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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河戏传承人的“话语”解读

2020-07-27苏振华

音乐探索 2020年3期
关键词:传承人话语

摘 要: 非遗传承人的认知水平与话语,对于非遗项目传承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非遗传承人在非遗项目传承与保护方面的话语解读与重构,对于一个戏种的原样保护与发展更是至关重要的。基于此种认识,取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视角,以荆河戏为研究个案,对传承人在传谱和傳承过程中的话语进行解读,旨在推进荆河戏研究的深化。

关键词:荆河戏;萧耀庭;传承人

中图分类号: J6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20)03 - 0023 - 07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0.03.004

河戏是流行于湘西北及湖北荆州、沙市等地的戏种,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检索,与荆河戏研究相关的著述百余种。萧耀庭、陈建文的《荆河戏音乐研究》,对荆河戏的历史流变、代表性剧目、音乐风格特征等方面进行探索。萧耀庭、易凤林、申象泉主编的《荆河戏音乐集萃》,在已有传统剧目资料重新修订的基础上,增补了部分传统剧目、新创编作品、代表性艺人的生平等,为研究荆河戏提供了详实的资料。王泸主编的《荆河戏艺术探源》,对荆河戏的表演特色,如花脸的“抖壳子”,生行、旦行的“抖色” “翎子功” “狼牙功”等内容进行探究。其他如《中国戏曲志·湖南卷》《璀璨中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档案》及《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四)》,主要侧重于荆河戏的起源、发展、音乐特色等内容的知识性介绍。报纸报道46篇,内容主要围绕荆河戏的传承、发展与建设主题进行。如2006年5月10日,《湖南日报》刊文的《荆河戏:在市场中艰难求存》;2016年1月16日,《常德日报》刊文的《荆河戏国家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正式启动》等。期刊论文22篇。其中,以剧种本体为基础,围绕其风格特点、生态调查、传承现况、创新发展等内容的研究12篇;从其构成元素,如音乐特点、声腔演变与唱腔特色为基础的研究7篇;从舞美设计、抄本特点、传承人调查角度的研究各1篇。硕士学位论文,如湖南师范大学2015届易飞的《常德荆河戏现状考察与唱腔艺术研究》、2012届杨颜嘉的《澧州荆河戏的唱腔研究》,以及安徽大学2016届庞小凡的《荆州市群艺馆藏荆河戏三国戏手抄本研究》共3篇。

依成果分析,研究从宏观角度,即对荆河戏本体的特色、发展与传承的论述与思考占较大篇幅。从中观层面,即对其构成元素,如音乐风格、唱腔特色、声腔特点的研究也较集中,但通观其研究结论及建议,内容与其他诸剧种的著述大同小异,对造成现有格局的更深层原因的剖析止于有所忌或不足。从微观角度,以传承人为立点的研究,仅有一篇从其现状与保护角度有涉猎。对与剧种命运紧密相连的传承人“话语”角度的研究没有,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性内容,也是本研究之目的所在。传承人都是有待进一步开发的“活历史”,他们深谙传承过程中的细枝末节, 深知其原生态的演奏与表演技巧, 只有通过对传承人的深度挖掘, 才能得到原生态的一手资料, {1} 才能利于“非遗”可信数据库的建设与可持续性发展。为此,2017年8月18日9时,在常德临澧太浮的鼎益生态农庄,笔者一行4人对已82岁高龄的荆河戏国家级传承人萧耀庭 {2} 老先生进行了专访。{3}

一、民俗“话语”里的传谱

荆河戏传统音乐采用工尺谱记谱。萧老认为,乐谱传人的认知水平对荆河戏的可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

(一)守住底色

工尺谱是中国传统记谱谱系文字谱的代表之一,作为记录、承载、传播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媒介,在传统音乐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4} 它具有的可唱性,凝炼性、地域性以及厚重特色文化基因特点,使湘西北及湖北荆州、沙市等地已被挖掘、整理的部分荆河戏传统堂曲与曲牌,以及传统经典剧目音乐内容,在历经时代“改革”洗礼后还能否守住底色提出了质疑。荆河戏国家级传承人谭复秀捐赠给荆州市群艺馆的11个手抄剧本,包含“有荆河戏名师艺人徐元复、刘厚云等人传赠的钞本,有荆河戏乐师黄宗复、李正栋个人整理后转赠的钞本,也有在市业余荆河戏剧团成立后其他地方的荆河戏艺人口述整理的钞本。” {5} 常德市艺研所的荆河戏资料中,萧老等记谱整理的资料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材料来源广,信效度值得商榷的特点。与新时代荆河戏传统剧目的保护和数据库的建设要求存在一定距离。

工尺谱的传谱是关乎戏曲剧种前景的要事。在荆河戏传统剧目、曲牌等的传承中,稳固的“口传心授”传承方式,“一曲多变”的乐谱特点,使荆河戏的传播在遭遇地域差异性、人文环境变化时,在保守与创新的对峙中,具有能主动吸纳、融入本土文化的包容性特质。在传承层面,文化底蕴不足,完全靠机械性背诵或仅停留于乐谱原貌解读的被传承群体,无疑存在着对本剧种传统乐谱理解僵化,不能与时俱进的发展局限。因此,新时代荆河戏音乐传承中,传承人与被传承人的艺术涵养,对剧种生成发展环境下,乐谱内核及个性化内容的保护与解读,即能否守住荆河戏的艺术底色有直接影响。

(二)保全本色

戏曲剧种是特定时代特色文化的物化表现,是一代代艺人们心血的结晶。在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传承中,家族式传承是最典型、稳固的传承方式。

在与萧老的交谈中了解到,他1960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同年被分配到呼和浩特师专(现内蒙古大学)任教,因身体被检查出患肝门静脉高压症致脾被切除后,1961年3月被动员退职在家待业。他与荆河戏结缘,得益于1961年12月参加当时临澧县文化系统组织的一场演出。由于他在演奏中的突出表现,他被当年临澧荆河剧团的毕科喜指导员,荐举给了正在剧团指导荆河戏排练的黄老。黄老在荆河戏业内久负盛名,门徒众多,包括其嫡子黄开国,都是当时湘、鄂各地剧团的当红乐师。据萧老回忆,给他传谱时的黄老已七十多岁,双目失明,因患过麻风病,其面容已损毁到能使人有恐惧感,且已影响到言语清晰表达的程度。“你记性很好,感觉不错,今天就这样,明天再教”。{1} 他就是在黄老每次“口传心授”的4首荆河戏工尺谱作品的基础上,开启其戏剧性的荆河戏人生的。

据萧老介绍,当年身体状况已如此光景的黄老先生,在收其为关门弟子后不久,就把从他的老师,原常德津市隆法寺的蓄发僧——心缘大师传下来给他的,自己已保存多年的荆河戏工尺谱钞本《韵谱》两册,亲手交给了他。这也是萧老在交谈中多次提及的,“黄老先生没有把《韵谱》传给他的嫡子黄开国,而是把它传给了我,这就是我为什么在1991年退休后,还要在2004年编篡出版《荆河戏音乐集萃》,2016年修订再版《荆河戏音乐集萃》的主要原因。因为黄老生前曾一再嘱托我,‘这两册谱,你把它要保管好,一定要把它传下去,不能让荆河戏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2}。有关《韵谱》的传谱,荆河戏名师黄开国(黄老的嫡子)就坦言,“这(指《韵谱》)是我们的当家饭碗,不能给别人看的” {3} ,直白指出了荆河戏艺人对传统乐谱的传授给谁、给谁传授、如何传授的群体关注度与内在规定性。因此,我们应对传统固化观念影响下的荆河戏在新时代的传承革新引起重视。

(三)创新特色

“工尺谱字系统自有记录以来经历了从固定到可动的记音模式,变化历程在以往的知识记忆中呈跳跃式出现。” {4} 工尺谱蕴含丰富、厚重的地方特色文化基因,它要求被传承人应具备良好的艺术修养与学术涵养,而非简单机械的模仿与背诵。早年荆河戏艺人出身多贫寒,少有学识者,学戏的目的多是为了能自己糊口或养家,因此,重技艺训练与表演是大多数艺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萧老被传谱的结果,与其谈到的如下三点有一定关联。一是“黄老先生教唱工尺谱的时候,边学唱边用简谱把它记录下来,回去后再琢磨,回课时再吟唱出工尺谱” {5} 的创新性学习;二是萧老早年在长沙艺术师范学校(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读书时专攻音乐,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受教育背景;三是前文提及的就业即失业再就业的戏剧性经历等有一定关联。这也是课题组成员在与萧老交流过程中能够感悟到的内容。黄老没有把《韵谱》传给他的嫡子黄开国及其他门徒,然萧老记谱的诸多传统荆河戏作品,据其所言大部分是在黄开国的传腔下完成的传谱事实,表明了老一辈荆河戏艺人对《韵谱》“传人”的态度。研究表明,在以黄开国为代表的名艺人的传腔与指导下,萧老完成了早期大量荆河戏音乐的记谱以及传统剧目的收录与整理,拉开了他编、创现代荆河戏的帷幕。据核查,1980年,萧老改编的历史剧《程咬金招亲》,经临澧荆河剧团首演后,陆续被全国近百个专业剧团移植上演。1981年曾被湖南省电视台拍为上、下集艺术片。原长沙市花鼓戏剧团的毛健华就提及,“《程咬金招亲》是长沙市花鼓戏剧团于1985年创编的,历演三十多年而长盛不衰,每回演出都能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1}创编的大戏《孟良一家》,其剧本全场音乐曾被当年的湖南省广播电视台录音播放的事实表明,乐谱传人就是在新时代有待进一步开发的“活历史”。

二、改革“话语”中的传播

荆河戏艺术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21世纪的发展,萧老是亲历者。

(一)盘点家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地方政府贯彻落实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文件精神,广泛开展了地方戏曲的改编、演员培训等相关工作,对传统地方戏曲荆河戏的发展有直接影响。据采访的老艺人许魁松 {2} 回忆,受“剧团登记制度” “民营剧团改制”政策影响,在当时,常德津市古大同(现为古大同社区)是从湘、鄂各地选拔来的荆河戏小演员的早期集训地。师资是湘、鄂的荆河戏名师,采用传统“口传身教”的形式授课,传授内容为荆河戏的唱腔、传统剧目表演等的系统训练,乐谱识读等基础理论性内容没有开设。由于当时的演出任务多,每届小演员在通过一年左右的集训后,就被按需分派到当时常德的津市、石门、临澧以及湖北的石首四个剧团(常德的澧县剧团没有参加) {3} ,他们在实地学习剧团前辈演员的排戏、演戏等内容的基础上,参与荆河戏传统剧目的实践,逐步成为了各剧团荆河戏传统剧目表演的中坚力量。为湘西北及湖北石首等地荆河戏艺术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突出貢献。

1963年,湘西北地域成立“常德地区荆河戏遗产挖掘继承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常德地区传统戏曲文化的挖掘与抢救工作,盘点荆河戏家底的工作由此展开。办公地点后设置在当年荆河戏名艺人最集中的临澧县的团堰阁(现临澧县人大院址对面)。萧老作为委员会成员之一,刻印了黄老先生传授的堂曲、曲牌以及记谱的弹腔唱腔(第一集)《访普》《扫松》《挑袍》《百花亭》《夫妻花鼓》等折子戏,分发到临澧、澧县、石门、津市、石首五个荆河剧团。{4} 经查实,这一阶段挖掘整理荆河戏传统曲牌与剧目的工作,持续的周期并不长。调查中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艺人年岁高等实际情况,调查不及时造成的永久性遗憾、认识性偏差形成的破坏等因素影响,使得收集整理的荆河戏资料并不多。可喜的是,除做寿、办喜事、过年、拜节等民俗节庆外,农忙闲暇时的“草台”、集会赶场间的闹市,到处都表演着荆河戏,为后期荆河戏艺术能被收集整理、修订匡正埋下了伏笔。“破四旧”时期,随着传统地方戏曲挖掘工作的中断,已整理荆河戏部分资料的被焚毁,剧团整改下演员们的改行、出走。如1952年进入临澧剧团群乐班学荆河戏,攻老生、须生的名艺人向群寿,因多重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举家迁往了湖北荆州。{5} 特别是黄绩三、许宏海等荆河戏名艺人的离世等。加之政策层面下“样板戏”的强势推进,在催生荆河戏传统剧改革的同时,使亟待挖掘的部分传统剧目、传统堂曲、曲牌等工作遭遇瓶颈,闹腾的传统荆河戏转瞬间跌入了低谷。这给新时代荆河戏传统剧目的再挖掘与可信数据库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二)积攒家底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常德地区,培训荆河戏小演员、挖掘整理荆河戏遗产、创编移植荆河现代戏成为地方文化建设新亮点。据载,1978年,萧老又率荆河戏音乐整理小组的老艺人黄开国、石少恒、余未精、谢天才、许安和等,在常德的石门、津市、澧县、临澧四地,组织社会流散的荆河艺人进行了访谈与录音,共录制了约90小时的音频资料以及大量的口述材料。经整理、分类后进行了刻印成册,包括弹腔唱腔、高腔、昆腔、打击乐、堂吹、丝弦、词牌曲牌、折子戏共八册。值得关注的是,录制过程中,艺人们因改行废业及常年缺少练习导致的技艺性受影响、自然性遗忘等因素,原剧团潘思林、刘昌明等多人参与记谱标准的不同一,萧老采访时强调的“当时急于刻印后要分发到各剧团进行排演,对记谱的内容就没有来得及审校” {1} 等原因,造成分发的乐谱存在有错、漏内容的问题。尽管在当时,这一明显的纰漏没有影响民众欣赏传统荆河戏的兴趣与热度。与此同时,常德艺术学校的荆河戏专业的培养也得以稳步推进。

20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改革大潮下电视机、收音机等传播媒介渐次进入普通民众家庭,仅地方戏曲可供民众选择的、典型的传统传播模式受到冲击。1986年,根据文化部编辑出版《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文件精神,常德市文化局编辑出版了《湖南戏曲音乐集成·常德市卷-荆河戏》。萧老任荆河戏主编,负责记谱与校稿。据萧老所言,在当时,由于工作人员少,造成了荆河戏文本的定稿、付印环节的疏略,成书后的荆河戏,被发现存在剧目完整唱段被删减得七零八落,记谱者张冠李戴,即讹、漏等严重问题。在荆河戏乐谱准备重修但还来不及修订重版的情境下,现实遭遇了政策层面的地方剧团改制、社会风尚的流行音乐飓“风”的重大影响。传统与现代、守旧与新潮的博弈,把传统荆河戏直接推到了时代的浪尖。保留幸存的,较完整、真实反映荆河戏人劳动成果与民众审美需求的荆河戏艺术缺失,荆河戏艺术在弄潮的这一代人身上消失,荆河戏艺术的积攒家底工作被质疑,复出后的荆河戏艺术再一次跌入低谷。

(三)拆散家底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国内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大众生活方式变化导致的个体化音乐文化需求的变故与扩张,使荆河戏的原生系统遭到破坏。荆河戏固有观演群体,在改革的激流中被进一步消解,荆河戏音乐内容被肢解成碎片文化以残喘,幸存的荆河戏传统剧目被挤压到了濒临安危的边缘。“转企改制”以来演员阵容的逐渐流散,使剧团“供不上、养不起、留不住”的问题愈发突出。然当年正任职临澧县政协副主席兼文联副主席的萧老认为,在当时“政府如果能给予剧团一定的编制与财政支持,剧团应该能运转支撑下去。” {2} 这种基于对荆河戏艺术的关切与期盼,与迫于对地方政策层面的无奈与感叹,在与萧老的交流中能深深感触到。与民众休戚与共的荆河戏,成为了改革浪涛中的典型流浪者。

21世纪以来,在“市场化”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戏曲院团对财政性资金依赖的前提下,由于对剧团资金的投入不足、荆河戏人才梯队的不完整、行业政策导向偏差等事实问题的存在,地方主管部门拨款渠道的不一与随意性大,“讨要”“挪用”其经费的现象成为常态,“赚政府的钱”成为了迫不得已的现实选择等的多维发力,荆河戏的家底被拆散一空。伴随“影视艺术的飞速发展, 网络视觉文化的广泛渗透, 观众有更多自主选择视觉娱乐方式的空间。” {1} 成就了荆河戏艺术终于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悲情性事实。给新时代荆河戏文化生态环境的培育与重建带来了严重挑战。

三、现实“话语”下的传承

多元开放的文化背景下,传统地方戏曲能否吸引到更多的观众,最大限度地把地域文化精髓的艺术形态融入到整个社会文化消费、文化审美之中,直接关系到剧种和剧团能否生存于当代、传承于未来。{2} 直击荆河戏传承现况,萧老感言。

(一)有剧无演

文化生态影响下民众对传统文化认同感的迷失,持续影响到了荆河戏原有或潜在观演群体被逐步挤压。20世纪初,地方政府决策下的戏曲人才进出通道的不通畅,事业编制的“零增长”或收回,军人转业与职工子女安置等的多重挤压,使戏曲专业人才无法进行正常补给,造成以传统地方戏曲代表——荆河戏艺术本体,特别是专业性较强的、最具本色与特色的技艺内容的正常训练与有效传承有直接影响。在地方,经费自给率低、支付报酬能力弱导致对人才的引力极其脆弱,使代代相传的许多荆河戏优秀传统剧目陷入有剧本、无演员;或有剧目、无市场的尴尬境地。表现在荆河戏剧目排练中,由于所需角色、行当人员不完整,临时从其它荆河戏剧团借调演员或其它剧种相应行当的演员来拼凑的现象成为了常态,严重影响了剧目的表演质量,更毋庸提传统剧目的传承与创新。加之中大型传统剧目的正常排练无法进行,表演成为空谈的事实等,制约了荆河戏艺术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

(二)有本无传

戏曲表演需要在音准、节奏、音高、嗓音、形象、悟性等方面有较好素养的高潜质的人才。地方政府对所谓“现代戏”“新戏”过度支持的取向,挤占了荆河戏传统经典剧目本就应享有的丰富资源空间,直接导致了荆河戏有传统剧目无实质性传人的尴尬,不利于荆河戏艺术内涵的提炼与彰扬。

当前,除国内专业戏曲艺术院校在培养专业性戏曲人才外,“学艺苦”“没保障”的口碑,使地方剧团面临培养与招募演员困难,剧团运营、剧种传承成为现实性难题。1949年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因为演员具有国家身份,还能吃上“皇粮”,所以剧团对戏剧演员的挑选与培养有较大容量的“人才储备库”。{3} 现阶段,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以解决衣食之忧为学戏动机的时代已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昔日送子学艺、门庭若市的热闹场景永恒成历史记忆。现实中荆河戏艺术表演中诸多绝活的“人走艺绝”,经济风向标面前传人的选拔,甚至家族式技艺传承与否变得不堪一击,荆河戏艺术面临着有本无传的残酷现实。

(三)有牌无团

让最大多数的民众能便捷、充裕地欣赏到他们喜闻乐见的戏曲演出,是地方戏曲剧团的职责使然。基于项目申报与传承人的认定,国家相应部门配备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因此衍生出诸多问题有待正视。如有牌无团(或无实质性剧团)等情况。表现在项目申报获批后,剧团本应履行、完成的相应任务,如演员的选拔与培养、剧目的创编、公益性演出、传统文化的传承等与现实的期望之间存有较大差距。地方院团的传统剧目、技艺的传承渐沦为绝响的地方发展常态。萧老认为,“在传承项目的传承与创新方面,政策部门应给予项目传承基地、传承人以相应职责要求,实行问责制。”“文化部重新对传承人项目、传承人进行审核是很有必要的。”“戏曲进校园是一件好事” {1} 等等,道出了以萧老为代表的老一辈传人对当下以荆河戏为个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现状的无奈与担忧。

结 语

荆河戏的文化传承价值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在文化趨同背景下,我们应在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地方戏曲在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中的文化身份标榜作用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地方戏曲在生态重建、动态保护、活态传承与创新层面的任重与道远。荆河戏传承人对荆河戏传统曲牌、堂曲音乐等的传承能否建构在守住底色、保全本色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荆河戏传统剧目的传播,能否在加强挖掘与整理同时进行相应数据库的建设与积累;荆河戏剧团能否以自身独有优势抢占市场、开展荆河戏生态环境的营造与重建等问题的困扰与解决,对地方剧团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使其能充分拥有艺术生产、人才使用、薪酬分配、市场营销等方面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其在传统地方戏曲文化传承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传承人的积极性并深度挖掘,发挥其本应担当的引领作用;以实现地方传统戏曲的持续性保护与创新性发展意义重大。有如为荆河戏数据库建设积极贡献的萧耀庭,这本是新时代传承人应尽的本分。

本篇责任编辑 何莲子

收稿日期:2020-03-10

基金项目:2014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常德荆河剧的文化生态危机与对策研究”(14YBB033);2016年湖南省教育厅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基金资助项目“活态传承下湖南地方传统戏曲融入普通高中音乐课堂的教学研究”( XJK016CZXX026) 。

作者简介:苏振华( 1974— ) ,男,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南株洲 4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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