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峰 沈孟婷 汪喜宁 熊菁菁

(湖北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以及移动终端技术的变革与升级，传播方式愈发多元化、便捷化，“传受”双方的关系也更密切、界限更模糊，这种传播模式也被称为自媒体。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创建了众多的网络直播平台，随之也催生了一大批网络红人，简称“网红”。这些“网红”得到了大量网民的关注与追捧，也成为了直播间内全民狂欢的引导者与受益人。据统计，现有网络直播平台300多家，“网红”数以万计，他们直播的内容范围已从游戏竞技延伸至社会的各个领域。

一、研究背景

“网红”的出现及流行主要得益于网络的普及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在鲁道夫·F·韦尔德伯尔等人所著的《传播学》中提到“传播是在非正式会谈、群体互动或演讲中创设或分享意义的过程”[1]。郭庆光也在《传播学教程》中将传播定义为“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而网络传播则是“以全球海量信息为背景、以海量参与者为对象参与传播，同时将优势信息的接收与发布者随时可以进行信息反馈相结合”[2]。“网红”的兴起与发展正是得益于他们与受众间及时的互动和反馈，从而真正意义上缩减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空间距离。

近年来，“网红”作为新生事物带动了相关的学术研究。郭奇珍和张庆杰认为，网络直播可以让原来名不见经传的“草根主播”，一跃成为“网红”[3]。可见，网络直播为“网红”的出现构建了表演舞台，该研究主要聚焦于“网红”的传播渠道。王姿倩从新媒体时代“网红”经济发展入手，认为“网红”迅速火爆的原因，首先是利用其“颜值”“才华”“个性”的标签吸引了大众关注[4]。换言之，该研究主要专注于“网红”传播过程中再现的内容分析。孙业富等的研究则从“网红”受众入手，着重分析“网红”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作用[5]。而姜军亮从传播效果出发，通过对体育“网红”传播的研究，提出“网红”传播应彰显知名运动员的榜样形象,以契合奥林匹克精神实质[6]。综上，“网红”研究的范围较广，基本覆盖了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受众及传播效果等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

可以说，绝大部分“网红”相关研究主要从传播学角度进行分析。为更好地认清“网红”的发展现状及趋势，有必要对其当前相关学术研究做一个较为完整的梳理与分析，即通过量化内容分析的方式掌握“网红”研究现状，并明确认知其发展特点，从而进一步挖掘“网红”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量内容分析法对“网红”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与分析。

(一)数据及样本

以“网红”为关键词，设定2016—2018年为检索时间段，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样本搜集，共检索出243篇期刊文献，即分析总体为243。

(二)分析类目

对“网红”相关研究的年份、期刊类别及研究主题进行分类，主要的分析类目如下：

期刊年份分为：2016年；2017年；2018年。

期刊类别分为：高层次期刊(包括CSSCI及北大核心期刊)；一般期刊。

根据拉斯韦尔提出的线性传播模式中的5要素[7]，将研究主题分为5大类：“网红”传播者研究；“网红”传播内容研究；“网红”传播渠道研究；“网红”受众研究；“网红”传播效果研究。若文献中涉及多个主题，则以篇幅较多的主题进行编码。

(三)分析方法与信度检验

本研究使用SPSS.19进行数据整理，主要运用卡方检验、交叉分析等方法处理数据。在编码过程中，两名编码员先编码了15%的样本进行信度测试。期刊年份(1.00)、期刊类别(1.00)、期刊主题(0.786)的信度范围达到了0.75到1。这些结果显示，信度系数均属于可接受范围(0.61-0.80)。

三、结果分析

(一)“网红”研究的基本情况

根据期刊年份的数量统计结果可知，“网红”研究在不同年份研究数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X2[df=2]=5.358,P>0.05)(X2表示卡方值，df表示自由度，P表示显著性水平)。也就是说，近3年来对“网红”的研究热度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出现明显增长或者下降的趋势。其中，2016年65篇，占比26.7%；2017年94篇，占比38.7%；2018年84篇，占比34.6%。

基于卡方验证，“网红”的研究层次存在显著性差异(X2[df=1]=96.333,P=0.000)。“网红”的研究文献中发表在一般期刊有198篇，占比高达81.5%；发表在高层次期刊上的仅45篇，占比18.5%，说明对“网红”的高层次、高质量学术研究远远不足。

“网红”的研究主题间存在显著性差异(X2[df=4]=13.111,P<0.05)。其中，“网红传播内容研究”有63篇，占比25.9%，位于第一；随后是“网红传播效果研究”有58篇、“网红传播者研究”48篇、“网红媒介研究”43篇、“网红受众研究”31篇，分别占比23.8%、19.8%、 17.7%和12.8%。

(二)“网红”研究整体层次不高，聚焦不明

通过对“网红”研究年份和期刊类别的交叉分析发现，“网红”研究的期刊层次没有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即期刊层次与年份间无显著性差异(X2[df=2]=2.594,P>0.05)。据分析，2017年发表的“网红”研究中，高层次的研究多于2016年和2018年，但也只占23.4%。同样，对“网红”研究期刊类别和研究主题的交叉分析也可以发现，“网红”高层次期刊的研究中并没有明显的聚焦点，与一般期刊的研究主题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X2[df=4]=3.372,P>0.05)。各类期刊研究均以“网红”传播内容和“网红”传播效果研究为主。

(三)“网红”研究热点发生转移

通过对期刊年份与“网红”研究主题的交叉分析发现，2016至2018年的研究主题存在显著性差异(X2[df=8]=24.195,P=0.002)。具体而言，在2016年，针对“网红”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对“网红”传播者的研究和“网红”传播内容的研究；2018年，研究热点转移至对“网红”受众的研究和“网红”传播效果的研究。从传播过程而言，对“网红”的研究正在从传播者、传播内容逐步转移至受众和传播效果层面上，如表1所示。

表1 “网红”研究年份与研究主题交叉分析 人数/占比

四、“网红”研究趋势分析

通过对研究年份、研究层次和研究主题三个变量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仅3年时间，学术界内部对“网红”研究也在发生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凸显了当下“网红”研究的一些趋势。

(一)“网红”交叉研究的广泛化

基于数据分析发现，聚焦“网红”的研究多半仍是以传播学为角度进行的。但是传播学的发展本身得到了众多学科的哺育与催动，是一门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均有交叉的学科。在“网红”的相关研究中，这种交叉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主要表现在与经济学、语言学和心理学三个领域之间的交叉研究。

在经济学层面上，部分研究涉及到“网红”带来的经济利益。如胡冰淇的研究就直接指出众多“网红”背后的经济效益已构成一股重要的新经济力量[8]。白敬璇的研究也发现“网红”的粉丝效应使得“网红”不单单只是一个传播者，而在他们传播的过程中，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之下，逐步形成了以“网红”为核心的经济模式[9]。汪俊、戴伟的研究发现，在“网红经济”中，传播工具、粉丝参与对购买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力[10]。基本上，从经济角度进行的“网红”交叉研究多半是基于“网红”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展开的。在语言学层面上，部分研究也充分运用语言学的知识来分析“网红”传播内容。袁耀辉和禹平分析了网络流行语“网红”的形成机制与韵律制约，指出词语模作用下的语言类推是推动“网红”成词固化的内在机制，同时，现代汉语双音音步韵律是“网红”形成的韵律制约因素[11]。万晓红和余娟娟运用符号学理论,以网络热词“网红”为研究对象，从网络群体表达需要、社会价值以及网络平台的联动传播、涵化培养、代际更迭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相关分析[12]。在心理学领域的交叉研究多半以“网红”受众为出发点，重点考察不同受众在观看“网红”后的心理变化。如郑文聪的研究指出受众之所以爱看“网红”，是因为“网红”满足了他们的逆袭心理、从众心理和窥私心理[13]。袁耀辉和禹平则指出成名心理、利益驱动、公共娱乐、窥猎心态等是受众观看“网红”的心理动机[14]。总体而言，“网红”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其出现与发展也应当引起众多学科领域的重视。

(二)“网红”传播者身份多样化与受众身份的单一化

2016年“网红”作为传播者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关注的仍是停留在直播间的“网红”。而随着“网红”的进一步发展，“网红”传播者与“网红”受众的身份研究都在发生变化。首先，“网红”的身份主体得到进一步拓展。如“草根网红”“名人网红”“美妆网红”“微博网红”“体育界网红”“网红榜样”“创业网红”“网红记者”“网红作者”等相关“网红”身份都在研究中被提出，这些“网红”身份较为庞杂，涉及面也比较宽泛。其中，“网红榜样”的提出较为特别，体现了对“网红”身份较为积极正面的认知与解读。可见，关于“网红”的传播主体研究早已不再是以前单一的“直播网红”。

相比“网红”传播者身份的多样化，对“网红”受众的研究则相对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学生层面，如大学生、中小学生等，而其中观看“网红”的大学生是被研究最多的群体。吴双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网红”进行分析，指出“网红”对大学生的道德观念和审美均产生负面影响,且对大学生的职业选择、消费观念以及文化素养方面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15]。孙业富等人的研究也说明了“网红”对于大学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5]。可见，“网红”受众研究的群体身份不仅单一且大多对“网红”都呈现出负面消极的态度。

(三)基于“网红”的思政研究逐步深度化

在互联网时代，任何行业都应探索网络模式的新思路。“网红”的出现也确实为社会发展创建了一个新窗口。比如，2017年湖南电视台举办的“网红县长”活动，县长走进直播间做网络主播，开启“24小时直播视频+电商”模式打造当地农产品品牌，为农村脱贫助力。以这种互动与融合方式打造别样“网红”，对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同时也为“网红”的学术研究开拓了更多的可能性空间。总体而言，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红”仍处于发展过程中，其传播规律和传播效果的研究都值得进一步深入，只有从学术角度把好“网红”的脉，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实际效应。

从2017年开始，“网红”相关的思政研究是一个新角度，它充分地结合了社会发展的新思想和新精神，同时融合了传播内容、受众、传播效果等多个维度展开。田恬和米金升的研究认为，可以利用“网红”向粉丝传播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和行业的拼搏奉献精神，“网红”可以成为弘扬主旋律的一个端口[16]。王琦和巩彦博虽然指出“网红”冲击了青年的伦理观，侵蚀了传统的审美观念，但是他们也提出应该培养“正能量网红”，将“网红”与文化传播进行深度结合，探索基于“网红”的“互联网+思政教育”的新模式[17]。施卫强和杨铭的强调要打造“网红”意见领袖，旨在通过“网红”意见领袖传递正能量，有效地对学生们进行正确的思政教育[18]。由此可见，将“网红”融入思政教育领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值得深入探索 ，比如：利用传播内容构建主旋律背景下“网红”传播内容；针对不同群体受众，打造符合群体特色的“思政网红”；利用多方媒介平台，再现“网红”的多维立体化形象，提升思政教育的个性化与有效性。

总之，目前“网红”的相关研究尽管在层次上没有显著地提升，但在研究领域上确有突破，交叉研究的丰富化、主体研究的多元化以及思政研究的深度化等，都将是今后继续探索“网红”研究的方向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