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和邱吉尔的《顶尖女子》这两部戏剧都对女性着重描写，都对社会上的女性允以关怀。本文将两部作品中所描写的主要女性进行了联系，将社会施与她们的压迫进行分类，揭示东西方面对女性这一主题所透露的共同悲哀惋惜之情。

关键词：《上海屋檐下》;《顶尖女子》;女性压迫

作者简介：王金菲（1996.5-），女，汉族，安徽省六安市人，南京理工大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0--02

话剧《上海屋檐下》创造于1937年，夏衍在这部剧作中描写了抗战前夕上海弄堂里住着的五户小市民的日常生活，除了对小人物生活不易的描写，夏衍还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中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女性生活的艰难。而凯萝·邱吉尔，作为英国第一位打破长期以来由男性剧作家垄断剧场的女性剧作家，其本人创作的主题之一便是性别。《顶尖女子》创作于1982年，那个年代西方在经历了两次女性主义浪潮之后，女性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丘吉尔却别具匠心，通过戏剧呼吁她对女性地位的担忧。不管是邱吉尔精心设计的全剧只有女性角色还是她描写的一个个穿越时空的女性，都向读者展示了邱吉尔本人的女性主义观。本文将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中西方女性所面临的共同悲哀。

一、现实是对理想的摧毁

《上海屋檐下》以林志成、杨彩玉和匡复三人之间复杂的爱情关系为主线展开。杨彩玉之前与匡复恋爱结婚，并拥有一女。但之后，匡复被捕入狱，无奈之下她与丈夫的好友林志成同居，过着表面上安安稳稳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本该“已死”的丈夫突然上门找她，打破了她生活的平静。杨彩玉本来是一位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十年前为了爱情，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当时一贫如洗的革命者匡复。那个时候的她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可是当匡复被捕入狱后，现实的残酷给彩玉带来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她不得不独自一人带着她的女儿葆珍活下去。可是，在那个时代，对一个女子来说，生活是很不易的，就像彩玉自己说的那样，“这世界上有我们女人做事的机会吗？冷笑，鄙视，排挤，轻薄，用一切的方法逼着，逼着你嫁人！逼着你乖乖的做一个家庭的主妇。”（夏衍，135）为了生活她可以和自己不爱的林志成同居;为了生活她可以忍受林志成将在外所受之气发泄在她身上。曾经那么无畏的新女性，如今在现实的重压之下不得不低头，现实的残酷逼着彩玉收起自己的棱角，过着一个得过且过的生活。

《顶尖女子》以现代女性马琳晋升为契机，邀请了历史上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共进晚餐，于是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便在餐桌上展开。在这之中，琼和玛琳也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琼是一位来自于9世纪做过教皇的女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展露了天才的光芒，被称为“神童”，有着远大抱负。然而在现实中她却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不被允许进入图书馆，无奈之下她只得女扮男装，隐藏自己的女性身份。事实也证明，身为女子的她不比男性差，她成功打败一众男性成为一名出色的教皇。但她不得不以男性身份生存，因為一旦暴露就面临着死亡。于是在怀孕当街分娩之后，她被乱石砸死。生活在20世纪的玛琳看似比琼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身为女性的她可以不用隐藏自己的女性身份去工作。作为一个新女性，她充满了抱负与希望，渴望在大城市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获得成功。然而，玛琳尽管事业成功，但是她的私生活却一团糟。和亲姐姐关系差，对自己的父母不管不问，将自己的女儿抛弃，被刻画成了为了事业成功牺牲婚姻家庭孩子的另类。此外，她也不被同为女性的人所不解。她也被同事妻子基德夫人骂道“你注定悲苦凄凉地结束生命。你是如此的不正常。”（邱吉尔，66）可见，不管是在9世纪的过去还是20世纪的当下，女性们想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都需要面临着各种不公平的对待。

二、反抗是另类的孤独

在《上海屋檐下》中，住在前楼的施小宝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女性。她表面上花枝招展，打扮的光鲜亮丽，但其实她因为丈夫的远航不归走投无路之下成为小天津的情妇。“她时髦地烫着头发，睡眼惺忪。残脂未褪， 艳红色的印花旗袍……眉目间自有风情， 婀娜地走着。”（夏衍，43）她被赵师母所唾弃，整天背地里骂她，“野鸡不像野鸡，妖形怪状。男人不在家，不三不四的男人一个一个带到家里来……”（夏衍，47）丈夫远航不归，家里人还时不时地来找她要钱，她其实是四位女子中是最无依无靠的人。在那个年代无依无靠的她除了出卖色相没得选择。但实际上，她也是整栋屋子里最具反抗意识的人了，她试着反抗挣脱生活的禁锢，试着反抗“小天津”，然而一个弱女子的反抗终究抵不过现实的逼迫，最终她只是一个人孤零零地伏在床上一声又一声地呼喊着她的丈夫。此时，我们已无法用现在世俗的眼光去指责她，这一声声的哭喊只是这位势单力薄的弱女子对现实社会最后的控诉。

在《顶尖女子》中也有两位女性试图反抗过，她们是伊莎贝拉和格瑞特。伊莎贝拉是一位著名的旅行家。身为一名牧师的女儿，在她童年时期，为了取悦父亲，她努力成为一位擅长家务事的女性。但实际上，她喜爱户外活动和骑马。之后她有机会离家外出，从此爱上旅行。她说，“我一直以一位女性身份旅行，并且我十分反对那些建议我隐瞒自己女性身份的意见。”（邱吉尔，9）在十五世纪，独自一人以一位女性身份旅行，这份勇气值得人敬佩，所以她是一位真正以女性身份去反抗这个世界的压迫。但她同样也是孤独的，她拒绝了别人的求婚，始终选择在她反抗的路上独自一人，最终孤独终老。另一位反抗女性格瑞特，她是出自一幅画作里的人物。她是一名农村妇女，大字不识几个，行为言语粗俗，不时冒出类似于“猪”“混蛋”这样粗鲁的话，但她却是几位女性中最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在面对敌人对村庄的摧毁以及对亲人们被残忍的屠杀，身为女性的她勇敢地站了出来，呼吁其他人去反抗、斗争。“来，让我们去到这些恶魔的家，把这些混蛋赶出去。”（邱吉尔，31）这在那个对女性无比压迫的时代是难得可贵的，所以她也是里面看似最不合群的一个。很少说话，与人交谈，只是不停地吃饭，还不合时宜地偷拿些食物放进兜里。但就是这么一个乡下妇女，却敢于反抗这个世界的压迫，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

三、未来是无望的重复

在《上海屋檐下》中，夏衍在描写大人们复杂生活的同时也描写了当时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葆珍和阿香是剧中的两个女童，她们两个女孩代表着未来女性的希望，然而这个希望也是一片迷茫，更多的是重复着母亲们单调的生活。葆珍看似乐观天真，每天上课，唱歌，忙碌于自己的小世界中。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不容乐观的，是需要年轻一辈去拯救的，因为老一辈早已屈服于生活现实。但是作者却一味地凸显葆珍的天真与幼稚，不免让人怀疑这样的她是否承当得起拯救中国女性的重任，也凸显未来女性拯救无望。而阿香，对比葆珍，更显幼稚，只知道吃。面对施小宝阿姨的方糕，她不能理解为什么她母亲不让她拿。对于年龄更小的她，更容易受身边人的影响。于是小小的她身上已经有着其她女性庸俗的行为，她俨然是个小“赵师母”。她学会跟着母亲一起去偷听，打别人的私生活，会在母亲与小商贩讨价还价时帮母亲抵着门不让小商贩进来。本来是希望的她慢慢被身边女性所同化。《上海屋檐下》最终以阿香等一群小孩子在葆珍的带领下合唱结束。“碰钉子怕不怕，我不怕，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夏衍，259）而剧中唯一充满希望与积极的宣言却由一群小孩子发出，也反映出作家对未来的不自信。而担当拯救女性重任的葆珍、阿香也只不过重复着前辈女性同样的生活，同样继续忍受着忽视与欺压。

同样在《顶尖女子》中，安琪和凯特这两个小女孩本应该享受着先辈女性奋斗的成果，拥有着更大的力量去反抗父系社会的压迫，然而邱吉尔却把她们描述的愚昧至极。在安琪眼中，虽然她的阿姨玛琳很成功，但她注意到的仅仅是玛琳的物质生活以及她的光鲜，根本没有注意到像玛琳这样的成功女性所付出的代价。当她去拜访玛琳的办公室，她只是感叹于玛琳生活的奢华以及玛琳的权利，“我知道你一直掌控着一切。”（邱吉尔，62）当她目睹玛琳与基德太太的争论时，她对玛琳说，“我认为你简直是太棒了，你刚才让她滚出去。”（邱吉尔，66）可是，安琪却是十分愚昧，她什么技能都没有，只会说空话。而凯特更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她的年纪比安琪小，处处听从安琪，没有一点自己的主意。对于安琪时常骂她“笨蛋”，她也从不反抗，只是跟随者安琪。在她眼中只要她顺从安琪，安琪这个大姐姐便会陪她玩，至于自己的意愿无关紧要。邱吉尔塑造这两个年轻小姑娘与夏衍笔下的葆珍，阿香是如此相似，她们的未来是可以预见到的无望，她们只是重复着先辈女性的悲惨生活，没有地位，没有话语权，只是成天围着一个小小的房子打转，根本没有实现自己抱负的权利。

四、总结

夏衍剧中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还有对剧中女性生存状态及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思考打动了一代代读者。在《上海屋檐下》这部剧中，这些女性悲惨的生活值得读者深深的同情。而邱吉尔《顶尖女子》毫无疑问给予女性最大的关怀，向大众提出“何为女性真正的成功”这一主题。在这两部剧里，作家都探讨了女性生活，都向人们揭示了女性生活的不易，她们受着各种各样的压迫，有的选择屈从现实，有的选择反抗，试图摆脱命运的束缚。然而，不管是中国的《上海屋檐下》还是西方的《顶级女子》，女性始终都是一个被压迫的形象，时空穿梭，不变的是身为女性深深的悲哀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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