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霖

屈骚与词，一个“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一个多“绮筵公子，绣幌佳人”（欧阳炯《花间集序》），这样两种看似很难产生紧密联系的文体，宋代词人却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以致“《离骚》”“屈原”“芰荷”“独醒”这样的语词在宋词中出现较多。

接受角度：多种形象，多重精神

屈原其人其作，蕴含着丰富积极的人格韵味。宋词对其之称引，可看出宋人对屈原形象的具体评价与感受，对屈原人格精神的直接体认与接受。

宋词中称引屈原比较常见，且语词丰富，包括灵均、楚客、三闾、湘累、屈平、屈原、屈子、楚臣、楚大夫等，共计74篇次。称引语词之多变，说明宋人对屈子历史掌故的熟稔，同时反映出宋人词作对屈原之内涵指向、形象塑造较为丰富。宋词中或是直接表现与屈原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质，塑造高洁的屈原形象，如辛弃疾之“岁晚望三闾。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凫”（《水调歌头·我亦卜居者》），“胸中不受一尘侵，却怕灵均独醒”（《西江月·和赵晋臣敷文赋秋水瀑泉》）等。或是抒发与屈原同等际遇之苦闷，塑造怨愤的逐臣屈原形象，如辛弃疾《蝶恋花·月下醉书两岩石浪》赓续屈原开创的“香草美人”象征传统，以“兰佩”“蛾眉”无人赏识来象征自己品质高洁、才干过人却屡遭排挤的遭遇，因而想“唤起湘累”来宣泄一腔孤愤。或是忧思国事，追怀爱国、悲愤之屈子，塑造忠君爱国的屈原形象，此一形象下词中多“忠愤”“独醒”“怀沙”“忠魂”等语词，如刘过《沁园春·观竞渡》：“叹沉湘去国，怀沙吊古，江山凝恨，父老兴衰。正直难留，灵修已化，三户真能存楚哉。”陈亮《小重山·碧幕霞绡一缕红》：“往事已成空。梦魂飞不到，楚王宫。”

从中可看出，宋词中继承了与屈骚相关的意象。这些意象主要有三类：其一是如秋菊香桂、幽兰绿叶、蕙芷芰荷、玉英琼枝等香草饰物意象，这类意象多幽洁之质，自南宋辛弃疾始大量出现于宋词中；其二是如湘灵、美人、蛾眉、湘娥等女性类意象，此类意象蕴藉浓厚；其三是如楚天、楚江、楚山、潇湘等空间方位的意象，这些意象源于楚国的地名。宋词通过三类意象的组合共同呈现屈原形象和表现屈骚意蕴。

《全宋词》称引屈骚篇题中，以《离骚》之称引最多，原因或在于《离骚》集中体现了屈原的精神追求与艺术成就，或在于后世有以《离骚》代指屈原所有作品的习惯，故宋人频繁称引之。宋詞称引屈骚篇题的词作共有143篇，达百余次之多，可见宋人对屈骚之精读与喜爱。联系具体词作内容，可知宋人主要借读屈骚而与屈原进行精神上的多重交流。如张元幹言“洗尽人间尘土，扫去胸中冰炭，痛饮读《离骚》”（《水调歌头·丁丑春与钟离少翁、张元鉴登垂虹》），认为心情的开释、心灵的救赎，离不开借酒读骚的引发。如此读骚，“纵有垂天翼，何用钓连鳌”，能抛却功利心，获得满足感，此皆是与屈原精神产生共鸣的结果。又如刘过“读罢《离骚》，酒香犹在，觉人间少”（《水龙吟·寄陆放翁》），认为感受屈骚精神，可超脱世俗之生活。而辛弃疾之“夜夜入清溪，听读《离骚》去”（《生查子·独游西岩》），则是借读《离骚》而浇心中怀才不遇之愁，而减家仇国恨之苦。不一样的读骚情境，却是同样的精神体认与人格追求。也正是这般对屈原之颂美、体认，宋词因而更讲求思想与精神的抒发，而非局限于华丽外表与狭小情感的表现。

接受分布：较为广泛，时期不均

宋词对屈原精神特定的体认与契合，广泛体现于各类词人中。对上述称引屈原的宋词作者进行分类，按后人认识评价的标准，将接受屈骚的宋代词人分为知名词人与一般词人。据统计可知，知名词人为56人，一般词人为18人，接受人数知名词人多于一般词人，这或因为知名词人的词作留存量大于一般词人的词作留存量，或表明成就较高的词人对屈原接受更为深入。按朝与野的标准分为仕宦词人（即通过科举、制举、荫补等途径进入仕途的词人）、未仕宦词人（基本终生未仕的词人）。上述接受屈骚的词人中，以仕宦词人为主。这反映出仕宦词人与屈原的遭际更为相似，更易遭受与屈原类似的挫折，更易与屈原产生情感共鸣。而接受屈原的词人穷达有异、词名不一，亦可见屈原其人其作对宋词影响之广泛。

虽有多类“屈原”语词的称引，虽有多种屈原形象的塑造，虽有多种意象的接受，但是这些称引语词、屈原形象、屈骚意象在北宋词和南宋词中的分布是不同的。北宋词称引“屈原”者16篇，南宋词称引“屈原”者58篇，称引“屈原”南宋词远多于北宋词。且南渡以前，宋词中的屈原“纫兰佩菊”“芰荷为衣”“芙蓉为裳”，是“独醒”“幽洁”“被逐”的“怨”的形象，南渡以后，屈原则是忧国忠君的忠义之士。北宋词多接受屈原“幽洁”之质。如北宋著名词人贺铸之《踏莎行·杨柳回塘》得骚人之旨，通过美人的自嗟自叹，暗示自身虚度年华、怀才不遇，较具“骚情雅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幽洁如屈宋”（张耒《东山词序》）。而南宋词多接受屈原“悲壮”之美。如陆游《卜算子·咏梅》、李纲《永遇乐·秋夜有感》，皆“悲壮如三闾”（黄昇《花庵绝妙词选序》）。上述数据正表明，南渡之时，因民族情感复兴，词人对闺情恋情的关注，已被对人生、世界的重新思考所取代，“词至南宋而深”（王国维《人间词话》），因接受屈骚之精神而“深”，有所寄托而深。此外，从可考的词人籍贯来看，称引屈原的宋代词人多分布于南方，这一是因为屈原故国在南方，其人其作其事流传较广；二是如前统计，南宋词称引屈原的数量多于北宋词，而南宋国土基本在南方，整个宋代的文化中心也转移至南方，屈原的爱国形象与爱国士大夫的追求相切合。且提及屈原较多的词人主要是南宋中兴时期的辛弃疾、汪莘、李刘，南宋中晚期的魏了翁、刘辰翁、刘克庄、方岳，这7位词人基本生活于南宋中期及晚期，而上述称引《离骚》的49篇词作的词人或是生活于两宋之交、或本是南宋人，这进一步说明宋词对屈骚的接受具有时代的不平衡性。

而北宋词与南宋词对屈骚接受之“不平衡性”，与宋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局生成或需求特定的精神有关。北宋社会较稳定，词人多从个人角度评价屈原。南宋前期，时局动荡，民族矛盾激烈，“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所未有也”（姜书阁《陈亮龙川词笺注》），南宋词人与屈原有着相近的现实境遇，同样的家国之恨。此一背景下，南宋词人便与屈原在心灵上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对屈原之爱国精神便形成特有的体认。

接受影响：丰富意蕴，拓展词境

词，最早是宴饮娱乐之助，被视为“小道”“艳科”，内容较狭隘，这决定了早期的词很难与楚辞建构起直接的、实质性的关联。随着苏轼等人的努力与时局的变化，词所承载的功能有所改变，开始由抒情到言志，由抒歌儿舞女之情到咏报国救国之志。也正是词体之发展、时代之变化，由北宋到南宋，由北方到南方，由知名词人到一般词人，由仕宦词人到非仕宦词人，皆于词中体认、继承屈子精神，从而进一步丰富、拓展词境。

从北宋时期词人多接受屈原高洁、特立独行之品格，到南宋时期多接受屈原忧愤、抗争之品质，于词柔媚的风格中加进屈骚之“幽洁”“悲壮”，在描绘女性盛丽之外又添士大夫之心绪，添屈原高洁的、阳刚的境界，遂使词之题材与内容发生变化。比如，旷达、潇洒的朱敦儒于南渡之后，多写个人际遇、家国兴衰题材的作品，如其《苏幕遮·酒壶空》之“有奇才，无用处。壮节飘零，受盡人间苦。……回首向云，未忍辞明主”，抒发个体际遇，既欲忠君报国又无奈惘然，较为真挚感人。又如李纲以“谁念迁客归来，老大伤名节。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六幺令·次韵贺方回金陵怀古，鄱阳席上作》）之句，抒发了其为国奋斗、矢志不渝的强烈感情。此外如张孝祥、张元幹等爱国词人，亦多抒发屈子之志，形成一个具有浓郁家国情怀的创作群体。

词中本多花卉、闺怨，这是视词“浅薄”的原因之一，然而当宋词接受屈骚意蕴吟诵花卉、闺怨，而多了一层比兴寄托，多了一份深沉的内涵，于一花一草中能激起弃臣逐子之感动时，词便不是“小道”，不是“艳科”，不是“浅薄”，而是臻于“高雅”，词境得以拓展，词之格调得以提升，这样的词自然能登大雅之堂。如张孝祥《水调歌头·泛湘江》“制荷衣，纫兰佩，把琼芳”三句，分别取《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扈江离与僻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及《九歌·东皇太一》之“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通过化屈原之诗为己之词，借彼之境为己之境，通过反复吟唱香草美人，将现实之景与想象之境相结合，从而表现与屈原同样被谗放黜的遭遇，赞美了屈原之高尚情操，寄寓了自身的悲愤情志。又如其《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回首叫虞舜，杜若满芳洲”，取屈原《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之句意，敬吊屈原洁身自好的品质，同时寄寓了词人对美好政治的企盼。

当对香草美人之热爱，对人生际遇之感叹，对家国兴亡之悲慨，就这样接连地、一再地被词人吟唱时，词之外观便更为丰富，词之意蕴遂更为深厚。总而言之，由抒个人际遇之惆怅，到咏国事家恨之感喟，由对屈原之凭吊和怀念，到对“屈原”形象、人格之重现，皆反映了有宋一代对屈原之认识，使宋词本身更为接近屈骚之精神，丰富并拓展了词体本身之内蕴。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2019级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