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庆超

摘  要：《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经历一次失败婚姻后，受尽冷嘲热讽，不得不与范柳原展开一场“爱情的博弈”来为自己争取生存的权利，这场“爱情的较量”背后蕴含着身为她身为女性的无奈和悲哀。本文试图从揭示都市女性外部生存焦虑、对女性内面心理的审视和拷问以及消解男权意识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其中寄寓着的清醒而又深刻的女性关怀意识。

关键词：张爱玲;《倾城之恋》;女性主义;关怀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0-0-02

张爱玲是四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不仅致力于揭示人性中的“恶”，而且将目光聚焦于现代都市女性的生存困境，塑造了各式各样典型的女性形象。她从上海市民家庭窗口来窥视这个城市舞台上日日演出的浮世悲欢，揭示着女人与城市的纠缠，并且善于通过女性的眼光展现对社会、家庭以及两性关系的深刻揭示。以《倾城之恋》为例，白流苏的经历背后蕴含着女性群体诸多无奈和悲哀。

一、揭示都市女性外部生存焦虑

1.同性之间的排挤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命运都具有悲剧性，她们不仅受到来自异性的压迫，更有来自同性之间的互相挤压。在《倾城之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利益、礼教异化下女性与女性之间互相勾心斗角的争斗，加重了女性自身命运的悲剧性。

首先看白流苏与白公馆女人们的关系。白流苏作为一个有过离婚经历的“叛逆”女性，在娘家不但没有得到关心与呵护，反而受到了以四奶奶为代表的亲戚们的嘲讽、排挤，她们对白流苏的离婚选择持强烈反对、批评态度，更讽刺她身为一名“弃妇”不仅让娘家名声扫地，而且赖在家里白吃白喝。在这种扭曲的家庭环境下，长辈没有长辈应有的姿态，手足间也形同陌路，毫无亲情可言。而在对范柳原的争取上，流苏和宝络则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宝络辗转听到四奶奶想要把自己女儿嫁给柳原之后，“心里着实恼着她，执意不肯和四奶奶的两个女儿同时出场，又不好意思说不要她们，便下死劲拖流苏一起去”。从这处可以看出宝络完全是利用白流苏，她心里很清楚流苏是一个不具备威胁性的“二手女人”，所以才选择她，可是当她心中“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时，内心便无法抑制地恨上了白流苏。当利益成为联系亲情的唯一纽带时，人生便开始陷入悲剧的漩涡。

再看白公馆内女人们之间的关系。张爱玲很少写三奶奶和四奶奶的直接冲突，但两人的关系却非常值得深思。从白流苏母亲的口中可以得知，白公馆原来是由四奶奶管家，但由于四爷狂嫖滥赌，挪了公账上的钱，导致管家权转移到三奶奶手中，要强的四奶奶自然咽不下这口气，处处找茬，由此可以推测妯娌之间也是面和心不和。四奶奶更是在争取范柳原这件事上，下足了功夫。她极力想要让自己的女儿代替宝络去相亲，甚至不在乎过大的年龄差距，表面上宣称为大家好，但实际上是一己私欲在作祟，但白老太太一心一意只怕亲戚议论她亏待了非亲生宝络，还是决定按照原计划把宝络介绍给范柳原。由此可见在白公馆，女人和女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为了利益女人们互相争斗。所以后来流苏在破坏相亲之后虽充满了报复的快感，但她也同时意识到“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这不仅体现了女性之间相互倾轧，同时将女性的心酸与无奈在这一刻暴露无遗，这次破坏表面上是她胜利了，但身为女人，她们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输家。

2.性别压迫下的失衡

白家兄长们对妹妹白流苏的态度充满了虚伪与冷漠。白流苏在白公馆内不仅受到嫂子们的嘲讽，更受到来自血亲之间的压迫。被家暴后选择离婚的流苏迫不得已寄居在娘家，兄长们认为她丢了白家的脸，在压榨了她的财产之后就想要把她再次送到前夫家去守寡。在家庭中，她没有发言权，甚至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权决定，她只是男性权力下的“商品”，在这种忍无可忍的压抑中，她决定用前途做赌注，逃离家庭，跟随徐太太去香港找范柳原，为自己搏一个可能的未来。

在白流苏和范柳原这段关系中，为了逃离寄人篱下的屈辱，她来到了范柳原身边，看似是逃离了旧家庭的桎梏和压迫，但其实她只是将自己的命运换了寄托的目标——从旧家庭换成了范柳原。虽说她的“离婚”已经是一个大胆的突破，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生存，她无法将命运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能用尽办法去吸引范柳原的青睐，去取悦他，乞求他能给她给她“经济上的安全”。但范柳原是一个“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的人”，他高级调情的终极目标也只是让她成为他的情妇，而非妻子。在这场不平等的爱情较量中，她彻底输了。如果不是作者有意的成全，白流苏最终也只是带着“空的心”，以情妇的身份守着跑马地那幢空的房子，度过她空空的余生。

白流苏一句：“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可以看出她对自己低下的依附地位有冷峻而又深刻的认识。在男权社会下，白流苏赌上一生做出的决定，对于范柳原来说仅仅是一个猎奇经历。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香港，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婚姻，她都受到来自以“父权”、“夫权”为代表的“男权”制约，女性在男权文化结构中不仅人格遭到贬抑，经济地位也极其低下。

二、对女性内面心理的审视和拷问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一个个女性承受着婚恋生活的痛苦不幸，而她们自身却没有足够的觉醒意识来进行反抗。通过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她不仅清醒地看到女性争取自主权利的艱难之路，并在部分作品里揭示了形成女性生存困境的又一原因——女性自身人性的弱点。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权运动正蓬勃兴起，这一新的时代潮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少数女性的思想，但是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仍然一如既往地生活在男性阴影之下，仍然将全部的生活重心和生命意义寄托在男性身上，自身甘愿沦为男性的附庸。正是由于注意到了这些，她在作品中经常表现对女性内面心理进行审视、拷问的主题。

白流苏作为一个“念过两年书”的知识女性，或许受到时代女性思想解放影响，果断与家暴她的丈夫离了婚，从这方面看她的自主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但这种觉醒仅限于在婚恋的自主选择权上。她不认为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谋生，所以从头到尾都把婚姻看做一种寻找人生保障的必由之路，择偶再嫁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经济上的安全可靠，在她看来“谋爱”就是“谋生”。所以她毅然决定跟随徐太太前往香港。自决定赴港起，“成为范柳原的妻子”就成了她的终极目标。在交往过程中，她会为了范柳原“讲究精神恋爱，而精神恋爱的最终结果永远是结婚”而庆幸，为了“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而难过……她不在乎范柳原是否真的爱她，也不在乎自己是否真的爱范柳原，她只要一个“妻子”的身份和经济的依靠。

同时，白流苏身上也浸染着传统名门望族家庭中存在的浓厚的“阶级意识”。她之所以一直忍气吞声，除了想保持身份为在范柳原面前争取话语权之外，更多的是对“贵族身份”的不舍。正如她说：“她未尝不想出去找个小事，胡乱混一碗饭吃。再苦些，也强如在家里受气。但是寻了个低三下四的职业，就失去了淑女身份。那身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尤其是现在，她对范柳原还没有绝望，她不能先自贬身价，否则他更有了借口，拒绝和她结婚了。因此她无论如何得忍些时。”正是女性自身的病弱心理、软弱性格和深刻的男权传统文化心理让女人自觉受男性奴役而不知反抗，使女性自身成为阻碍自己发展的内在原因。

三、消解男权意识

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将男性作为主角，从躯体、心理等各个角度渲染出令人崇拜的男性形象群体。而作为女性作家的张爱玲则不同，她的作品大多都是将女性作为主角，塑造了各种各样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这种文学实践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的主导地位。

其次，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开始以唯唯诺诺、放荡颓废或肢体残缺的形象呈现给读者，比如《金锁记》中的姜二爷、《年轻的时候》中的潘汝良以及《花凋》中川嫦的父亲郑先生。

《倾城之恋》中也出现了一位能够消解男权意识的形象，即白公馆的白四爷。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纨绔子弟，也是一个败家子。之前成天狂嫖滥赌，结果玩出一身病来不算，竟然还私自挪了公账上的钱，这不仅引起了整个家族不满，而且连累妻子的管家权也被剥夺。恰巧四奶奶又是一个泼辣、记仇的妇女，这样一来白四爷不仅在家失去了话语权，而且在婚姻关系中也处于弱势地位，只能忍受妻子辱骂而不敢反抗，甚至后来白流苏与妻子发生争吵，他也无法站出来替妹妹主持公道，只能不断说些无意义的话来缓和气氛，逐渐形成了唯唯诺诺的软弱男性形象。像这样软弱的男性形象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并不少见，她主要是从心理人格、精神层面上丑化男性，以解构长久以来男权社会主导下的“男权意识”，从而加强女性在政治、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提高女性的地位和话语权。

《倾城之恋》深刻揭示了都市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她们在社会和家庭压迫下所遭受的人性的压抑和尊严的丧失;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除去外在環境的压迫之外，女性自身的人性弱点也是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虽然最后还是不免堕入依附男权的悲剧中去，但在为自己争取婚姻自主权的问题上，她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她的努力和突破也象征着女性正在缓慢而艰难地发掘自我意识，走向独立自主。虽然这条道路充满荆棘与坎坷，但还是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种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刻画以及隐含在“苍凉”风格中的微茫期望，折射出张爱玲深层的女性关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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