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念望

温州博物馆藏明王守仁（1472～1529）《致谢源书》五通书信写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至正德十六年（1521），是王守仁在帅兵平定南昌宁王宸濠谋反之乱后，与纪功御史谢源探讨功次册分类立目问题而写的函件。此卷由五通函札合裱一卷，横382、纵26厘米，共1200多字，每通三四页。信札合成长卷，有晚清学者俞樾“王文成公遗墨”六字篆书引首，前首钤白文“恩奖耆儒”。题签落款处钤章两方，分别是朱文印“禅心录”、白文“臣俞樾印”。卷末有俞樾、孙诒让、王岳松等人题跋。原文未注明年月。此卷为国家一级文物。原为温州瑞安蓉楼叶君家旧藏。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山人，绍兴余姚人，弘治十二年进士，历任刑部、兵部主事，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总督两广，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公。少即颖悟，博览群籍，后倡导心学，主张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为旨归，世称姚江学派，于明中叶后，影响甚巨，播扬东瀛。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

谢源，字士洁，福建怀安人，明正德六年（1511）三甲第165名进士。正德十一年，授“试监察御史”。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朱宸濠起兵谋反，而此时王守仁以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赣汀章等处军务，正在前往福建征剿叛军途中。十五日到达丰城，知悉南昌宁王朱宸濠已先一日起兵叛乱，斟酌再三，遂急赴吉安，会合知府吴文定，命诸府县长吏率兵勤王。时值钦差两广清军御史谢源、刷卷御史伍希儒回京复命，途经吉安，道路受阻，无法前行。王守仁便奏请两人“留军前同心戮力，经济大难。”明制“御史有师行则监军纪功”的职责，故两人为平定宸濠叛乱之役的纪功御史，名字屡见于王守仁的相关公文之中。

王守仁先后写给谢源的信札不下六通，除了该长卷连裱的五通之外，还有一通写于正德十五年（1520）二月中旬的《铜陵观铁船诗卷》信札墨迹（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纵31.5、横771.8厘米。从题记可知，此诗是王阳明于正德庚辰春分日，在安徽铜陵舟中抄录后“寄士洁侍御”的。此诗收录入《王阳明全集》卷20，题为《舟过铜陵野云县东小山有铁船因往观之果见其仿佛因题石山》，既无题记，也无落款。该通信札全文如下：“铜陵观铁船，录寄士洁侍御道契，见行路之难也。青山滚滚如奔涛，铁船何处来停桡？人间刳木宁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一去已千载，山头日日长风号。船头出土尚仿佛，后冈有石云船稍。我行过此费忖度，昔任用心无已忉。由来风波平地恶，纵有铁船还未牢。秦鞭驱之不能动，力何所施其篙。我欲乘之访蓬岛，雷师鼓舵虹为缫。弱流万里不胜芥，复恐驾此成徒劳。世路难行每如此，独立斜阳首重搔。阳明山人书于铜陵舟次，时正德庚辰春分，献俘还自南都。”钤印“阳明山人王伯安印”。王阳明平叛前后，朝廷内外谤讪构陷之风一直不断。正德十四年（1519），在王守仁多方斡旋下，张忠、许泰率领的北方军队从南昌撤出。张、许二人在武宗面前大进谗言，诬陷王守仁拥兵自重，有谋反之心，并以“诏之必不至”为证。于是正德十五年正月，武宗降旨要召见王守仁。守仁接旨后，即从南昌启程，前往南京觐见武宗。而张忠等知悉王守仁竟然立即启程赴京面圣，深恐守仁到京觐见武宗而致使他们的阴谋败露，于是有暗暗遣人前往芜湖途中拦截，“拒之芜湖半月”。此诗当是王守仁被拦截于芜湖期间所作。故此在抄录该诗给“士洁侍御”信札中直言“见行路之难也”。从中也就不难理解王守仁在连裱长卷第一通信札对谢源直陈“功次册”利害关系的良苦用心与肺腑之言。

第一通

承以功次册见询，此正区区所欲一论者。近见兵部王公文移，其意重在分别奇功、头功、次功。今按察司所缴册内，既不依此开造，却又创立“总理调度”及“倡义起兵”“事前事后”等项名色，甚有未安。近日，朝廷将各处总督官衔悉改为提督，则此总理之名正与总督字样相犯，不可不避。且我辈一时同事，孰非忠义勤王之人，今乃独以“倡义起兵”归之士洁与伍廉吏，二君正系造报功次之人，而乃自相标揭如此，掩众美而独有之，非惟二君心有不忍，兼且众议不平，亦恐适来识者之诮，此亦不可不深自省艾也。凡言“事前事后”者，皆谓一事之外，前后别有两事。今宸濠叛逆正是一事，作乱之始，是事之始；平乱之后，是事之终，不可以“事前事后”言。今若以诸公来文之故，不得已止于功次项下开写，庶尚可通，况获功日月，前后自见，何俟别开？今乃特于册前，复创此项题。参考《王阳明全集》卷31，有王守仁写于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的《开报征藩功次赃仗咨》，因此该通《致谢源书》信札应该约写于明正德十五年三月间。

王守仁 致谢源书札连裱长卷 俞樾篆书引首

王守仁在江西省城南昌“与诸公面议”定奏捷功次册，按照兵部尚书王公（王琼）意见，当分奇功、头功、次功，但谢源拟造按察司功次册并未依此，还有削减。使王守仁原定“一万一千有奇”功次名目，前后自相矛盾，造成“捷奏之言为虚妄”之嫌，况且王守仁认为“又诸乡宦协谋讨贼，其义甚高，今乃一名目，却是画蛇添足。其于一万一千有奇之数，减去前后，即自相矛盾，而捷奏之言为虚妄矣。此在高明，必有的见。既承问及，不敢不尽。又诸乡宦协谋讨贼，其义甚高，今乃一概削而不录，何以劝善？我辈心亦何安？且与捷奏亦有不合，尤不可不处。封去册式，乃在省城时与诸公面议如此，今亦未敢便以为是，更望斟酌去取之。叨叨不罪。守仁拜手言。

信札末尾未有钤章。

第一通，是王守仁与谢源商讨功次册分类立目问概削而不录，何以劝善？我辈心亦何安？且与捷奏亦有不合，尤不可不处”。故此在此通信中，王守仁表明自己绝不赞同对功次册作任何改动。同时，信札中还提到谢源改动后的功次册，还把“倡议起兵”的功劳归于谢源与伍希儒，此事尽管不是出自谢、伍本意，但是王守仁仍然向谢源直陈其利害关系，“二君正系造报功次之人，而乃自相标揭如此，掩众美而独有之，非惟二君心有可忍，兼且众议不平，亦恐适来识者之诮。此亦不可不深自省艾也”。信札中提到的“伍廉吏”，即伍希儒，字汝真，江西安福人，与谢源同为平定宸濠之功臣、造报功次之人。

实事上，平叛之后即有人诬陷王守仁原是宸濠同谋，是因不得已才率师征剿，并企图从朱宸濠口中讯获诬证，但未能如愿。而宁王也的确对王守仁赏识有加，也曾问学于他并刻意拉拢。王守仁洞悉其叛逆心机后，虽刻意疏远，却碍于面子令学生冀元亨前往讲学。构陷者即以此为由拘捕冀元亨，酷刑逼供。

其实，王守仁之所以如此重视“功次册”一事，除了上述所说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正德皇帝御驾亲征尚在途中，叛乱已经被王守仁平定，这功怎么报？报谁的功？都很敏感。所以王守仁在功次册上也没有过多提自己的功绩，而将功劳完全归于御驾亲征，归于乡宦“功谋讨贼”。此外，王守仁虽明白，谢源与伍元亨为“纪功御史”，在平定朱宸濠叛乱之战中，谢源“摧锋陷阵，多所立功”。谢源、伍希儒按理名列“功次册”并可以“倡义起兵”首功奏报朝廷，然而王守仁权衡再三，还是指出他们是造册报功之人，身份敏感，为避免外间不必要的嫉妒构陷，他们不宜更改已经“众议”谋定及兵部王公厘定的奏捷功次册，表现出王守仁周详处事的审慎与洞察先机的智慧。

第一通与第二通信札合裱接缝处钤骑缝章白文“佩云”“外缴王稿章览”，右下钤有四方印章，分别是“曾云印”（曾云为怡园主人曾佩云之弟），白文，篆隶；“次石”，朱文；“中容过眼”，朱文；“孙诒让中容印信长寿”，白文。

第二通

别久，益想念。京师凡百得士洁在。今汝真（伍希德，字汝真，江西安福人，与谢源同为平定宸濠之功臣）又往，区区心事，当能一白矣。老父衰病日深，赏功后，得遂归省，即所谓骑鹤扬州矣。诸老处，望为一一致恳。冀生事，闻极蒙留意，甚感！甚感！今汝在复遭此，不识诸君何以解之？此间凡百王金略能道，适牙痛，临楮不能一一。守仁拜手。士洁侍御道契文侍。馀空。

落款“守仁”两字，上钤“阳明山人之印”。左下角“馀空”两字下面钤“仲颂”朱文方印。

第二通当写于明正德十六年八月王守仁赏功之后。查考有关资料，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去世，世宗即位；六月朝廷颁旨，令守仁进京陛见皇上。然而在半途又接上诏不必赴京。守仁遂再次上书请求归省，得到朝廷批准，同时下旨擢升守仁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第三通

冀惟乾事，承为表暴扶持，乃不意其命之薄，一至于此。又承为之衣衾棺殓，皆仁者用心、忠厚之道也。感刻！感刻！其未申冤抑，尚欲为之一洗。以区区出处未定之故，犹在迟疑间，必不得已而进京，俟到京日，更与诸君商议而行之。若遂归休之愿，终须一举，庶能少泄此心之痛耳？奈何！奈何！其丧事，托王邦相与之处，望始终为之周还。有不便者，须仆到京之日图之亦可也。行李匆匆间，有欲言者，不能一一。千万心照。守仁顿首。士洁侍御大人道契文侍余素。

卷首右下角白文“东嘉叶琮鉴赏”。第二通与第三通信札合裱接缝处钤“佩云”；“阳明山人之印”钤在落款“守仁”两字上面。左下角钤白文“佩云之章”、朱文“石生”。

此通主要说门生冀元亨事。冀元亨，字惟乾，遭构陷受冤而死。谢源在平叛之后不久即返京，并冀元亨冤案申诉奔波。明正德十六年四月，嘉靖帝即位，守仁上《咨六部伸理冀元亨》，为冀元亨鸣冤。“言者交白其冤”，冀元亨获释，仅五日，即因“疟痢”不治而亡。王守仁在第三通信札中提到“冀惟乾事，承为表暴扶持，乃不意其命之薄，一至于此！”感谢谢源为之治丧、料理后事，令王守仁深为感动，称赞谢源此举是“仁者用心之道”。信札中“到京”指正德皇帝死后，嘉靖即位次月即正德十六年五月下旨“守仁亟来京”事。王守仁于六月十六日始接到诏旨，于二十日离赣赴京。故此信所写时间应在明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至二十日之间。

三通与四通信札合裱骑缝章钤朱文小方章“佩云”。“叶琮”即叶蓉楼，该五通信札墨迹长卷原藏家，而“佩云”即晚清温州“怡园”主任曾佩云，系叶蓉楼的女婿。

第四通

近见士洁与时泰书，似疑区区有芥蒂之意，不觉失笑？何士洁视予之浅也。士洁试看区区平日与人，虽深仇极恨者，亦未尝藏怒蓄憾，每每务存忠厚，况与士洁平日道谊骨肉之爱，加以日来艰苦同分、忧患同心。纵今士洁一旦真有大怨大恚于我，我所以处之，亦当与彼泛泛者有间。士洁曾有何憾于我，而我芥蒂与中耶？若士洁心直口快，言语之争，时或有之。此则虽在父子、兄弟，旦夕久处，亦有不免。凡今朋友群居日久者，亦孰不然？若遂以此芥蒂，则尽父子兄弟、尽天下朋友，皆可怨可仇者矣。比人面兽心者之事，而士洁忍以待我耶？区区之心，士洁日后自见。本不俟言，因见士洁与时泰书，却恐士洁或有芥蒂，故辄云云。士洁见之，想亦付之大笑也。呵呵！守仁顿首。外缴呈稿奉览。

王守仁 致谢源书札

“阳明山人之印”印钤在“守仁”落款字上面。

第四通提及的“时泰”，名伍文定，字时泰，湖北松滋人，官吉安知府，在清剿江心寇患与平定宸濠之役均居功至伟。而守仁从士洁给时泰的信函中知悉，似乎谢源对守仁心存芥蒂，是否因守仁在第一通信札中直言否定谢源“功次册”所立名目问题所致，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守仁能写此第四通信札，说明他坦荡真诚对待同僚友朋，及时化解之间郁结芥蒂，真君子风范也。

第四通信札与第五通信札之间的合裱接缝处钤章四方，从上到下依次是“曾云印”，白文，篆隶；“次石”，朱文；“中容过眼”，白文；“孙诒让中容印信长寿”，白文。

第五通

吾子守道，屈志未伸，表扬宣白，此自公论所不容己。仆于凡今之人皆然。况在吾子之素爱且厚乎？若致书当道，则恐不能有益于吾子，而适足以自点矣。如何？如何？凡居官行己，若皆顺意从志，则亦何难？惟当困心横虑，而能独立不变，然后见君子之所守。孟子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吾子素有志于学，当此之时，顾非吾子用力之地耶？幸勉图之，以卒永业。世俗之荣辱，决非君子之所为欣戚也。伍太守书一纸至，望一送州巡抚，便间当道及，今亦未敢特致。亮之，亮之！守仁再拜。士洁谢明府大人道契。

“守仁”两字上面钤印“伯安”，“大人”两字左侧钤印不清晰。“道契”后左下角钤印两方，分别是朱文“林如周印”、白文“道鲁真赏”。

王守仁称谢源为“士洁谢明府大人”，与前四通书信称呼谢源“士洁侍御”不同。“明府”是唐代之后对知县的尊称。可见此时谢源是知县。明代官制，侍御与知县同属七品，但侍御纠察百官，代天子出巡，权位清要，故由侍御史转知县实属左迁。至于其具体外放时间不详，但此事正值嘉靖皇帝诏王守仁入京。六月二十日，王赴京；七月廿八日，王守仁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未予赴任，即于八月十七日“便递归省”返回老家余姚。十一月初九日，嘉靖皇帝下诏“追论平宸濠功”，封王阳明为“新建伯”，并将“谢源及祝续等考察调外者，吏部量加擢用”。可见谢源被外调为知县，应在同年六月至十一月之间。而从此信札中“若致书当道，则恐不能有益于吾子”这句话来看，谢源想通过王守仁代为向执政者疏通、洗白冤屈，说明当时守仁的冤屈已蒙平反并已恢复职权。而黄绾、霍韬在为王守仁论功请赏的奏章中提及“御史谢源、伍希儒赴难有功，不当罢黜”等语。

卷末有俞樾、孙诒让、王岳松等人题跋。

冶亭人帖劫馀灰，短札犹觇救世才。莫作寻常名迹论，愿将学案补南雷。武侠文儒迈等伦，象山宗派得传薪；救时微管空晞慕，毕竟英雄是学人。

叔方姻丈文以阳明先生书简真迹见示，俗冗汇集，未遑考证，敬题小诗，以志钦慕，并求诲正。旧见铁冶亭尚书刊人帖内有“阳明矫亭说石”，闻在京师，庚子兵焚，不审尚存否？故附及之。光绪壬寅清明籀庼孙诒让敬记。

钤朱文“仲颂”、白文“臣诒让印”。

此上孙诒让题跋，认为王守仁的这五通墨迹不能简单地以书法作品看待，应当将其补充到黄宗羲《南雷诗历》《南雷文定》中去。他所提到的“叔方姻丈”是叶蓉楼。叶蓉楼是信札收藏者叶锡金的三子。

叶锡金创办了道光年间温州著名老字号“叶德昌”。他虽是商人，却重视文化，曾出钱重刻印叶适《叶水心集》，分发各房，令子孙必读。叶家与孙家为姻戚关系。叶锡金二子叶璋之女嫁清侍郎孙锵鸣的三子孙贻泽（近代书法家）为妻。三子叶琮蓉楼，是温州晚清十大私家花园之首的“怡园”（建于清道光年间，系温州名士曾佩云、曾裔云兄弟的私家花园）主人曾佩云女婿。蓉楼之女嫁给孙锵鸣的四子孙诒谌；叶锡金殁后，清太仆寺卿孙衣言为亲家翁撰书墓志铭，可算备极哀荣。孙家与叶家有多重关系，两家既是儿女亲家，叶家兄弟又师从孙锵鸣。而叶家富藏历代名家的书画、金石作品。曾佩云膝下无子，叶蓉楼娶其独生女为妻。曾氏兄弟雅好诗酒，时常邀请温州名流来此凭吊古今，挥毫泼墨。由于姻亲关系，孙诒让时常来往叶家、曾家，观赏藏品。叶蓉楼的藏品中孙跋甚多。

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秋，叶蓉楼经孙诒让介绍，谨邀德清籍著名学者曲园俞樾考证王守仁《致谢源书》信札墨迹。俞樾题跋云：

王文成公书札五通，皆与士洁者。士洁不知何人。前数通称士洁“侍御”，后一通称士洁“谢明府”，称谓不同，然其为谢姓则无疑矣。《明史·王文成本传》“宸濠反，守仁急趋吉安，传檄勤王。御史谢源、伍希儒自广东还，守仁留之纪功。”此士洁疑即谢源名，源字士洁，义正相应。书中又与“伍廉使”并言，盖即谢源、伍希儒也。此二人，文成固使纪功者，而功册乃以“倡议起兵归之二人”，故文成公讥其自相标揭，情事正合，其前称“侍御”、后称“明府”则不可解。按《本传》称：“诸同事有功者废斥无存”，或谢源即以此贬谪改外乎？书中言：吾子屈志未申，表扬宣白所不容己。若致书当道，则恐不能有益于吾子，而适以自点情事，亦甚合也。此册今藏瑞安蓉楼叶君家。令子仲诜大令书以示。余率据所见，书数语而归之。叶君父子皆精于鉴别，未知以吾言为然不也？

落款为“光绪丙午秋七月曲园俞樾书于吴中春在堂，时年八十有六”，用章两方盖在左侧，上面是白文“臣俞樾印”，下面为朱文“曲园叟”。光绪丙午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而据温州文史资料第五辑《孙诒让遗文辑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光绪丙午夏六月，曲园老人俞樾《写赠孙诒让联语及识语》：“到老不离文字事；所居合在水云乡。仲容世兄早举孝廉，不乐仕进，文章经术，推重一时。所居近飞云渡，余曾至其地，虽山乡，实水乡也。承嘱书楹联，为集《曹完碑》十四字以应。背临之，殊不似也。光绪丙午夏六月，曲园老人俞樾书，时年八十六。”以八十六岁高龄，尚能在阳明信札连裱长卷工整书写题跋三百余字，不仅说明曲园老人身板健朗，也说明他对王守仁阳明先生的敬重。光绪三十二年（1906）孙诒让在《报俞曲园书》中提到“月初接舍亲叶中诜来函”结合俞樾题跋的时间是在7月，因此曲园老人在王守仁《致谢源书》书札长卷题跋当是孙诒让从中牵线促成。

王守仁 致谢源书札 及各家跋尾

长卷第三位题跋者是王岳崧。王岳崧（1850～1924），原名黼廊，字叔高，号啸秋，瑞安人。少孤，赖母养育，后从孙锵鸣学。清同治十二年（1873）中举人，光绪六年（1880）以大挑二等授开化训导，工制举文，陈黻宸、项芳兰等皆出其门。光绪十五年（1890）中进士，初摄安徽潜山，后历署望江、桐城、蒙城、霍邱等知县，光绪十七年辛卯（1892）、二十年甲午（1895），两度襄校江南乡试，得士称盛。著有《退思斋诗词》。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初四日，署温处道程恩培主持召开商务会议，全郡推举为商会总理，曾主持筹建温州历史上第一个商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宣统元年（1909）在拒款保路运动中，与孙诒让同任温州拒款保路会长。光绪三十二年（1906），孙诒让曾为其撰写《王啸秋大令六十寿序》。王岳崧题跋该长卷应该与孙诒让推举有关。从温州乡土传统观念来讲，王岳崧不仅重同乡之谊，也重同姓之谊，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应该称得上王守仁的铁杆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