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孔氏家庙的两件清代乐钟

2020-07-24俞珊瑛

收藏家 2020年6期

□ 俞珊瑛

图1 衢州孔庙编钟

宋建炎二年（1128），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衍圣公孔端友率族人随高宗南渡，被赐家于衢州，为孔氏南宗始祖，衢州遂为孔氏后裔第二故乡，史称东南阙里。宋绍兴六年（1136），权以衢州学为家庙。宝祐三年(1255)，建孔氏家庙于城北菱湖芙蓉堤畔，规制一如曲阜孔庙。元季毁于兵，明永乐初迁于崇乐坊，明正德十五年(1520)迁于西安县儒学旧址，即今家庙所在地。现孔庙主体建筑有头门、大成门、大成殿、东西两庑、思鲁阁、圣泽楼等，庙前设有“金声”“玉振”“棂星”“大成”四门，金声、玉振两门之外，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两块牌坊。

衢州孔庙庙址屡迁，祭器累有增益，旋置旋失。咸丰间，战乱频仍，祭器残阙。民国三十一年（1942），日寇攻陷衢州，孔氏家庙遭到严重破坏，礼器、乐器被劫殆尽，事后仅得铜钟一口、石磐两悬①。下面介绍的雍正十年（1732）编钟、雍正十一年（1733）大钟，得以留存至今，殊为不易。

一、雍正十年编钟

编钟为钟腔外鼓的圆筒形，青铜质。平舞，平口，几何形钮。钲、篆间以凸弦纹间隔，钲部饰36圆锥状枚。器表光素，四面钲间刻有34字铭文：“孔庙编钟太簇四。世袭翰林院嫡孙毓垣监制。西安县知县任之俊详制。雍正壬子秋月。”通高31.2、腹径22厘米。现藏衢州市博物馆（图1）。

编钟为清代衢州孔庙乐器，原应有16件。“编钟，范金为之，十六钟同虡，应十二正律、四倍律，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各有倍律。阴阳各八。外形椭圆，大小同制，惟内高、内径、容积各不同。实体之薄厚，以次递增。第一倍夷则之钟，体厚一分三厘三毫，至第十六应钟之钟，体厚二分八厘四毫。簨虡涂金，上簨左右刻龙首，中、下二簨俱刻朵云，系金钩悬钟。两虡承以五采伏狮，下为趺，镂山水形。”②编钟的编制为宫悬四面各一架，共16枚，每钟一律，在乐队中按其律吕音高排列。编钟在祭孔合乐中用于乐章每句的开始，每奏一句之始，即击一声以开众音。每个乐章，八句击八响，为一句之始条理。歌每句将毕时，击该律的编磬一响，以收该句之尾。

太簇，十二律之一。古乐分为十二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亡射、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十二律分别对应十二月，太簇亦指农历正月。太簇是阳律，取万物动生，簇地而出之意。这时竹管音与太簇声和，所以《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律中太簇。”后世遂称太簇为“正月律”。四，韵谱。“凡钟磬在悬，以乐生所向之方为位。下层自右数第二‘合’字，第三‘四’字，第五‘一’字，第六‘上’字，第八‘尺’字；上层自左数第二‘工’字，第四‘凡’字，第五‘六’字，第七‘五’字。”③太簇律在下层右数第三位。

监制者孔毓垣，字东安，孔兴濂子，孔子第六十七世孙。衢州府学庠生。兄弟三人，次曰毓墀，再次曰毓均。康熙五十三年（1714）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雍正十二年（1734）病故。衍圣公爵传六代至第五十三世宗子孔洙，元至元十九年（1282）南宗罢封。明正德元年（1506），封第五十九世孙孔彦绳为翰林院五经博士，秩正六品，子孙世袭。南宗再度受爵，至七十三世，五经博士共承袭十五代。

制造者任之俊，民国《衢县志》有载。陕西长安县举人，浙江西安县知县。④西安县，唐咸通中（860～874）改信安为西安，因西溪（衢江）得名，隶衢州。五代、北宋时为衢州治，南宋时属两浙东路。元、明、清代为府治，宣统三年（1911）七月裁西安县并入衢州府，由府兼理县事。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柯城区和衢江区。

铸造时间在雍正壬子（雍正十年，1732）秋八月。清代文庙释奠日期是每年的春秋上丁日，即农历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这就是“丁祭”。丁祭是唐宋以后专行于曲阜孔庙的一种祭仪，每年四次，每季的仲月上丁日举行，国子监和州县孔庙每年只春秋仲丁二祭。

雍正十年编钟的形制特点为平口、扁圆体，这是清代康熙以来所强调的钟形，与周代的合瓦形编钟有别。这种类型的编钟为清代宫廷朝会、祭祀、宴飨使用编钟的流行样式⑤，乾隆朝颁行的《皇朝礼器图式》中画有一幅云龙纹编钟就是如此，并配文：“本朝定制，朝会中和韶乐编钟……以厚薄为次，薄者声浊，厚者声清。纽为双龙，中为云龙纹，近唇如满月者六以受击。形制皆同……前镌康熙五十四年制，后各镌律名……祭祀、宴飨、中和韶乐编钟皆同。”⑥清代编钟的大小相同，也与周代铜钟大小有序的特点大不相同。但与清代宫廷编钟流行装饰云纹、八卦纹等不同的是，雍正十年编钟的纹饰为钲、篆间以凸弦纹间隔，钲部饰36圆锥状枚，这是周代编钟纹饰的特点，为复古样式。

图2 临海北宋大晟钟钟钮

图3 明万历甲辰（1605）杭州府学编钟

图4 先圣家庙大铁钟

编钟钮呈几何状，其原型应是双龙纹，这种钮制似可上溯到北宋时期的大晟编钟。大晟编钟是北宋崇宁年间制定、使用大晟新乐时铸造、使用的青铜乐器，崇宁四年（1105）开始制造大晟乐，政和七年（1117）十二月，因金军南侵，“罢大晟府”。靖康二年（1127）金人掠徽、钦二帝北迁，汴京文物重器同时遭劫，大晟编钟部分被金人掳掠北去，部分散失民间，另有部分在金兵入汴时被埋入地下⑦。大晟钟取法于当时出土的宋公成钟，形制与春秋时期的鎛钟相同，钟体合瓦形，平舞，平口，双龙形钮，钮底部有几字形小框（图2）。舞部、钲间、篆间饰蟠虺纹，鼓部饰兽面纹，36螺旋形枚作顺时针排列。大晟钟虽然散去，不过同类型的编钟为元代所沿用。如元至元五年（1339）衡州路儒学乐钟，合瓦形，平舞，平口，篆间、鼓部饰夔龙纹，36枚。除了钮部残缺外，形制与大晟钟基本接近，没有大的变化。这类编钟发展到明代有所变化⑧，如万历甲辰（1605）杭州府学编钟，形制上改合瓦形为圆筒形，中间圆鼓，两端内收。相应的，装饰上也发生变化，钟体分成连续的四个装饰面，从而形成四面钲间，钲、篆间皆光素无纹；钮部作龙纹，但比较抽象，依然可见龙的基本形状（图3）⑨。相对而言，雍正十年编钟的形制较为接近明万历甲辰杭州府学编钟，不同的是钟腔更加圆鼓，钮部的龙纹呈抽象的几何状，不辨原形。以上约略可知此类编钟钟钮形制的源流。

二、雍正十一年大钟

铁质，钟由悬钮、钟身组成。兽首钮，拱身桥形，头顶双角，高鼻深目，嘴角微张，颌下虬须，背带脊刺，中顶宝珠，四肢侧屈趴伏，外露利爪。古代洪钟上多铸此兽，名蒲牢，龙生九子之一，性好鸣，“凡钟欲令声大者，故作蒲牢于上”。钟身圆筒状，分三段。上段圆肩外饰一周重列覆莲瓣纹，瓣尖之间有乳钉；中段以横阳筋线分割成两层，内铸铭文；下段口沿为八曲喇叭口。钟体顶部中央有圆形开口，边缘有两个圆形孔洞。铁钟中段铸有铭文，上层铭文为：“先圣家庙钟”；下层铭文为：“浙江省衢州府知府杨景震，西安县知县任之俊详制。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六十七代嫡孙孔毓垣监铸。西安县礼、工房何帝锡、孔尚轼承铸。大清雍正十一年嘉平月吉旦铸造”。通高100、口径62厘米。现存衢州孔庙（图4）。

中国孔庙按其性质分为三类，一是孔氏家庙，二是国庙，三是学庙。孔氏家庙是孔子后裔为祭祀孔子、孔子之长子、长孙的宗庙，只有两座，一在山东曲阜，一在浙江衢州。国庙是专为封建帝王、地方官员祭祀孔子的专用庙宇，只有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两座。学庙或称庙学，是以办学为宗旨的将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庙”宇相结合的国家行政教育场所和祭孔场所，由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⑩

铁钟的体型较大，为大钟，也称为特悬之钟。大钟与大鼓相配，被悬在大成门左右，是为钟、鼓呼应。初行祭礼则击鼓，祭事毕则击钟，鼓三百六十击，钟一百八十响。迎神、送神则钟、鼓齐鸣。

大钟制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十二月。制作人杨景震，扬州人，杨铸长子，历任衢州府知府、嘉兴府知府。民国《衢县志》“宦迹举要”条有记载他的事迹。大钟由礼、工房承铸。清代县衙设有三班六房，六房即吏、户、礼、兵、刑、工房，是按中央六部对口而设之州县官衙的办事机构，一般由知州或知县委派幕宾代管。各房之首为司吏、典吏，亦称掌案或总书。六房的具体分工不同，其中礼房主管祭祀、庆典、儒学教育、生员考试以及主官出巡仪卫等事；工房主管蚕桑、织造、公署修筑、水利兴修、银两销铸等事。房首何帝锡、孔尚轼，县志无载。

大钟的形制为梵钟形式。梵钟是古代中国所创制的一种乐器，截面呈圆形，并不成编悬挂，也无法演奏乐曲。它虽然称作梵钟，但并非外国钟的仿制品，因为古印度并未发现过这类器物。梵钟最晚不迟于南北朝时已出现，在梵宇之外，道观、簧舍以及一般钟楼都悬挂这种钟。孙机在《中国梵钟》一文中将梵钟分为四种类型，其中II型梵钟的形制与雍正十一年钟较为接近，钟口有波曲，但较浅，可称为“浅波口钟”。浅波口钟出现于唐代，钟口分六道波曲，自钮部向每道波曲的弧尖处联接条带纹，将钟壁表面纵分为六区，再以水平条带将钟壁横分为三层，从而整个钟面共划分成十八格。北宋开始，浅波口钟由六曲变为八曲，后几成定制。明时，浅波口钟面区划为八格，对应底部八个方位标以八卦纹，为一时之风尚。

图5 《大明集礼》里的镛钟与钟

圆口、口缘作波浪形的梵钟样式，是明代官方祭礼乐钟的形制，《大明集礼》图式中“镛”“”“编钟”“歌钟”器型皆为梵钟（图5）。这种传统佛钟形制特征的梵钟进入明代祭孔祭器传统中，可能与儒、释长期相互渗透有关。现存各地明代儒学乐钟也多见梵钟形，如山东曲阜孔庙大成门悬挂的明代大钟（图6），也是梵钟样式。该钟铁质，蒲牢钮，拱身桥形。钟身圆筒状，分三段。上段圆肩外饰一周重列覆莲瓣纹；中段分割成两层，每层钟面区划为八格，对应底部八个方位标以八卦纹，内铸铭文；下段口沿为八曲喇叭口，两侧各有“日”“月”铭文。钟体顶部中央有圆形开口，边缘有两个圆洞。相同形制的铁钟也见于曲阜颜庙，据铭文，其铸造时间为明嘉靖四年（1525）。以上两件大钟的形制，皆与明代II型浅波口钟基本接近。这种钟也保留在清代阙里系列的《圣门乐志》中。清代台湾府知府蒋元枢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为台湾府学捐造一批礼乐器，另外一套《文庙乐器图说》中的钟、大钟、编钟的形制，以及台南孔庙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镈钟”形制，也都是梵钟形式（图7）。因此清代的文庙乐器，保留了相当分量的明传统特色。

三、清代的祭孔用乐

清代孔庙的主祀是孔子，配祀为四配十二哲，东西庑从祀先贤先儒。作为家庙，衢州孔庙配位为东祀孔鲤，西祀孔伋，东庑祀中兴祖孔仁玉、孔传，西庑祀南渡祖孔端友。另六代公爵祠祀孔端友至孔洙六世衍圣公，袭封祠祀孔彦绳至孔庆仪十五世翰林院五经博士，报功祠祀官绅之有功绩于南宗者。

孔庙祭祀典礼由礼、乐、舞三部分组成，其中乐、舞仅在国祭或丁祭等重大祭典时使用。以曲阜孔庙为例，祭祀仪程包括迎神、初献、亚献、终献、饮福受胙、彻馔、辞神、送神、望燎等，各仪程演奏不同的乐章，跳文、武八佾舞。祭祀的大部分工作需要提前准备，礼毕，布席、燕享、旅酬、分胙。除有皇帝亲临或遣使致祭外，例由衍圣公主祭，从祭官员一百六十一人，礼生八十人，乐舞生一百二十人，另有四氏学生员及孔氏人等近千人。衢州孔庙旧以衍圣公主祭，自孔洙让爵后，由族长主祭。五十九世孔彦绳复受承袭后，以翰林院五经博士主祭，执事官四人助祭。

图6 曲阜孔庙明代大铁钟

孔庙用乐，由来已久。东汉元和二年（85）章帝过鲁，作六代之乐祭祀孔子，为孔庙用乐之始。历代释奠乐悬的规制不一，清代对国学乐器的种类和数量有明确的规定：“中和韶乐，用于坛、庙者，钟一，特磬一，编钟十六，编磬十六，建鼓一，篪六，排箫二，埙二，箫十，笛十，琴十，瑟四，笙十，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先师庙，琴、箫、笛、笙各六，篪四，余同。” 以上乐器，钟等属金类，磬等属石类，埙等属土类，鼓等属革类，琴、瑟等属丝类，柷、敔等属木类，笙等属匏类，管、箫等属竹类，囊括了“八音”。府学的乐制规格基本同于国学，县学则要低于府学一等。曲阜孔庙乐制规格同于国学，衢州孔庙是孔氏南宗的家庙，地位仅次于曲阜孔庙一等，规格要高于一般的州县孔庙。

乐悬的设位，明代以前的乐器陈设皆有堂上、堂下之分，清初犹沿明制，后改为将乐器全部陈设在大成殿外的露台上。据康熙二十三年（1684）曲阜孔庙乐器的陈设位次，可知基本情况：“张乐于露台之上，楹鼓在东南隅，编钟在东偏之南，编磬在西偏之南边。笛东西各三，次面北；凤箫、埙、篪东西各一，次面北；洞箫东西各三，次面北；瑟东西各二，次面北；琴东西各三，次面北；柷在东北，敔在西北，田鼓东西各一，在其北。东西面；麾幡在柷之北，西面节一，东西导引、进止。”

释奠乐章始载于隋代，隋文帝仁寿元年（601）指令乐官制定雅乐歌辞祭孔。唐代第一次将乐章系统化，北宋徽宗时期设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大晟府，拟撰了释奠乐章十四首，对后世影响深远。明代洪武六年(1373)定释奠乐章六章，以“和”命名，迎神《咸和》、初献《宁和》、亚献《安和》、终献《景和》、撤馔《咸和》、送神《咸和》之曲。清代继承了明代乐章的模式，只是对乐章名进行了更改，均以“平”命名，取“天下太平”之意。这套乐章颁于顺治十三年（1656）：迎神《咸平》，奠帛、初献《宁平》，亚献《安平》，终献《景平》，彻馔《咸平》，送神《咸平》之章。乾隆七年（1742）以旧词重改乐章：“迎神《昭平》，奠帛、初献《宣平》，亚献《秩平》，终献《叙平》，彻馔《懿平》，送神《德平》。”

清代阙里及省直释奠乐章颁于乾隆八年（1743），章名、结构和国学乐章相同，歌词另撰，如《光绪兰溪县志》所载学宫乐章即如此。不过如乾隆《龙泉县志》所载的乐章歌词虽然同于地方乐章，但诸如迎神《咸平》、亚献《安平》、终献《景平》、彻馔《咸平》、送神《咸平》等的乐章名皆为顺治时期的乐章旧名。《龙泉县志》修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距乾隆七年（1742）不远，颇具新旧乐章名交替之际的时代特色。此外，诸如雍正《处州府志》所载乐章：迎神《咸和》、亚献《安和》、终献《景和》、撤馔《咸和》、送神《咸和》之曲，为明洪武六年（1373）所定的释奠乐章，则可知处州府在清初仍然沿用明代乐章。

四、结语

文庙祭祀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统治者为了彰显其正统身份，加强对汉人的道统统治，尊孔崇儒，一面大兴文字狱，一面抬高儒学地位。清初以来，孔子地位逐步提升，清朝统治者多次亲临曲阜祭孔，雍正时期更是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孔庙祭祀文化，这都是历史上鲜有的。孔子不仅是文化的象征，更是清朝廷思想统治的核心。

衢州孔庙作为全国仅有的两座家庙之一，具有重要的地位。沧海桑田，文物流散。作为衢州孔庙至今留存的为数不多的礼乐用器，雍正十年（1732）编钟、雍正十一年(1733)大钟为我们了解清代的孔庙祭祀礼乐文化等提供了难得的物证，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