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蒙萌

摘    要： 本文用孙绍振的“还原比较法”，解读文本指涉的交际语境及历史文化背景，剖析《寡人之于国也》中梁惠王的“矛盾”，挖掘孟子“仁政”思想的内涵和意义，以加深学生对人物形象和文本思想内涵的理解。

关键词： 梁惠王    “仁政”思想    还原比较法

《寡人之于国也》节选自《孟子·梁惠王章句》，被选入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我有一个梦想”专题，是一篇非常典型的政论文，编者将其与《季氏将伐颛顼》一同收录在“经世济民”板块中。在孟子周游列国时，魏国并不是第一个他所到的国家，但是《孟子》却将此文放在开篇，该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高一年级的学生虽然对孟子的政治思想及其人格精神有所了解，但是在理解文本时，仍然存在一定的隔膜。比如，文本中提及的梁惠王致力于“使民加多”的措施该如何看待？对孟子实行“王道”策略的可行性该如何分析？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找到深入分析文本的路径。

孙绍振针对文本解读中普遍流行的“单层次的思维模式（为复杂的文本寻找一个原因）”[1]（4），提出“还原比较法”这种系统化的文本解读方法。他在《名作细读》一书中指出：“分析的对象就是矛盾。”[2]（90）文本分析的对象是矛盾和差异，“还原比较法”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揭示矛盾，继而对矛盾进行分析，可以从艺术感觉的还原、多种形式的比较、情感逻辑的还原、价值的还原、“历史”还原和比较、“流派”的还原及“风格”的还原等七个层次入手，以上七个层次分别着眼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差异、相同题材不同文本形式的差异、情感与逻辑与理智逻辑的差异、科学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差异、作品内蕴的时代背景差异、作品所属的艺术流派差异、作品风格的差异。

作为先秦诸子典籍中重要作品的《寡人之于国也》，本身带有较强的纪实性及一定的文学性，文中梁惠王的自我认知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理解这样一位具有强烈自尊感的君主，是深入挖掘文本内涵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能在教学过程中将其自我认知与客观现实的矛盾或差异揭示出来，那么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孟子高超的论辩技巧及良苦用心，能更深刻地理解孟子针对梁惠王的困境而提出的具体策略。

一、“尽心焉尔矣”的辛酸苦楚

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提出文学理论的两条大致路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前者是指聚焦于文本这个中心，主要着眼于文本内容及形式的分析，比如技巧、修辞、风格等不同方面;后者是指向文本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比如作者创作、社会语境，等等。当我们在解读文本时，从内部研究或外部研究的路径切入很有必要，二者并不构成二元对立的关系，并且是密不可分的。《寡人之于国也》作为典型的历史散文，有着独特的历史语境;又因为文本的主体内容都是由梁惠王与孟子的对话构成，因此，当我们在贴近文本时，自然会在“内部研究”这条路径之中，关注文本的对话内容所构筑的具体情境。

一切的文本都自有特定的时代语境，任何作品都需要放置在它所属的历史环境中解读，纯粹以今人的眼光观察、解析文本，必然无法走向真正的深刻。《寡人之于国也》作为硝烟四起的战国时期的经典文本，采用对话语录体的文本体例。在文本内容理解和探究之中，“还原”文本所指涉的历史背景无疑是切要之路。

魏国因为迁都大梁，又被称为梁国，因此魏惠王可以称作梁惠王。梁惠王之所以会对“民不加多”的问题格外关注，是因为在战国时期小农经济的生產模式下，人口多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赋税，稳固统治。无论从生产发展还是国家赋税来源看，人口和土地都是诸侯国最重要的财产。另外，由于那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籍制度，更没有护照等各种限制，百姓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某个国家作为居住之地。因此，梁惠王想方设法增加本国的人口，然而效果堪忧。

战国时期，硝烟四起，诸侯争战，流血漂橹。如何在战火中立足，实现富国强兵实乃重中之重，各诸侯国的变法变革因此相继展开。此时的魏国，并不像梁惠王即位初期的二十多年里那样强盛，国力开始衰落，不得不面临早就存在的“内忧”及接踵而至的“外患”——魏国在与齐国交战时，折损大将庞涓，同时太子申被掳走;后与秦国交锋，公子卬被商鞅擒获，河西之地被迫割让，迁都之策实为形势所迫。

年近七十岁的孟子到达梁国时，梁惠王在位已经五十余年，二人年龄可谓相仿，所以他们初次相见之时，梁惠王称呼孟子为“叟”[3]（1）。如果说梁惠王对客卿邹衍的礼贤下士的殷勤态度和此时面对孟子的态度相比较的话，这一声“叟”的称呼，就似乎显得较为冷淡了。梁惠王的冷淡，应该跟其即位后几十年的遭遇有关。此时的梁惠王，年龄偏大，心灰意懒，再也不像即位之初那样雄心壮志、意气风发。以上内容都是跳脱于文本本身之外的，涉及文本的外部要素，解读时将其融入文本内容的分析、探究，有助于把握更具象化的内容。

即便如此梁惠王对孟子不那么热心，但在内外交困的境遇下，还是非常坦率地向孟子诉苦：“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尔矣。”他用“尽心”二字评价自我的所为，并且连用“焉尔矣”三个叹词，颇有咏叹不已的意味，内心的不甘、无奈、疑惑、伤感等跃然纸上。并且用非常具体的实施步骤（“移民”或“移粟”）证明自己的能力，毫不讳言自己的攀比之心和不甘之愤，“无如”二字更是将他的自视甚高展露无遗。由此可见，这是一位自我意识较强、野心勃勃而不甘居于他国之下又不得不面对惨败和失落的君主。从文本的语言出发，“还原”出的梁惠王形象，但面对强敌环伺的国际环境，“尽心焉尔矣”并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位合格的君主。并且，梁惠王真的“尽心”了吗？

二、“霸道”国策与“移民移粟”的背道而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梁惠王的自我认知和客观现实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谓的“还原法”，核心思维是在发现文本蕴含的差异和矛盾之处，进行比较和分析，而不是基于文本的统一性。无论该文本是纪实性的还是虚构性的，在现象学看来，一切经过语言描述过的事实，都不可避免地附着了人的观念、思维、文化等要素，因而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事实”，与生活中的客观事实相比，总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和距离。因而，聚焦于文本的“内部研究”时，可以尝试发掘文本内容或形式层面存在的“差异”，在此基础之上，尝试对“差异”进行“还原”、分析。《寡人之于国也》中的梁惠王的自我镜像——即便没有功高之处颇为用心的贤德君主，在现实面前，遭受了不可避免的冲击。

究其原因，不难看出，梁惠王所谓用心良苦的“移民移粟”虽然勉强算是孟子所主张的“仁政”思想的具体化的实践，但只是原地踏步，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民不加多”的根本原因在于梁惠王无法取得百姓发自内心的认可与信任。因而，他的“何也”除了上述的辛酸苦楚之外，不乏对孟子进行发难的意味——既然我已经按照你的主张去实践了，可为什么还是没有任何效果？你的“仁政”思想真得行得通吗？

儒家的“王道”思想是指一种以仁义治理天下的主张，理论基础是《论语》中的“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换言之，就是注重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的有序和稳定，通过礼乐教化等方式调和社会固有的矛盾，使上下和睦邻里和谐。至此，一个国家的美名自然会传播开去，吸引更多的人来投奔。几乎所有君主都认为自己勤政爱民，梁惠王也不例外，而且他认为自己比其他君主更开明，实现“民加多”的局面应该并非难事。

但孟子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依据他对梁惠王作为战国君主本性的洞察，一开始就切中了问题的要害：“王好战，请以战喻。”看似没有正面回答梁惠王的疑惑，正是这句话揭穿了梁惠王治国之策的真相：推崇“霸道”，以促成富国强兵局面的形成。换言之，梁惠王之所以如此执着实现“民加多”的愿景，并不是出于爱民之心，而是将他们视作推行“霸道”国策的后备力量，所以表现得贪婪和急切。结合梁惠王的所作所为，可以推断他对儒家的“仁政”思想并没有秉持一种坚决排斥的态度。不过，洞悉梁惠王之野心的孟子，还是用一个简单明了的类比——五十步笑百步，让梁惠王颠覆了原先对自我的高度肯定。所谓的“尽心焉尔矣”，无非就是相较于邻国君主而言，多给了百姓一些小恩小惠，本质上并无不同。百姓的眼睛总是雪亮的。梁惠王的这点雕虫小技，人们还能看不出来？“民不加多”的结果自然亦在情理之中。这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精彩反击，击碎了梁惠王“劳苦功高”的无限委屈，将其荒唐可笑的一面揭露出来。

三、“仁政”理想与“夺农时”的矛盾

当梁惠王的“真面目”被揭穿以后，孟子顺势向他展示了施行“仁政”之后可以实现的理想社会——富足、和谐、文明，一片和美之景。笔者发现，“时”和“民”二字被不断提及，比如“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无失其时”“勿夺其时”等。在看似重复的表达之中，存在些许“差异”。在文本中，“时”一般是指与农业生产劳作有关的时节。比如，稻谷有适宜播种生长的时节，家禽等动物有特定的繁衍时节，乃至砍伐林木也有时节的规定。据《周礼》载，阳木和阴木的砍伐则应分别在仲冬和仲夏进行。在《礼记·王制》中曾经记载：“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可以看出，古人砍伐树木确实有一些时节方面的规矩[3]（7）。

在有关农时的相关措施中，不乏“雷同之处”：“不违农时”和“勿夺其时”中的“时”都是和稻谷播种生长有关的时节。“王道之始”和“王道之成”两个不同阶段的措施有明显区别，但孟子好像有意无意地“重复”了自己的论点，且都是用否定句的形式表述“使民以时”的意思。我们将“不違农时”和“勿夺其时”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孟子的“仁政”思想，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实现“王道”的两个阶段的差异性和系统性。

“违”字在苏教版的教学参考书给出的注解为“违背、违反”，跟我们通行的解释一致。“夺”字在《古汉语大辞典》中的解释为“失去”或“强取”，苏教版教材的课下注释则将其解释为“错过”;“勿夺其时”的“其”字，指代“农田”;杨伯峻认为，这个短语可以翻译为“不要去妨碍他们的生产”[3]（6）。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性地从孟子对“时令”的强调中得出“顺应自然规律”的现代性启示。孟子曾经试图告诉梁惠王，正是因为秦国和楚国统治者过度征兵征工，才会让百姓失去了耕作时节，以至于无法养活父母[3]（10）。所以，上文中“违”和“夺”字义的区别虽然不是我们解读这篇课文时的重点，但是可以激起学生对孟子言辞中的“潜台词”的思考——“不违农时”“勿夺其时”这些看似普通的劳作措施，其实背后蕴藏着孟子的智慧、恳切和向往：关心普通百姓的具体生活，使其“养生丧死无憾”。

孟子提出了施行仁政的更具体化措施：“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3]（10）可见，孟子期待的是一个统治者不会沉溺于穷兵黩武这些“霸道”的太平盛世，他用尽毕生努力想推行自己的“仁政”，他是一个和黎民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经世济民的“大丈夫”。正因为孟子的“仁政”思想与战国时各诸侯国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双方的利益诉求无法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致，梁惠王才会感叹孟子的迂阔。

综上所述，《寡人之于国也》揭示了梁惠王的自我体认与“戕害”百姓的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孟子的政治思想与梁惠王等君主所实行的国策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上述结论的达成，正是“还原法”加以运用的必然结果。通过文本的“外部研究”，将《寡人之于国也》的创作背景加以“还原”，继而达成对文本中的梁惠王形象的具体把握和分析，将文本的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体现了文本“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紧密联系。“还原比较法”是一种操作性较强的文本解读方法，有利于找准文本解读的关键之处。《寡人之于国也》作为了解孟子“仁政”思想的经典性文本，其中的“使民以时，尊重自然，休养生息，丰衣足食，发展教育”等思想散发着经久不息的光芒，才是该文的永恒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孙绍振.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J].语文建设，2008，53（3）.

[2]孙绍振.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修订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3]杨伯峻.孟子译注（3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