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昉苨

一

最初，那看起来只是一个平常的周日。上午十点多，后来被称为“学生领袖”的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才刚刚从城外回到学校的“新潮社”。一个同学推门进来，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的学生推举北大起草，我们推举你执笔。”

罗家伦觉得“不容推辞”，便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写了篇100多字的小文，用了当时刚兴起的白话文，写后只字未改。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

其时是1919年5月4日，大清王朝灭亡了7年多，北京的大学生对抗议的流程已经熟门熟路：他们提前开了动员的学生大会，向同学们筹到了款项；送了英文的备忘录给驻北京的各国公使馆；还连夜做了条幅、标语——标语分中西不同文字，为了让外国人也能看懂。

此刻，只差一份向大家说明学生心愿、唤起大众支持的行动宣言了。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对参与者而言，也许最想不到的事情，便是在他们吼出自己的声音之后，“全国工商各界”真的都愤而起来，翻开了现代中国的一页。

新旧交替，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挑战。躲在旧传统中假装岁月静好已经无济于事了。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突然受到全世界瞩目的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所经历的。这一年他31岁，他入过旧式私塾，也接受过全英文的中学、大学教育。他在巴黎和会上的演讲有理有节，令人印象深刻。

1919年5月，这些饱受新文化影响的人物，被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大失败”联系到了一起。

二

5月4日下午一点，恰如事先预备好的那样，北京13所大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的空地上。教育部代表也跟着北大的队伍来到了聚会处，劝学生们各回原校，稍后再派代表向使馆和政府交涉。但学生们不为所动。

在之前一天的集会上，他们早已就这个问题有过决议：“我们起初讨论国家的危机，大家都同意，造成山东问题的原因是腐败和不公平。所以我们当学生的应该奋斗，让全世界看到‘强权绝对不是公理’。”

天安门前的集会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现场嘈杂，也没有扩音设备，后面的学生都听不太清楚演讲者在说什么。几次短暂的讲话过后，学生们整队离开广场。

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此刻已经被印刷成了2万张传单。

下午两点半，游行队伍走出中华门，向使馆区所在的东交民巷前进。头一排的学生扛着两面五色旗，后面则紧跟着一幅北京学界赠给“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挽联”。队伍里，学生们手持着上千幅白旗子和形形色色的标语，也向看热闹的市民散发传单，整个队伍步伐整齐，仪容严肃。

但当队伍到达东交民巷西口的时候，却被巡捕房阻拦了。事实上，学生们已经通过了最外头的美国军营，罗家伦与其他几位学生代表进入美国使馆，留下了一份说帖。正值周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出城游玩，使馆参赞对学生“说了一番很漂亮的话”，自告奋勇要去跟使馆的警察打招呼，放学生进去游行。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约有两个小时——游行队伍被军警阻拦在东交民巷的入口。

因为英、法、意公使也都不在，学生代表也仅被允许在使馆留下了说帖。学生们在午后的日头下暴晒，只能看着手持木棒的巡捕在身边走来走去，自己却不能通过东交民巷的路口。

罗家伦跑了几个使馆之后，又回到美使馆，询问参赞沟通的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使馆区警察不介意放行，但刚刚北京政府的警察总监来电话了，说是不可让学生通过。

这下，大家更生气了。

“停了许久，后来说是可以通过了，可是一进东交民巷就往北拐，从利通饭店的后面，悄悄地穿行过去，到了东长安街，停了一下。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警察、宪兵来回跟着我们跑，但不敢动手。”北大学生杨兴栋也在游行队伍里，他形容在使馆区外的自己感受到了“耻辱”，“气炸了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传出一个声音：“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三

到达曹宅后，学生提出让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日本在巴黎和会提出两国此前签订了密约——编者注）。曹宅门口的警察不理会学生的要求，只是试图迫使他们退后。愤怒的学生开始向曹宅投掷手中的白旗，随后，瓦片、石块也被扔进了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几个学生翻进了院子，从内打开大门。

人群涌入了院子。正在曹宅议事的章宗祥被误认为是曹汝霖，挨了学生一顿打。学生在屋里来来回回地寻找曹汝霖，却并没发现他临时藏在两个卧室的隔间里。曹宅的许多陈设、家具都被破坏了，香水瓶被砸了许多，女眷的屋里香气四溢。曹汝霖的妻子在家，她告诉学生，曹汝霖在总统府吃饭，没回家。在一片杂乱中，罗家伦看到北京高师的两个学生，从身上掏出来“许多自来火（火柴）”。

下午五点多，曹宅烧起来了。

虽然愤怒，学生仍保持了克制。“我们事先约定，不要打死人，……不准侵犯妇女，不准趁机抢掠财物，这些群众都自觉做到了。”北大学生罗章龙回忆说，“章宗祥被打时……有一个时髦年轻的女子吓得了不得，大家叫她离开，护送她到另外一个地方暂避。”

几十年后，曹汝霖写文回忆火烧赵家楼，还不忘提一句：“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

起火约半个小时后，警察开始捕人。被捕的共有32人。

晚上七点，赵家楼的火仍在燃烧。此时，曹汝霖的家眷被护送到使馆区的六国饭店安置，章宗祥进了医院。东交民巷一带宣布戒严。罗家伦极其疲倦地跑回宿舍，才睡了一个小时，便重振精神，开始商量如何营救同学。

5月4日晚，为了营救被逮捕的同学，北大学生干事会成立。里面的学生，有许多新潮社的成员，也有许多人之后会加入李大钊参与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

这些人，以后进入了各行各业，塑造了未来数十年的中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五四”这一天，改变了这代青年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