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锋华 乔沛

摘 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资源型省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2008—2017年相关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SCM）关于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被设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核心区设立在较短时期内促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业结构合理化，长期的效果并不显著，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促进效果，因而需要采取更加合理的市场配套政策措施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

关键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合成控制法;“一带一路”核心区

中图分类号：F121.3;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037（2020）4-39-9

DOI：10.19345/j.cxkj.1671-0037.2020.04.006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发展矛盾已从总量矛盾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而在经济结构矛盾中最主要的是产业结构的低级与不合理，同时高质量发展要求重视国民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的升级，使稀缺要素得到最优配置。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我国于2015年设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福建省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分别作为陆上和海上路线的起点。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将会推进中西部地区省份抓住时代的机遇，实现产业的承接与经济层面的增长，缩小东西部地区省份之间的差距，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一带一路”写入党章，一系列举措均展现我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视。因此，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各国、我国沿线各省份的影响，以及研究“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设立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图1显示了2008—2017年新疆一二三产业的比重情况，可以明显看出近十年来新疆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在波动中上升，尤其在2015年新疆被设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后，新疆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并且二者的占比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同时，依据产业结构发展理论，新疆近十年的产业结构变化符合产业结构发展趋势：从“二三一”模式最终发展至“三二一”模式，而“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设立是否促进了新疆產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对此进行了验证。

本文基于上述事实，研究在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的18个省份地区中，新疆在2015年被设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区的事实对新疆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状况进行测度，在一定程度上提出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中，关于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相关的研究较多。任红、张长征（2020）等研究表明，“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相较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对外投资的诱发作用更强[1];纪祥裕（2019）研究表明，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当地制度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正相关关系[2];张辉、严明强等人（2019）结合劳动力、境外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搭建产业合作“钻石模型”，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高度，为产业合作提供一定指导[3];景跃军、李涵（2018）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解决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及部分产能过剩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4]。但是，目前学者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产业结构、新疆和福建这两个“一带一路”核心区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文献较少。

同时，现有文献研究政策效果时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双重差分法（DID）、断点回归（RD）、合成控制法（SCM）等，其中DID要求目标样本选址随机以及实验组与控制组间的差异不随时间变化，RD需要识别政策制定者在确定政策干预时的门槛，而SCM没有这些要求。已有文献对双重差分的运用有：刘瑞明、赵仁杰（2015）[5]通过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效果;刘满凤、程思佳（2019）[6]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开发区设立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通常而言，考虑到显著性及稳健性等因素，双重回归与断点回归两种方法通常要求大量的目标样本。对合成控制法的运用：Abadie and Gardeazabal（2011）[7]首次使用合成控制法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发生恐怖活动造成的经济成本;Hsiao等（2012）[8]认为基于面板数据评估政策效果时不要求实验组和控制组选择的随机性，也不需要设计计量模型，合成控制法是有力的政策评估方法。近年来学者对该方法的运用广泛，例如，郭金花、郭淑芬（2019）[9]使用合成控制法对山西设立为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进行研究;李世杰、赵婷茹（2019）[10]运用合成控制法对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路径进行研究等。当前研究中也存在对上述方法的综合运用，例如，张国建、佟孟华等（2019）[11]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扶贫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政策有效性评价，之后运用中介效应、合成控制法等对其实证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证实。

本文考虑使用合成控制法的原因在于：第一，双重差分与断点回归要求大量的目标样本，而本文仅研究一个目标样本，即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新疆;第二，“一带一路”核心区设立后的数据时期较短，同时考虑到结果的稳健性，采取合成控制法进行测度是有用的。本文的创新在于：第一，指标选取时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高级化与合理化两个层面进行衡量，防止大量现有文献中单一指标或部分宏观指标等造成偏颇;第二，首次通过模型及图例解读“一带一路”核心区设立对新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2 理论基础

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产业结构可以理解为投入产出的转换器，产出相对于某一确定数量投入的倍加数量取决于产业结构这一转换器的运作能力——产业结构水平，通常在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兴衰和相对地位的变化中，产业结构的转换能力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产业结构的转换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体现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两个方面。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即产业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调整，通常是通过产业间优势地位的更迭予以实现，虽然是各产业变动的综合结果，但是以单个产业部门的变动为基础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体现为遵循一定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通过创新手段加速产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过渡，即高级化的演进过程。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与产业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提高的过程，就是要促进产业结构的动态均衡和产业素质的提高，强化产业间的协调，提高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从而提高产业结构的整体效果，通常表现为依据产业关联技术的客观比例关系，来调整不协调的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是不协调向协调过渡的过程。

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因素有社会需求、资源供给、制度安排与技术进步。其中，社会需求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导向，资源供给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物质基础，制度安排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体制保障，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动力。具体而言，社会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消费需求包括个人消费需求和公共消费需求两部分，个人消费需求与一定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异体现为消费需求的差异，因而一般意义上，城镇化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正向作用。资源供给包括人力资源、资金资源等的供给，依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伴随人力资源的流动，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人力资源拥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更强的专业技能，人力资源的多寡与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会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速度产生影响;资金资源的供给包括国内的资金投入与国外的投资，资金数量与资金流向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影响。制度安排会影响资源的配置，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与状态。资源配置的方式包括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两种，一国或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要素的流动性会越强，要素追求回报的路径越广泛，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层面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包括企业通过创新活动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能力进而淘汰落后产业，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还包括企业管理水平等的提高促进生产要素进一步充分利用，增加技术潜力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在本文中，“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设立对新疆的影响可视为制度安排的改变，同时设立“一带一路”核心区可能对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国内及沿线各国的配置及流向产生影响，从而引起新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的调整。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

3.1.1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是指一国或某一地区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的构成比例关系。参考现有文献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体现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因此，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含两个：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

大多数文献依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衡量指标表示為产业结构偏离度：

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数，i表示某产业，n表示产业类别数，E是要素投入结构同产业结构的耦合程度反映。该方法忽视了不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不同贡献，因而本文采用干春晖（2011）[12]的做法：

TL取0时，经济社会达到均衡，该指标距离0越远，则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产业结构高级化通常会表现为由低附加值流向高附加值，大多数的服务业是高附加值产业，在该思路下，同样参照干春晖（2011）等的研究，高级化指标表示为：

其中，[Y3]为第三产业产值，[Y2]为第二产业产值。该指标可以反映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变迁的趋势，数值的增大可以体现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

3.1.2 解释变量。设立“一带一路”核心区会对地区产业结构产生影响，还有一系列因素会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了保证合成控制拟合效果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依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并参考谭静等人[13]、袁航等人以及郭金花等人研究中的影响因素，选取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与地区吸引外资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运用市场化指数①衡量市场化水平，运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②乘以总人口数的值衡量人力资本水平[14]，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工业化程度，用城镇常住人口与常住人口比值衡量城镇化水平，采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实际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地区吸引外资能力。

3.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一带一路”沿线17个省份（除西藏外）各年的统计年鉴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将2015年被设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新疆作为实验组，由于本文只研究新疆，对同被设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区的福建不予考虑，只考虑未被设为“一带一路”核心区的其他15个省份作为控制组，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文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予以补足。借鉴Abadie等研究，本文拟使用该方法评估设立“一带一路”核心区对新疆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政策效果，通过合成控制法来寻找现实中难以找到的与新疆特征极为相似且不受该政策干扰的控制组。

假定共收集到T期，（M+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而在所有省份中只有省份i在第[T0]（[1≤T0≤T]）期被设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其余N个省份在T期内均属于省份i的控制组。那么，省份i的政策效果可表示为：

上式中，[yit（1）]表示新疆被设立“一带一路”核心区情况下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状况，[yit（0）]表示未被设立为核心区的情况下新疆产业结构状况，而[γit]为本文所要评估的政策效果。而实际上在政策实施后，省份i处于时期[T0≤t≤T]内的[yit（1）]能被观测，而[yit（0）]无法观测到，因而需要选用合适的对照组通过反事实方法对其估算。

假设其余所有省份M，其结果变量均满足下式（2）。

其中，[Zj]是一个[（r×1）]维向量，表示省份j不受政策影响且可观测的协变量;[θt]是一个[（1×r）]维的未知参数向量;[μj]反映地区异质性，考虑为个体固定效应;[δt]为时间固定效应;[εjt]为扰动项，均值为0。在式（2）中，[Djt]表示省份j是否受到自然实验的虚拟变量，该虚拟变量满足：

为得到省份i在[t≥T0]时期未被设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区时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情况[yit（0）]，本文利用“一带一路”沿线省份（除福建外）中的其他M个未执行该项政策的地区作为控制组，采用非参数方法通过加权平均M个省份来合成一个与实验组特征相似的对照组，那么，[yit（0）]可由合成控制组对应的取值来替代。

为此，本文定义权重向量为[W=（w1，···wi-1，wi+1，···wj+1）]，其中，对所有[wj?W]，都有[0≤wj≤1]，并且有[jwj=1]。对于任何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权重向量W，都有一个合理的合成控制组，同时结果变量是各个控制单元的加权平均：

由Abadie等人（2010）的研究可知，如果存在[W*=（w*1，···，wi-1*，wi+1*，...，wj+1*）]使式（6）得到满足。

那么，在给定[t=1T0λ′tλt]非奇异且样本受到干预前（在本文中指被设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区之前）的期数较多条件下，会满足：

可以进一步证明[yit（0）]与[j≠iw*jyit]的差距充分趋近零。因此，[j≠iw*jyit]可以较好地估计[yit（0）]，从而可以得到政策效果的无偏估计为：

对于权重w*的估计，参考前人的做法运用Synth命令在Stata15软件中操作实现。

4 实证结果

4.1 拟合结果

在政策效果评估前要先基于“反事实”特征拟合出一个合成控制组（即合成新疆），以反映未设立“一带一路”核心区情况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状况。若真实新疆与合成新疆的曲线在“一带一路”核心区设立前几乎重合，而在设立之后两者的差异较为明显，则说明政策发挥了一定的效果。

表1显示了“一带一路”核心区设立前真实新疆与合成新疆各指标的拟合效果。整体而言，合成新疆较好地拟合了未设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区时新疆的真实产业结构变动路径，可将拟合的结果作为真实状况的反事实评估政策。其中，人力资本、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以及地区吸引外资能力的处理效应较小，拟合效果较好，而市场化水平的拟合程度不够好的原因在于，新疆不同于其他省份，会得到更多国家或自治区政府各类经济活动的扶持，市场化程度不高。

另外，在合成过程中，对照组的省份会生成一个权重，权重数值越高则表明其与实验组越接近。表2展示了合成新疆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相应的合成权重，未展示的省份合成权重为0。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权重组合为例，其中，黑龙江的权重最大，在新疆被设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前与黑龙江、陕西及云南等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特征较为相似，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合成权重的分析同理。

4.2 政策效果检验

“一带一路”核心区设立后，新疆和合成新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趋势图如图2、图3所示。竖线代表政策实施，水平方向的虚线是合成新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变动趋势，水平方向的实线是真实新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实际变动趋势。需要指出依据前文指标的定义，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数值越小越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数值越大越好。

4.2.1 产业结构高级化。由图2可知，在“一带一路”核心区设立前，合成曲线与新疆的真实曲线整体趋势基本一致，拟合效果比较好，“一带一路”核心区设立后两条曲线在2015—2016年有所偏离，2016年后两条曲线偏离越来越远，表明“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设立对新疆产业结构高级化短期内有抑制性影响，更长时期的影响结果仍须检验。究其原因，新疆作为资源省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资源型产业，第二产业相对第一三产业发达，产业间要素错配及产业结构失衡状况较为严重，由于产业结构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优势产业培育与改造。

4.2.2 产业结构合理化。图3展示了“一带一路”核心区设立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一带一路”核心区设立前合成曲线与新疆真实曲线拟合较好。由图3可知，“一带一路”核心区设立后，真实曲线相比于拟合曲线更加接近于产业结构均衡状态，体现为2015—2016年新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有一定的促进效果，在2016—2017年真实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相比于拟合值更加偏离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的均衡状态，由此可判断“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设立仅在很短时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在更长时期的效果却是不显著的，表明新疆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可能导致了各产业间矛盾的加剧，这与新疆长期以来的资源型产业“一业独大”及产业结构要素配置扭曲严重相关，资源在三次产业间流向的不确定性造成产业结构走向的不合理。

4.2.3 稳健性检验。为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参考Abadie等人（2010）及李世杰等人（2019）的做法，选取与目标分析单元最为相近的分析单元，进行安慰剂检验。

①基本思路。选取样本期内“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中未被设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區且与新疆最为相近的省份（合成权重中占比最高的控制组省份），假设其在2015年被设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区，根据合成控制法进行政策效果评估。若由此得到的政策效果远小于前文实证分析中的差异，则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差异的确来源于“一带一路”核心区设立而非其他偶然因素，反之，则说明实证分析结果无效。

②检验结果。依据上文中的合成权重表2可知，与新疆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水平相似度较高的省份均为黑龙江，同样采用合成控制法，在Stata中进行操作评价时，假定其被设为“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政策效果，具体见图4和图5。

以图4为例，在假设黑龙江被设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情况下，合成黑龙江产业结构高级化即合成路径自2012年开始始终低于黑龙江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的真实路径，倘若自2015年其被设立为“一带一路”核心区，之后年份的变动趋势并不显著，政策效果非常小，因而前文中对于新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评估是合理的;同理，针对合理化指标的稳健检验如图5，图中的合理化指标的实际路径自2012年开始始终低于该指标的合成路径，与新疆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果相比，政策效果并不显著，因而前文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结果是稳健的。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使用SCM法对新疆成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后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状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设立短期内尚未显著促进新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且可能产生了抑制性影响;第二，“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设立在较短时期内促进了新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但在更长时期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新疆较长时期依赖资源型产业，产业结构性矛盾在短期内尚未解决。

5.2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新疆应当在现有产业体系的基础上，积极促进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增长集聚，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窗口，推动产业分工细化与产业规模化[15]。唯有全面开放才能倒逼改革，也唯有全面开放才能促进创新[16]。提升实体产业中核心技术的竞争力，促进以技术突破引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的转型步伐，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一是坚持在新时代开放背景下协调发展三大产业，加速三大产业链的整合升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新疆面临的国外需求会不断扩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十分重要。新疆应结合社会需求状况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步伐，协调三大产业有序发展。以现代技术为依托，坚持发挥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与高附加值产业（如旅游业等）的带动作用，特别是在农业、旅游业等发展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市场与商品经济优势，促进农业等国际化发展，推动构建三大产业相互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结构。

二是以创新驱动为发展动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依据索洛模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同时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伴随创新水平的提升，因此，新疆应继续强化对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及各类高科技园区等科研资金投入与补贴力度，促进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推动传统产业现代化，同时大力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促进第三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三是改善各类环境，引进并吸收国内外的资金、技术等要素供给。完善市场环境、品牌环境等吸引外资和技术，完善政策环境、产业环境等利用外资和技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在国外投资的基础上加强吸收，推动其实现转型升级;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引进吸收国外技术，鼓励共同研发，取长补短，提高二者间的产业关联，同时也能作为技术进步视角推动产业结构的重要方式。另外，拓宽利用外资供给的广度和深度，如鼓励扶持绿色环保等外商投资在第一产业的利用，再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新疆可以在响应这一合作重点时加强同中亚五国的交流。

注释：

①参考樊纲等核算的市场化指数.

②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人口数*16+高中人口数*12+初中人口数*9+小学人口数*6）/地区年末总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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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Core Area Promoted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Song Fenghua， Qiao Pei

（School of Economics，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qi Xinjiang 830012）

Abstract：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 adjustment of resource-based provinces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from 2008 to 2017， studied the influences of establishing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onshore Silk Road - as the "Belt and Road Core Area" on industrial structure's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by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SCM）. The study has shown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Core Area" has promote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in the short term， but the long-term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and it has no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t's necessary to adopt more reasonable market-matched measures to push the upgrading an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SCM; the Belt and Road Core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