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华

（江西省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江西 南昌，330077）

一、电影女明星的摩登生活

日常生活是社会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领域，因为“以个体的生存和再生产为宗旨的日常活动领域，它主要包括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活动及其生殖活动；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个体交往活动；以及伴随上述日常活动的重复性的日常观念的活动。”[1]市民日常生活的记录和叙事也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面向，李泽厚说：“历史的主要部分本就应是这些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记述。”[2]女明星在银幕上表演着人物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那么银幕下她们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的？当时的观众在关注女明星银幕表演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她们的生活状态。而20世纪30—40年代上海大众传媒的发展为观众的这种需求提供了技术支持。这一时期，许多报刊杂志为了吸引读者，热衷于对女明星的日常生活进行起居注式的报道，如《周璇起居注》《王丹凤之家庭生活》等，把她们银幕下的生活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1944年，《上海影坛》第1卷第4期以《胡枫私生活》为题，刊登了电影女演员胡枫读书、摄影、拍球、外出等几幅照片，记录了她的生活片段，给观众做了视觉化的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明星的生活永远存在于“银幕上”，并且是被预先安排好以满足众多观众的需求。

“最为鲜明体现都市摩登时尚的，是物质生活形态，包括饮食、服饰、居住和行乘。这是因为，物质生活与人的生存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处于社会最为表层的层面，对于潮流的反应最为直接和敏感。当社会环境发生某些变化的时候，物质生活就会很快地适应新的情势而产生相应的变化。”[3]当时众多的电影报刊对女明星事无巨细的宣传，为我们了解女明星日常生活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文本资料。

1. 衣

女明星作为社会上的公众人物，光鲜亮丽的穿着打扮当然必不可少，服装是她们的“第二生命”。服装对她们的重要性，正如当时一位熟悉电影界的某记者模仿女明星的口吻说的那样：“讲到衣食住行，人生四大要素，明星们重视的是第一个字衣，与最末一个字行。俗语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如果明星们在外面交际，第一得行头穿得挺，才会更受别人注意，如果穿得破破烂烂的，这成了个起码明星，会被人瞧不起的。所以他们的钱，倒有一半是花在衣着装饰上面。”[4]26

她们穿的服装，据当时的报刊记载：

“只有的明星像李丽华、李绮年喜欢挖空心思想花样，其中李绮年的时装着实很多，近年的明星，自拥豪华的服装便很少，像大明星如李丽华、王丹凤之流，倒是时常蓝布旗袍一身，穿着很随便。……骑装在上海滩风行一时，电影明星中没有不穿骑装的，有一回我看见周曼华穿了骑装，两支手插在裤子袋里，上身袒开了胸，我觉得不大雅观。”[5]

尽管民国时期女明星的穿着有洋装、骑装等，如常年生活在香港、生活方式比较西化的陈云裳喜爱穿着艳丽的洋装（图1），和永远以长及脚踝的旗袍裹身的胡蝶（图2）、阮玲玉（图3）相比就显得时髦现代得多。但是银幕上下，女星服饰中最有代表性的却是旗袍。从民国时期的电影和报刊杂志来看，许多女明星的穿着大多是长及脚踝的旗袍，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服装，把女明星的身体曲线很好地勾勒出来，使她们显得风姿绰约、体态动人，也能展现她们的我见犹怜、弱不禁风的古典美。当时鸿翔的旗袍是包括电影女明星在内的上海女性的最爱，“电影皇后”胡蝶就是鸿翔时装的忠实顾客，她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的衣服几乎都由上海鸿翔服装店包下来了，那里有几个老师傅，做工很考究，现在恐怕很难找到这样做工考究的老师傅了。”[6]

电影女明星在公开场合的频繁出入和时髦的穿着打扮引领了社会风尚，成为引领时尚的代言人：“在现代女性的这个新世界里，服饰和时髦似乎占了主流，而中国的电影女明星则是化身。”[7]女星的衣着风格通过银幕传播，引起了更多人的追随。《青青电影》主编严次平也写道：“大家都公认电影是教育大众的工具，那么男女电影明星就是电影观众们的模范。这‘模范’二字是十分逻辑的，电影的观众有的可以称为影迷，他们或她们的行动或衣穿，多半都很喜欢模仿他或她所爱好和钦佩的电影明星。”[8]2

他也这样描述女星的时尚领导作用：

图1 俏丽的陈云裳《青青电影》1939年第27期

图2 端庄的胡蝶《良友画报》1935年第101期

图3 穿着旗袍的阮玲玉《良友画报》1935年第101期

图4 童月娟自驾汽车《青青电影》1939年第30期

“像不久之前，红星陈云裳烫起一边高一边低的卷发，多半的年青小姐或女士们就大家仿效起来，这头发就叫做‘云裳式’。尤其是男女电影明星们的服装，更是成为影迷们注意和模仿的目标。……最近我看到许多的大红明星们，都穿笔挺的西装和华丽的服装，并非在摄影场拍戏，而是出入于公共场所，招摇过市，影迷们见到了这样的印象，就是他们模仿的目标。”[8]2

20世纪30年代，随着提倡国货运动的开展，女明星成了国货服装的主要代言人。例如，1930年10月，在沪上最大的国产丝编公司美亚举行建厂十周年纪念活动时，邀请了女明星胡蝶、梁赛珍等进行表演。1933年5月，在大陆商场国货公司举行的时装展览会上，女明星胡蝶、徐来等进行了时装表演。此时期有人主张女明星应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倡导布衣运动，以节俭救国，“三年来上海是变成孤岛，一大半的银幕艺人还在内地努力他们有意义的工作，上海的难民所里还留着大众的饥饿者待候着救济，我们的国家是在贫乏中，我谨希望全上海电影界里的同人，尤其是男女明星们是大众的模范，大家提倡起布衣运动来。”[8]2这表明国难当头，女明星倡导使用国货，并身体力行，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感，也反映出女明星将个人生存和民族命运紧密结合的进步思想。

2. 食

女明星除了衣着讲究外，对于食也有各自的挑剔和爱好。

“至于食，有几位大明星是非常考究的，每餐菜肴必定有要有五六支荤菜，因此这笔开支，自然占全部支出的最大数。有几位明星对于菜肴倒并不是十分注意，而特别爱零食，结果总计之下，零食的消费，倒也为数不少，与考究菜肴者也不相上下。这是几位收入特丰，而且也并不是靠薪水维持自己生活的几位。”[4]26

女星们喜欢吃的食物，据当时的报刊记载：

“王慧娟天津人，喜食麦食，常至天津馆吃天津水饺。黎明晖除拍戏时间外，口内常咀嚼留兰香糖。范雪朋喜吃扬州小菜，称有特别风味，日前当见其买了几种。”[9]“女明星中有皇后之称的陈云裳，很喜欢吃奶油咖啡粮以及冷面等。而陆露明尤有吃花生米的嗜好。”[10]20

从这几则材料可以看出，女明星喜欢吃的食物丰富多彩、品种多样，中西合璧，有丰富的西餐，也有美味的地方小吃。她们中的一些人更多对西餐情有独钟，表明她们对西式饮食文化的认同和接纳。在追求精美的饮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果腹的功能，而是一种微弱的精神上的快感衍化为一种精神需求。精美的饮食成为她们摩登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

3. 住

在近代上海的市民住宅中，大致有三个等级：西式洋房、里弄住宅、棚户。[11]由于租界的存在和近代上海特殊的商业经济环境，上海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繁荣和安全的都市，加之近代中国连年不断的战乱导致内地居民纷纷逃到上海，上海房价急剧增涨。高房租的压力使市民苦不堪言，他们经常感叹：“上海房租的昂贵，真是无与伦比的了”，所以常听得商店老板们说，我们辛苦地做生意，是代房东作牛马。[12]但对于有着丰厚收入的女明星来说，则根本不必为高房租而发愁。据当时的记者报道，陈云裳的住宅很精致富丽，在居丽典路那里，空气是非常新鲜的。袁美云住宅是一庭老式洋房，只有二层楼，与王引同住，也很舒服。会客室里挂满字画，倒有些绅士派头。女明星中的住宅最富丽的是胡枫，在福履理路附近，双开间三层楼洋房一栋，前面还有草地一块，空气很好，而且房子还是新造的。胡枫一家住一栋房子，自然是宽裕的了。室内装饰，也是富丽堂皇，会客室，卧室布置得特别精致，较她住在蝶来轩新村时更富丽了，也较她住在康乐村时，更有天壤之别。那时候她一家只住一间，现在身为大红星，身价自是不同了。[4]26

1935年11月29日出版的《电声电影周刊》有一文《胡蝶潘有声结婚专页》曾详细描述了两人的新房陈设：“胡蝶潘有声的洞房新居，在西爱咸斯路四九五弄九号。那是一条极华贵的里弄，潘胡新居藏在第二条的弄底。朝西向，门前有一棵垂杨。进门向左，是一间精致的会客室，里面布置了一堂花丝绒的沙发椅，当中一张圆桌，墙壁上挂着胡蝶与潘有声的相片，而零碎点缀的零件，布置都很适宜。会客室的身后，是饭间，当中一张餐桌上，放着大金鱼缸，朝外的一张柜上，放着一银制的胡蝶式果盒，盛满了红绿色的糖果，玻璃橱内，则安置餐具。新夫妇的洞房是在二楼，一共有两个房间，南边的一间布置比较最富丽，但也很简单，中央是床，在床的对面，正对着一面五尺直径的大圆镜，从那里可以看到全室的景物，在窗口是几张安乐椅。在床的一头壁上，挂了一张胡蝶的小影，掀开蜜色缎的绣满花蝴蝶的被，是一条绒毯，再下面是两条黑底印花鸭绒被。附着这间卧室的有一间浴间，还有一张衣橱，那里面挂满了旗袍，这一间所有用具都是用金黄色。而另外的一间，则完全是湖绿色。里边布置，大致相仿，惟在绣枕之上，安放着一个大洋囡，是讨个‘早生贵子’的吉兆吧。梳妆台上，一张秀兰邓波儿的石膏像，壁上也有胡蝶的照片。”

从上述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女明星大多居住在西洋化建筑风格的住宅中，享用着现代新式家居的舒适，有些女星的室内布置非常西化，与她们的明星身份和地位相符合。她们富丽堂皇西洋化的居住空间，冲击了传统的居住文化，是都市女性思想日趋解放，追求生活质量的真实写照。

4. 行

女明星们要去电影公司拍戏，去交际应酬，还要逛街购物等，这自然需要代步工具。在“行”上面，“外出步行，明星们为保持身份及够用受影迷包围讲，总是不肯步行。过去汽车并不限制时，有几位大明星出外总是汽车代步。后来汽车限制行驶后，男女明星大都自购一辆脚踏车代步。”[4]27

汽车阶级的女明星很多，据当时的报刊记载：

电影演员有自已汽车的，不在少数，最考究的是童月娟的一部，陈燕燕和他外子黄绍芬也有一部相当漂亮的汽车。……顾兰君的汽车，照会是十四号，这年头高价车子也就不必说了。战后，电影从员职员有了一时期大家生路短缺，每个人都感觉到十分苦闷，现在却似乎都阔起来了。[13]

顾兰君自从主演了《貂婵》《武则天》二部古装片后，身价、地位就此增高，踏上一流女明星之列，而进项也因此增多，不同往昔，她现在地位既高，出出进进，如果没有一部汽车代步，未免太有些那个了，再加上前次受了抄把子的麻烦，因此和姐夫徐欣夫商量，把徐以前的一辆破烂不堪的汽车卖去，和他合买一部新汽车，现在这新挡车已买就，代价是一千二百元，号码是十四号。[14]

在当时的上海社会，拥有私人汽车的人数不多，据当时报刊记载，第一辆拥有汽车的女星是杨耐梅，第二位是徐来。胡蝶还没有当选“电影皇后”时，已经为其当时的未婚夫林雪怀购买了一辆汽车。汽车昂贵的价格，不是普通百姓能负担得起的，作为受社会关注的女明星，拥有一辆汽车不但是其经济实力的象征，也是其跻身上流社会阶层的一种表现。这一时期，女明星为代表的都市女性以坐、驾汽车为时尚，意在彰显个性与自由。她们的出行紧跟时代潮流，更加注重方便、快捷的新生活。

无论是女明星时髦的穿着打扮，精美的食物，还是优雅舒适的居住环境，亦或是价格昂贵的汽车，都说明她们是相当有经济实力的。下面的这张表也可说明这点，“这是一张目前影星们的酬劳：袁美云：五十万，高占非：四十万，舒适：四十万，严俊：二十八万，王丹凤：二十万，黄河：二十万，徐立：二十万，张帆：十五万，陈娟娟：十五万。虽然，这不能算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为数毕竟还可观。而且，这是每一位影星们拍一部影片而所得的酬劳，除此之外，他们正常还有薪水可拿。”[15]

关于《木兰从军》而出名的“孤岛影后”陈云裳的片酬，据《电影周刊》记载：

陈云裳再度来沪，已成为“中联”影业公司之永久演员。在“中联”方面备极优待。闻新的合同上，载明双方订约三年。……薪金规定，无论摄片与否，按月支给一千五百元。计高出袁美云、顾兰君、陈燕燕等两倍有余。此外每摄一部片，另给酬金不计在内也。……又老板为便利女士出入计，将拨出公司汽车一辆，此则额外优待又与月薪无关矣。[16]

值得一提的是，自电影诞生以来，在银幕号召力上，女明星要比男明星更能吸引观众，更有商业卖点。在电影公司内部，女明星的薪水大多高于男明星，如1944年，中日合作拍摄的《春江遗恨》影片，据当时的杂志报道，他们的片酬如下：“《春江遗恨》的酬劳费，相当可观，计李丽华三十万，王丹凤二十五万，梅熹十五万，姜明，严俊六万五，吕玉堃七万，姜修二万。”[17]同样是影片的主角，女星李丽华的报酬要比男星梅熹多出一倍。“华影演员合同都已满期，公司当局于五月九日邀各演员到制作片部，由张石川负责商谈新合同。……现在女明星代价最高者为王丹凤，每月十四万，欧阳莎菲每月十万，其次与三位滑稽明星谈，公司开价：韩兰根十二万，殷秀岑十万，关宏达八万，三位滑稽明星连连摇头，凭什么价格要比王丹凤少？是论资格呢还是论演技呢？张石川无言以答，苦笑着说，因为是女人。”[18]这充分说明了女明星的地位。

二、女明星的消闲娱乐生活

近代以来，西方娱乐活动，诸如跳舞、驾驶汽车、骑马、游泳等体育项目和休闲娱乐方式传到上海，为都市女性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浸润，再加之上海商业都会的开放色彩，当时的报刊杂志刊登了许多女明星运动、休闲、娱乐的照片。比如“偏爱运动的女明星，近来也在增多了。……华影在提倡组织女子篮球队啦，……胡枫、王丹凤、凤凰、慕容婉儿、陈娟娟等都玩得不错的。而且还有很多女影人是很喜欢游泳。如陆露明、童月娟、白虹等都是老手。此外，陈云裳、李红、胡枫、李绮年等还很爱好骑马。而王丹凤、凤凰等几位小明星，都很爱好踦自行车。而李丽华、王熙春、袁美云、周璇等还时常喜欢哼哼京剧。”[10]20

与众多喜欢跳舞的女明星不同，武侠女明星邬丽珠“不进跳舞场，却喜欢骑马，擅驾汽车，这几天天气温和，充满了春意，她便驾车到龙华、真如、吴淞去尽量的享受天然的美景。”[19]

这些女明星渐渐摆脱传统社会的角色，完成了都市女性的角色定位。女明星李旦旦甚至去法国学会了开飞机，并于1936年在上海龙华机场举行飞行表演，把围观的民众看得目瞪口呆。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她颁发可以飞到任何地方的执照。热情活泼、富于朝气的陈云裳喜欢运动，开汽车、开摩托车、骑马、驾飞机、踏单车，无所不能。

有些女明星如李绮年为了塑造自己有才华而又好学的形象，在记者采访时，特意请记者去书室坐。“李小姐请我们到她的书室里去坐，书室是与卧室毗连的，布置得十分净雅，书橱中有规律的放着《文学大纲》《娜拉》《普希金诗集》……”[20]以此来强化她所希望塑造的书卷气。明星们的这种生活，表演的成分居多，在《上海影坛》1945年第2卷第8期，方亦范以漫画的形式形象地揭示出来了。在他的《漫画之页》中，借一个影迷之口说：明星照片上和杂志上拍出来的明星生活照片，都是些看书、散步、休息、拍照、写信、游泳、弹琴、唱歌、打球等，而没有看见过洗衣、烧饭、倒马桶、拖地板等照片，大概她（他）们对于这些工作都是不会做的。

还有一些当红的女明星衣食无忧、无所事事，把打麻将视为消遣娱乐，藉此打发时间。当时某杂志记载袁美云“平日除了拍戏之外，鼓劲邀约公司中的明星，或导演，到她家里去叉麻雀，因为小夫妻两个太寂寞无聊了，所以当她在公司不拍戏休息的时候，常常可以听见她在兜麻雀搭子，你今天可有空，到我们那儿去玩？”[21]另一篇文章提到她：“在没有戏拍，或者是某一部戏刚拍完的时候，便会有很多女明星会拉了三姑四妹的在家里摆下竹林阵，大作方城之战的。例如：袁美云，她简直可作其中之魁首，差不多除拍戏之外，是天天于骨牌之中的。此外，严化夫人红薇，卜万苍夫人郑玉如、张琬、张帆、陆露明等，也是熟中得很的。”[10]21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女明星们的休闲娱乐有：游泳、骑马、跳交谊舞、打网球、听音乐、唱京剧等现代新潮的娱乐活动。尽管她们的休闲娱乐活动带有一定程度上的表演意味，但也打破了礼教统治下的沉闷生活。

三、结语

20世纪30—40年代，上海电影女明星作为在公共空间冉冉升起的演艺群体，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她们在银幕下的一切，引起公众的强烈兴趣。发达的上海大众传媒则满足了观众的需求。各种报刊杂志充斥着对女明星私生活的报道，为观众提供了银幕之外对电影女明星的另一种“凝视”。在记者笔下，她们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仿佛女明星并没有走下影坛，仍在为观众进行日常生活的表演。如同银幕上的风采，女明星在银幕下仍处于被凝视、被窥看的位置。从当时对女明星事无巨细的报道来看，当红女明星过着如梦如幻、休闲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这些西化的摩登生活方式给普通市民大众以强烈的诱惑和对现代性的美好想象，她们也成为都市时尚生活的形象代言人。但是她们在享受着财富与荣耀带来的幸福生活时，也必须面对私生活的公开化，个人隐私的不断曝光。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日常生活领域也在悄然变革。女明星为代表的都市女性从穿着艳丽服装到驾驶汽车和飞机，从吃西餐到打篮球和高尔夫球，她们的日常生活打破了礼教统治下的沉闷生活，张扬了现代女性的生命活力，凸显着女性的生命主体。与此同时，女明星为代表的摩登女性追求独立、张扬个性的意识也日益增强，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日常生活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