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林昌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大约从公元前3000多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也就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最前面一千多年，是我国历史上的五帝时代。从考古学角度观察，这一时期正是陶器刻划文字、青铜冶炼技术等文明因素的发生期，玉器、城市、宗教礼仪中心等文明因素的兴盛期。从社会学角度考察，这是一个由部族、部族集团向早期国家发展的过渡期。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这个发展过程为“由古文化，而古城，而古国”三部曲(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15-152页。。我们概称这一阶段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五帝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研究中华文明，首先要研究五帝时代。

一、考古学视野里的五帝时代

清代著名历史哲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里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即先秦时期经孔子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实际上都是认识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史书：“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司马迁作《史记》正是以先秦“六经”为主要依据。他在《伯夷列传》的赞序里明确指出：“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在《太史公自序》里，又指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为《太史公书》”。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进一步指出，他作《史记》的目的是希望以先秦六经及百家杂语等材料为依据，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此基础上，“述往事，思来者”，“成一家之言”。

《史记》开篇为《五帝本纪》，继之以《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在这四大本纪中，贯穿一条主线，即：以黄帝为始祖，以中原为核心，从五帝开始，直至夏商周三代，前后相因，多元一体，绵延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前面三千多年历史是一脉相承的。此后的历代史书，凡论及先秦史，基本上都以《史记》的“五帝本纪”与“三代本纪”为基础而有所增益。

自晚清以来，在今文学派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先秦秦汉古籍的可信性，进而对五帝及夏商的历史也产生怀疑。这样就涉及到对《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的评价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的发现，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系统展开，更多的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以及陶器刻文、石刻文、封泥印文等等出土文字资料的出土，学者们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研究方法的引导下，展开了一系列的古书新证工作。其中对《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所作的相关印证结果表明，司马迁的记载大致可信，但也有许多地方需要补证。

建国以来，考古发掘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揭开了大量遗址与遗物，开拓了我们认识五帝时代的新视野，取得了许多新认识。事实表明，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起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生成的基因所在；而先秦六经、诸子百家以及汉代司马迁《史记》等对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需要对其作综合分析、辨证认定。

1.考古材料证明五帝时代是真实存在的。

在先秦秦汉文献里，常常提到五帝时代。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尚书》《逸周书》古本《竹书纪年》《五帝德》《帝系姓》《世本》等史书，以及《论语》《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书中，均有相关记载。这说明五帝时代的存在在先秦已成共识。而且，在一些出土文献中，也有五帝的一些名号。如关于黄帝，战国时代的铜器陈侯因次敦铭文里,有“绍申高祖黄帝”之说。先秦文献多处记载“黄帝伐蚩尤”故事，而现藏辽宁博物馆的属于春秋战国之交的鱼鼎匕铭文也有“参蚩尤命”的记录(见图一)，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十六经》则有“黄帝于是出其锵钺，……以遇蚩尤，因而擒之”的叙述。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湖北江陵包山战国楚简和河南新蔡葛陵战国楚简则有炎帝、共工、祝融、老童、陆终等名号。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里涉及的古族名号则有黄帝、炎帝、蚩尤、共工等。2002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有《容成氏》《唐虞之道》《子羔》等篇，其所记所论有从容成氏到尧舜禹等数十个帝王名号及其史事。这一系列出土文献资料进一步说明，五帝时代作为夏商周之前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是可以肯定的。

图一 鱼鼎匕里的蚩尤故事(据《李零自选集》)

2.考古研究表明，传世文献对五帝时代的记载有相当片面性。

近一百年来的中国现代考古学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对相当于五帝时代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广泛开展科学发掘、占有大量考古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考古学区系类型学的文化历史分析与聚落形态学的社会历史分析，最终，获得的一个总体认识是，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前即已于燕山内外、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多个地点同时并起；在相当于五帝时代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这些多点起源的文明，各自独立并行发展，而又相互影响。直到五帝时代晚期，才出现融会到中原的迹象；到了夏商周三代，才逐步完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

关于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多点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的认识，实际上经过了以苏秉琦、夏鼐等为代表的老一代考古学家，以严文明、张忠培、俞伟超、李伯谦等为代表的第二代考古学家，以赵辉、栾丰实、王巍、陈星灿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考古学家的长期探索，而逐步完善的。在这期间，考古学与历史学还经历了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重估中华古文明讨论、九十年代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本世纪初的中华古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集体努力，最终，学术界将五帝时代的文明起源的分布，概括为七大区域(见图二)：

图二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分区图(据科技部、文物局编《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

对这七大文明区域，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如栾丰实先生根据文明程度与发展系列的不同，将这七大区域区分为5+2，即：北方地区、中原地区、海岱地区、江汉地区、江浙地区为较先进的5，而甘青地区、成渝地区为次一等的2。

考古学上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分为七大区域的认识，对历史学、文献学是一个重大挑战。因为这七大区域内成系统有特色的考古遗址与遗存，都是先民们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这说明在五千多年前开始贯穿整个五帝时代的一千多年时间里，是有许许多多的远古部族先民在这七大区域里生存发展的。《左传·昭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由此推测，夏代以前的五帝时代应该是部族如林，即有众多的千国万国遍布在这七大文明区域内的。

然而，现在我们所能搜集到的先秦秦汉典籍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不仅信息少，而且仅有的少量信息也只局限在中原地区、海岱地区和江汉地区，此外的几个区域相当于五帝时代的资料几付阙如。这种历史文献记载的片面性造成了与考古七大文明区域的不对称现象，严重妨碍了我们对五帝时代文明起源的认识。相关问题需要我们展开深入研究。

二、历史文献学里的五帝时代

1.文献学上对五帝时代的记载既稀少又片面的原因分析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先秦秦汉文献对五帝时代的记载既稀少又片面呢？这是需要特别研究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认为，这有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①时间上的客观原因

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五帝时代离我们太遥远了。《荀子·非相》说：

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

《韩诗外传》卷三第二十八章：

夫五帝之前无传人，非无贤人，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久故也。虞、夏有传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久故也。夫传者久则愈略，近则愈详。略则举大，详则举细。

以上材料说明，在五帝之前已有贤人存在，只因时代久远，没能传下来。五帝时代，已有相关的贤人记载了，但是有关这些贤人的具体史事，则没有传下来，也是因为时代久远的缘故。到了虞、夏两代，贤人与史事都有流传了，只不过其具体情况不如殷、周两代详细而已。这也是时代早晚的缘故。所以，其结论说，时代越久远，文献记载就越简略。时代越临近，文献记载就越详细。因为简略，所以只能记些重要人物与事件；因为详细，所以记载更为具体的人物与事件。这样的认识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司马迁的《史记》，由《五帝本纪》而《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正是越往前越简略，而越往后越详尽。

五帝时代各自独立的血缘部族遍布于黄河上下、长江南北、燕山内外各地，其有名号的部族酋长数，也当以万千计。然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五帝时代的部族名号只有寥寥一二十个而已。这正是由于时代久远这一客观原因造成的。此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文末“太史公曰”中所感叹的：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②空间上的客观原因

造成先秦文献记载五帝时代名号史事相对稀少的主观原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

五帝时代的部族帝号流传下来的不仅数量少，而且，从空间角度看，这些仅存的少数部族帝号的存在范围还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海岱地区和江汉地区，至于其他地区几乎是空白。这是不正常的。

既然黄河流域有关五帝时代的古族名号虽因时代久远而仍在文献中有所留存，那么，其他区域有关五帝时代的古族帝号也应该在文献上有所反映。然而却没有。造成这种文献记载在空间上不平衡的原因是，商周以来因政治需要，在“华夷之辨”观念支配下，对中原以外部族文化作了有意的淡化甚至删除。这一点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被忽略了，所以需要特别揭示。

远古时代，每个氏族部族都有他们自己的族名称号，有他们部族的起源、发展、迁徙、战争、生产以及相应的宗教礼仪、伦理制度等。在部族酋长兼巫师主持的部族全体族民进行的祭祀活动中，先民们用载歌载舞的形式、口耳相传的方式，将他们的部族称号、历史文化世代流传下来。这传唱的内容便是口传文本。当文字发明之后，又将这些口传文本记录下来，传之后世，便是书面文本。这些口传文本与书面文本，都是部族史诗。各远古部族都有他们由口传到书面的史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如，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纳西族的《东巴经》、瑶族的《密洛驼》、苗族的《亚鲁王》、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哥萨尔王》；在国外则有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由此例推，则在中国上古三千多年的五帝时代文明起源与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部族，应该就有数以千万计的史诗的。

当然，原来吟唱的史诗，到了文明时代，是可以发展成散文形式流传的。如在中国，到了商周早期文明时期，由于政事繁杂，原来兼任巫师的酋长，已变成为方国联盟之共主，封国联盟之君主。共主与君主虽仍为群巫之领袖，而作为巫史的具体职责则已分解给各种具体的职位来管理。

《礼记·礼运》：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这些“卜”“筮”“祝”“瞽”“史”“师”“瞍”“矇”等职，原来即由酋长兼巫师一人承担，后来则是分工细密，各守其职了。陈梦家先生说：“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2)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见《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91页。这些行政管理体系随着国家机构的扩大而更加分工细密化、系统化。如《周礼》一书记载相关的官职，在《天官》《地官》《春官》《冬官》《秋官》《夏商》六大类基础上，再细分为三百六十余职，形成了一个十分完备的管理网络。《周礼》因此又称为《周官》。

这些宗教历史文化职官，所记当各有侧重，于是到了周代以后，在远古部族吟唱史诗基础上进一步出现了散文式的历史文化典籍的繁荣。《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为楚国王室贵族公子开列的教科书有：

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诗》，……教之《礼》，……教之《乐》，……教之《令》，……教之《语》，……教之《故志》，……教之《训典》。

这里提到的古籍有九种之多。其中，《春秋》《世》《礼》《语》《故志》等等，都是散文式的史诗。这是楚部族的情况。其他部族情况亦当如此。如在中原，到了春秋时代，孔子即整理为《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这六经实际上都是相关的部族史诗，所以有“六经皆诗”“六经皆史”的说法。

总之，先秦时期有关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典籍本应该是很普遍，很丰富的。五帝时代各部族都有他们的口传史诗，这些口传史诗到了周代以后，都应该发展为文本史诗，或演化为他们各自的《语》《志》《书》《春秋》等等历史文化典籍。然而，一个令人遗憾的文化现象是，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典籍，因为政治的原因，除中原地区还有较多保留外，其他地区则大多被淡化删除了。

近一百年的现代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相当于五帝时代的从距今五千多年开始至距今四千年共一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文明在前述的七大区域内差不多同时起源，然后各自独立发展。各区域之间虽有相互影响，但并没有改变各支文化的主体性。这是一个无中心的多元并行发展的文明起源状态。总体上看，这些多元文明还有两个现象：一是如栾丰实先生等所总结的，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两支文明表现出较多的“世俗”模式，而江浙地区与北方地区两支文明则表现为较多的“宗教”模式(3)栾丰实：《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和相关问题》，《东方考古》第1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二是如俞伟超先生等所总结的，北方地区、海岱地区、江浙地区较之其它地区则更具有先进性，如果不是当时自然气候环境等因素发生了意外，实际上应该是这东部的三大区域文化最先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4)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文物天地》，1992年第3期。。

然而，在距今四千之前，北方地区、江浙地区、海岱地区、江汉地区的几支文化都先后衰落，乃至中断。唯独中原地区持续发展，终于从距今四千年开始，在夏禹与夏启等部族酋长的努力下，夏部族率先建立以部族联盟共主世袭制为特征的早期文明国家。继夏代之后，中原地区又先后有以商族为方国联盟共主的商代、以周族为封国联盟共主的周代相继兴起。由于夏商周三代都以中原地区为活动中心，前后持续发展又达一千多年之久，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模式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这相对于五帝时代无中心的多元文化并行发展的文明模式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以后中华文明的发展走向。

这种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发展模式，便是以中原部族为核心不断融合周边部族而逐渐华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到了西周以后，在政治上，因为以分封建侯为手段的姬、姜两姓文化繁荣扩展而出现了质的飞跃。在文化上，周公“制礼作乐”，孔子编定《六经》，司马迁撰著《史记》，均强调中原文化的核心地位，倡导“华夷之辨”。其结果便是，在进一步确定并弘扬中原文化的同时，淡化乃至淹没了中原以外广大地区丰富多彩的各部族各邦国文化。这就是五帝时代数以千万计的部族文化只留下中原地区以及海岱地区、江汉地区部族文化部分资料的原因。

总之，由于时间上的久远客观性，造成了有关五帝时代文献记载稀少；由于空间上的政治主观性，造成了有关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只重视中原“华夏”部族历史文化而淡化“四夷”部族历史文化的片面性。这两点，是我们研究五帝时代所需要特别注意的。不仅如此，即使对于现在所仅存的有关五帝时代中原“华夏”部族历史文化的文献记载，也需要注意考辨。此可以“后羿代夏四十年”这一历史事实的文献记载为例。《山海经》与《楚辞》站在海岱东夷部族的角度叙述这一段历史，所以既赞美后羿，又记录详细；《尚书》《史记》因站在中原华夏文化角度考虑，所以就完全删去了这一段历史；《左传·襄公四年》《左传·哀公元年》虽然采用了楚地传说保留了这一段历史，但其叙述立场却是站在中原，因而把后羿作为历史反面人物看待。傅斯年、童书业、姜亮夫先生都已注意到了这一事实，我们也曾经就此有所讨论(5)详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姜亮夫《古史学论文集》、江林昌《书写中国文明史》等。，此不赘述。

2.对文献所见五帝时代部族活动的时间分期与空间分区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以中原为核心的五帝时代文献资料，一个值得庆幸的事实就是，黄帝作为黄河流域实力最强大的部族，相关文献对他的记录还算是最系统最全面的。有关黄帝部族的文献，虽然因为黄帝时代久远而有神话色彩，但因为黄帝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有仙话色彩，其相关的历史内核还是可以经过考辨而印证的。

考古资料及相关研究表明，在五帝时代，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与海岱文化由于区域相近，两者一直保持互动联系，苏秉琦称其为兄弟关系。作为兄弟文化，有交流也有争峰。具体表现便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前段，中原文化影响海岱文化多一些，后段则反之。另一现象是，相对于江浙地区与北方地区两支文化“宗教”色彩较浓而言，中原文化与海岱文化则表现为较多的“世俗”色彩。这表明中原文化与海岱文化有趋同的一面。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五帝时代晚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夷夏两大部族集团的大联盟，这就是禅让共政的所谓“夷夏东西说”，后代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后世文献中除对五帝时代的中原部族有较多记录外，对海岱部族也有相应的记载。

在五帝时代早期，江汉地区的部族文化由于与中原关系不密切，因而相关文献记载较少。后来，由于中原地区炎帝部族与黄帝部族先融合再冲突之后，从五帝时代中期开始，炎帝部族偏居秦岭淮河以南，对江汉地区有重大影响。而到了五帝时代晚期的尧舜禹时代，由于中原各族与江汉地区的三苗部族有过长期的拉锯战，因而在后世文献中，因记载中原部族、海岱部族的需要而自然联系到江汉部族，所以对江汉地区的远古部族文化也有相应记载。

总之，在先秦秦汉文献里，对中原、海岱、江汉三区域的五帝时代部族文化都有所反映，但关于五帝的名号仍然集中在五六个以内，而且还有些出入：

《左传·文公十八年》：黄帝、颛顼、帝喾、少昊、太昊

《左传·昭公十七年》：黄帝、炎帝、共工、太昊、少昊

《国语·鲁语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

《大戴礼记·五帝德》：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

《周易·系辞下》：包羲、神农、黄帝、尧、舜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以上六说，各家对黄帝、颛顼有共同的认识，其他帝号则各有选择。黄帝属于中原华夏文化，颛顼属于海岱东夷文化。这与上述考古学文化与历史文献记载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

大约在五帝时代，文献记载较集中的中原地区、海岱地区和江汉地区各部族，一直处于迁徙征战、或胜或否、时强时弱的状态，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其称帝号者既非一族一姓可以长期占有，其势力所涉及的时间长度与空间广度也是动态变化的。这些情况，与其后的夏商周三代前后交替、持续直线发展仍有不同。现综合先秦秦汉文献，将五帝时代有影响的各部族帝号分为时间上的前后四期与空间上的东西南三区。

西系:中原地区东系:海岱地区南系:江汉地区第一期黄帝、炎帝蚩尤、少皞、太皞第二期黄帝、炎帝、共工、相繇颛顼、重、黎、虞幕第三期黄帝、朱明、颛顼、祝融烈山氏、夔炎帝、驩兜、梼杌第四期黄帝、尧、禹、契、后稷、四岳舜、后羿、皋陶、伯益、涂山炎帝、祝融、三苗

以上分期，只是大致划分，其实每个帝号都是可以跨期的，这里将其列入某期，是就其繁盛期而言。如黄帝、炎帝、蚩尤、少皞在五帝时代之初，都已成为影响较大的部族首领，所以列在第一期，而其影响实际是贯穿了整个五帝时代。如古文献所谓“黄帝二十五子”，实际是说黄帝部族集团强大，分支众多，空间布局广阔。又说“黄帝八百岁”，是指黄帝部族集团在中原地区生存发展八百年以上，表明其活跃时间跨度长。所以我们将黄帝列在第一、二、三期的中原系里。又因为部族的势力范围有些变动较大，如炎帝族在五帝时代第一、二期的中心在中原，到第三期第四期便南移了，所以将其划在江汉系。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人类社会到了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时，“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从文明史角度看，英雄时代正是人类社会由氏族部族解体走向国家建立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我们称为文明起源阶段。五帝时代，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英雄时代”，而黄帝是这个英雄时代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部族集团。

三、五帝时代三大部族集团的形成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动态观察

在一千多年漫长的五帝英雄时代，数以千万计的氏族部族风起云涌，此起彼落，或西坡举旗，或东山称号，最后逐渐融合为几个较大集团。有关这些部族大集团的情况，便以某某英雄故事的形式流传了下来。如黄帝与炎帝、颛顼与共工之类。起初，这些英雄故事在黄河上下、长江南北、燕山内外都应该是到处流传的。只是因为夏商周以后政治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故谓之“华夏”；而长江、辽河等地则被视为落后文化、边远地区，故谓之“四夷”。于是黄河流域有关五帝时代的部族英雄故事，流传下来较多；而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等地有关五帝时代的部族英雄故事，传下来就很少。这是历史的遗憾。现在，我们只能根据存世的文献资料，结合考古资料的印证，对黄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相关情况，作出分析。

1.黄帝族与炎帝族的起源及东移

据有关文献记载可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发源于西部黄土高原。《国语·晋语四》：

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远古时代，部落首领的名字就是该部落的名字。说少典氏娶于有虫乔氏，说明这两个氏族互为通婚。而少典氏生黄帝、炎帝，则是说黄、炎两族由少典部族分化而来。至于其具体地望，应由姜水和姬水推知。《水经注》“渭水”条下说：“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岐水在岐山的南面。今天的陕西岐山县东面，就有一条西出岐山、东过武功、南入渭水的小河。另，在宝鸡市境内有个姜城堡，又有一条源自秦岭的清姜河，北流入渭水。在姜城堡与清姜河之间，还有一座炎帝神农庙。这些也应该与炎帝“以姜水成”有关。总之，炎帝族的发祥地大概就在陕西省西部的渭水上游，今宝鸡市境内。

《晋语》说“黄帝以姬水成”。《说文》也称“黄帝居姬水，因水为姓。”姬水的具体地望不可考。但据黄帝族的其他踪迹考察可知，其氏族的起源及早期活动范围大致是在甘肃东部的平凉、庆阳至陕北地区，相当于流经甘、陕的泾水中上游与洛河中上游一带。《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葬桥山”。今陕北洛水中游洛川县南有黄陵县，境内有黄帝陵。桥山，据张大可《史记今注》：“桥山，又名子午山，在今陕西黄陵县北，上有黄帝冢。”《庄子·在宥》说：“黄帝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故往见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汉书·武帝本纪》说武帝于元鼎五年“逾陇，登空同”。这次出游，司马迁随同。“空同”“空桐”即“崆峒”。《新唐书·地理志》“原周平高县”条下有“崆峒山”。平高县在今天的甘肃平凉市东北的镇原县境内，正在泾水上游，离庆阳市不远。

根据以上分析，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推测“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它与发祥在陕西西部偏南的炎帝氏族的居住地相距并不很远。”(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51页，第48-51页。因为黄帝与炎帝同为少典部族的分支，属于兄弟氏族，在其生发阶段应该相近。徐旭生先生的分析是合理的。

就现在考古材料分析可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东部因地理气候条件优越，率先得到发展。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的一部分开始向东拓展。这与考古学上所显示的距今五千年左右甘陕地区以彩陶文化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大规模地向东部、东北、东南扩展相一致(见图三、图四)。根据徐旭生先生的分析：“黄帝氏族东迁的路线大约偏北，他们大约顺北洛水南下，到了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今陕西东部的大荔市，正是泾水与北洛水相汇后注入黄河的地方。黄帝氏族东渡黄河，即到了晋南、豫西地区。而炎帝氏族向东迁移的线路“大约顺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南岸向东。因为路线偏南，所以他们的建国有同苗蛮集团犬牙交错的地方”(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51页，第48-51页。。

图三 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黄河流域(据双槐树考古现场示意图)

图四 仰韶文化东扩图(据赵辉《文物》2000年第1期文章图)

2.三场战争与五帝时代三大部族集团板块的形成

黄帝部族、炎帝部族在向东发展过程中，自然会与中原地区、海岱地区原有氏族部落有冲突、有融合。其中有三次大的战争最为有名：涿鹿之战、中冀之战、阪泉之战。这三次战争使得五帝时代前期各自独立发展而整体杂乱无序的一大批氏族部族得到重新调整合并，形成了有序统一的几个较大的部族集团。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初具规模的部族融合，所以影响巨大。

①炎帝族与蚩尤族的涿鹿之战

炎帝族的东进，曾一度到达山东西部直至东北部，与当地的东夷部族先是融合，后有冲突。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的联系是从与蚩尤部族发生关系开始的。当炎帝部族初到东夷之地时，曾与蚩尤部族和睦相处了一段时期。《逸周书·尝麦解》：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暤，以临四方。

赤帝即炎帝。“二后”指炎帝与蚩尤，他们同时被称为“后”，可见当时影响之大。蚩尤居于后来的少暤族范围内，而少暤之墟即在鲁国曲阜一带(详后)。又，《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谓：

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阴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

“寿张”在今山东东平县，“钜野”在东平西南向的济宁与荷泽之间，均在鲁西。由此可见，蚩尤族的活动范围就在鲁西南一带。

后来，蚩尤族与炎帝、黄帝两部族都发生了冲突，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谓“蚩尤最为暴，不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在这个过程中，先有了蚩尤族与炎帝族的涿鹿之战。《逸周书·尝麦解》：

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

涿鹿的地望说法不一。吕思勉《先秦史》据《帝王世纪》引《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而推测在徐州境内。联系炎帝的居地“陈”(淮阳)在徐州之西，而蚩尤冢(郓城、巨野)居徐州北。他们的方位连在豫东南、苏西北、鲁西南一线。可见，涿鹿在徐州说较合理，蚩尤与炎帝的“涿鹿之战”应该就发生在这里。

②黄帝族与蚩尤族的中冀之战。

涿鹿之战以蚩尤获胜、炎帝挫败而告终。但炎帝族并不甘心，于是又求助于黄帝族。《逸周书·尝麦解》说赤(炎)帝：

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中冀”当“冀中”之倒。有关这场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又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这里的“冀州之野”即上文的“中冀”。古时冀州在东西黄河之间，即在陕西与山西交界处的由北向南流的西黄河，与由河南开封向北流往天津的东黄河之间，包括今天的山西全境、河南中北部、河北西部。“冀中之战”大概是在今河北的中西部与河南北部一带进行的，大约在今石家庄到安阳之间。这场战争说明，东夷人西进中原的势头遭到了黄帝部族的遏制，蚩尤部族最后只能退回鲁西一带。

③黄帝族与炎帝族的阪泉之战

黄帝族打败了东夷族的蚩尤之后，控制了中原地区。但不久，炎帝族在今安徽西部的淮河上游与河南东南部的汝水、颍水流域，恢复整顿之后，又北上与黄帝族争夺中原。于是有黄帝族与炎帝族的阪泉之战。

《列子·黄帝篇》：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

《大戴礼·五帝德》：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教熊、罴、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论衡·率性》：黄帝与炎帝争为天子，……以战于阪泉之野，三战，得志，炎帝败绩。

阪泉之战的地点，学术界还没有定论。学者或考证在河北中部保定境内，或在河北南部磁县一带。大致可信。这场战争打得很艰难，黄帝族率领以熊、罴、雕、鹖等为图腾的各联盟部落，与炎帝“三战”，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于是黄帝族奠定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

涿鹿之战，蚩尤战胜了炎帝。中冀之战，黄帝战胜了蚩尤。阪泉之战，黄帝战胜了炎帝。各部落联合体经过角力较量后而逐步稳定下来，最后出现了黄帝联盟集团居于中原、蚩尤联盟集团居于海岱、炎帝联盟集团退居长江中游的三足鼎立局面，从而奠定了五帝时代英雄部落分布的大致框架。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所说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蒙文通先生在《古史甄微》中所说的河洛民族、海岱民族、江汉民族，即以此为基础。综合徐、蒙两说，便是形成河洛地区的华夏集团、海岱地区的东夷集团、江汉地区的苗蛮集团(见图五)。这三大集团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众多氏族部族重新调整融合的过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部族大融合，在中华文明史上有重要意义。

图五 五帝时代三大部族集团分布图(据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三大集团形成后，在中原地区的华夏集团，继黄帝族之后，有共工、相繇、帝喾、帝尧、夏禹、周弃等著名部族；海岱地区的东夷集团继蚩尤之后，有少暤、颛顼、帝舜、后羿、皋陶、伯益等著名部族；江汉地区的苗蛮集团，继炎帝之后，有祝融、三苗、欢兜、梼杌等著名部族。

五帝时代前期，成千上万的氏族部族，经过迁徙、交流、冲突，到了五帝时代中期逐步整合为三大部族集团的大致统一格局。到了五帝时代后期，这三大集团基本稳定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较大范围的区域文化，这在考古学区系类型学的文化历史分析与聚落形态说的社会历史分析中，已经得到了证明。中原地区与华夏集团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后期至中原龙山文化，海岱地区与东夷集团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汶口文化晚期到山东龙山文化，江汉地区与苗蛮集团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有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此外，考古学上，长江下游还有良渚文化，燕辽地区有红山文化，甘青地区有齐家文化等，在当时也都相当发达了。但由于文献上缺乏相关记载，相应的讨论无法展开。

四、黄帝部族在中原的发展壮大与中华文明绵延发展基础的奠定

1.黄帝部族集团的活动范围以中原地区为核心

当黄帝部族集团、东夷部族集团、苗蛮部族集团三足鼎立、稳定发展之后，黄帝部族集团在中原的活动范围大致以河南新郑、新密一带为核心而全面展开。《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黄帝号有熊”。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元和郡县志》：“郑州新郑县，本有熊之墟。”前引《庄子·在宥》篇说，黄帝曾经到崆峒山上向广成子问道。崆峒山原在泾水上游，甘肃东部的平凉市镇原县，应该是黄帝部族早期活动时期的地域。当黄帝部族迁徙到中原之后，“崆峒山”的地名连同“广成子”的名字也都带到了河南新郑地区，形成新的地名。这是古代部族迁徙文化的常例。《嘉庆一统志》“汝州条”：“崆峒山，在州西南六十里”。汝州还有“广成泽水”。《水经注》“汝州”条：“广成泽水出狼皋山北泽中，东南入汝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十三：“崆峒山在汝、禹二州境，上有广成子庙及崆峒观。下有广成墓及城，即黄帝问道处。”汝州与禹州均在今新郑市西南方向的汝水、颖水上游，是当时黄帝部族的活动中心地区。又《庄子·徐无鬼》：

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无所问途。

襄城在河南禹州稍南，属于汝水上游。而大马鬼山、具茨山在禹州城稍北的嵩山山脉东部。《嘉庆一统志》“开封府”：

大隗山在禹州北，亦曰具茨山。《国语》史伯谓郑桓公曰：主苤隗而食溱洧。注：苤隗，山名，即大马鬼也。……《汉书·地理志》：密县有大马鬼山。《水经注》：大马鬼山即具茨山也。黄帝登具茨山，又有大马鬼镇，在密山东南大騩山下。

大马鬼山又见于《山海经》之“中山经”：

又东三十里，曰大马鬼之山，其阴多铁、美玉。(《中次七经》)

凡苦山之首，自休与之山，至于大马鬼之山，……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中次七经》)

又东五十里，曰大马鬼之山，其阳多赤金，其阴多砥石。(《中次七经》)

就其中提到的少室山、太室山可知，其地望在河南登封、新密、新郑一带的嵩山山脉。徐旭生先生说：“中山七经载十九山，而少室、太室为最著。……最东至敏山、大马鬼之山，当今密县境而山势尽。”(8)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350页。

从此以后，黄帝部族即以中原为核心而团结融合了更大范围更为众多的氏族部族。司马迁《五帝本纪》叙述黄帝族即以中原为中心而将其势力范围扩大至东西南北四方：“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这虽然是以汉人的天下观为依据而略有扩大，但当时黄帝集团影响所至大致也不差。经过涿鹿、中冀、阪泉三场战争之后，黄帝部族结束了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在中原地区开始了聚族定居的农耕畜牧生活，并逐步迈向早期国家形态。对此，《五帝本纪》有所描述：

(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这段话主要提供了两个信息。其一，黄帝族的管理机构初步形成，如“置左右大监”，又“举风后”等贤人“以治民”，这些都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象征。其二，发展农业、畜牧业，所谓“顺天地之纪”“时播百谷”“淳化鸟兽”“节用材物”等。司马迁的叙述虽有夸张，但大致上还是反映了当时的相关情况。

2.从姬、姜两姓的分支后裔分布看黄帝部族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绵延发展

中原地区既有黄河主流，又有许多山陵支流。如，由内蒙古包头折向南流的黄河西边的陕西境内有延河、北洛河、渭河、泾河等，黄河东边的山西境内有汾河、涑水河等。河南境内，在东西走向的黄河两岸，南面有伊河、洛河，北面有沁河、淇水、漳河等。在嵩山山脉以南，则有汝水、颖水、贾鲁河、涡河、惠济河、大沙河、东沙河等，这些河流都东南向注入淮河。鲁西地区则有泗水、济水等等。这些支河的上游为茂密的山林，有丰富的动物资源，可供游猎。下游则是黄河主流或淮河主流共同冲积而成的一片一片肥沃的土地，宜于农业耕作。山林与河流正是发展农业与畜牧业的天然有利条件。再加上黄河流域地处北纬35度的温带气候，极适宜于人类的生存与农牧业的发展。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到了中原地区之后，正是利用这样的地理气候水利条件而发展农业与畜牧业，从而壮大了部族。他们的分支后裔也都在中原地区的黄河两岸继续发展壮大，《国语·周语下》有一段有关黄、炎二大部族后裔的世系传说：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

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

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惟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皆黄、炎之后也。

《国语》韦昭注：“鲧，黄帝之后也。共工，炎帝之后也。”这样，我们可得黄、炎两族的后裔世系如下：

这里，黄帝的后裔为夏族鲧、禹，赐姓为姒。鲧、禹的后代则为杞、鄫两族。他们都在中原。其中鲧、禹在河南嵩山南北，考古发现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县瓦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都在淮河支流的汝水、颖水上游。学者们推测，这些遗址就是鲧、禹时期夏部族的活动中心。杞即今天的杞县一带。《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大禹之后于杞”，《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汴州雍丘县，古杞国”。鄫在杞县东向的睢县。《春秋经·襄公元年》：“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杜预注：“郑地，在陈留襄邑县东南”。总之，杞国与鄫国都在今开封市与商丘市之间，在淮河的支流惠济河、大沙河、东沙河中上游。

而炎帝、共工的后代如四岳、申、吕、许等，则偏往河南的南面。四岳即太岳，也就是今天的嵩山。“申”在今河南唐河县境内，“吕”在南阳县境内，“许”在许昌县境内，他们都在河南的西南或正南。所以传说河南东南部的淮阳曾经是炎帝族的中心。《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炎帝，初都陈”。陈即在今淮阳境内。

如前所述，黄帝族与炎帝族经过阪泉之战后，得胜的黄帝族便在中原地区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而失败的炎帝族则逐渐退向汝水、淮河以南，直至长江流域。在中原地区，黄帝族的分支后裔除以上所述的夏、杞、鄫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国语·晋语四》说：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

这段话涉及较多的有关氏族社会婚姻制度、继承制度、氏族命名制度等问题。限于篇幅，此不展开。我们只就黄帝之子二十五人成为二十五宗，后来又分为十二姓来考察，即可明了黄帝族的后裔发展是多分支多线条的。这些多线条的多分支发展，又当各有世系。但时代久远，已不可全部考索。从地理分布看，这得姓的十二支大多在中原地区。据董立章《国语译注辨析》考证，“滕”在鲁西滕州，“箴”在河南濮阳，“任”在鲁西济宁，“僖”在河洛地区，“儇”在河南罗山县，“依”在安阳地区。至于“姬”姓，既是黄帝族的本姓，也是周族的始封之姓。《史记·周本纪》：

周后稷，名弃。……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据有关文献可知，周弃初始所封的“邰”地，实际上是在晋南汾河流域。而陕西渭河流域的“有邰氏”，是后来才迁徙过去的新地名。《左传·昭公元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其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

这里说“台骀氏”被“封诸汾河”，成为“汾神”。原因是台骀氏能“宣(疏通)汾、洮”二水，“处大原”。而周弃被封于“骀”，是因为他“好耕农”，“相地之宜谷稼穑”。也就是说，周弃能考察选择适合农作物的地方而从事稼穑。台骀氏疏导汾、洮之水，以处晋南广大肥沃的大原，也是为了农业生产。可见，这汾神“台骀氏”与周弃所封的“邰”所指的是同一件事。

因为周族与黄帝族同为“姬”姓，说明周族是黄帝族的嫡系本支。因此，到了西周初年，周王朝分封时，出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考虑，就先在中原地区广泛建立姬姓据点。先营建洛邑成周，又封唐叔虞于晋，封周康叔于卫，封周公旦于鲁。这样，成周、晋、卫、鲁就沿黄河形成了东西主轴。同时，又封召公于燕，封虞叔于宜，形成南北两翼。周公、召公、康叔是武王兄弟，唐叔是成王兄弟，虞叔是康王兄弟，他们都是姬姓王室成员，是西周王室政权的重要支撑，所以分封地都在关键位置。在此基础上，再封五十余个姬姓国，分布在这东西主轴与南北两翼这一骨架的周围。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

此外，见于《左传》的姬姓国还有芮(《桓公三年》)、荀、贾(《桓公九年》)、狐(《庄公二十八年》)、耿(《闵公元年》)，见于《国语》的还有魏(《郑语》)。这些姬姓国，基本上都在中原地区的黄河两岸。现结合相关文献及有关研究成果，将以上姬姓国的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黄河北岸黄河南岸霍:山西霍县杨:山西洪洞荀:山西新绛晋:山西翼城贾:山西襄汾耿:山西河津魏:山西芮城韩:山西韩城虞:山西平陆原:河南济源单:河南孟县邘:河南沁阳雍:河南焦作凡:河南辉县共:河南辉县胙:河南延津箴:河南濮阳依:河南安阳邢:河北邢台焦:河南陕县北虢:河南陕县东虢:河南荥阳毛:河南宜阳祭:河南郑州聃:河南开封儇:河南罗山应:河南汝山将:河南上蔡息:河南息县僖:河洛地区曹:山东定陶郜:山东成武茅:山东金乡郕:山东宁阳滕:山东滕县任:山东济宁

至于这种分封的原因，相关文献有所分析：

《左传·昭公九年》：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

《荀子·儒效》：(周公)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

由此可见，西周王室将姬姓分支分封在中原地区的黄河两岸，既有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也有血缘、地缘等文化的背景。而正是这种多方面的因素，保证了中原地区自黄帝以来，一直保持文化绵延发展，不断裂，不转型。夏商周三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中原华夏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秦汉以后则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体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些都已在五帝时代的黄帝部族在中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值得注意。

五、余论：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几个相关问题

前面四个部分，我们主要是从文献学角度，就黄帝、五帝时代与文明起源的有关问题作了考辨梳理。本文的讨论，可以就此结束了。然而，由于黄帝与五帝时代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系基因，所以，上述讨论实际还仅仅是开始。以此为基点，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值得思考。作为余论，兹列要点如下。

1.关于部族神话人物分合转化的梳理认定问题。

前面我们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将五帝时代分为时间发展的前后四期与空间布局的东西南三区。这就为整体把握五帝时代建立了定点框架。以这个定点框架为基础，我们可以将相关的部族神话传说人物分合转化的错综复杂关系，从文献学上作出合理的梳理，并从历史学角度作出合理解释。

①颛顼与少昊

颛顼本是东夷部族的酋长名。《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少昊是五帝时代第一期海岱地区的部族酋长名。据《帝王世纪》等文献可知，少昊部族的活动中心在“穷桑”，即今曲阜一带。而“少昊孺帝颛顼于此”，说明颛顼部族是在少昊部族的扶持下，在穷桑之地发展起来的。

《国语·楚语下》说，“及少昊之衰”的时候，出现了“九黎乱德”事件，颛顼因此作出整顿，命“重”与“黎”将原始巫术变革为原始宗教，这就是有名的“绝地天之通”事件。已有学者指出，“九黎”即“九夷”，而“重”又是少昊氏的“四叔”之一(《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由此可见，颛顼部族及其支族“重”“黎”都属于东夷集团，而“绝天地通”事件最早也发生在海岱地区。因此，我们将颛顼部族列为五帝时代第二期的海岱系。

②颛顼与黄帝

颛顼部族强大之后，便往西向中原地区发展。先到了河南东部的濮阳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杨伯峻注：“帝丘，即今河南濮阳西南之颛顼城。”考古学上发掘的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学者们推测即为颛顼部族当时活动所留下的遗址。

颛顼族再西进，便到了河南新乡、辉县一带。《列子·汤问》：“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共工部族属于中原华夏集团，其活动中心在新乡市的辉县一带。《左传·隐公元年》：“大叔出奔共”。《史记·周本纪》正义：“卫州共城县，本周伯之国也。”“共”“共城”即《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共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乡辉县。共工部族还与洪水有关。《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氏以水纪，故以水师而水名。”《淮南子·本经训》：“共工振滔洪水。”《史记·律书》：“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考古学上有孟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孟庄城址有城墙、城壕以及南北城墙被洪水冲垮的现象。主持发掘的袁广阔先生综合考证分析认为，这就是当时的共工城及其治水失败的遗迹(9)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第3期。。共工部族的活动中心既然在辉县，那么颛顼与共工争为帝的事件当发生在此。

颛顼先在濮阳留下帝丘，又到辉县与共工氏争为帝，说明颛顼族到了中原后，不仅时间长，而且影响大。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文献记载的神话资料里又将颛顼与中原地区的黄帝部族挂上了钩。《山海经·海内经》：

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颛顼。

《大戴礼记·帝系》：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鲧，鲧即文命，是为禹。

就这样，五帝时代第二期海岱地区东夷集团少昊系的颛顼，到了第三期便又归入中原地区华夏集团黄帝系了。

③颛顼与炎帝

不仅如此，颛顼部族到了中原之后，有一支重要后裔为祝融族。《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而据《国语·郑语》可知，祝融之后又发展出八个族姓。这八姓中，部分在中原，另部分则在淮河、长江流域。在长江流域者，以先楚芈姓族最为有名，即《郑语》所说“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因此之故，颛顼之后的祝融族又与炎帝族挂上了钩。《山海经·海内经》：

炎帝……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宇宙》篇也说：“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就这样，五帝时代第三期中原地区的华夏黄帝系的颛顼、祝融，到了第四期又归入到江汉地区炎帝苗蛮系里去了。

在20世纪，学者们研究神话的一大进步是揭示了神话传说人物的分合转化现象。但如何分合转化，其原因背景是什么？由于缺乏一个客观统一的标准，以致众说纷纭。现在以海岱东夷少昊颛顼——中原黄帝颛顼、祝融——江汉炎帝祝融的分合转化为例，说明分析神话传说人物的分合转化，必须以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为手段，从部族起源——迁徙——融合——转化——发展为线索，把握其随时间的动态发展而有空间的布局转化这一规律，相关问题便可作出合理解释。五帝时代其它神话人物的情况，均当以此类推。

2.关于历史学上的部族活动中心与考古学上的都邑聚落中心如何对应问题。

在上个世纪，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一直在探索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使得《史记·殷本纪》所载商史得到确定无疑的证明，这是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互证的成功案例。但商代以前的夏代以及上至五帝时代的历史族属，如何用考古资料来证明，情况就复杂多了。由于相当于这个时期的考古资料，缺乏出土文字资料，有关族属问题，不能得到明确答案，只能作一种合理推测。当然，推测的合理程度，可以随历史文献解析的深入与考古发掘资料的增多而提高。前述颛顼部族在河南濮阳、新乡辉县一带活动的历史文献证据清晰与濮阳西水坡遗址、辉县孟庄遗址的发掘研究又比较深入，两方面都获得较多可信的信息，因此其结论便比较可靠。

又如，前文我们已从文献学角度推论黄帝部族来到中原后，其活动中心当在嵩山山脉以南的新乡新密一带，此即所谓“有熊之居”。而考古工作者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在新密发掘的龙山文化古城寨遗址，恰好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该城址已有用板筑夯土建成的城垣，城外有护城河，城内则有大型宫殿区。整个城址面积达17.6万平方米。联系同时期在新密市西侧有登封王城岗城址以及城内灰坑里发现的青铜器残片，北侧有郑州牛寨城址及熔铜炉壁、青铜块。此外，还有十余个同期遗址布局在新密、新郑周围。学者们经过综合分析，认为新密古城寨遗址就是一处都邑聚落中心，周边的一些城址则围绕古城寨这个最大的中心城而构成一个范围较广的聚落群。

以上例证说明，文献学上的历史地理探索，如何与考古学上的都邑聚落中心发掘作出有机对应结合，是研究五帝时代历史及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方向。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对话融合，越来越成为学界共识。

3.关于“夷夏东西说”与文字起源不同体系问题。

有关五帝时代的文献历史地理研究与考古学区系类型研究、聚落形态研究都表明，五帝时代的文明起源，主要表现为多区域文明差不多同时起源、无中心多元并行发展的态势。

这种态势在黄河流域则表现为中原地区华夏部族集团与海岱地区东夷部族集团之间实行联盟禅让两头共政制，即所谓“夷夏东西说”。学者们进一步研究表明，此“夷夏东西说”在文字起源方面也有不同体系的具体反映。

上个世纪，考古工作者在海岱地区的多个地点发现了史前文字资料。如，在山东邹平丁公村龙山文化城址内发现了丁公陶文，在江苏高邮龙虬庄南荡村发现了龙山时代的南荡陶文，在莱阳市的前河前镇则征集到西周中晚期的陶盉刻文。学者们通过研究认为，这些陶文属于海岱地区独有的自成体系的古夷文。

而中原地区则发现了另一系统的文字资料。如，在陶寺遗址龙山时代的一个扁陶壶上发现了“文尧(或“易”、“命”等)”两字，在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黑陶平底器上发现了一个“共”字，在河南偃师商城与河北藁城台西发现了二里岗时期的陶文“目”“止”“刀”“大”“巳”等刻文，在郑州商城还发现两片二里岗时期的有字甲骨。这些刻文与殷墟甲骨文前后相因，自成体系。学者们认为这是中原地区的汉字系统，与东夷古文字应该加以区别。

2002年，冯时先生发表《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一文，指出：“陶寺文化的朱书文字明确显示了其与商代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因此它无疑应是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的直接祖先。这个事实明确证明了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两个独立的系统。即以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为代表的东方夷(彝)文字系统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统。由于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逐渐作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得到强劲的发展。”(10)冯时：《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第2期。冯时先生的观点无疑是合理的，并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前文关于五帝时代“四期三系”框架建立的可信性。

但问题并没有结束，具体情况还要复杂得多。在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丁公陶文之前，还有大汶口文化大陶尊上的象形刻文。这些象形刻文有三个共同特点使学者们相信，其应该与文字起源有关。其一，这些象形刻文是可以作结构分析的，学者们据此将大陶尊上的象形刻文隶定为“炅”“炅山”“(钺)”“斤”“封”“豊(礼)”“皇”“凡”等字。其二，这些象形刻文都刻在大型陶尊上，而这些大陶尊在当时是重要的礼器，都出土于贵族酋长级墓葬里。其三，这些相同的象形刻文同时见于泰安宁阳、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前寨、安徽北部蒙城尉迟寺等不同地点。其中的“炅”字还见于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玉器、陶器与石家河文化陶器上。这些特点说明：其一，刻文与汉字的象形文字、指示文字、会意文字有关。其二，这些象形刻文已跨越空间与时间，成为广大地区共同认可的象征标志，这正是文字的功能特征。其三，说明这些象形刻文用于宗教祭祀场合，是神权、族权、政权的象征。这是中国文字不同于西方文字的特点。因为这三个特点，学者相信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源头，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原地区的陶器刻文甚至甲骨文。

在海岱地区可以与大汶口文化陶文联系起来的另一重要文字资料是济南大辛庄殷墟期甲骨文。大辛庄甲骨文是到目前为止除安阳殷墟甲骨文之外唯一的同时期异地文字。大辛庄甲骨文也是用于祭祀的，即“御”祭。正卜：“御四母，彘、豕、豕”，反卜：“弜(勿)御”。这种正反卜问的特点，与安阳殷墟甲骨文相同。但是大辛庄卜辞没有如同殷墟卜辞的前辞、贞辞、验辞，体现了明显的自身特点。李学勤先生曾从多个角度分析，认为“唯一合理判断，是(大辛庄)这些甲骨文属于当地。”(11)李学勤：《大辛庄甲骨卜辞的初步考察》，《文史哲》，2003年第4期。据此，我们认为，大辛庄卜辞虽然在商王朝统治下受到了安阳王都殷墟卜辞的影响，但也同时保留了东夷当地的特点。这一特点是否也与大汶口文化陶文有渊源关系呢？

如果有内在关系，我们就可以作出一个大胆设想，即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字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从大汶口文化陶文到济南商代方国都邑大辛庄甲骨文，这是一个官学系统文字，是部族酋长、方国权贵用于宗教祭祀、统治族民的巫术法典，是神权、族权、政权的象征。而中原地区的汉字系统也是用于宗教祭祀，也是神权、族权、政权的象征。两者有相同性。而在年代上，大汶口文化陶文早于中原陶寺龙山文化陶文。我们有理由推测，东夷官学陶文既影响了中原官学陶文，又在海岱地区继续发展。这就是大辛庄甲骨文既保持东夷自身特点，又受中原安阳王都殷墟卜辞影响的原因。

东夷古文字的另一系统就是前文讨论的丁公陶文、龙虬庄陶文、前河前陶文。这些陶文成句成短文，更接近世俗口语，而没有宗教祭祀气氛。这一系统应该是民间的通俗文字。在理论上，这些通俗文字，符合西方语言学所定义的“文字是口头语言的记录符号”这一范畴。大汶口文化陶文至大辛庄甲骨卜辞用于宗教祭祀的部族权贵官学文字，与丁公陶文等民间通俗文字，分别在海岱地区东夷部族的社会上层与下层并行发展使用数千年，而且其中的部族权贵官学文字还影响了中原汉字的起源与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文化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4.关于中华文明绵延发展、从未间断的中原文化的依据问题。

五帝时代，虽然从考古学上表现为多点同时并起、多元并行发展的状态，但一个重要事实是，当中原华夏部族集团、海岱东夷部族集团、江汉苗蛮部族集团成三足鼎立局势之后，只有中原文化在黄帝华夏部族集团的努力下，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发展趋势，并不断融合周边文化而扩大空间势力范围，这为以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到了五帝时代晚期，海岱文化、江汉文化均出现衰落间断现象，而中原文化在以夏禹、夏启为酋长的夏部族领导下，变革原先夷夏联盟禅让二头共政的民主制，建立了夏族父子世袭的一头专政的专权制。中华文明从夏代开始进入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绵延发展的特点，只有在中原文化中得到了体现。其它区域文明则表现为断而再续的特点。

以上这些特点，文献学上所见黄帝部族在中原的发展已经体现得十分明显了。司马迁《史记》开篇为《五帝本纪》，并以黄帝为核心，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全局性认识与主体性把握的超人识见。而这一识见又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即“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承袭了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直接发展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的中原龙山文化。它又是中国历史上开启王国时代的夏文化的源头，从庙底沟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夏文化，也就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起点。”(12)刘庆柱：《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这个起点就是五帝时代的黄帝。所以，黄帝成为了历代王朝都认可的共主，对黄帝的祭祀也成为历代王朝沿袭遵循的国家行为。研究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特点，应该到中原文化中去寻找依据，这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相关研究的最新认识。

5.关于中原黄土农耕青铜文化与欧亚草原游牧青铜文化的交流互进问题。

仰韶文化北至河套，南括秦岭，西达兰州，东囊太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黄帝与炎帝两大部族文化由陕西泾渭流域为起点，而随着仰韶文化的东扩步伐而东迁，最后以黄帝部族为核心定居中原，发展黄土农耕生产，而影响海岱地区与江汉地区。夏商周三代、西汉、东汉进一步在中原地区从事农耕青铜文化与农耕铁器文化，使中华文明得以持续繁荣发展。

以往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开始，直到上世纪前半叶，基本上是围绕中原文化这个核心而展开。这虽然是抓住了核心文化，但没有从更广阔的背景下去分析这个核心文化之所以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即忽略了促使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西北方向的欧亚草原游牧青铜文化的影响问题。仰韶文化圈的北线与西线，恰好在童恩正先生早年所指出的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从东北至西南连成的一条狭长的半月形青铜文化带的中间发达地带上。正是这个狭长成半月形的中间地段，连接了欧亚草原游牧青铜文化与中原黄土农耕青铜文化，使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转化成新的发展生机。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起源于这两种文化的交流地段，同时吸收了两种文化的优势。到了中原之后，虽然以黄河农耕青铜文化为主，但同时充分吸收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优势(这在考古学的陶器类型上有明确反映)，因而得以率先发展。而东部海岱文化、东南良渚文化、南部江汉文化由于空间上离半月形青铜文化带太远，再加上其它客观原因，而失去了其持续发展的动力。

夏部族的起源在晋南。商部族的起源在太行山东麓。周部族在晋南起源后，西迁至在夏末至商代前中期窜入河套地区的戎狄之间，最后又到了泾渭流域黄帝族与炎帝族的起源地。也就是说，夏商周三族都处于这条半月形青铜文化带的核心地区。李零先生讲，夏商周三族“都大有胡气”。西汉建都西安，乃在这条半月形文化带的近边。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从五帝时代黄帝族奠基，夏商周秦汉完成的多元一体、多民族融合特点形成，既有中原内部的有利条件，也有西北半月形青铜文化带诸多先进因素的影响。对于这一重要现象，张弛先生曾有很精彩的分析：“欧亚草原与中国半月形地带存在长期而稳定的文化交流，形成了相似的生活方式。因此，青铜时代全球化也应当是甘青、北方和燕辽地区农业、手工业经济体系形成的一大原因，为这一地区社会文化的繁荣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奠定了基础，半月形地带从此才有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地缘关系看，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段，此前和此后的中国乃是两个世界。此前中国的世界体系在东亚。”“此后中国的世界体系一变而成了欧亚，……处于欧亚接触地带的半月形地带兴起，在与豫西和晋南这一唯一没有衰落并保存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复杂社会的区域互动中，形成了随后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新格局。”(13)张弛：《龙山至二里头》，《文物》，2017年第6期。

过去，我们常常说三代王庭所在的中原为“天下之中”，大家理解的重点是以中原王朝所在的政治之“中”与中原处于东西南北交通枢纽的地理之“中”，实际上“天下之中”的“天下”观更需要关注。因为“天下”概念已超越了“国家”的狭隘范围，而具有更广阔的世界视野。先秦时期的“天下”观，是包括半月形文化带为纽带的中国的欧亚世界体系与此前的东亚体系的。儒家文化所凝练提升的“包容性与同化力”“坚韧性与生命力”等等中华民族精神，都应该在这个大背景下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