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某深

晚清出国考察记中，参观西方监狱是一个重要内容。最早亲历西方监狱并记载的应是旅英文人王韬。1870年春（同治九年），王韬应邀往“碧福”（Bedford贝德福）参观新建监狱，观其规制，叹囚犯“屋舍既洁净，食物亦精美。狱囚获住此中，真福地哉”（王韬《漫游随录》149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在《法国志略》中，王韬还对西人监狱不搞刑讯逼供、对囚犯宽厚、在监狱中能学到一技之长给予了极高评价。1876年，受命赴美参加万国博览会的宁波海关关员李圭，在费城参观了轻、重罪监狱，深感“外国监狱，迥异中华” 。他所见到的外国监狱，“第一务取洁净；第二饮食调匀；第三作息有序；第四可习技艺；第五则其总管、司事，一切体贴人情，处若父兄之于子弟。故凡游览其中者，非特不觉其为监狱，即犯人监禁日久，亦忘其身在监狱也。”李圭不由赞叹：“法至善也，恩莫大也！”“法良意美，于斯尽矣。倘有仿而行之，殆将真以囹圄为福堂也”（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在李圭看来，西方监狱仿佛是人间天堂！1876年出国的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赴英途经香港，参观的重点便是学校和监狱。从其《伦敦与巴黎日记》看，他出使三载，共参观监狱七所，记载狱制九则，约近万言，在早期出国人士中是对监狱记载最多最详细的。尤其是关于“万国监狱会议”的记载，颇有价值。光绪三年（1877年）六月十八日记“瑞典、挪威公使爱达华达摆柏”致函郭氏，告以将于1878年8月在“斯多克火恩”（今译斯德哥尔摩）召开大会，“愿中国亦遣官赴会”。郭氏因而奏陈清廷，“度其会议，必多有可纪者”，“请派员赴万国刑罚监牢会”，终于促成1890年清廷首次派员出席在俄国首都彼得堡召开的第四届“国际监狱会议”。

“万国刑罚监牢会”，又名万国刑律监狱改良会，或“国际监狱会议” “万国监狱会议”，1930年起改称“国际刑法与监狱大会”。此前，会议分前后两期。前期从1846年的首届会议至1858年的第三届会议，与会者基本为西欧各国。1872年，由美国总统发起，召开了欧美合流后的第一届会议，遂发展为世界性大会。中国人参加大会始于1890年在俄国圣彼得堡举行的第四届大会。清政府自兹以遣派驻外公使就近与会的方式，参加了此后的历届会议。1910年复正式组团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八届大会。

1910年10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第八届万国刑律监狱改良会。清政府首次应邀组团参加会议。时任大理院刑科推事（相当于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大法官）的金绍城因“熟谙中外法律兼精西国语文”，被遴选为专员，与李楠芳等人赴会，并沿途考察欧美各国监狱及审判制度。此行金绍城著有《十八国游记》，记载作者考察日、美、英、法、比等十八国的政治制度、审判制度、法律、监狱等实况，是研究西方法律制度及清末司法改革的一部重要的参考书。有1914年太原监狱石印本。

金绍城（1878—1926），又名金城，字巩北、拱北、北樓，号藕湖，吴兴（今湖州）南浔人。年轻时应童子试不售，于是毅然游学海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负笈英格兰，入王家书院（今伦敦国王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因其熟悉国际法，回国后曾担任上海会审公廨襄谳委员、大理院推事。他善诗，著有《藕庐诗草》。亦善画，曾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

《十八国游记》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出国前在国内考察监狱及审判制度的实况，二是在国外的考察见闻及感受。

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底至六月初，他们先到沈阳与天津的审判厅、待质所（看守所）、习艺所、模范监狱作实地考察，感到“与旧时监狱野蛮情状已判然不同”。天津习艺所有个犯人所作的新旧监狱比较塑像，形状酷肖，因定制一份，又购买了一些犯人制作的绣货及织绒垫数种，以备带至美洲为监狱会赠品，以此说明中国司法及监狱改良之进步。

在乘坐京奉铁路赴山海关车中，作者巧遇严复，谈到司法如何独立的问题，表示“予深服膺斯言”：

先生谓中国司法前途欲求独立，不当从道德上分其人之善恶，先当从法律上论其事之曲直。今之为裁判官者，专以钩拒为能事，深文周内（纳），曲直可以上下其手，而不察情理之平。裁判员之资格，焉能养成乎？

在山海关，看到英国军队“驻兵关内”，而日本人“营业者甚多，甚至肩挑贸易遍地皆是”。由山海关至长春，日本之屯耕者众多，“处处是民，即处处是兵”，沈阳为清朝陪都重地，而强邻逼迫，“令人触目惊心”。

七月二十日，从上海乘坐轮船出国，赴美考察海军的载洵与其同船。途经日本时考察了巢鸭监狱；参观了镰仓的八幡宫，看到陈列着甲午战争时缴获的清军龙旗、枪弹及在威海所得炮弹，“见之不胜怅触”！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初六，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监狱改良会。参会国家三十五个，人员共二百七十八人，美国人数最多，为五十三人，中国派出四人参加，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和突尼斯都有自费参会代表。万国刑律监狱改良会副会长罕特生发表演说，分析了犯罪的原因，阐明了对罪犯进行感化教育的重要性：

人之犯罪，由于失教所致，尽人皆知。夫既知其犯罪之由在于失教，则设法以教之，固其所矣。人但知幼年犯罪之宜教，不知幼年失教于先，致壮年而犯罪，尤宜于壮年补教之。鄙意欲将犯罪之人一一施以感化教育，不但对于幼年行之，必使将来社会中人，无一人入巡捕房而后已。

会议分组讨论，第三组重点讨论了妇女和幼年犯罪应区别对待的问题：

（一）幼年犯罪不应公开讯问，以保全其体面。（二）幼年犯罪者，除有特别原因外，未经招承及证据不全者，不得入未决监。因未决监有时较诸监中尤为不善也。（三）幼年犯罪者，得交保证金暂行保释。（四）妇女犯罪非有特别原因，不得入监狱。

参会中人纷纷发表演说，一同赴会的中国代表李楠芳宣传了庚子事变以来监狱改革的成就，指出改革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我国自庚子以来，事事逐渐改良，今已遽然大觉。狱中罪犯呼吁之声，既已闻之矣。且不但闻之，行将出其救援之手，拔之水火而登诸衽席矣。譬如雪山之融也……沛然莫之能御。又如置巨石于高山之巅……其势不直达于平地不止。愿诸君子少安无躁，拭目以观其后如何？

金绍城在美国总统宴请会议代表时发表了演说，首先以在美国被拘留半天的经历，谈为何要进行监狱改良：

监狱改良之说，不知者动疑待犯人太宽，是大不然。犯人入监后，自由全失，纵待之极优，亦是大苦。犹忆七年前，鄙人在英游学归国，便道至贵国一游。道出抱丝墩（按：今译波士顿），误以为华工，致被拘留者半日。此半日中，鄙人如坐针毡，如履荆棘。是以虽未身入监狱，而监狱被禁之苦不啻亲尝之矣。

接着论述监狱改革与司法改革紧密相联，“监狱之事与司法相关联，司法不能独立，即监狱之改良不能期于完善”。而外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阻碍了司法独立，他希望西方撤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因为“领事裁判，实为司法独立之阻力，即于改良监狱，不能无影响”，可谓是近代中国废除领事裁判权之先声。

会议结束后，又花了十个月的时间，考察西方的司法与监狱制度。

在巴黎，他参观了“康巢海古监狱”。法国大革命时，路易十六世皇后即在此关押、受审并处死。但是仅仅过了两个月，捕捉路易十六世皇后的人亦被关押在此，“仅十三小时而被杀”。杀人最多的一次仅一天就处死了884人，监狱血流成河。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开始不过是要颠覆政府，以实行君主立宪，结果“乃始则覆王政，既则覆君主立宪，其后则革命党中互相屠戮”。 路易十六世皇后相貌娟好，路易十六世“亲开议院，亦无大失德”，“徒以优柔寡断，身遭大戮，为天下笑”。至于法国大革命之起因，追根溯源，“则路易十四世之穷泰极侈”，埋下了祸根，“洵可为专制之殷鉴”。此外“法国刑法之残酷，亦为酿成革命之一大原因，故乱党之起也，首先击破巴黎大狱”，“所望我国反对改良监狱、刑法之酷吏其三思之！”

在君士坦丁堡，正好碰上土耳其革命，国王被废黜。“途经旧时大臣之第，革命时已取而充公，其大臣则禁锢于监内”。当地监狱协会会员萨丁培告诉他，前国王专制猜忌，“以背驼故讳‘驼字，鼻大故讳‘鼻字，年老故讳‘老字。其他‘自由‘平等字样，皆于字典中削去之。”实行恐怖高压统治，全国有侦探五万人，“侦探有告密，辄捕其人而杀之，或缚以巨石而沉之海中”。鼓励告密，以致告密成风，“有子告讦其父者，则杀其父而赏其子，民间致父子不敢相亲，朋友不敢相信”，“民间重足而立，道路以目”。此次新党革命，前国王试图阻止，但众叛亲离，“新党之首领掌陆军，谋为改革。王侦知之，以重赏招之，不至，使警察往则警察降，派亲兵往则亲兵又降。遂率兵逐王，而立今主。”对于土耳其革命，作者评论说：“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非欤？”“专制之祸，可为殷鉴也。”

在伦敦，作者亲往审判厅，观察审理案件。书中记录了三个案件：第一案系“醉后裸下体而行于市者”，判罚金；第二案系车夫醉酒驾车，亦判罚金，“因贫不能足额，限一星期逐日分缴”；第三案系妇女争选举权肇事案，“投石击下议院，并聚众殴辱巡警”，抓获一百五十人，分别审讯。被拘禁者仅十余人，余均释放，“盖因争选举选权乃政治上之犯罪，且多系大族女子之有学问者……故对于此案政府特别从宽发落云。”

中国与欧洲审判制度有何不同？在答巴黎记者问时，作者直言不讳指出：“西人审案重证不供，而中国则重供不重证；西人审案有律师，而中国则禁止讼师，二者全然反对。”

对于美国如何训练民众熟悉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作者记下了一则趣事，“令幼童投票选举某为议员，再公选一人为总统，并选出二人订定法律，一人专司裁判，若干人为巡警，若干人为律师。越数日，幼童自议律三条，一曰不得窃取粉笔到处涂抹，二曰不得将废物到处乱掷，三曰听讲时不得顾他人耳语。议既定，经议员认可，总统裁定，然后通过。告之曰：此为尔等公同议定之法，有不遵者，必互相纠察。于是幼童无一人犯此者，行之大有实效，且暗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意义于其间。”真可谓“从娃娃抓起”！

书中记与法国汉学家沙畹、微希叶、英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交往；记在意大利参观但丁故居；在法国凭吊茶花女墓；观看法国人饰演中国故事的戏剧，都是有用的东西文化交流史料。

作者在美国和意大利三次观看飞行表演，对西方人的冒险精神赞誉有加。但是对于美国白人欺侮黑人，怒斥为是文明国之野蛮行径；对于英、美工商业发达进步，而兼并日甚、贫民日多，忧心忡忡，“恐将来或不免有社会革命之一日”。

不过社会革命没有发生在英美，却是发生在中国。回国之前，清朝断绝了他们的经费供给，他们只好四处筹款，极为狼狈。归国后五个月，辛亥革命爆发。仿佛是为“专制之祸，可为殷鉴也”下了一个注脚。

晚清出国官员大多对西方狱政不加分析，赞不绝口，作者则以亲身经历，委婉地批评了美国苛待华工，制造冤狱；作者在书中记载了严复关于司法独立的观点，并明确指出外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阻碍了司法独立，是近代司法独立主张之先声；他提醒要以法国大革命和土耳其革命为前车之鉴，把严酷的刑罚与政权的存亡联系起来，得出了“专制之祸，可为殷鉴也”的大膽结论，颇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