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安徽这片红色的沃土上，先后涌现出了大批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人物。以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宫乔岩等为代表的情报工作人员为保卫党的安全作出了特殊贡献。正是这些甘于无名、甘于奉献的革命英雄潜于敌人内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党的情报工作中，他们所展现的高超灵活的对敌斗争艺术、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本刊从安徽作家徐涛著的长篇纪实文学《红色交通线上的安徽人》中节选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李克农：隐蔽战线卓越领导人

李克农（1899—1962），安徽巢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参加长征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抗战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委员兼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

1938年，

武汉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随后兵分三路，向南京压来。国民政府决定分别迁往重庆、汉口、长沙三处办公。八路军办事处也决定分批撤往武汉。李克农协助叶剑英为撤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一是在京、沪、粤之间建立交通机关，以保证南京一旦陷落，中共交通联系能畅通无阻，并尽可能在敌占区建立交通机关;二是将从南京监狱营救出来的大批同志进行妥善安置和转移，或送往延安，或派往国统区工作;三是抓紧时间从上海抢运数百吨物资到西安;四是继续着手准备《新华日报》的出版工作。

12月初的一天，叶剑英、李克农、负责机要的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和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加上司机王应絮一共7人，分乘两辆旧车，从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前往武汉，于12月10日前后抵达汉口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这是李克农新的工作岗位。

1937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二省政治局会议”，决定为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党组织开展工作，于汉口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公开机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内秘密办公，办事处处长为钱之光。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及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分管统一战线工作，李克农担任长江局秘书长。情报和机要工作按照惯例由李克农主管，具体分工是：他的老部下张唯一、陈家康负责情报工作，童小鹏（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负责机要工作。

“八办”的环境很艰苦，但面临的形势却十分复杂。当时的武汉，在政治力量上，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在共产党内，既有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又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身为秘书长的李克农，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除了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还要照顾到各方，处处小心谨慎。

在长江局里，周恩来是最为忙碌的一个人。政治部设在武昌，而他住在汉口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每天上午9点前就要赶过长江到武昌政治部去上班，晚上又要过江回到汉口，处理许多急待处理的事情，晚上9点多了还要召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由于讨论的问题既多又杂，会议常常开到深夜，甚至有时要到凌晨才能结束。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需要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或是审批李克农交来的情报，同时还要找一些同志谈话。每天他都睡得很晚，有时天亮才能休息。为了配合周恩来的工作，李克农的作息时间也没有了规律。李克农原来住在长江局内，后来妻子赵瑛带着孩子们从安徽来到武汉，钱之光安排他们一家到董必武原来住的安仁里团聚。

1938年4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交给李克农一个重要的任务，去武汉火车站迎接一位神秘人物，强调必须迎到，不能空手而归。这位神秘的人物就是张国焘。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921年出席过中共一大。1930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后，先后担任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副主席等职，领导红四方面军和国民党军作战。然而在1935年6月红军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竟然无视中央北上决定，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向川、康地区退却，非法另立第二“中央”，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在陕北，为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仍然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此时的张国焘，口头上虽然承认了错误，但内心早已和中共中央离心离德，恨不能插翅飞往在武汉的蒋介石身边去。

1938年，为表达合作抗战决心，国共双方约定派代表去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合祭黄帝陵。国民党政府代表是蒋鼎文（西北行营主任），中共代表则是张国焘。祭陵完毕，张国焘撇下秘书和警卫员张海等人，钻进蒋鼎文的小车直奔西安。张海负有警卫之责，只得跟着后面西北行营宪兵队的汽车，同往西安。在西安，张海打听到张国焘已经住进了国民党高级招待所——西京招待所。两天后，张国焘买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上午临登车时，张国焘才让张海打电话告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林伯渠闻讯迅速前往车站，对张国焘不经中央批准、擅自行动给予了批评。张国焘煞有介事地说：“我到武汉，是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得去。”林伯渠劝阻无效，见事已至此，当即指示张海随同前往。回到办事处后，林伯渠马上电告中央，同时又和身在武汉的周恩来取得联系，告诉他张国焘去武汉的车次和时间，要武汉“八办”派人好好“迎接”。“迎接”任务就这样交给了李克农。

周恩来告诉李克农，一定要在车站截住张国焘，然后做说服工作，希望他留在党内，不要做出叛党的事。最后，周恩来加重语氣说道：“这也是中央的要求。”

李克农带着总务科长邱南章、童小鹏和吴志坚，从车上走了下来，径直前往车站的各个出口，等候张国焘。西安发出的列车来了，他们警觉地打量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不料，等旅客都走光了，张国焘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是不是在车上没下来啊？”童小鹏问道。

李克农想了一会儿，说：“好吧，小鹏你在这里盯着，我们三人再到列车上看看。”说罢，他们跳上了车。

三双锐利的目光，沿着车厢挨个搜索，终于在靠后的一节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邱南章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说：“张副主席，你来了？李秘书长带着两辆小车来接你，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猛然看见李克农一行，他深知李克农来此的用意，脸一沉，色厉内荏地说：“我不要他请，我来武汉是有事的，我有地方住。”说完，急忙跟着两个特务往车下溜。

因为张国焘职务还在，李克农见状，不便强迫，只能叮嘱邱南章说：“你和吴志坚一定要跟着他，我们先回去向周副主席汇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又迅速找到张国焘。由于李克农的劝阻和邱南章、吴志坚等人的严密监视，张国焘一时间毫无办法。他气急败坏，却又无计可施，只得表示同意由武汉“八办”安排住处。不过，他死活不愿住在办事处内，最后被安排住进了太平洋饭店。

为防止张国焘向国民党泄露中共机密，李克农悄悄地让张海将他的行李搬到了“八办”，因为里面很可能装有中央重要机密。果然，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还派人到“八办”要过行李，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4月17日，周恩来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找到张国焘，严肃地对他说中央的意见有三条：一、改正错误，回党中央工作，我们最希望是这样;二、可以向党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党，否则宣布开除党籍。张国焘听完，面无表情，不改初衷。当晚11点左右，在胡宗南手下的协助下，张国焘仓皇逃离住所，就这样背叛了中国共产党。

“重庆谈判”的暗战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于1941年1月18日至20日连续两次急电周恩来，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准备撤销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重要干部迅速撤退。1941年夏，李克农携夫人赵瑛、李冰姐弟及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同志向延安撤退。

在延安期间，李克农被中央赋予情报、保卫工作的重任，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等职。这段时间，李克农参与了中共在全国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派遣了大批情工人员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关，获取日、伪的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

李克农一贯主张将秘密的情报工作与公开的情报工作相结合。这不仅能扩大情报的来源，也是中共情报工作能够克敌制胜的重要方法。中情部成立后，专门设立了公开的情报研究机构，李克农多次指示各地情报组织，运用各种办法收集国统区和汪伪地区出版的报刊，及时提供给中情部创办的书报简讯社，经过综合、分析研究后，提供给中共中央。《书报简讯》所提供的资料，对中央领导了解国内情况，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中共在抗战时期为揭露蒋介石的投降政策而公布的国民党中委和少将以上人员投降日偽的名单，以及在1948年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都是依据中情部平时积累的人物资料整理的，起到了打击和震慑敌人的作用。

抗战的烽火刚刚熄灭，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恰在此时，蒋介石却向毛泽东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向中共递上了一根不怀好意的“橄榄枝”。

原来，蒋介石为避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企图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卸到共产党头上;更何况他的军队远在西南、西北后方，有的嫡系部队远在缅甸、印度，要把全部军队调运到内战前线尚需时日。于是，蒋介石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向世人摆出了一副“和平协商”的姿态。蒋介石主动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参加和谈，显然是要上演一出“鸿门宴”。但蒋介石究竟用意何在？中共中央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也在思考着对策。

李克农的情报系统被派上了大用场，他们日夜监听蒋介石和其驻延安联络参谋的来往电讯，希望能从中获取信息。李克农亲自监听，不放过每一个字。办公桌上的电文盈尺，李克农详加分析，原来，蒋介石料定毛泽东自秋收起义后，就没有离开过根据地，这次毛泽东必不敢到重庆来。如果毛泽东不来，破坏和谈的罪名正好扣在共产党头上;如果毛泽东应邀赴会，则可以趁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做好进攻共产党的准备。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得非常精明。

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毛泽东毅然率领中共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国共双方经过43天谈判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根据协定，中共主动让地撤兵。蒋介石本无心讲和，在国共谈判期间，中共情报组织就已经获悉陈诚在国民党高层军事会议上关于“复员即动员”的讲话（意即抗日是复员，反共是动员），其实就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信号。李克农将这一情报及时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发出《中情通报》，指出蒋介石正在加紧准备内战的严峻形势，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预先要有准备。这也是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之际，中共中央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发出的最早警报。果然蒋介石一切准备就绪，以88万的大军围攻解放区，妄图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争的阴云又一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12月下旬，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特使马歇尔（陆军上将）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在他的参与下，国共双方经过商议，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0日，由张群和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根据双方协议，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同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方郑介民、共产党方叶剑英和美国人罗伯逊代表三方组成。中共代表团旋即开赴北平，叶剑英作为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的代表，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李克农受命担任了代表团的秘书长。戴着黑色圆边眼镜，留着八字胡须的李克农，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草绿色呢军服，胸前佩戴着军调部标志的蓝色三连环肩章和圆形铜牌胸章，颇有军事家的风度和外交家的潇洒。他以这样的姿态，在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之间巧妙周旋。蒋介石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国共和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破裂。1946年6月，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完成了内战部署，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开始了。8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处”失败，北平军调部随之关闭。它的存在历时仅仅8个月。

为毛主席访问苏联

保驾护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克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等职。1955年7月，经中央特批，李克农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1955年9月，李克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外交部成立初期，任务相当繁重。周恩来总理虽兼任外交部部长，但无暇处理具体事务，外交部的组建工作主要由李克农负责。外交部成立后，对外进行建交谈判，向建交国派出大使、公使，建立使馆等，任务十分繁重，但在李克农等人的协助下，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很快走上了轨道，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出决定：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件重要外事活动。毛泽东首次访苏的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和两国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商议并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问题。

在台湾，特务头子毛人凤苦心策划着一个又一个针对中共新政权的破坏行动，继炮轰北京天安门破坏开国大典案、保密局天津特别组特务案等被侦破后，公安部电讯组还截获了台湾保密局的密电：驻台湾美国顾问布莱德已通过莫斯科的间谍获悉，苏联政府正准备接待中共领袖毛泽东，并已将这一情报转给了毛人凤;毛人凤挑选了高级间谍张大平作为保密局特派员空投到大陆，准备针对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实施ABC三套作战方案。由于从北京到中苏边境，一路上有不少潜伏下来的国民党武装特务，沿铁路线进行骚扰，经常对过往的列车进行袭击和抢劫，加之铁道线漫长，现有的公安保卫力量显然不够。

中央命令：一定要全力做好毛泽东访苏的安全保卫工作。周恩来与李克农、罗瑞卿、杨奇清及滕代远（时任铁道部部长）等一起商议后，制订了一个细致、可靠的毛泽东访苏专列保卫方案：一、调动三个师的部队参加护路;二、同时派出三组专列以迷惑敌人;三、在运输调度上让所有客货列车为专列让路;四、严格保密，对专列和铁道部、公安部都分别规定代号;主席乘坐的专车为“9002”次，代号“李德生”;等等。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的专列准备从北京出发。专列原本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解放战争期间被人民解放军缴获。

北京刚刚解放不久，前门车站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保卫部门心里的确没底，安全保卫工作实行的还是人海战术。作为情报部长，李克农深知自己身上担子的沉重，一直密切关注着情况：哈尔滨火车站，一辆为专列加水的机车头上发现绑着一束手榴弹，被及时排除;台湾保密局特派员上校处长张大平空投哈尔滨双城林场被捕、投降;解放军成功端掉了潜伏在大陆的国民党东北地下技术纵队……一直到毛泽东平安抵达苏联，李克农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了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就在此时，李克农的身体状况却突然变得很糟糕。1950年5月14日，一份有关李克农病情的报告摆在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李克农哮喘病复发了，并且很严重，要用药物控制，晚上只有注射镇静剂才能入睡。

抱病参加“朝鲜停战谈判”

1950年6月，朝鮮内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同时命令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战争伊始，北朝鲜军队在金日成统帅下，以重炮密集轰击南朝鲜军队，苏制T-34坦克成群地开向南方，很快解放了汉城，大军南下直逼洛东江三角洲。战争形势十分乐观，金日成估计8月就可完成解放朝鲜国土的任务，并早早地给中国领导人打了招呼。

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要求会员国给李承晚政府提供帮助，随后又决议组成“联合国军”，授权美国指派司令官。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9月15日，15个国家的军队在麦克阿瑟统帅之下，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行动的代号是“烙铁”。其实仁川是朝鲜东西海岸最不具备登陆条件的地点，它航道狭窄，潮汐落差达30英尺，这是海军最看不上眼的劣等港口。而麦克阿瑟这个70岁的倔老头，却兵出险招，在此冒险登陆成功。

朝鲜半岛南北长，东西窄，三面环海，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下切断了人民军的南北战略联系，斩断了后方补给线，并在人民军主力背后与洛东江的李承晚军队呼应夹击，一下子从根本上改变了战略态势。人民军主力部队被迫后撤，命运危在旦夕。9月28日，美军经过一周激战，占领汉城。三天后，麦克阿瑟和李承晚飞抵汉城，重建“大韩民国”政府。

李克农指挥的情报机构也紧张地运转起来，通过各种公开报道，进行大量分析，掌握了美军许多重要情报，有的还提供给了朝鲜人民军。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中共中央最终作出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出兵朝鲜。10月19日，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中朝军队团结一致，并肩作战，以运动战的形式，把美李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附近。战争态势的根本性扭转，使停战谈判成为可能。

1951年5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通过顾问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透露，美国愿意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6月23日，马立克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演说，表示同意马立克的建议。至此，朝鲜战争由单纯的“武仗”转为“武仗辅助文仗”的阶段。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李克农被中央送往苏联养病。在苏联，他每天都通过报纸分析局势的发展。随着战争不断升温，李克农再也无心疗养，他迫不及待地返回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里，他通宵达旦地工作，一双眼睛在大幅的朝鲜半岛军用地图上来回“扫描”。

朝鲜谈判的消息传来后，李克农以一位老情报工作者的特有预感，知道离自己上台“唱戏”的日子不远了。果然，在确定赴朝鲜谈判的人选上，毛泽东点兵点将又点到了李克农。7月2日，志愿军总部收到毛泽东从北京发来的电报：李克农率乔冠华及其他助手将到朝鲜参加停战谈判，于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今丹东），7月4日傍晚由安东去平壤，大约5日早上或晚上，可到金日成处，请朝鲜方面派人到适当地点去接应。7月5日，李克农一行到达中国边城安东，柴成文专程由平壤来此迎接，谈判班子改乘吉普车过江。7月6日晨，李克农前往平壤东北根地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新设的作战指挥部所在地）拜会金日成。金日成已经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他热情地接待了李克农。李克农是主持谈判的实际负责人，自然要向金日成请示工作并保持联系。随着交往的增多，二人的私交也越来越好，以至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每次到北京，总不忘给李克农送上几坛他爱吃的既酸又辣的朝鲜泡菜。

与朝鲜方面协商后确定：李克农为中朝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协助其工作。对外公布的名单则是人民军的南日、李相朝和志愿军的柴成文、邓华、解方、杜平等人。南日曾在苏联留过学，此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是金日成指定的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由于李克农的身份特殊，他既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又担任了代表团的党委书记，不便于公开，大家都称李克农是“队长”，称乔冠华为“指导员”。

7月7日，中朝代表团抵达开城。

来凤庄（离开城市区西北约2000米的高丽里广文洞）是谈判的会址。开城谈判代表团，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指挥三线：第一线是直接出面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南日、邓华等人;第二线是乔冠华、柴成文，由柴成文负责联络;第三线则是幕后坐镇的李克农。李克农负责将每天的谈判情况上报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7月10日，来凤庄一间长18米、宽15米的大厅，成了全世界的焦点，艰难异常的朝鲜停战谈判从这里开始，一谈就是两年。

李克农的身体也随着谈判的深入，日渐恶化。他本来是拖着即将崩溃的病体来到朝鲜的。这时，他视力微弱，眼睛几乎要贴在炕桌上才能看清东西，哮喘病也经常发作，疼得气都透不过来，加上房子里生了朝鲜式的地炕，十分闷热干燥，隔一小会儿，他就要到房子外面去大口大口地吸上几口潮湿阴冷的空气，才会好受一些。长期伏案工作，他的胸口被挤压得十分难受，又引发了心脏病。病痛的折磨，使得他的双手常常发抖，以至于手中的笔不时会从炕沿上滑落下来。一次，正在开会时，他突然头一歪，昏迷了过去，幸亏在场的人抢救及时才苏醒过来。

李克农重病缠身，按情理完全有理由申请回国休养，无须继续为停战谈判劳心费神。可李克农很倔强，他不愿向困难低头。为减轻病痛，他常常一面看文件，一面将药片一小把一小把地送进嘴里，只有当哮喘咳得无法忍受时，才将手头的活儿暂时搁下，休息一会。尽管这样，李克农还是想给大家留下一个身体挺不错的印象。因为只有李克农的身体健康，代表团才有主心骨。一向注重仪表、酷爱整洁的他，即使在身体快要垮了的情况下，也仍然保持着超凡的魅力和迷人的风度。

当中共中央赋予李克农的朝鲜停战谈判这一重大使命胜利完成时，他却陷入极度疲劳和虚弱之中，两鬓雪染，面容消瘦，已有垂暮之兆。

1953年2月7日，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保健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专门就李克农的病况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称李克农自1943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病状，每年发作一两次。1952年则加重了，每月发作五六次，1953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曾晕倒，昏迷了五六分钟才清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0.2毫克，他竟服过0.8毫克，已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的李克农仍然在情报、保卫工作战线上辛勤劳作。

将星陨落

1955年，流亡美国的李宗仁的幕僚程思远，由香港到北京，谈到了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和意欲归国的情况。李克农非常重视这一信息，当即报告周恩来。5月7日，周恩来约见李克农，李克农积极向中共中央建议，争取李宗仁回国，此后李克农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正在李克农为党努力工作的时候，病魔却又一次侵蚀着他的肌体。1957年10月25日中午，李克农忽觉头晕，想出门走走，不料刚刚迈出门槛，就失控栽倒在地上，立即陷入昏迷。消息传到中南海，中共中央十分关切，周恩来亲往北京医院，指示组织全力抢救。他对医务人员说：你们大胆治，只要尽了力，没有理想结果，不要你們负责。经北京医院全力抢救，昏迷长达8天的李克农才慢慢苏醒过来。经确诊，他患了脑溢血重症。由于大脑严重受损，他几乎丧失了记忆。大家都劝他安心休养，他却对自己的儿女说：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工作。

在病中，李克农依然不断地过问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工作。中共中央采纳了李克农的建议，几经周折，最终促使李宗仁夫妇于1965年7月由美国返回，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中共中央对此事甚为满意。周恩来说：公安部和调查部办了两件大事，公安部改造了一个末代皇帝，调查部争取了一个国民党代总统。

1960年，为确保李克农安心养病，中共中央决定让他离开工作岗位，李克农却笑说：“我们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是不舒服的，能驮多少，就驮多少。”1961年，李克农在大脑有了一定恢复、病情稍有好转的情况下，给杨尚昆、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尚昆同志并小平同志：

我因病休养已近四年，最近医生已同意我可以逐步进入工作。现将我拟做的工作，特报告如下，请你和安子文部长、罗瑞卿总长二同志商决批准。一、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这事是很不简单的，需要时间，估计要一年左右，始能初步办到。二、工作方法：先收集，后集中，再分类编写。打算去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南昌、合肥、北京……等，借地方组织协助，比较易行。如同意待我行动时再报告批准。三、干部问题：先在中调部抽调陈养山、潘芳二同志随行，另在总参二部和三部各调一名不脱离职位的干部（秀才），担任编写、访问、档案等工作，此事如能由中组部、公安部再调一二名干部（知道过去地下斗争历史的），更欢迎。四、这一组织不超过10人。我正式开始工作，暂定1961年8月15日开始。

以上各项请审阅批示。此。

李克农

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李克农为能继续工作感到由衷的高兴。1961年8月28日，李克农一行离开北京，开始了上海之行。10月28日，李克农返回北京。几十天的奔波，使他的身体元气大伤，剧烈的咳嗽伴随着严重的气喘，整夜难眠。

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李克农抱病参加了会议。他过去发作过几次心绞痛，不少人劝他不要再去开会，而李克农却仍然坚持要把会开完。可他的病体，已不再给他这样一次机会了。2月7日，李克农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2月9日晚21时，李克农永远停止了呼吸。

李克农逝世的第二天深夜，76岁高龄的董必武为李克农赋诗一首，以表哀悼之情：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天不慭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箕裘克绍芝兰秀，高举红旗障落霞。

胡底：能文能武志更坚

胡底（1905—1935），原名胡百昌，字北风，安徽舒城县干汊河镇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调入中央特科，受党委派与李克农、钱壮飞一起打入国民党机关。这三位就是中共中央特科赫赫有名的“龙潭三杰”。1931年夏，转移至中央苏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长等职。1935年9月，长征途中因反对张国焘被秘密杀害。

“龙潭三杰”初相识

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在北京的安徽会馆和钱壮飞相识。钱壮飞当时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读书，二人从此来往密切，成为挚友。

1926年，钱壮飞、胡底和徐光华在北京护国寺路东的一所院落内合办了一家电影公司——光华电影公司，以演员和导演的身份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拍摄的《燕山侠隐》是我国早期的一部故事片，曾经送到日本放映。胡底和钱壮飞全家上阵，都当演员。钱壮飞年仅11岁的女儿蓁蓁也在片中扮演角色，父女同台演出。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光华电影公司也成为党的秘密联络据点。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受到反動政府的通缉。安徽舒城县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也派人监视胡底家，并勒令胡底的父亲胡绪章召儿子回家乡自首。胡底得到党组织报信马上改名胡马，字北风。钱壮飞和他同时改名，化作“南飞”。

这年冬天，他们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钱壮飞、胡底一行到达上海后，由于原来接头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他们一度与党失去联系。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钱壮飞则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七八月间，他们历经周折与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联系上，支部书记是张沈川（中共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钱壮飞考进的无线电训练班是国民党CC系统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办的，钱壮飞也渐渐得到徐恩曾的信任。周恩来非常重视这个情况，他当即让人转告钱壮飞：要装扮成一名灰色人物，不问政治、只钻研业务、只讲究吃穿，严禁参加游行示威登台演讲等社会活动，要求他深藏在敌人内部。

1928年秋天，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都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钱壮飞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很想向党组织谈谈有关情况，希望能得到党的高层领导指示。

1929年11月间，胡底在一家电影公司摄影棚内巧遇安徽同乡李克农，他们在芜湖时就相识，一起参加革命活动。此时李克农化名李泽田，任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会宣传委员。经过胡底的安排，这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钱壮飞和李克农在胡底的那个摄影棚里见了面。听完钱壮飞详细讲的这段经历，李克农说，你一个人在里面的确不好周旋，有没有办法再揳几个钉子进去？钱壮飞想了想说，眼前倒是有个很好的机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缺少广播新闻编辑，正在公开招聘。希望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进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李克农将有关情况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了中央，并且提出了自己愿意报考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和钱壮飞、胡底在国民党特务机构里建立共产党特别小组的建议。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前瞻性地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经钱壮飞安排，李克农通过认真准备，以优异成绩连闯几关，于12月间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被任命为该局的广播新闻编辑。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胡底也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打入“中统”

1929年底，徐恩曾告诉钱壮飞，他将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请钱壮飞任机要秘书，并要钱壮飞帮自己一起着手扩建特务组织。

陈立夫给特务组织下的定义是：特务组织是国民党最核心的组织，是党的耳目;特务活动是为了保护党、国家、领袖的安全，它与党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是神圣的事业;只有最优秀的（国民党）党员才有资格做特务工作;等等。1928年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三方代表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接收宁、汉、沪的中央党部，暂时行使中央职权。陈果夫被任命为代理组织部部长，但二陈兄弟暗中却在为蒋介石的复出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陈果夫、陈立夫联络拥蒋政治力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其英文Central Club的缩写是CC，所以该组织简称CC。蒋介石重新上台，二陈兄弟是患难之中的忠臣，拥戴有功，因此格外受到重用。蒋介石将党务交给陈果夫经营，由陈果夫、陈立夫负责主持“清党”反共。从此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了二陈兄弟的禁地，开始了“陈家党”的时代。陈氏兄弟把持党务，炙手可热，权势熏天，自然趋附者众，在国民党中逐渐自成体系。又因为陈果夫、陈立夫二人名字的英文拼写第一个字母都是C，于是人们便将过去“中央俱乐部”的CC移花接木，解释为陈果夫、陈立夫的英文名字的缩写CC。以二陈为首领的派系也就被称为CC系。以二陈为首的CC系通过对各级党部的整顿和改组，控制了从中央到各省市的各级党部，成为国民党内一个庞大的派系。CC系的核心是中央组织部。在中央组织部，由陈立夫亲自担任主任的调查科就是最为要害的部门。陈立夫也堪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开山祖师。

1936年机构名称由党务调查科改组为党务调查处，两年后扩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由初期一二十人的机构，逐步扩展成一个20多万人的庞大复杂的特务机器。中统的特务，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中统逐渐成为蒋介石对党政军民实行强有力的特务统治的机关。

徐恩曾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科，后赴美国康里奈斯大学学机电专业。他戴近视眼镜，表面文质彬彬，不爱多讲话，给人的印象是一介书生。他与陈果夫有亲戚关系，后经人介绍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徐恩曾常常自诩对文书管理、健全规章制度、编制密电码等方面有一套办法。他又常以美国联邦调查局为范本，向陈果夫、陈立夫提出改进调查科特务活动的建议，颇得二陈的欣赏。陈立夫作为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掌舵人，则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积极谋划把党务调查科扩大成为一个能够进行秘密侦察、独立审讯的特务机关。陈立夫虽有远大的计划，但是对于具体实施显然还是个外行，他找来亲信徐恩曾商议，徐恩曾其实也是一窍不通，他又找到自己非常信任的钱壮飞一起具体参谋。

对于这个特务机构，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特委会负责人）高瞻远瞩地作出指示：你们把它拿过来！于是，中央特科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到敌人的组织里去。

徐恩曾一到南京上任，随即委托钱壮飞以其机要秘书名义，在南京组织一个秘密指挥机关。这时，根据中央特委的指示，李克农、胡底已趁此机会打进了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党部。

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地址设在南京丁家桥内，党务调查科原本也在里面办公。徐恩曾到南京上任后，感到那里人多嘈杂，不利于保密，于是又选择了南京中山东路五号一幢两层的西式小楼作为秘密特务机关的办公总部。

为了给这个秘密特务机关做掩护，两层的西式小楼的大门口挂上了“正元实业社”的招牌。徐恩曾的秘密电台也设立在这里，所有党务调查科派到各地的调查员，都与这里的电台通报进行联络。这里不但架设了秘密电台，为了特务工作的需要也同时制造便于携带的小型收发报机。“正元实业社”不仅仅是特务的秘密辦公机关，还是特务的指挥机关，他们通过秘密电台来建立、指挥各地基层特务机构。

钱壮飞在这里安插了自己的同志：一些人管理电台，一些人做秘书和会计职务，还有一些人担任他和李克农联系的秘密交通员（其中有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等人）。发给徐恩曾的各类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要先经过钱壮飞的审阅并签署处理意见后，再由徐恩曾在上面签字同意。这样，钱壮飞就彻底掌握了这个特务机关的全部机密。

徐恩曾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主任后，就立即要求增加经费，增设机构，扩充人员，充实内部。根据陈立夫的指示，徐恩曾还一再交代，除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还要搜罗其他党派的情报。包括如何在上海使用特情关系（如杨登瀛），如何在当时蒋介石势力范围内的长江沿岸各地，建起基层特务秘密机关，进行特务侦查活动。同时派遣特务渗透到国民党的军警机关，力图掌握这些机构，便于今后开展特务活动。

揳入敌人心脏的三颗铆钉

钱壮飞、李克农他们根据中央特科“为我所用”的精神，“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情报网。李克农掌握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情报，胡底先是在南京负责民智通讯社，后又被派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以掌握北方的情报。

中央特科派出陈赓与李克农保持单线领导关系，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一个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南京有什么情况，由李克农立即反映给陈赓。陈赓利用上海三明照相馆老板的身份做掩护，常驻上海三明照相馆（中共在上海的一个重要秘密据点）。一旦取得重要情报，李克农便来这里与陈赓接头，把情报及时地送到中共中央手中。如：1930年9月，蒋介石准备发动对江西苏区第一次“围剿”和1931年2月发动的第二次“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都是通过钱壮飞从徐恩曾那里获得的，李克农再把情报交给陈赓和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由于这些情报准确及时地从中央转发到中央苏区，对于红军作战获得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由于钱壮飞处置得当，他和李克农、胡底充分配合，收集了很多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特务等方面的情报，党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的动向。

与此同时，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为了更便利地开展情报工作，也为了进一步取得徐恩曾以及特务机关的信任，筹建了很多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在南京中央饭店设立了长江通讯社，社长是徐恩曾，机要秘书为钱壮飞。又在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5号设立长城通讯社。长城通讯社先是设在法租界，后来迁移到日租界秋山街5号一栋房子的四楼，胡底就住在那里。长城通讯社表面上为国民党特务总部在天津的派出机构，实际上是中共设在北方的秘密情报站。由胡底任社长，钱壮飞的一个内弟张家胧等人为编辑。这些机构名义上虽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自上而下已经完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

胡底在天津建立长城通讯社后，就打着国民党的名义，揣着国民党的补贴费用，扩大活动范围搞情报。他把搜集到的情报，用密写的方式寄给钱壮飞，再转交给党组织。当时密写的方法是将密语用柠檬或者橘子汁写在一封普通信的夹缝中，用火一烤就显影。有时也在报纸上面用米汤写情报，拿到后用碘酒一刷，情报就出来了。

有了长江通讯社以后，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活动就更加便利了。李克农到南京，就直接下榻中央饭店。三个人在这里商谈工作，过组织生活。国民党特务搜集来的中共的文件，都汇集到通讯社来，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一个图章，交人收藏起来就完事。

留在上海的李克农负责电务股，担任股长，掌管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地位在当时非常重要。他常往来于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这样，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的中共三人情报组成为分布在津、宁、沪的三颗铆钉，紧紧地钉在了敌人的心脏上。南京和天津一旦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可以立即汇报给李克农，然后经李克农转报给中央。

钱壮飞于1929年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以自己的精明能干和难得的廉洁赢得上司器重。不过，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毕竟还有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自己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为了获取密码本，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钱壮飞陪徐恩曾到上海，趁他进歌舞厅换衣服时，钱壮飞便把密码本拿出来，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内。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有价值的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时，这份密码也送到中央军委和红军那里。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尚未下发到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中共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

危急关头，

挽救了中共中央上海机关

1931年4月25日晚，恰巧这天是周六，徐恩曾已经去上海度周末了。共产党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成为徐恩曾得力助手的钱壮飞一看到有“亲译”字样的电报，马上意识到这是最核心的机密，关系重大。他拆开一看，犹如五雷轰顶，震动很大。表面上他若无其事，内心却心急如焚。他唤来了他与李克农的联系人、在正元实业社打杂的女婿刘杞夫，命令刘杞夫与女儿钱椒火速离宁赴沪报信。随后，钱壮飞借机到民智通讯社，通知他安置在那里的一位同志，但没找到。他急中生智，拿起刀子在桌上的一幅地图中间划了一道裂缝，暗示已经“破裂”“出事了”。回来后，他从容地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并妥善地处理好相关事务。

4月26日上午，钱壮飞把密电交给刚返宁的徐恩曾，随即离开，乘坐火车赶回上海。为了防止出事，他提前在上海郊外的真如站下了车，徒步进城，找了一家邮局，按预定暗号，给天津的胡底发出“潮重病速返”的电文（“潮”是钱壮飞的别名），通知自己的战友撤退。

让钱壮飞采取非常措施的是一封什么内容的电报呢？

原来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投敌了。

顾顺章被捕后先供出了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交通船——英商祥泰木材行木船等秘密。导致中共中央军委武汉交通站及省、市、区委交通处二所，湘鄂西边区第二军团驻汉交通采购处，湘鄂边特委，湘鄂西红二军团后方医院采购处，汉川独立师驻汉交通处和采购处，沔阳驻汉交通站等20余处机关和数处秘密掩护机关，均遭受严重破坏。数百名在武汉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干部和群众被捕。

随后顾顺章要求面见蒋介石，并一再请求不要发电报，以免泄露。他被连夜秘密送上一艘货轮，押往南京。顾顺章被押送到南京后，又出卖了恽代英、鲍君甫、钱壮飞等人，供出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瞿秋白、李维汉等人的住址和中共中央秘书处、中央特科机关、共产国际驻沪代表、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的住处。

就在押送顾顺章前往南京途中，邀功心切的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与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蔡孟坚，在半个小时内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几封绝密电报。电报的保密级别为特急，标明由徐恩曾亲译。谁料到绝密电报统统落到了钱壮飞手中。

因為顾顺章知道太多党的核心机密，掌握着中央上海机关的全部机密，掌握着中共地下斗争的全部秘密，一旦叛变危害甚大，可谓灭顶之灾。

中共中央紧急授命周恩来、陈云、康生等人全权处理危机，采取了5项紧急措施：一、销毁中共大量机密文件;二、废止顾顺章所掌握的中共地下斗争工作方法;三、迅速转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办公地点;四、将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地或调离上海;五、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一切重要关系。

4月28日，陈立夫、徐恩曾派遣张冲、顾建中带领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秘密电台、中共江苏省委、共产国际驻远东办事处、少共国际等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每一处当然都是人去楼空。

中央特科全体人员已经在周恩来的指挥下，连续奋战十几个小时，抢在敌人前面将所有重要机关和有关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主要负责人有向忠发、卢福坦、罗登贤、瞿秋白、李维汉、王明、博古、康生、陈云等人。他们当中住处被顾顺章知道的，也都在当天或第二天安全转移。打入敌人核心部位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情报小组在紧急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得党中央及其组织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根据他们三人事先约定的暗号也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封电文为“胡底，克潮病笃”的电报。“克”是指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接到电报，便即刻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

牺牲在长征路上

胡底同钱壮飞于1931年8月一起离开上海前往苏区，并和李克农相聚于瑞金。进入苏区后党组织把他们三人安排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系统和情报部门任职。长征开始后不久，胡底被调回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任执行部部长，因为中央纵队需要他率领一部分保卫干部作为大军的开路先锋。胡底奉命先行，在侦破沿途敌军暗探投毒、粉碎敌人武装破坏和宣传群众等方面，成绩卓著，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表扬。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胡底所在的原中央纵队一分为二，他挥泪告别了老战友钱壮飞、李克农，跟着朱德和刘伯承来到了左路军。左路军由张国焘主持、指挥一切，朱德、刘伯承难以插言。张国焘还秘密指使人对原红一方面军指挥员，特别是政治保卫局的干部实行严密监视。1935年6月中旬过草地时，一次，张氏做报告，大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为“右派”。胡底俏皮地对周围的人说“张主席是石榴派”，意思是他像石榴一样外面好看溜光，可一吃尽是籽，一肚子鬼点子。监视他的人不懂此话的意思，就连忙向张做了汇报。张国焘听后大发雷霆，当即下令取消胡底骑马和带勤务员的权利，让他自己背着包袱行军;不久，又取消胡底微薄的粮食供给，并以羞辱的方式责令胡底担任总部的马夫。后来，张国焘又诬陷胡底是“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命令红四方面军总保卫局在阿坝把他抓起来，送回查理寺看押。

1936年9月中旬，张国焘宣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红四方面军总部和所有部队都由阿坝南下，经查理寺、斯达坝，向绥靖县转移。全部集中于党坝、松岗、马塘地区，准备攻击绥靖、丹巴、懋功等地区。就在由斯达坝到松岗的半路上，总保卫局向张国焘报告说：“胡底走不动路，怎么办？”

张国焘当即答复：“胡底如走不动路，由你们自行处理。”在张氏的词汇里，“处理”就是“处决”。这样，总保卫局就派人在部队到达松岗（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宿营之前，将胡底同志杀害，埋尸在路旁。年仅30岁。一起被秘密杀害的还有许克坚（李先念的战友）。

周恩来曾多次赞誉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在上海中央特科时期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这些人都不存在了”。李克农后来曾经无限感慨地说：“三杰，钱壮飞是死在长征途中，没想到胡底也死在长征途中，然胡底年纪最轻，而文笔才华最高。”李一氓评价：“为坚持真理牺牲在不正常的情况底下，这样的同志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王冶秋：冯玉祥身边的“红色秘书”

王冶秋（1909—1987），又名野秋，安徽霍邱县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冯玉祥处任教员兼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冯玉祥身边的“红色秘书”

1940年到1946年期间，王冶秋的公开身份是冯玉祥的秘书兼国文教员，而真实身份却是中共领导下对国民党高级军政统战与情报人员。他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着军政情报工作。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王冶秋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沉着勇敢地在党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和董必武对他的这一功绩给予过充分肯定。王冶秋利用在重庆任冯玉祥秘书的特殊身份，做军政情报工作，这一点连冯玉祥和王冶秋身边的人都是不知情的，但是没有逃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怀疑。

1943年，王冶秋第一次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的视线，起因是王冶秋与王梓木（中共党员，长期做冯玉祥西北军的联络工作，曾任西北军高级要职）多次进出重庆第十八路集团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渝办，也简称八办）。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关系趋于相对稳定，但政治环境依然十分复杂。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三处：红岩、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第十八路集团军办事处最初设在闹市区的机房街三十号，1939年5月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两次大轰炸后，原来的房屋被炸毁了，办事处就迁到化龙桥红岩嘴大有农场场地（向爱国人士饶国模租用）。这里距市中心区约5公里，是一片不小的山地，有个果园农场，树木多，四周住户很少，便于党的工作。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自己动手，在这里盖起一所三层楼房。南方局和办事处就搬到这办公。二楼和三楼是南方局用房，底层由办事处使用。各地党组织的人员通常都是到这里来同南方局联系。周恩来平时也在这里。

本来军统准备对王冶秋动手，但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抗战时期，碍于形势所迫，不便公开逮捕共产党的干部。又因为王冶秋的公开身份比较特殊，更不利于特务们公开到冯玉祥的官邸或者办公室抓人。王冶秋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也为了方便隐蔽工作和安全，他与冯玉祥的另外一个副官赵力钧加入了青帮，师傅是青帮“大”字辈的张树声。“大”字辈比蒋介石、黄金荣、杜月笙等在帮里的辈分还要高，拥有广大的徒子徒孙，仅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就有八九万人。人员分布上至蒋介石侍从，下至军统、中统、水路码头、车站。

1942年，冯玉祥的副官周茂藩被军统秘密抓捕。周茂藩也是八办的高级军政情报人员，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毕业后分配到军令部二厅做情报分析研究工作。周茂藩在这个重要的岗位上为党和苏联情报机关都提供过许多有价值的重要情报。一旦周茂藩出事，八办的情报体系将面临重大的破坏，更危险的是，会直接牵连他的上司冯玉祥，后果不堪设想。

董必武指示王冶秋，务必尽快掌握和了解周茂藩目前的处境和下落，设法积极开展营救工作。

王冶秋首先想到通过师傅张树声的关系，他以冯玉祥的副官遭人陷害为由，请张树声出面查一下。不多久，张树声回话：周先生（周茂藩）目前被军统抓捕，关押在军统南山看守所。周先生骨头很硬，一口咬定有人陷害他。王冶秋立即到南山看守所探监，并对周茂藩传达了“家里正全力救你，你要坚持住，保重身体”的讯息，后又辗转打通何应钦的关系（军令部由何应钦主管）。1943年周茂藩被释放。

敌营中的中共北平秘密电台

王冶秋在1947年这个国共两党反复胶着的严峻时期，第二次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平遭遇，一开始是因为国民党保密局利用无线电侦测技术，发现了北平鼓楼兆丰街方向有一个呼叫频次很高的电台信号。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华北地区划为第十一战区。军统改组后，蒋介石责令郑介民（保密局局长）对北平方面的中共地下组织尤其是秘密电台加紧侦查。黄天迈（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和赵容德（北平行營电检科科长）依靠美国新制无线电侦测电台采用“老酒装新瓶”的侦测方法：从北平城四个方面进行侦测，一步一步缩小范围，确定可疑密台的具体方位。在此基础上，连夜挨家挨户侦查，从而提高了破获密台确切地点的效率。

保密局使用的无线电侦测电台，是利用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技术和器材是美国特工部门提供的。抗战时期，中美特务就有过合作，戴笠与梅乐斯搞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其中有一个合作项目，就是训练一批掌握雷达技术的特务。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的赵容德就是军统杭州特训班第五期无线电队毕业的，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务的雷达侦测技术训练。他到北平后，利用无线电侦测电台，捕捉到北平鼓楼兆丰街方向有可疑电台呼叫信号。特务就跟踪侦测信号的方位，用吉普车载运无线电侦测电台，由报务员收听呼叫号，在行进到兆丰街周围地区时，再命令发电厂突然拉闸停电，此时可疑电台呼叫号一旦停止，就能证明可疑电台必定在这一地区。郑介民向北平站下达加紧侦测的指令后，赵容德等特务加快了侦测的进度，再三用线点交错的方法，缩小范围。侦测结果随后报告给黄天迈，黄天迈迅速派出特务对可疑地点实行秘密监控，并借口北平市警察局调查户籍，登门入室，果然破获了中共北平秘密电台，并发现了写有王冶秋联系电话号码的纸张。

抗战胜利后，王冶秋来到北平。国共谈判破裂后，北平已成为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根据上级的指示，王冶秋与梁蔼然、丁行、王倬如和朱艾江等以前都在西北军工作的同志成立了小组。上级交代：“你们要深藏地下，正式成立小组，过组织生活，通过秘密电台与中央联系，不与地下党发生横向联系。”梁蔼然和王倬如随后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包括利用冯玉祥、鹿钟麟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旧关系，在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谋得适当职务，作为工作掩护。

王冶秋在北平任国民党第十一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议兼华北设计委员会资料室主任，梁蔼然任保定绥署少将参议，王倬如任河北省政府参议，丁行任孙连仲机要秘书、军法处少将副处长，朱艾江在敌产处理局工作。如此布局便于直接获取有关军事会议、部队调动、番号改换、补给状况、作战部署、战后检讨等高质量的准确情报。这些情报不仅有重庆时期那样的战略性情报，还具有更多的战术性情报。梁蔼然提供的关于国民党军队从1947年8月起改用数字命名替代旧番号的情报;王冶秋获得国民党保定绥署和张垣绥署驻军番号、兵力、驻地、武器装备、长官姓名与后勤保障等准确情报;王倬如获得有关东北地区国民党驻军战斗序列、指挥官姓名、驻地、装备、重要仓库分布等重要情报，从十一战区参谋长张知行处获得有关军队调动、兵力部署等情报，由于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数量庞大、机密性高，他们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

中共中央已经离开延安，对各类情报的需求量很大。这就要求北平的情报系统不仅能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一方面，中共北平秘密电台工作量很大，每日发报时间都在4个小时以上，甚至达到7个小时，这样一来电波就很容易被特务锁定;另一方面，国民党军战斗连连失利，频繁的电波引起了敌人的高度警觉，特务机关又专门从美国采购了电波侦向车，加大了侦查力度，最终导致秘密电台被敌人破坏。

秘密电台被敌人破坏后，特务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捕，王冶秋也得知秘密电台被敌人破获的消息。他年轻时就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养成了对一切环境保持高度警惕的习惯。此时，他必须抢在特务全城大搜捕前撤离。他了解吴晗可以向解放区输送学生，于是立即设法登上了清华大学的校车，去找吴晗。顺利出城后，经过6个多小时的奔波，王冶秋来到河北青县解放区，随后，到达沧县城工部。王冶秋要求立即向中央发电报报告情况，由于城工部只与地下党发生关系，根本不知道他所说的地下电台和联络呼号，辗转向董必武发了电报。中央社会部几位领导一起听取了报告，作出安排，并嘱咐有关人员派人到北平接济被捕家属，打听情况，做好接应他们到解放区的善后工作。

1947年底，王冶秋安全到达中央前委所在地建屏县西柏坡。

1948年，在中央社会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王冶秋受到了李克农的表扬。此后，王冶秋告别了隐蔽战线，投身新中国文物事业建设队伍中去了。

宫乔岩：隐蔽战线上的“二哥”

宫乔岩（1892—1955），化名王少春，安徽芜湖人。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1955年4月10日，在北京逝世，遗体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老情报”受命潜入敌营

芜湖开关较早，西方列强在这里设立了不少教会学校，如福音堂美以美育才中学、后家港励德中学、周家山女学、来复会小学、青山女学等，其中尤以圣雅阁书院和萃文中学规模最大。1919年后，宫乔岩在芜湖教会学校圣雅阁中学任教。

1920年，李克农、阿英（钱杏邨）为该校学生，宫乔岩与他俩结识后建立了深厚情谊，因宫乔岩排行老二并娶阿英二姐钱德海为妻，被尊为“二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完全撕掉了左派的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戮。宫乔岩、李克农和阿英等一些曾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处境日见艰难。为了躲避追捕，李克农、阿英、宫乔岩等人急离芜湖，避居巢县。不久，宫乔岩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宫乔岩由中共组织安排转往上海春野支部，与李克农等去沪和前期到达的钱杏邨相聚于闸北区春野书店，在春野支部过组织生活。

从1928年起，宫乔岩与李克农一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先后在上海、东北等地开展艰险的地下斗争，组织抗日运动。

1942年前后，宫乔岩在蒋管区长期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在刘文辉部队所驻扎的西昌地区坚持地下斗争达数年之久，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解放做出重大贡献。

刘文辉（1895—1976），字自乾，祖籍安徽徽州。刘家是清初移民入川的，初定居名山县，后迁居成都西大邑县的安仁镇，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活跃于四川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号称“西康王”，曾拥有十余萬军队和占有大半个四川的防区。

1933年10月24日，刘文辉在和侄子刘湘的争川之战中遭到惨重失败，他返回雅安开始经营这片治安混乱、政治不稳，藏彝回汉蒙满多个民族杂居、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地区。

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去世。当晚蒋介石就在武昌行营召开会议，谋划如何以刘湘之死为契机，进而达到完全控制四川的目的。蒋介石下令撤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理由是司令长官既死，该战区自当裁撤。仅隔一天，蒋介石又任命亲信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由四川地方实力派主掌的川康“绥靖”公署，也准备撤销。消息传到四川，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刘湘旧部组织的“武德学友会”紧急商讨对策，同时与刘文辉、邓锡侯两部取得联络，决定共同抵制张群主川。会后刘湘生前高级幕僚张斯可专程会见了刘文辉二十四军驻蓉代表，邀请刘文辉速往成都共图大计。就在此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刘文辉的儿女亲家杨叔明和刘文辉的部下张志和等渠道，与刘文辉接上了关系。

1938年夏，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等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取道成都与刘文辉见了面。后来刘文辉回忆：“从同他们的谈话中，我慢慢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

1939年，董必武、林伯渠在重庆曾家岩与刘文辉会晤恳谈。中共中央派吴玉章专门与刘文辉见面商讨如何救亡图存，使得刘文辉逐渐有了亲共态度，他表示：今天领教，顿开茅塞，以后我一定按照尊意去努力。

因为四川的实力派联合抵制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经过一番磋商，刘湘部将王缵绪做了四川省政府主席。以此为条件，王缵绪同意将雅安、西昌两个专区划交西康，并在财政上给予补贴，蒋介石被迫同意西康正式建省。

1939年1月，刘文辉成为西康省主席。此时的刘文辉既与四川各实力派达成了共识，又与中共接上了关系，虽说军事力量小了一点，但毕竟使大邑刘氏家族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重新恢复了席位，也更加坚定了刘文辉摆脱蒋介石控制的信念。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刘文辉、潘文华二人在成都张澜住处亲自填写了入盟登记表并呈交民盟主席张澜，办理了入盟手续成为秘密盟员，事后张澜将登记表烧毁以示保密。龙云则在重庆由张澜亲自吸收入盟，他们都是与中共已有联系的地方爱国将领，入盟后更方便了这种联系，也促进了他们对抗日民主运动的支持。张志和与刘文辉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曾在刘文辉任军长的第二十四军当过师长，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1938年去延安时，毛泽东要他回四川做地方将领的统战工作。1942年2月的一个深夜，经张志和事先联系，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民族资本家吴晋航的公馆里会见了刘文辉。周恩来向刘文辉透彻分析了时局后，表示希望西南地区的地方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和抵制蒋介石的一切反动措施，认为西南地方的力量目前有条件这样做，可以大胆行动起来，中共愿意在政治上给予支持，并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配合行动。对于刘文辉提出怎样联系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共可以派人到刘文辉任主席的西康设立秘密电台，通过电台和延安联系。

6月，周恩来把“老情报”宫乔岩（王少春）请到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办公室。他向宫乔岩详细地介绍国民党川康地方实力人物刘文辉的情况，以及中央决定派人去搞统战工作的意图。周恩来用亲切的语气说道：“还是你们夫妻去吧。”宫乔岩充满信心地说：“坚决完成任务，请中央放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宫乔岩被国民党通缉，被迫离开老家芜湖。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都被贫困和疾病吞噬了。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宫乔岩经中共地下党的一位领导介绍，和秦惠芳结成革命伴侣。秦惠芳是上海申新纱厂的纺织工，1931年正式参加党的情报工作，1941年6月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从事敌后地下工作。

7月下旬，为了做好川、康军阀刘文辉的统战工作，宫乔岩、秦惠芳、杨爱竹一行三人带着电台到刘文辉的部队国民党二十四军，帮助刘文辉建立了与延安的直接联系，开始了长达8年的工作。临行前，周恩来勉励他们：希望你们像青松一样落地生根、坚韧不拔。

宫乔岩的公开身份是刘文辉的私人顾问，以张伯言的朋友身份避日军之难到雅安暂住;报务员杨爱竹是王少春的秘书，译电员秦惠芳是教书的，称方先生。联络方式指定由川康边防指挥部参谋长、刘文辉的心腹张伯言同宫乔岩单线联系，不与外界接触往来。如有急事则临时约时间、地点，与刘文辉直接面谈，如刘文辉不在时，则用书信往来;物资方面由刘文辉提供。宫乔岩等人的住处选在早已被张伯言废弃的、偏僻的旧旅部，一座破庙似的院子里。他们住地四周还布满了刘文辉部的各式电台，包括参谋部的、军部的、三青团的，还有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的，反倒起了掩护他们的作用。

宫乔岩按照事先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约定，每天深夜用电台和延安联络一次，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并接受指示，平时主要是抄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稿。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军统徐远举手下的特务察觉，特务们暗中从成都运来一部电台接收机，设在二十四军政训处处长丁国宝处。这部接收机也收到了宫岩乔电台的密电码，但无法破译。正当特务们想要进一步侦察和干扰之际，刘文辉接到报告，立即派兵没收了军统的电台。刘文辉警告蒋介石安插在二十四军搞特务活动的丁国宝：现在有奸人在雅安密设电台，图谋不轨，我已予没收，以后发现定要严办！他们抓不到刘文辉掩护中共秘密电台的把柄只好罢手。

为了帮助刘文辉了解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自建立电台的第一天起，宫乔岩凡收到明码电报都要用毛笔抄写一份送给刘文辉看，前后共8年从不间断，刘文辉对这些抄报是每日必读。宫乔岩还请刘文辉转给成都、重庆的军政朋友暗中传阅。刘文辉还接待了中共中央代表华岗（受中央委派到西康专做刘文辉等人工作的）。民盟成立之后得到了刘文辉的资助。刘文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支持川西的民主运动。

刘文辉左右摇摆，

“二哥”坚持统战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以20万大军对陕北进行重点进攻，“占领”了当时中共中央主动放弃的延安。在国民党召开的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向到会代表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出6个月，就要彻底消灭共产党！

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毛泽东在动员大家撤离延安的时候就极为豪迈地说：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为了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今天我们放弃延安，是为了拿延安换取全中国。

从表面上看这是国民党空前的大胜利，刘文辉的态度发生了摇摆，他对解放军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产生了疑虑，当然也对宫乔岩他们的态度起了变化。从开始的热情周到，到只剩下一个叫戴吉安的勤务兵，最后连薪水也停发了，机器没有电池，人也没有经费了，几乎到了断炊的地步。

宫乔岩一面向党组织反映情况，一面积极奉劝刘文辉：你不要当“政治商”要当“政治家”，要把眼光放远点！

周恩来得悉刘文辉的情况后十分焦急。在和刘文辉的交往中，周恩来十分了解他既有反蒋亲共的表现，也有亲蒋反共的历史。作为西南地区的大军阀、大地主，他的性格是复杂的，思想也是动摇的。随着战局的变化，他对电台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开导、团结和争取。周恩来睿智地采取“以退为进”的姿态，托宫乔岩直接转告刘文辉：如果认为不需要，请你们买張飞机票把他们送到香港，包括飞机票钱都会给你们送来。这使刘文辉逐渐改变了态度。同时周恩来指示张友渔代表组织给了些经费。为了应对国民党地区通货膨胀，宫乔岩他们买了两个金戒指、一个金手镯，以备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在8年的日日夜夜里，宫乔岩他们住的是透风的破庙，吃的是自己种的菜，夏天睡报纸，冬天睡稻草，战胜了一个个的困难。没有看过戏，也没有进过餐馆，这些他们都不在乎。

随着解放军收复延安，在全国战场上形成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态势，刘文辉对电台的态度彻底转变了。以前他不相信拥有飞机大炮的800万人马，还有美国源源不断的军火支援的国民党军队会是毛泽东所说的“纸老虎”，现在他算是彻彻底底地相信了。

1949年春，形势的发展对敌人越来越不利，特务的活动也就更加频繁。为了做好應急应变准备，组织上决定让秦惠芳连同她的女儿先转到香港。她走后，电台译稿任务就全部压在宫乔岩身上，宫乔岩带着病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

4月下旬，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共中央南方局希望刘文辉派代表去香港商谈起义事项。刘文辉立即请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代表他去香港，并派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家桢到成都与邓锡侯商量，组成联合参谋部，统一筹划川康起义。

8月，刘文辉通过秘密电台向周恩来报告准备起义，请求指示今后如何行动。周恩来回电：大军行将西指，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八宝山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到成都，当日下午便在北校场军校召见张群、邓锡侯、刘文辉等军政要员，给他们打气。第二天，蒋介石事先不通知，突然来到刘公馆，表面上表示优遇，实则是来观察刘文辉的动静。之后蒋介石又派张群、胡宗南约同邓锡侯到刘公馆开会，要刘文辉、邓锡侯与胡宗南“合署办公”，并将家属先送往台湾。刘文辉、邓锡侯借机大发牢骚，说道：我们是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共产党搞无产阶级革命，能要我们？这才把张群、胡宗南的嘴堵住。

1949年10月间，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相继解放了西宁、银川、广州等地，战争中心逐步转向西南。宫乔岩劝导刘文辉联合西南实力派走起义的道路。刘文辉虽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但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宫乔岩对刘文辉说：“川康解放，为期不远，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写自己的历史。”并针对刘文辉既怕被蒋介石杀害，又怕保不住自己权力的思想，严肃指出：现在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应抓紧时机，在解放大西南的斗争中为人民立功。

周恩来自始至终指导着宫乔岩策动刘文辉起义的具体工作。12月5日，周恩来致电宫乔岩：“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对蒋之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宫乔岩不仅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指示转告刘文辉，还提出了具体意见，督催刘文辉行动。经过反复工作，及国内局势一天天明朗，刘文辉终于表态要起义。

蒋介石也感到不妙，通知刘文辉与邓锡侯，要他们在12月7日下午去北校场谈话，准备对他们当场实施拘捕。形势紧急，刘文辉、邓锡侯立即逃出城。

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雅安发表通电，宣布起义。雅安苍坪山下宫乔岩电台的电波划破万里长空，向党中央报告了起义的消息。

蒋介石听到刘、邓、潘起义的消息，他“决战川西”的迷梦彻底破灭了，于10日清晨仓皇飞往台湾。

1950年，宫乔岩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工作、生活都变了，但是有一点没变：不照相。由于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积劳成疾，1952年9月，宫乔岩离职休养。1954年12月，他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5月10日，宫乔岩旧病复发，在北京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家属说：“我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共产党员，不留什么！”宫乔岩去世后，妻子秦惠芳翻遍了皮箱、衣柜和行囊，找不到一张丈夫的照片。于是，在八宝山公墓有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这里安息着一位无名英雄。

胡允恭：策反陈仪的共产党员

胡允恭（1902—1991），安徽寿县杨庙（今属长丰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瞿秋白介绍入党，参加北伐

1923年，胡允恭先期来到上海，在阜丰面粉厂一高级员工家做家庭教师，他觉得这样可以接近劳苦大众。不久，他考入国共两党联合创立的上海大学。当时，于右任为校长，邓中夏任教务长，邵力子为总务长，陈望道任中文系主任。

留苏归来的瞿秋白主教社会经济学兼胡允恭的班主任，胡允恭的旧学新学均有根底，受到瞿秋白的赏识，师生之情较深。1923年，上大二的胡允恭由瞿秋白做介绍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胡允恭在上海大学受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等先生的耳濡目染，又广泛地接触了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经过一段时间党内组织生活的磨炼，政治上日益成熟起来。

1926年4月，中共两广区委军委调胡允恭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担任团政治指导员。6月，北伐军一路过韶关、克长沙，攻占汀泗桥、贺胜桥，直逼武汉三镇。9月，胡允恭在攻打武昌时左腿受重伤，留下了终身残疾。伤愈后，他被派到宜昌唐生智军五师（师长叶琪）任政治部主任。后唐部扩编成立三个军，他被任命为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政治部代主任。在何键叛变革命前，胡允恭就奉命转入地下工作了。1927年7月，何键秘密下令悬赏通缉胡允恭。胡允恭奉中共中央指示，潜回上海和寿县，坚持地下斗争。

1929年秋，中央军委决定派遣胡允恭到山东烟台任中央驻烟台军事特派员，做军阀刘珍年的统战工作。行前周恩来特地召见胡允恭，就胶东问题做重要指示，并替他改名胡克波。工作组由彭守道（彭雪枫）、陈恒乔、贺果、贺真、郝道述、唐嵩、段寄娇等7人组成。除了彭守道、陈恒乔，其他几位同志拟分别通知，争取一天后出发。陈赓规定胡允恭“夫妇”和彭雪枫走水路，乘海轮去烟台。贺果、贺真兄弟和唐嵩、郝道述、段寄娇5人则乘火车从上海去青岛，再转车去烟台会合……彭雪枫当晚就留在胡允恭“夫妇”的临时住所，做出发前的必要准备。

1930年3月，因烟台当地有反动派认识胡允恭，胡允恭身份暴露，随时都有危险，不得已退回上海，任江苏省委军委秘书。一次，胡允恭偶然提及1922年曾在阜丰面粉厂高级职员于瑞生家中做家庭教师，周恩来很重视这一社会关系，便指示他设法利用这一老关系，办一个书店来做联络点掩护革命工作。

国民党的县长，共产党的心

1932年4月，胡允恭改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罗迈（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秘书。因对李立三“左”倾错误不满，胡允恭被迫退党，流落上海，用化名卖文维持生活。

國民党左派朱蕴山（安徽六安人）获悉胡允恭窘境，介绍他去福建，和同样与党失去联系的叶挺一起，联络十九路军反蒋。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胡允恭被派往新组成的兴泉省任公安局局长。他在泉州给警察上马列主义课，公开宣传抗日反蒋，不料十九路军反蒋行动很快在蒋介石军队的夹击下失败，胡允恭随福建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撤退到香港。1934年5月，胡允恭转赴日本。

1934年，胡允恭受李济深、陈铭枢和彭泽湘等人之托，到上海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上海分部。为给陈铭枢带信，胡允恭三次在上海内山书店见到鲁迅，并进行了长谈。由于同乡周范文（安徽六安人）脱党后加入了特务组织，供出了胡允恭与1932年底刺杀汪精卫案件的主使人晨光通讯社社长华克之的关系。这时蒋介石正悬赏5万元缉拿华克之，胡允恭因此被捕。被捕后，他严守秘密，保护了同志。在多次审讯无果后，胡允恭被转移到南京反省院关押。1936年，通过沈仲九（陈仪前妻堂兄，陈仪的高级顾问，曾在上海大学任教）的关系，由当时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陈仪出面，胡允恭被交保释放。

1937年，胡允恭在南京出狱后转道去福建，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及后任刘建绪、秘书长程星龄以及陈仪的高级顾问沈仲九的思想都比较进步，先后委任胡允恭为明溪、泰宁、同安、福安等县县长。胡允恭从1937年起就与福建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他身为国民党县长，但处处按中国共产党意图办事。他每到一县接任县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政治犯”。遇有国民党省政府、专员公署发来密电要求逮捕我地下党员时，胡允恭常常巧妙地秘密派人通知他们逃走，然后再派人履行公事，以应付上司。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接连几次邀请胡允恭去台湾任职，经向中共福建省委请示，省委城工部负责人孟起认为胡允恭可以赴台，中共福建省委委任他为驻台“全权特派员”，相机行事。

1946年4月，胡允恭到达台湾，陈仪任命胡允恭为台湾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并发给他特别通行证。宣传委员是虚职没有实事，胡允恭就利用他与陈仪的关系以及特别通行证，到处考察采访，掌握了许多一手资料。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陈仪引咎辞职回内地，胡允恭也回到了上海。他及时把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详情写成《台湾真相》一文，发表在黎澍主编的党的地下刊物《文萃》上，此后，国民党特务机关便开始注意到胡允恭这个人，对他采取盯梢等措施和手段。

受中央委派，

与陈仪谈判起义事宜

1948年底，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人民解放军陆续发起三大战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日子为时不远。蒋介石考虑到浙江情况复杂，形势日紧，需要老成持重的人主政，左挑右选，想要陈仪继任并邀请他去南京面谈。陈仪到南京的第二天，蒋介石便同夫人宋美龄一起亲自接见，恳切地提出要陈仪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一向处事谨慎，表示回沪考虑后再做定夺，还向蒋介石建议起用壮年。蒋介石情急之下抱拳恭揖，恳求说：公洽兄，主浙非兄莫属，我决不作第二人想了，请你无论如何要帮忙，慨允了吧！陈仪返回上海后，在胡允恭和幕僚沈仲九分析劝说下，坚持不为官的信念有所松动，但是最后使他下定决心的人却是汤恩伯。

汤恩伯（1898—1954），原名克勤，浙江武义人。1912年，汤恩伯从家乡赴杭州考浙江陆军小学，因故耽误了考期困在旅店。他上书给当时任浙都督府军政司长兼陆军小学校长的陈仪，乞求收留，陈仪破格录取了汤恩伯。陈仪为汤恩伯又争取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名额，资助他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炮科学习。1927年汤恩伯回国后，由陈仪推荐给蒋介石，深受蒋介石赏识。汤恩伯对陈仪感恩戴德，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陈老也，恩师待我情同父子。”遂拜陈仪为“恩师”，并从此改名“恩伯”，尽管汤恩伯只比陈仪小15岁，但多年来对陈仪敬若父辈，即使官至中将依然如故。

1947年5月，孟良崮战败，汤恩伯被免职。陈仪从宁回沪后，和汤恩伯长谈。汤恩伯极力主张陈仪出山，认为一来可借此恢复名誉，二来可东山再起。并主动提出：“从长计，要相机反蒋！”汤恩伯尽管是蒋的忠实走狗，但他三次被蒋介石撤职，已渐生反意。尤其是最后一次——1947年5月，汤恩伯（第一兵团司令）率部进攻山东解放区，被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全歼其主力整编七十四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汤回到南京后受到蒋介石的严加斥责并被撤职。汤恩伯引以为奇耻大辱，几次想自杀，到上海见到陈仪后也痛不欲生。因此汤恩伯说要相机反蒋，陈仪是丝毫不怀疑的，也正是这句“相机反蒋”，让陈仪下定决心接受蒋介石的任命。陈仪决定主浙后，汤恩伯也在陈仪面见蒋介石后给予极力举荐，在何应钦、张群等人游说下，陈仪被任命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重掌兵权。

1948年6月30日，陈仪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曾多次询问过胡允恭是不是共产党，因未得到组织的允许，胡允恭一直没有承认。在与胡允恭的一次交谈中，陈仪说：“你看得出来吧？老蒋已毫无办法。”并说，“浙江有5个保安团，我准备扩充整理，恩伯还有两个军，这样就空虚了。我想请你做嘉兴专员，选几个好科长，事情由他们做，住杭州，有事我们可随时商量”。胡允恭表示不愿做官，陈仪遂安排他一个挂名省府委员。中秋节时，陈铭枢及夫人汤质彬、胡允恭及夫人陈恒乔4人同在杭州过节，陈仪在和陈铭枢会谈时，就开门见山地谈到反蒋。陈仪说：“你们反蒋早，这条路走对了。”陈铭枢当即说：“你现在反蒋也不晚嘛！”陈仪还问陈铭枢：“胡先生到底是不是共产党？”陈铭枢含糊答：“我想大概是吧！”

胡允恭经过仔细分析，确定陈仪和沈仲九都是真心想反蒋，并且急于想同共产党取得联系，他就把陈仪的思想情况向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负责人吴克坚做了汇报，请示如何具体开展工作。经吴克坚请示，中央复电表示同意争取陈仪起义的工作。由吴克坚直接领导，胡允恭负责出面谈判，谢晓逎负责联系，陈恒乔负责协助工作。

1948年9月，陈仪的老部下郑文蔚带着李济深给陈仪的亲笔信，奉李济深、朱蕴山之命从香港到杭州，劝说陈仪起义。陈仪阅信后对郑文蔚说：“要我为解放军做贡献，我手中兵力有限，至多做到不抵抗，为地方保存点元气。我和汤恩伯私交很深，他若放弃抵抗，掉转枪口，作用就大了，我来劝说，他会听我的话的。”陈仪托郑文蔚把这个话转告给李济深。

1948年12月，做策反陈仪工作的吴克坚和胡允恭则继续按照研究好的方案，由胡允恭直接同陈仪和沈仲九谈判，并初步达成协议。陈仪同意起义，他希望能为全国的解放多做些贡献，且汤恩伯受他一手栽培，情谊深厚，汤恩伯又有反蒋的表示在先，他有完全的把握劝汤恩伯一同起义。

这期间，陈仪还派专人负责收听、抄录中共延安新华社广播，在中共中央公布的战犯名单中国民党各省的主席大多名列“黑榜”，而陈仪有幸“名落孙山”。他深为欣慰，感到自己转变得快，路走对了。不过他也仿佛有预感地对抄录的人说：“这件事也可能会闹出问题来，有我的名字反倒是对我更有利呢。”

胡允恭和陈仪、沈仲九达成起义的口头协议：一、双方协定生效后，不再逮捕中共地下党员、民主人士、进步学者、学生和社会青年等;二、优待在押的“政治犯”，時机成熟时予以释放;三、起义之前，浙江不再做“戡乱”准备;四、我方不予追究陈、汤从前替蒋方效力;五、陈、汤及其军政人员，同样享受政治上民主待遇，全国解放后可担任军政要职;六、按民主原则改编陈、汤两方面部队。

此后，陈仪都逐一落实胡允恭代表党提出的要求。

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会议，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对台湾的人事安排是：万一大陆不能存身时，台湾即是退路。会上不少亲信大员反对蒋介石“引退”，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慷慨陈词表忠，要蒋介石继续领导他们“与共党血战到底”。陈仪却慨然表态说：“总统以国事为重，能激流勇退，适当其时。”说得蒋介石大冒其火，恨恨地说：“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这话，指的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但在这个时候用这些话回答陈仪，似乎已对陈仪有了怀疑。而陈仪却很高兴，因为汤恩伯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和布置长江防务，使他对拉汤恩伯起义和接应解放军过江之事又增添了几分信心。

汤恩伯出卖恩师，

陈仪就义于台湾

此后陈仪加紧劝说汤恩伯同时起义工作，而汤恩伯在重新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执掌京沪杭地区的军事大权后，对蒋介石感恩戴德，原先反蒋的思想已经变化，流露出“半壁江山足以和共军抗衡”的思想。陈仪曾当面骂他：“糊涂！”但是陈仪仍然把汤恩伯视为最可信任之人，他决定亲自写信给汤恩伯，促使汤恩伯在长江南岸选择一处揭竿反蒋，迎接解放军渡江。

1949年1月27日，陈仪决定派内侄丁名楠（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编辑）持自己的亲笔信去见汤恩伯。陈仪对丁名楠说：“你去上海走一趟，把信交给汤恩伯。你直接到他家里去，我已经替你联系好了。”信中表明丁是他的外甥，到上海“晋谒崇阶，请予延见”。而在另一张不大的纸片上，分甲、乙，分别开列了五条，没有上下款，也不具名。内容如下：

甲（1）释放政治犯。

（2）停止修筑工事。

（3）保护一切公属财物，不得破坏。

乙（1）按照民主主义原则改编所属部队。

（2）取消×××（按：指汤恩伯的战犯名义，因担心纸片丢失，所以不直接写名字，由丁名楠口头说明），给予相当职位。

陈仪让丁名楠去征求胡允恭的意见，胡允恭请陈仪考虑能否在信上加一条：“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陈仪当即同意，但对丁名楠说：“不必写在信上了，这一条你口头向汤恩伯提。”丁名楠当天到达上海，第二天，按电话约定时间到蒲石路的汤公馆，汤恩伯单独与丁名楠见面。丁名楠说明来意后，把信及纸片交给汤恩伯，口头转达了开放长江渡口的要求。汤恩伯说，他身边蒋的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并表示不日将去杭州与老师面谈。丁名楠立即赶回杭州向陈仪复命。陈仪问汤恩伯的态度如何？丁名楠回答很热情。陈仪就对胡允恭说：“恩伯说过，对我唯命是从，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与我共进退，起义之事绝对不会有问题。”胡允恭听了当然也很高兴。

一个星期过去，不见汤恩伯来，陈仪再次命丁名楠持亲笔信去上海，内容：一是介绍胡允恭去见汤;二要汤恩伯委任丁名楠为秘书。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恩伯弟台如晤：

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予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由名楠奉告，并希面洽为荷。顺颂刻安。仪手启，再为办事顺利计，请由弟处予丁名楠以秘书名义。

丁名楠第二次到上海后，在汤宅与汤恩伯单独见面。他见面就说事太忙，未能去杭州，表示歉意。汤恩伯看信后，丁名楠介绍了胡允恭的情况，汤恩伯说欢迎胡先生来见，随时都可以，并同意委任丁为秘书，又说委任令不久就能发下。接着问：“老师要起事反蒋，我举双手拥护，只是部队不一定都会听我这个总司令的，不知老师还联络了哪些人？信中说的胡先生是不是一个？他代表哪一方面力量？人多才好办事啊。”又询问丁名楠住在哪里。

丁名楠等候委任令期间就住在上海多伦路志安坊35号的陈仪家，胡允恭曾两次与丁名楠见面，丁名楠转告汤恩伯欢迎与胡允恭见面的意思，但并没有答复准确的时间。

胡允恭对丁名楠说，上次他来上海曾去警备司令部找熟人，发觉有特务监视，于是他搭上汽车，才摆脱跟踪。胡允恭第二次来志安坊时，丁名楠告诉他警备司令部曾派人来看这里的房子，觉得事情很怪。胡允恭当即说，以后就不再到志安坊见面，接头地点另定。

胡允恭把汤恩伯同意见他的消息向吴克坚汇报，吴克坚机警地制止说：“情况可能有变化，你暂时不要去见汤，等消息进一步落实后再说。”第二天凌晨，吴克坚亲自赶到胡允恭的住处，把他从床上拉了起来说：“情报已经证实，正是汤恩伯出卖了陈仪，特务很快就会对陈仪采取行动了。你马上动身去杭州连夜向陈先生说明事情变化的经过，请他火速乘飞机飞往江北，只要一过江，他的安全将由我方完全负责。”

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汤恩伯的资历浅，发迹迟，但爬得很快。他出身贫寒却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成为肩佩将星的显赫人物，除了陈仪对他的早期栽培外，更多的应该说是靠他自己的苦心钻营。蒋介石重新给了他高官厚禄后，他就紧紧地抱住蒋介石的大腿不放。陈仪要他实践反蒋的承诺，他虚与委蛇，需要拿出行动时他就不能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国民党再失败，眼下也还有江南的半壁江山，他这样的人起义后，共产党可以不把他当作战犯处置，但他也得夹紧尾巴重新做人，比得上他现在耀武扬威、手握数十万重兵的总司令吗？于是，汤恩伯无耻地出卖了陈仪。

当天，胡允恭乘快车赶到杭州，当面向陈仪做了汇报。但陈仪表示怀疑，他说：“我感谢共产党对我的厚爱。贵党的消息可能出于毛森之流的造谣。恩伯他恨蒋反蒋，他不止一次谈过。恩伯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简直就像我的儿子，志安坊的房子就是他送我的。反蒋是他先提出来的。他如果不赞成可以直接向我建议停止这一活动，何必出卖我？”胡允恭提醒陈仪：“汤恩伯已经把家属送到台湾去了。”陈仪说：“这不是什么新闻，他事先已电话告诉了我。家属送去还可以接回来嘛。”胡允恭见陈仪不相信这一消息，十分着急，便去找沈仲九。沈仲九深知陈、汤之间的关系，也不相信，并说：“汤和蒋的关系完全靠公洽推荐介绍的，他们关系至密，反蒋也是他们的共同主张，试问汤何故中途要出卖朋友呢？”

无奈之下，胡允恭又连夜回到上海向吴克坚汇报。吴说：“我们掌握的消息绝对可靠，对于朋友，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你再速去杭州，无论如何要向陈先生说清这件事，请他务必认清汤已完全投靠蒋介石了，他哪里还会顾及旧恩？请陈先生迅速设法逃避，不要自投罗网。”

胡允恭连夜赶到杭州，请陈仪迅速设法避难。但陈仪仍坚信汤恩伯不会出卖自己。他说：“恩伯早上有电话来，要我把手续办清后去上海，一切从长计议。我想浙江的起义已成泡影，现在唯一的希望在恩伯的身上。”陈仪大义凛然地说：“成败只在此一举，为国为民计，我当以老朽之躯，作最后的一搏。”

1949年2月21日下午，陈仪乘车离开杭州，特务暗中一路跟随，当晚抵达上海，住在多伦路的私寓里。汤恩伯即派部队守卫陈寓，美其名曰“保护”，实际上已把陈仪软禁了起来。

2月23日上午，毛森突然来到陈仪私宅，特务们随之也包围了陈仪寓所。毛森一进门就出示了蒋介石的电令，下令将卫士、副官缴械，除陈仪和他的家人以外，其他的人全都看管起来。至此陈仪才猛然醒悟，但为时已晚。他愤怒至极，接连不断地给汤恩伯打电话，但对方都客气地回答说汤总司令不在。然而从警备总司令部直接送来的每餐菜肴，都是陈仪平时喜欢吃的口味，这也许就是汤恩伯所谓的“菩萨心肠”。这时，陈仪急急地暗示女儿陈文瑛设法通知好友，并轻轻地说：“共产党料事如神，我自己无所谓了，只望胡先生没事。革命总会有流血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2月27日，陈仪被押上飞机，送到浙南衢州，关押在东门开明坊1号的警备司令部里。陈仪毕竟是国民党的高层，还在掌权的门生故旧不少，也并非个个都像汤恩伯那么卑鄙无耻，有许多人明里暗里向衢州警备司令部打了招呼，所以陈仪在生活上还很受优待，也允许他读书、看报、写信。

陈仪知道蒋介石一定不会放过他，早早给女儿留下了遗书：“我一生淡泊，别无希冀，所念兹在兹者为人民、为国家，想把我未尽之生命作涓滴之贡献。可天不助我，遗恨在一念之差。”在遗书的最后，他引用了宋朝爱国诗人陆游的两句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月27日，杭州解放的前6天，陈仪被急速移解上海，并立即转途押赴台湾，先是囚禁在基隆的旭丘宾馆，不久，又转到台北市“励志社”。关押期间，林蔚（时任国民党代理参谋总长）劝他写一纸悔过书，向蒋介石认错，即可恢复自由。但陈仪断然拒绝。他毫不屈服地说：“我有何错？我一生残害人民，只有这一件事做对了，可以赎罪于万一，没有什么可改悔的！”林蔚又劝说：“总得给蒋先生以台阶下吧。”陈仪坦荡地说：“下不了台是他的事，我又没有要他把我抓起来。他不高兴，可以杀我。我已年近古稀，亦可死去的了，悔过书绝不能写。”

1950年6月9日，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法庭对陈仪进行军法审判，判定陈仪为“勾结共党阴谋叛乱”罪。

6月18日清晨，陈仪接到了执行死刑的通知。对此，他早有了思想准备，从容不迫地对执行官蒋鼎文（国民党高级将领）说：“好吧，请稍候。”陈仪吩咐厨师准备热水沐浴，洗净全身，面含微笑，揽镜整容、更换衣服、系好领带，然后走出房间。蒋鼎文叫行刑的军士捧上一盘食物和一瓶酒，陈仪拂袖说：“用不着，走吧！”两名军士上前扶持，他也挥臂推开，昂首阔步上了刑车。刑车开到郊外马场町刑场，陈仪神态安详地下了车，回首对执行人说：“朝我的头部开枪！”然后快步向前。他一边走一边义无反顾地说：“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陈仪从容就义，是年67岁。

1949年6月，上海解放不久，胡允恭随张鼎丞南下福州，曾任福建师专军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允恭出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長，1951年审干中受到不公正的停止党籍的处理，1952年调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反右派和“文革”中，胡允恭都受到过冲击，但他没有丝毫动摇对党的信念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一方面他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一方面他多次向有关部门写申诉材料，甚至直接写信给周恩来，要求澄清他的问题。他受周恩来直接领导时间较长，相信周恩来是了解他的。但因当时党内存在不同认识，极“左”路线弥漫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胡允恭的问题久拖不决。文化大革命中，胡允恭蹲过“牛棚”，下过农场，放牛割草，然渴望为党工作发挥余热的壮心不已，稍有闲暇则埋头科研。

1983年1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胡允恭党籍，党龄从1923年算起。

1991年6月13日，胡允恭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89岁。

王曼霞、陈尔晋：牺牲在上海解放前夕的革命伉俪

王曼霞（1914—1949），安徽宿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陈尔晋结婚后，表面上以官太太身份外出参加社交活动，实际上是在从事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

陈尔晋（1911—1949），江苏启东人。18岁时只身远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编为第八期炮科二中队学员。

黄埔军校的高才生，

蒋介石身边的宪兵队长

九一八事变后，热血青年陈尔晋此时已经考入军校炮科班。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再度考入专业技术性极强的炮空侦测班，当时全国仅招6名军人，是顶尖的军队人才。训练中陈尔晋很快熟练地掌握了航空驾驶、侦测、联络等先进技术，成为中国军用航空顶尖人才。此时的陈尔晋已经做好了随时奔赴战场报效祖国，与日军殊死战斗的准备。

全民族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尔晋主动请缨，被任命为西北第一战区高炮大队大队长。中共代表团常驻西安，陈尔晋常利用合法身份，在西安秘密会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1938年底，陈尔晋来到西安，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军校西北分校教官，不久又被任命为国民党西北第一战区高炮大队大队长。陈尔晋更有机会接触中共常驻西安代表团，对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奋斗目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中共代表团领导人勉励他多做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工作，更多地团结争取进步将领和进步民主人士投入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

此后陈尔晋又调任国民党南京总统府宪兵队队长，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其间他对国民党的祸国殃民之举感到厌恶，认定国民党已经不得人心，终将会失败。在此期间，在国民党党政要员文强牵线撮合下，陈尔晋与王曼霞相识。

王曼霞出生于安徽宿县，其父是当地有名望的珠宝富商，拥有多家银楼。王曼霞原本是上流社会名媛，可以过着安逸舒适的日子，但早在学生时代她就接触到进步思想，参加进步活动，于1936年秘密加入中共。党组织指示她充分利用家庭背景和广泛的人脉资源，做好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争取为党获取更多的重要情报。陈尔晋这位国民党高官，被蒋介石视为文武全才的将领，之所以会走上革命道路，王曼霞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可或缺。

1938年5月，王曼霞与陈尔晋在湖南长沙结婚。一对有着共同爱国理想、积极进取的伉俪，从事革命斗争的条件更有利了。婚后，陈尔晋对王曼霞有了更多更直观的了解，也时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对中共的主张和做法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他发现妻子有时外出行迹神秘，就不动声色地观察妻子的举动。有一天，陈尔晋见妻子俨然贵妇的装扮外出，说是去逛商店购物，便悄悄尾随。只见妻子穿行于大街小巷，后闪进一幢洋房里，那里陆续有人进入，见此情形，陈尔晋对妻子的身份已明白八九分。看似娇柔端庄的妻子却于无声处干着大事，陈尔晋由衷地对妻子生出深深的敬意。他静静地守候在洋房附近，准备一旦有意外，就挺身而出为妻子和她的同志们解围。

心照不宣的陈尔晋尽己所能，默默地守护着妻子从事秘密地下工作，有时还会无意识地说漏嘴，透露一些国民党内部的重要信息，以便通过妻子让中共及早地了解，及时地采取应对措施。陈尔晋的表现也让王曼霞心知肚明，她为丈夫的进步高兴自豪。经党组织的培养和反复考验，1940年，长沙保卫战后不久，中共地下组织同意了陈尔晋的入党申请，正式批准他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从此他既在正面战场上打击日本侵略者，又为中共的隐蔽战线积极地开展工作。

奉命长期潜伏，

为革命变卖家产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陈尔晋支持胞弟陈尔振（解放战争时期任三十九军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参加抗日队伍，在抗战早期亲自护送他到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陈尔晋根据周恩来、陈毅的指示，利用自己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过的特殊身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界，犹如一把利剑插在敌人心脏。他机智巧妙地搞到大批枪支弹药和情报，通过中共地下交通站，秘密运往苏北抗日根据地。陈尔晋发现一些国民党高级军官参与军火走私谋利，就暗中与他们联系。由于资金不足，他变卖了自己的黄渡路洋房（黄渡路的亚细亚里17号），以70根金条的售价出卖，用来购买先进武器和弹药。同时向亲友、同僚借贷，最后凑足了钱款，购买到大批子弹和望远镜。陈尔晋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开出国防部特别通行证，将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长江以北新四军控制的地区。陈尔晋还在望远镜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并自豪地说：“日后与亲人（共产党）见面时以此为凭。”

抗战期间，陈尔晋随队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长沙会战。长沙会战中，陈尔晋打了几次请战报告，要求亲临前线指挥对空炮战，不料杳无音讯。他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率炮队进入阵地，共击落日机4架、击伤1架，其中陈尔晋亲手操炮击落1架。经此一战，陈尔晋的大名便传扬开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地说：陈尔晋在我身边工作过，我培养了他。

1943年，陈尔晋升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据资料记载：从美国军校学成回国的蒋纬国，在胡宗南麾下担任步兵营少尉排长，将自己学到的先进打仗训练方法传授给士兵。此后蒋纬国曾有一段时期师从陈尔晋，在战略思想和实战经验上受益匪浅。

抗战胜利后，陈尔晋来到上海任职。当时，“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犹如燎原之势席卷中国，他奉命与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进行联系。

南京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心，处于政治、军事、经济决策核心位置，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情报工作的重点地区和目标。陈修良在南京除负责市委全面工作外，还亲自分管情报和策反工作。经她精心谋划和运作，以党员为主体的南京市委情报系统，组织十分精干，人员最多時可达40人左右，在各关键部门，都安插有耳目。在陈修良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南京市委先后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渡江战役、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人民政权的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攻势，陈修良领导的市委还先后策动国民党空军b-24重型轰炸机起义、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国民党军九十七师即首都警卫部队起义、江宁要塞起义、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和431电台起义等。这些起义、倒戈事件由于发生在临近解放的前夕，因而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对于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情报和策反工作，周恩来、刘伯承、李克农等曾给予高度评价。

陈修良要求陈尔晋利用特殊身份，多做军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如有可能，要策动他们起义。

为让上海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中共决定做策反上海守军起义的工作，争取和平解放上海，命令陈尔晋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

被叛徒出卖，

英雄伉俪牺牲在解放前夕

陈尔晋时任国防部第四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参谋长，解放军攻克南京，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消息传来后，他和妻子王曼霞为此欢欣鼓舞。

陈尔晋夫妇商量后，向党组织说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策动驻江湾一线的装甲部队开进江湾机场，截断空中退路;策动第四兵团、第五十四军等各路守军，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上海时，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投诚起义;同时与海军等方面联络，配合行动，一举活捉蒋介石。

党组织认为此项方案可行，当即决定派地下交通员通过封锁线，向三野前线指挥部陈毅、粟裕等汇报，得到了陈毅、粟裕的同意。

1949年1月，党组织又派出曾经成功策动重庆号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莫香传（中共地下联络员）协助陈尔晋进行策反斗争。

5月上旬，由于叛徒向毛森告密，陈尔晋秘密策动上海守军起义计划被泄露。9日，特务闯进陈尔晋、王曼霞位于牯岭路52号的住所，在孩子惊恐的啼哭声中逮捕了王曼霞。特务们竟连襁褓中的孩子陈冠宁和奶妈也不放过，一同抓捕关进监狱。同时，毛森出动大批特务四处追捕。根据叛徒指认，特务在街道上抓住了正赶去接头的莫香传。紧接着正在王兆愧公馆开会的一些同志也相继被捕。

陈尔晋闻讯立即转移到码头工人住宅区，但不幸被特务认出。特务们用高音喇叭向陈尔晋喊话：“出来投降，不然我们炸平房子。”考虑到工人的生命安全，陈尔晋没有抵抗，而是从容地从棚户区走了出来，大声对特务们说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伤害无辜的工人。”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得知陈尔晋、王曼霞夫妇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各方力量积极营救。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敌人只得同意释放才11个月大的陈冠宁和奶妈。王曼霞深情地吻别儿子说：“孩子，你先出去，等上海解放了再拿着红旗来迎接爸爸妈妈。”奶妈含着眼泪把孩子及王曼霞的嘱咐转托给了王曼霞的姨母。

毛森亲自出马，进行突击审讯，还给走卒们打气、助威，结果却一无所获。毛森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中等个子，五官端正，谈吐不俗，待人谦虚，颇似儒雅文人。然而他的另一面却是个残暴凶狠的杀人魔王，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戴笠的私人秘书王绍谦曾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毛森自己烟酒不沾，也不许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吸烟。一次，某个部下违反了他的禁令，他命卫兵搜查这人的口袋，還有6根烟未抽完。他命令这人将烟用开水泡了吞下肚去。并说：“你喜欢吃烟，就这样吃下去！”毛森的凶残由此可见。有人背后改称他为“毛骨森森”。

尽管敌人对陈尔晋等被捕的革命者施以酷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钢针刺手指、拔指甲等刑讯手段都用尽了，但他们坚贞不屈、正气凛然，不叛变、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在审讯时讽刺敌人，大骂蒋介石、国民党的腐败卖国。

蒋介石曾有个假惺惺的“黄埔生只囚不杀”的训示，面对现役的国民党将军、黄埔八期毕业生陈尔晋，敌人抓耳挠腮，试图从王曼霞身上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再次提审王曼霞，以黄埔生的“总统训示”为诱饵，声称“只要招供，就释放陈尔晋”，诱骗她招供、投降。王曼霞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始终严守秘密，坚决不回答敌人的问题。敌人的阴谋落空，便再次对王曼霞严刑拷打，用各种各样的残酷刑罚，想让她屈服。王曼霞义正词严地说：“你们只有把革命志士统统放掉，才能减轻你们的罪孽，要不然你们也休想逃脱人民的惩罚，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敌人对陈尔晋、王曼霞夫妇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都无法撬开他们的嘴。丧心病狂的特务头子毛森下令枪杀陈尔晋和王曼霞。

1949年5月19日，陈尔晋、王曼霞夫妇，以及莫香传、王兆愧、崔泰灵等16名中共地下党员，被押往闸北宋公园行刑。敌人的枪口因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而颤抖，英雄们放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新中国万岁！”

王曼霞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从血泊中挣扎站起，继续高呼口号。她身中8枪，英勇就义时还身怀6个月的胎儿。烈士们用自己的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最后的贡献。

1951年5月19日，上海各界人士在宋公园举行纪念十六烈士殉难两周年大会，作为凶手之一的黄德熙被当场枪决。次日《大公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均做了报道。

1952年春，中央人民政府向陈尔晋、王曼霞的子女颁发了由毛泽东亲笔签发的《革命烈士证书》，上书有金光闪闪的“永垂不朽”4个字。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君早〕〔原载中共党史出版社《红色交通线上的安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