定你了。”

与此同时，何嫂在家里收拾碗筷，把两人换下的脏衣服拿到洗衣机里去洗——想想这样的画面，就觉得很不公平。如今何嫂不仅要做饭、送饭，还得帮小娟洗衣服，洗好后还得晾干叠好。晚上还要等张殿的门。张殿送人一来一回至少三个小时，平时何嫂走路去书店，往返不过四十分钟。

何嫂终于找到我们，专门谈张殿和小娟的事。我们拿不准，何嫂知道多少，到什么程度，于是便装聋作哑。

“张殿和那丫头，不会吧？”

“嫂子你想多了，张殿一个大老板，怎么会跟下属……”

何嫂说：“有一次我去送饭，怎么叫门，张殿都不开。”

又说：“还有一次，书店是开着的，小娟坐在店里，张殿在里面帮她叠被子。”

“这叠被子是不对，”钱郎朗说，“关心下面的人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在家里他什么时候叠过被子？连酱油瓶倒了张殿都不会扶！”何嫂非常委屈。

“是太不像话了，我们一定好好批评老殿。”我说。

“不对呀，”张鹏道，“老殿有睡午觉的习惯，他应该是在叠自己睡过的被子，不是帮小娟叠被子。”

何嫂愣住了。

我赶紧接过张鹏的话，说：“这两个人混用一条被子的确不太好，男女有别嘛。嫂子，以后你专门给张殿准备一条被子，让他专被专用。”

我们抓住被子不放，好歹糊弄过去。

回头我们找到张殿，对他的行为进行了警告，并要求张殿辞掉小娟。他表示同意，只是说说不出口。

“胡小克是怎么辞你的？”我点张殿道，“他和你是什么关系，可以说得出口，对小娟你为什么就说不出口？”

“你这老板也不能白当，辞人那是必须的，是必要的一课。”钱郎朗说。

“没这个魄力你还当什么老板，以后怎么发展？”张鹏说。

张殿不像何嫂那么好糊弄，对我们所说无不赞同，但还是我行我素。

这以后，我们就不怎么去张殿家打牌了，因为不好意思，愧对何嫂。即使去打牌，张殿也经常不在，送小娟回书店未归。如果去得早，在张殿家吃饭还得和小娟同席。明知道张殿和她有事情，我们还要装出一脸无辜，在何嫂的眼皮下面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张殿偶尔也参加打牌，但心不在焉，那牌打得七零八落的。牌局本身也失去了魅力。就这样一直到了冬天。

八

小娟最终还是离开了。她是怎么走的，不得而知。是春节回家过年，然后就没有再回来，还是发生过一些可怕的事，比如张殿和小娟被何嫂捉奸在床，我们就不知道了。有一件事却确定无疑，就是张殿的书店倒闭了。文化一条街上的门市已经易主，也不卖书了，从店门口一直到小店里面，花团锦簇，书店变成了花店。

何嫂打电话给我们，邀请我们去他们家打牌。“找朋友”的时候我察言观色，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无论张殿还是何嫂都很平静，专心牌局。那天张殿大赢，钱郎朗不合时宜地说：“这就叫牌场得意，情场失意。”说完他就后悔了，赶紧改口，“噢噢，也不见得，比如像我，牌场失意情场也失意……”好像也不对。钱郎朗干脆闭口不说了。

张殿家牌局宣告恢复，每周一次我们去张殿家打牌。和以前不同的是张殿常常不在，或者回来得很晚。他不干书店，总得想办法谋生，于是又开始说“和人合伙做生意”，或者“正在弄一个项目”。那感觉就像昔日重来，只是我们不能确定是回到了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张殿去胡小克那打工，我们在张殿家陪嫂子打牌，而大哥正在千里之外的异乡为这个家奋斗。那时空气里流动的是希望，仿佛能看见令人兴奋的未来。可这会儿何嫂一脸苦愁，“找朋友”的间歇不由自主地唉声叹气。

她那种叹气方式是最近培养起来的。深吸一口气，然后使劲呼出，同时伴有极为深重的、就像从一口老井里发出的喉音。此音一出，身体随之向下一堕。问起来，何嫂完全不知道，只是说非常痛快。我们这几条“硬腿”后来也学会了这种叹气法，的确舒畅无比。开始时是有意识的，最后变成了一种无意识，“找朋友”的过程中沉重的叹息声此起彼伏。有时候会来一个新人，聽见我们这样叹气觉得不可理喻，而我们早就听而不闻了。

像九十年代一样，打牌的时候何嫂会联系张殿，打他的寻呼机。张殿一般不回。偶尔回一次电话，他会说：“马上，马上，谈完这一单就走。”或者说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但直到牌局结束也不见人影。何嫂锲而不舍地呼叫张殿，一出完手上的牌就呼他，子母电话机的子机就放在面前的小棺材上，和几张赢来的或者准备输出去的钱放在一起。手上一没牌，她就抓起电话，后来已经很机械了。何嫂也没指望张殿回电话，就是要骚扰他，让他“不得安生”，然后就是叹气。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虽然还去张殿家打牌，次数毕竟锐减了。

一天晚饭后，我坐在电话机旁，心里有一点焦躁。当时我刚过四十岁，离了婚，女朋友又在外地，每天的这个时段是最难熬的。总盼望有人约我出门，和朋友聚会，去酒吧或者任何地方。实在没人约我，我也会主动打电话出去。有时候也不打。晚饭过后大概经过两小时不安的情绪就会过去。

那天我坐着，瞅着电话，一根烟还没有抽完，电话铃就响了。只响了一下，我第一时间接起，是钱郎朗。他并没有夜宵计划，打电话给我是讨论一件事。

大约半小时前，何嫂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旅游了，想和我们（钱郎朗、我和张鹏）打个招呼。当时钱郎朗正在下面，面条已经丢进锅里了，见没什么要紧的事就挂了。这会儿钱郎朗吃饱了，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何嫂不会出什么事吧？”他说。

“那还用说！”我叫了起来，“还不赶紧的，有你这样的吗！”

挂了钱郎朗的电话我立刻打给张鹏，让他马上动身，去张殿家楼下会合。然后，我呼了张殿，等了一会儿没反应，这才套上T恤换了鞋子直奔张殿家而去。

我到的时候钱郎朗已经到了。我问他：“你怎么还不上去？”

“在等你和张鹏。”

漆黑的院子里，借着围墙外射来的灯光，我看见钱郎朗拎着两瓶酒。他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还像以前那样，我们这是吃饭打牌来了。虽然我们已经吃过饭了，让何嫂再炒两个菜，喝点小酒也是正常的，以前也常有这种事。

来张殿家打牌，我们总是这样，先在楼下的院子里会合，然后一起上楼。何嫂虽然是我们的嫂子，但和我们中的一人单独相处总归不太方便。我们一起来一起离开，钱郎朗不过是在遵循惯例。看见他这样，我也受到了感染，觉得事情真的没有想象的严重，或者紧急。

天上下着小雨，我和钱郎朗都撑了伞，这时把伞收了，我俩走进张殿所在的单元门洞，边避雨边等张鹏。张殿家在二楼，离我们躲雨的门洞直线距离不到两米，过了一会儿便闻见了隐约的煤气味儿。那煤气味和院子里飘忽的细雨混合在一起，在黑暗中闻起来非常奇怪，有点像榴莲的气味，带有一丝隐隐的寒意。当我们确认这的确是煤气，而不是榴莲，显然不能再等了。钱郎朗放下两瓶酒，和我一起奔上二楼敲门，死活没有敲开。下面的门缝处透出黄澄澄的暖光，煤气味越发浓重。再也不用怀疑了。

钱郎朗打110报警的时候，我在琢磨如何弄开张殿家的门。那门的外面加装了防盗门，不禁发出哐啷巨响，在短时间内打开是不可能的。对面和上下楼的邻居闻声而出，钱郎朗忙着和众人解释。我走到楼道拐弯处，那里对着外面的墙体只砌到胸口高，张殿家厨房的窗户开在这一顺，离楼道的半截墙不远。我攀上半截墙，想翻进厨房里，但窗户被从里面锁死了。正在焦急，张鹏赶到了。他在我们三人中一向最能干，换了我爬上半截墙，让我把雨伞递过去。张鹏手持雨伞，悬了吧唧地用伞尖敲击窗玻璃。几声大响后，玻璃终于碎裂，落下二楼，发出更大的响声。我们闻见了更加浓烈的煤气味。邻居们掩着鼻子，退到更远的地方。那煤气味混合着雨水，凉飕飕的，令人头晕。

警察是从一楼住户的院子里攀上张殿家阳台的，用太平斧劈开了通往卧室的门。他们扛着裹在毯子里的何嫂从防盗门里出来，围观的人让开一条道，身体贴墙，看着何嫂被带下楼去，被送上了停在院子里的警车。一位警察要求家属签字，张殿不在，由于是钱郎朗打的电话，就由他代劳了。张鹏帮钱郎朗打着伞，那警察用手电照着，边上警车顶上的警灯无声闪动，光线里细雨纷飞……签完字，对方让钱郎朗上车一起去医院，钱郎朗分辩道：“我不是她丈夫。”警察也不答话，几乎是押着他上了警车。钱郎朗绝望地对我和张鹏说：“你们一定要来啊！”随后警车启动，驶出了漆黑的院子。邻居们也散了。

我和张鹏返回张殿家，用座机又呼了张殿一次。等了十分钟，张殿仍然没有回电话。借着從门窗外射入的些微灯光，能看见室内狼藉一片。走动时脚下不断发出玻璃碎裂的声音，还有大摊的水迹，黑乎乎的，像血一样。当然那不是血，是由于门窗破损雨水洒进来所致。煤气味已基本消失，可以开灯了，但已经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还得赶往医院，和钱郎朗会合。

临下楼时，张鹏特地带上了张殿家的防盗门。

钱郎朗早已在医院大门口等了半天，见我们从出租车上下来，他显得很兴奋，问我们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等我们回答，又说何嫂已经被送进去抢救了，问题应该不大。说他这一路吃大苦了，警察一口咬定他就是家属。后来终于明白他不是家属，那就更糟，他们认为他和何嫂的关系非同一般。“大概，”钱郎朗说，“他们把我当成来通奸的了，老公不在家，我吼巴巴地跑来要和情妇殉情，开了煤气自杀。”

“怎么可能。”张鹏说。

“怎么不可能，”钱郎朗说，“他们逼我解开何嫂的衣服，按压她的胸部，隔着衣服都不行。我说不方便。警察说，你又不是没见过。”

“你照办了？”

“我能怎么办？人命关天啊，再说了，我不照办肯定得挨揍……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你们而是我！你们也都在场……”钱郎朗唉声叹气，委屈得不行。

“何嫂昏迷不醒，不会知道，”他说，“对张殿就没有必要说了。”

“既然不想让人知道，你干吗要对我们说？”张鹏道。

“你……”

我赶紧打圆场：“老朗这是做好事不想留名。”

我们已经开始开玩笑。过去的这两小时太紧张了，此刻终于放松下来。我们大骂张殿，骂他导致了这场悲剧，骂他不回电话，以及拖累了朋友。“都什么时候了，老婆都快死了，屌人到底在干什么呢？”

又一辆出租车在医院大门前停下，走下一对老年夫妻，何嫂的父母到了。我们打着伞迎过去，护送二老走进门诊大楼。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轻松了。说明了有关的情况，移交了所有的手续，说是去找张殿，然后就开溜了。我们把何嫂交到了真正的家属手里，虽然不是张殿，但胜似张殿，血浓于水……

在路边的一家小店里，用公用电话再次呼了张殿，之后我们就背对柜台，看着夜色中雨光闪烁的陌生街道，边抽烟边等电话。其间张鹏几次折回医院，打探消息，最后的信息是何嫂已经被送进高压氧舱，人也苏醒了。至此，我们轻松的心情已无法自禁，完全不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待了。恰好来了一辆出租，上面的人下来后我们立马钻进车内。

行驶途中，我腰间一麻，原来是张殿呼我，他终于有了反应。看号码，不是张殿家的电话，说明他还没有回家。

出租车在路边的一个电话亭边停下，我去回电话，告诉张殿他老婆自杀未遂，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没等对方回答，重复了三遍医院的地址后我就挂了电话。

“现在我们去哪里？”张鹏问。

“深更半夜的，能去哪里，”我说，“回家睡觉。”

“我倒是觉得，现在去哪里都可以。”张鹏说。

“你们到底要去哪里？”司机说。

突然，钱郎朗叫了起来：“去张殿家！我那两瓶酒落在了他家楼下的门洞里。”

钱郎朗去门洞里拎出两瓶酒，在一楼的自行车棚里我们找了一个地方。没有开瓶器，钱郎朗就用牙咬，啪嗒一声，瓶盖就此消失在脚下的黑暗中。我们原本是应该进到张殿家里去喝的，防盗门被张鹏带上了，因此钱郎朗抱怨不已。他说：“这会儿如果能坐在沙发上，边喝酒边复一把盘那才齐活了，可惜……”

“你这不是说梦话吗？”张鹏说，“我们走的时候能不带门吗，小偷进去怎么办？”

“哪有什么小偷……”

“张殿家乱成那样，你没看见？是喝酒的地方吗？再说了，女主人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呐！”

“反正比在车棚里强，我的腿都蹲麻了。”

“那你就不能骑在车上喝？”

“骑个屁啊，又不是个女的。”

两人虽然是在开玩笑，但你来我往，各不相让，大概是这劣质白酒喝的。由于声音渐高，边上的一扇窗户突然亮了，我嘘了一声。接下来我们就再没说话了。默然无语地传递着酒瓶，不时调整姿势，由蹲到骑，由骑到站……一楼住户的灯光再次熄灭以后，眼前只剩下一片漆黑。适应后，又不免清晰如画，车棚深处昏黑一团，而外面刚下过雨的地面上闪闪忽忽的，不知道是从哪里射来的光。我们再也没有提何嫂和张殿的事。

然后我们就离开了。脚步飘忽，内心充满了宁静和喜悦。也难怪，毕竟算是救人一命，何嫂又活了过来。喝酒我们也没耽误。本来我们是准备去咖卖隆继续喝的，除了涂海燕再叫上一个服务生，没准还能打一把“找朋友”，那就圆满了。行至途中，钱郎朗改变了主意，说是撑不住了，要回家去睡觉，三个人这才恋恋不舍地各奔东西。

九

张殿家的牌局算是基本结束了。张殿家我们仍然会去，没有人再提打牌的事，就像那是某种忌讳，何嫂自杀未遂似乎和“找朋友”有关一样。去到张殿家，我们也只是喝点小酒、聊聊天。去的次数也开始变少，并且没有规律可言。

何嫂恢复得不错，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大家绝口不提那天晚上的事，但那件事又的确发生过，其标志就是张殿已经有限地回归家庭，每次去的时候他都在家。那口小棺材也不再当牌桌或者饭桌用了，换成了普通的茶几。小棺材仍然放在客厅里，正式成了一件古董，上面放着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等现代化的办公设备。钱郎朗说，张殿爱上了商业文明。张鹏反驳道：“他不过是把公司搬到了家里，要说爱上早爱上了。”

“他要那些玩意儿有什么用，纯粹摆设。”

“这是另一个问题。”

我说张殿“有限地回归家庭”，就是指这些办公设备的出现。但最重要的，还是张殿开始玩电脑了。他配备了两台电脑，客厅里一台，卧室里一台。张殿没日没夜地坐在电脑前面，我们每次去他都显得心不在焉。我们不再打牌，想来也和他上网有关。张殿不仅玩游戏，同时也捣鼓各种软件，考虑到他倒卖软件和影碟的经历，这也是必然的。总之张殿成了一个网虫或者软件狂，人坐在家里，朋友人脉却遍布电子一条街甚至全国各地，大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思。“有限回归”就是说他的这种身心分离的状况。

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张殿热心地向我们推荐各种软件，神秘兮兮地塞给我们一些网址。我们这帮人，包括何嫂，属于“找朋友”出身，对时髦的玩法反应很慢。也各自购置了电脑，用电话拨号上网，不过是看点新闻，兼带收发邮件而已。对电脑和网络世界潜力的认知，我们和张殿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钱郎朗说：“这在网上打牌下棋有什么意思，又见不到一个活人。”

“可以一边下棋一边聊天，”张鹏说，“和网下还不是一样的？”

“和对方又不认识……”

“那正好，你就不会耍赖了。”

其实那会儿张鹏对网络游戏也是半通不通的。

由于志趣不投，擅长的东西不一样，我们去张殿家的次数更少了。如果张殿不在家，我们去他家没有问题，就算不打牌也可以喝酒聊天。张殿在家，他是男主人，我们喝酒他上网，那就比较尴尬，还不如不去。

不怎么去张殿家以后的一天，一帮人在饭店里吃饭，饭后转台前往咖卖隆。这时的咖卖隆已经易主，涂海燕一年前去了美国，咖啡馆也变成了酒吧。我和张鹏打车先到，张鹏在等司机找零钱，我一反常态没有等他，率先走进了酒吧里。当即，我就看见了张殿，和一个大屁股女人并排坐在吧台前面的吧凳上。女人的屁股如此之大，相对而言吧凳如此之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我是先见到了这个造型，才看见了边上的张殿。他仍然是窄窄的一条，倾身过去，在那女人的耳边说着什么。见我出现，张殿不免慌张，也许是尴尬。

“是不是网友？”我小声问道。

张殿龇牙一笑，没等他回答我又说：“快走，大部队马上就到。”

张殿心领神会，拉着那女的立刻就消失了。他们没有走门，不知道去了哪里，因此并没有和推门进来的张鹏遭遇（像我担心的那样）。随后大队人马也到了，在我的指点下，钱郎朗、盛军等先后都去了楼上。我一个人立在吧台前，要了一瓶啤酒，正喝着，听见酒吧门叮咚一响。我转过身去，正好看见张殿和那女人窜出去的背影。

事后想起这件事，我不禁纳闷，为何我会不等张鹏率先进入酒吧呢，难道已预感到会撞见张殿和他的网友？即使让张鹏看见也没有什么，他又不是何嫂，后者也不在大部队里。张殿配合得如此默契，没说一句话，就像何嫂已经跟过来了一样。再就是那个女人，她真是张殿的网友吗？我甚至连她的脸都没有看见。没准是小娟吧？应该不会，小娟不是那样的身材……

十

这以后时间就过得快了。

有消息传来，何嫂生了一个女儿，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大屁股网友的事看来没有败露。没准那次我和张殿在酒吧的遭遇别有深意呢，从此受惊的张殿才洗心革面，彻底回归了家庭。

那年张殿五十出头，老来得女，我打电话去恭贺，何嫂告诉我：“老殿喜欢得不得了。”我大脑一热，当即表示，愿意做他们孩子的教父。所谓教父是当时一种时髦的说法，意思就是干爹。何嫂满口答应，说是需要问一下张殿。

“怎么样呀，老皮说要做画画的干爹？”

“让他出钱。”——我听见电话那头张殿对何嫂说。

我是这么想的，虽然目前我混得一般，那是写诗造成的。从二十一世纪起，我已经改攻小说了，写了四五年，出了两本书。再过五六年，到张画画五六岁的时候，不说享誉世界至少也会是著名作家，画画上学的费用或者上个什么补习班，出点钱也不是多么了不得的事。再说张殿现在也的确没收入，人也老了，一家三口今后都得靠何嫂。她的工作也不挣钱，早年在办公室里打字，后来仍然是打字，不过是打字机换成了电脑，兼带处理一些文件。“培养一个小孩得花多少钱呀。”何嫂忧愁地说。

待张画画长到四五岁，一次，我在街上和何嫂母女不期而遇。何嫂让孩子喊“干爹”，我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这茬了。不是张画画不讨喜，事情正好相反，那孩子太可爱了，尤其是两只眼睛，就像猫眼一样圆瞪瞪地转动着。那会儿离她上学也没有两年了，我暗自思忖到时候出资的可能，答案是完全没有可能。虽然我已经出了四本书，但还是和以前一样穷。这也是我直到这次见面以前一直没有见我的教女的原因。这次见面以后我就搬家了，住得离张殿家就远了。巧遇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錢郎朗、张鹏则不然，他俩没有搬家，也没有认张画画做干女儿，不怕任何巧遇。钱郎朗仍然会去张殿家串门，只是已不再叫上我和张鹏了。我是因为住得远，不叫张鹏是因为钱郎朗已经和对方绝交。钱郎朗认为张鹏不尊重他，说话时总是冲他（比如“你这不是说梦话吗？”），他有言在先：“有张鹏的时候你们不要叫上我。”自然有他的时候他也不会叫张鹏了。

“真不容易。”

“环境本身也有问题，缺少光源，再加上你不肯陪我去，一个人待在那种地方真的很恐惧。太平间里很冷，我也没有加衣服……”

“真的没法画？那不是白忙活了？”

“反正拍了，照片先存着再说。”

十二

张殿的追悼会上，所有人都到齐了。钱郎朗和张鹏不可回避地见了面。在这之前，我分别给他俩打了电话，做了工作，意思是：这人都死了，你们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能解决？还要等到哪一天？再大的问题在死亡面前都显得渺小，鸡毛蒜皮、微不足道。追悼会正好是一个机会。于是，在告别厅门前的台阶上，这两个昔日的朋友互相走近。张鹏主动，说了一句：“钱郎朗，你好。”

钱郎朗含混地答应一声，就没有下文了。

张鹏转过脸来看我，意思是他尽到了责任。

大家不无尴尬地站在那儿，钱郎朗抬起头来看看天空，也不知道对谁说：“今天的污染很严重，PM2.5有三百吧？”

张鹏犹豫是否要接这个话茬，盛军说话了：“没有三百，二百五左右。”他不了解张鹏和钱郎朗之间的过节，大概是想开个玩笑。没有人笑，一个对话的机会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

钱郎朗和站在他边上的盛军说话，张鹏和他并不熟络的谈波交谈，好在一伙人仍然站在一起，在台阶上高高低低地杵着。离告别仪式开始还有一段时间，钱郎朗掏出香烟散烟，第一支烟应该是递给张鹏的，是冲张鹏的方向来的。钱郎朗的手上只有一支烟，那手直不笼统地就伸了过来。虽然钱郎朗没有朝张鹏看，后者还是接了。之后钱郎朗又散烟给其他人。他叼着香烟边吸边故作悠闲地溜达到一边。一来一往，两个家伙的任务已经完成，答应我的事都做到了。这以后，直到追悼仪式结束，钱郎朗和张鹏之间再也没有交流。看来死亡也不是最大的，人只要活着就有抹不下的面子……

台阶下面的空地上，有不少年轻人在玩轮滑，在我们的眼前溜过来窜过去，窜过去溜过来。不时做出一些高难动作，喝彩声不绝于耳。开始我没反应过来，很奇怪在殡仪馆怎么会有这种街头才有的景象，也许这里的大门很容易进来？后来蓦然醒悟，这些都是张殿生前的滑友，参加追悼会来了，以特有的方式在给他们的“张大爷”送行。

果然，他们开始换鞋子，将轮滑鞋吊在脖子上，有的提在手上，列队准备进入告别厅。这帮人我们一个也不认识，也不可能认识，但却是张殿最后身处的集体，是他离开我们的圈子后为自己找到的圈子。以前只听说张殿玩轮滑，此刻却有如亲见，年轻的滑友把有关的场景、氛围展示出来了。我感觉到了莫大的陌生和异样。怎么说呢？就像是张殿无论生死都早已不属于我们了。

告别仪式开始，张殿的亲属站在最前列，他们后面，就是那些年纪犹如张殿孩子的年轻人，有二三十人。再后面才是我们，这些在漫长的岁月里积攒下来的朋友，也不过十来个人。幸亏有张殿的滑友撑场子，追悼会不至于太寒酸。张殿不是什么大人物，毕竟也活了六十岁，怎么不见有同学、同事？光是结婚他都结了三次，前妻有两个，现妻有一个，前妻们应该没有来。还有我们知道的小娟，不来情有可原。还有何嫂说的那个张殿为之吃壮阳药的女人，也许混在滑友里面，就是张殿的滑友……

向遗体告别时，何嫂哭得稀里哗啦。五六个亲属里何嫂的父母占了两位，老人用手帕擦拭着眼睛。剩下的三四个亲属中没有张宁。听何嫂说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儿子死了恐怕都不知道。那三四个人中有张殿的哥哥、姐姐吗？不得而知，我已经有三十年没有见到他们了。从悲伤的程度看，也不太像，并不显得和死者多么难舍难分，也许是男方的亲戚比较理性吧。

最不可思议的是张殿的女儿，张画画，自从那次在街上和何嫂母女巧遇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当时她四五岁，这会儿大概有十岁了吧。我记得她有一双猫一样的眼睛，此刻那眼睛依然如故，只是睁得更圆了。自始至终，画画瞪着两只大眼睛，对眼前的一切表现出异常的惊讶和专注。但也只是惊讶、专注，没有反应上的不同变化。她的目光落在张殿化了妆的面容上，没有流一滴眼泪。我心里想，这孩子被吓住了。

我本来是不准备哭的，或者说没有料到自己会哭，所以进告别厅的时候只接受了白花没有要手帕（门口照例会发放这两样东西）。哪怕是目睹了张殿的遗容，我也没有任何要哭的感觉。那遗容真的太难看了，假牙装了回去，张殿的小脸儿因此凹凸不平，似乎只是那副假牙。的确没有暴露在外面，没有像钱郎朗的舅舅一样张着黑洞洞的嘴，但也许比那还要命，在极薄的脸皮包裹下假牙的形状清晰可见。他们还给他抹了鲜红的嘴唇……所有这些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早想到了。

可当我一抬头，看见了张画画怀里抱着的张殿的遗像，突然就不行了。遗像上的面容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张殿（准確地说，是最后一次见到没生病的张殿）时他的面容，表情、状态，甚至角度都分毫不差。当时张殿边买烟边回头向我挤眼睛，并没有人在边上拍照，但就是那一瞬间的定格。此种灵异般的体验无法向人道明，确实把我给吓坏了。与其说我是因悲伤落泪，不如说是被吓哭的。哭得抽抽搭搭，不能自已，太丢人了。身后站着那帮朋友，谈波、钱郎朗、张鹏、胡小克……正等着过去和张殿告别。我赶紧握了一下何嫂的手，低头跑出了告别厅。

到了外面，仍然在落泪，眼睛被阳光刺得很难受。这时我看见边上有一个人，也在啜泣，原来是袁娜。“你也来了。”我说。

“能不来吗……张殿真可怜。”她答。

然后我们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只是互相看着，颇为尴尬。那一刻我们泪眼相望，透过模糊的泪光打量着对方，不免显得情深义重。就像我俩之间有着难以言喻或者压抑已久的情感，终于控制不住。张鹏一伙人也出来了，看见了这一幕，但没有走过来。他们一面抽烟一边向这边窥视。犯得着吗？我心里想，你们又不是不认识袁娜，不是不知道她和我的关系是毫无关系，不是不知道张殿对袁娜念念不忘……

袁娜递过来一块手帕，就是她刚才擦眼泪的手帕。这太过分了。如果我接受了这块手帕，擦了眼睛，两人的泪水就会混合在一起，就真的说不清了。我几乎是粗鲁地推开了对方，说：“我不用。”之后转身离开了，走向张鹏一伙。袁娜没有跟过来。

涂海燕是最后到的，整个追悼仪式已经结束。滑友们穿上轮滑鞋，一只只燕子般地滑出了殡仪馆大门，我们一伙跟在后面。何嫂和家属乘的那辆中巴开过来，我们让到路边。中巴刚出去，一辆出租车就开了进来，和何嫂的车在大门口相错。车窗降下，涂海燕探出脑袋冲我们说：“哎哎哎，你们怎么走了？”她眼泡肿肿的，并非因为哭泣，是睡过头了。

“已经结束啦！”我们说。

“看我这时差倒的……”涂海燕开了进去，找地方掉头。

她当然不是特地从旧金山飞回来参加追悼会的，而是来南京洽谈合作，正好碰见了张殿这件事。

隔了一天，我又去了以前住过的地方。这次不是拿邮件，是我在附近办事，信马由缰地走到这里。当然不会碰见张殿踩着轮滑鞋向我滑来，但这儿毕竟是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肉体虽然离开了，也许魂魄还在。至少张殿的家还在这里，何嫂和张画画还住在这儿。不像我，离开就是离开了，走得干干净净。

本来我只是抄近路，不知不觉逛遍了这一带的小街小巷。还去了农贸市场，问了蔬菜和猪肉的价钱，甚至买了一把葱。直到天黑，我步出一条主路的路口。

这条主路在此分作两条岔路，分别通向外面的大马路，岔路相接的地方形成一个直角。就在我拐弯的时候，一辆摩托从我身后超过去，到了前面车速减缓，骑摩托的人回头和我打招呼。昏黑中辨认出是何嫂，我不免吃惊。我从没有见过何嫂骑摩托，而且是那种男人骑的很宽大的摩托，不是电动车。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张殿的摩托，何嫂竟然骑得如此顺溜不带含糊。这不是最主要的。让我惊讶的是，摩托车后坐着张画画。母女俩已经换了打扮，何嫂是牛仔裤T恤衫，画画身着小短裙。何嫂轻快无比地说：“嗨，老皮，我们先走啦！”没等我回答，那摩托便一溜烟地窜到前面去了。

画画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眸仍然那么清亮。摩托车大灯照亮了街边的一排绿树，我突然意识到已经是春天了。

离开这里已经很多年，一般我是不来的。统共来过两次，一次碰见了张殿，一次碰见何嫂和张画画，这是什么意思呢？想起追悼会上张殿的遗照，简直就像上次見到张殿时的截屏。那么这一次呢？似乎有什么一直在这儿等着我。她们的轻快说明了什么？活下去，或者，这就开始活下去了。有什么已经从死亡和时间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了。也许这就是让我传递的信息，让我作证，好让张殿放心……我的思路已经彻底混乱了。

然后，在那条人来车往的大马路上，下班的高峰时段，路灯的照耀以及法国梧桐的树影下，夹杂着初春气息的深重雾霾中，我又流泪了。流泪不等于哭泣，我一点悲伤也没有。甚至都不是我在流眼泪，是那滴本该由张画画流出的泪水，从我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责任编辑.李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