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娟

2019年3月，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先生的经典译作《五重塔》，经由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了日本近代文学大家幸田露伴的两部代表作《五重塔》和《风流佛》。译作本身曾经在199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是以另一部作品《风流佛》作为书名。时隔近30年的经典再现，让幸田露伴这位日本文学大师再一次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

幸田露伴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随笔家、考证学家。他出生于1867年，即日本明治维新的前一年，一生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历史时期，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五重塔》发表于19世纪90年代日本近代文学形成之初，是幸田露伴在明治文坛确立地位的重要作品之一。小说以东京都感应寺（现东京都台东区天王寺）的五重塔为原型。创作当年，幸田露伴居住在东京都下谷区的谷中寓所，从他房间里就能望到矗立在不远处的五重塔。据说，该塔是由八田清兵卫等人于1791年建造的。但遗憾的是幸田露伴当年日日眺望的这座塔在1957年的一场大火中烧毁。如今，现场只剩下几块基石诉说着曾经的历史。经典的重现总是让不断前行的历史看似无情却又有意。这部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文学作品在日本除了不断地被收录到各种经典文集之外，由岩波书店刊行的文库本《五重塔》更是自1927年7月第一次印刷以来，至今已经经历过数次改版、上百次重印。从这一点上，足以看出该作品极其旺盛的生命力。《五重塔》最初登陆中国，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1966年，日本的歌舞伎演出团体“前进座”曾经来华访问演出。作为演出剧目之一，作品以歌舞伎的形式首次在中国观众面前亮相。但直到1981年，文洁若先生的中文译本才刊载在当年的《世界文学》丛刊第五辑上。1987年，该译作再次收录到《五重塔——日本中篇小说选》（漓江出版社）中。文洁若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坦言，“1976年我决定翻译日本近代小说家幸田露伴的代表作《五重塔》。按照原著的文体，宜于译得半文半白。动手翻译之前，我就把‘三言两拍等明代小说重新看了一遍。”从这段译者感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原作在文体上的传统韵味。

众所周知，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下展开的一场自上而下，全盘西化的大变革。当时，日本在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政治上主张“富国强兵”，而在文化上则倡导“文明开化”。事实证明，这次改革的确让日本迅速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逐渐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却远没有想象的顺利。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之间一度呈现“非此即彼”的对立态势。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文坛主张“文学改良”，主要包括欧化主义和白话运动（即“言文一致运动”）。在《五重塔》发表之前，已有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7年）、山田美妙的《蝴蝶》（1890年）等作品实践了言文一致的创作手法。此时的幸田露伴在《五重塔》的创作中并没有顺应“言文一致”的潮流，而是采用了“雅俗折中”的文体。这种文体是以日本江户时代井原西鹤的小说作为范本，将古典文学中的雅语与近代以来的俗文学表现進行一定程度的调和。在当时改良小说盛极一时的大背景下，趋向于传统路线的幸田露伴无疑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种看似“逆流”的表现，让他与同期的尾崎红叶共同构筑了属于自己的“红露时代”。原著“雅俗折中”的文体也正是促使译者文洁若先生在着手翻译之前去翻阅“三言二拍”的原因所在。

《五重塔》的传统倾向不仅在于文体上的“雅俗折中”，其人物设置和情节发展也颇具东方色彩。主人公“呆子”十兵卫和名匠源太师傅都是日本传统的手艺人，即所谓“匠人”，日语里称之为“職人”。关于“職人”，日语里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叫“職人気質”。它用来特指匠人身上独有的气质。这种气质既包括匠人对自身技术所特有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包括他们那种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耿直性格。这一点也成为推动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内力，使得围绕建塔问题的矛盾冲突环环相扣，高潮迭起。作品中，性格木讷的十兵卫虽深知谷中感应寺拟建五重塔机会难得，却也明白前期寺院扩建是源太师傅的工程，后期建塔继续交予源太也是自然。但出于对自身手艺的自信与施展才华机遇的渴望，“呆子”十兵卫纠结再三，还是决定斗胆向住持长老主动请缨，希望能由自己来承建这项工程。感应寺的朗圆长老当然不是一般的俗人，开始并未明确表态，而是将十兵卫和源太二人一同招来，讲了一个寓意十足的故事，让二人各自去感悟其中道理。事后，性情耿直的源太主动做出退让，先是提议让十兵卫做自己的副手，但固执木讷的十兵卫不肯。源太接着又表态愿意接受自己为副，十兵卫为主，可十兵卫还是不答应。尽管二人一度不欢而散，但最终还是像长老在故事里点拨的那样，纵然是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却都还是选择了主动忍让。关于建塔的矛盾化解以长老破例准定十兵卫来建塔告一段落。

不过，仔细想来不论是十兵卫的“毛遂自荐”，还是住持的“开明点拨”，抑或源太的“隐忍谦让”，就日本传统的社会观念而言，无一不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主义从某种角度来看，又可以视作是对固有观念的一种反思和挑战。传统的日本“义理人情”才是社会运行的潜规则。在江户时期，日本有一种叫做“村八分”的惩罚制度。具体是在当时的村落里，由村民集体对违反村规、破坏秩序的人采取“共同绝交”的惩罚。小说里的“十兵卫”作为一个空怀技艺的无名晚辈，被当时的社会公认为是一个人见人厌、性格乖僻、无情无义的“呆子”。他要毛遂自荐争取五重塔的建造权，绝对是在追求一种不合乎伦理秩序的自我实现。由此看来，《五重塔》又不纯粹是传统的。在它传统的外衣之下隐藏着一种反传统的精神内核。这种传统与反传统的冲突表现在建塔的过程中，就是人物身上理性与感性的焦灼和较量。如，十兵卫的理性告诉他修建五重塔是难得的机遇，应该主动把握机会，而感性则告诉他，自己没有资格、抢夺建造权是不道德的。源太的理性指引他面对十兵卫的挑战应做出让步，而感性却让他越发觉得十兵卫不识好歹、厚颜无耻。源太的徒弟清吉之所以为师父抱打不平，砍掉了十兵卫一只耳朵，也是出于感情用事。相反，被砍伤的十兵卫带伤上阵又是理性所驱。因为在他内心十分清楚，“工匠们都瞧不起我，当面假装照我的吩咐干，背地里任意偷懒谩骂，一个劲儿嘲弄”。只有不断地冲破他人固有的认知，“十兵卫”才能够确立起理性的管理机制。从自我认可到颠覆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十兵卫”就像小说中经历暴风骤雨的洗礼之后依然屹立不倒的五重塔。然而，在小说的最后，“长老为五重塔题字写下‘都居民十兵卫建造，川越源太郎协助完成，某年某月某日之后，二人默默叩拜。”这样的结局似乎又意味深长地暗示出无论是传统与现代，还是感性与理性，终究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

幸田露伴出生在幕末的一个武士家庭。江户时代，幕府曾通过参觐交代制度控制地方大名。幸田家族就世代负责接待、照顾来江户城的大名。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启，这个家族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基础。从学历上而言，幸田露伴仅肄业于东京英语学校，之后为谋生曾在电信技术学校进修过一年。但是，他从小就受到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青年时代更是酷爱读书，涉猎了许多有关东方文学、文化的各类书籍。在幸田露伴的文学作品中，对传统的继承和东方的坚持是基于一种对自身文化的了解和自信，而对于西方现代的接受和倡导也是从社会的现实出发进行的思考与探索。自1889年处女作小说《露团团》的发表，到1947年的绝笔之作《芭蕉七部集评释》，幸田露伴拥有长达五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他的作品类型囊括了小说、史传、随笔评论、俳谐、日记等多种形式。1937年幸田露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第一届文化勋章。在东京会馆的庆祝会上，性情率直的幸田露伴公开表示，“所谓艺术绝不会因为受到世间的优待，多数人青睐而成立，更不会由于遭遇社会的冷眼，不被人们认可而磨灭……诸位没有必要多费唇舌，鄙人也不需要什么祝贺。”文洁若先生也曾经撰以“一个有气节的日本文人”来评价幸田露伴。主要也是因为幸田在战争时期面对世事所表现出的冷峻和敏锐令人折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幸田露伴的文学作品陆续译介到我国， 除了文洁若先生的《风流佛》《五重塔》之外，还有刘振瀛先生翻译的《锻刀记》，陈德文先生翻译的《书斋闲话》《炉边情话》等系列散文集，余炳跃先生翻译的人物传记《涩泽荣一传》，范洪涛先生翻译的《东方朔和猛犸象》以及商倩女士翻译的《努力论》。大家不妨去感受一下这位日本文人跨越时间和国界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