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强 孔芳霞 文传浩

摘要：基于2001-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PVAlL、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下“三生”空间的相互关系。得到如下结论：生产空间对生态空间演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生态空间对生产空间演进不存在显著的影响;生活空间对生产空间的演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生产空间对生活空间的演进不存在明显的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生”平衡

中图分类号：F205;X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20）04-0109-11

一、引言

长江经济带西起云南、东至上海，横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和GDP均占中国的五分之二以上，国土面积占全国的近五分之一，从西往东分别囊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和上海11个省市。深入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十九大报告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提到，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可见生产、生活、生态这“三生”空间能否平衡发展是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

然而，长江经济带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地区“三生”空间之间的失衡问题尤为突出，再加上中、上游地区产业同质化情况严峻，低技术、高能耗企业较多，生态资源消耗日益增加，致使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质量逐年下降。生态空间被生活、生产空间严重挤占，生态空间被挤占又反过来使得生活空间处于“亚健康状态”，“病态”的生活空间必然会传染给生产空间，若没有外界干预，“三生”空间之间将循环往复，最终导致人与自然这个生命共同体走向衰亡。因此，以“三生平衡为视角来研究长江经济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图1总结了短期内“三生”空间的相互影响机制。

在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研究中，大部分文献都以伦理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念等理论分析为主，内在逻辑、运作机理以及实现机制是多数文献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着重点。任金秋（1998）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复归，总结出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直接统一、相互分立和辩证统一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邓国天（1998）论述了当代自然正逐步过渡到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心，并从生态科学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引。同时，何正欣（1998）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改造与被改造的一面，也有和谐发展的一面，在考虑好人类与大自然需求的同时，树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观。辛世俊（1998）也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能动改造和能动依赖两个方面。随着对人与自然关系内在本质的探析，一些学者试图从不同的学科视角研究其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黄铭（1999）从生态价值和环境价值两个方面重新确立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自然主义和人类整体利益得到平衡发展。曹孟勤（2006）从否定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角度人手，认为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是人即自然、自然即人。杨颖（2010）提出从财政的角度出发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认为估算出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财政支出额度，再运用回归模型模拟出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可以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问题。而罗康隆和吴合显（2016）认为多业态生产才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的方式，多样化的产业并存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其所蕴含的生态价值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有效途径-圳。冯留建和张伟（2018）从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出发，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为现代化的驱动力以及核心准则，并以现代化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参考框架。燕芳敏（2019）认为新时代应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出发，实施严格的生态文明制度，构建现代化发展新格局n”。滕祥河和文传浩（2019）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跟冗余资源所存在的环境不确定性类似，即两者之间充满太多的未知因素和复杂的多面结构;韩晶等（2019）也认为应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强生态伦理道德建设，将提升生态生产力作为重中之重，推进经济体制度改革和完善制度保障。

综上所述，以往的文献多数是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运行机理，尽管也有从数理模型方面进行的研究，但多数是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作为新视角来辅助研究其他主体。就目前而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理论研究相当丰富，学者们跨视角、跨学科、跨文化对其进行了完整的理论梳理、构建以及完善。因此，本文在已有的理论研究支撑下，利用2001-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PVAR、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检验人与自然关系中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互动关系，把复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聚焦到“三生”平衡视角，以期增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可调控性，丰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领域的研究内容，对长江经济带自然、经济、社会等领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意见。

二、变量、数据和评价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选取2001-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11个省市的政府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为缩小数量级别和避免异方差，本文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加权得分后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二）變量选取

借鉴已有的人地关系评价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三生”空间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从生态空间和谐、生产空间和谐和生活空间和谐三个维度来评估长江经济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如表1所示）。

（三）评价方法

使用熵值法对表1中基于“三生”平衡视角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赋权。熵值法是通过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来对指标进行赋权，其度量的其实是一种不确定性。熵越大表明其所蕴含的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也就越小;反之亦然。熵值法包括以下步骤：

三、评价结果

通过上述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本文得出2001-2018年长江经济带和上、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空间发展指数Is、生产空间发展指数Id、生活空间发展指数Iq的评价结果（分别见图2～图5）。

如图2所示：长江经济带生态空间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3755上升到2018年的0.4575，整体上呈现“w”型的发展态势;生产空间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2079上升到2018年的0.5353，整体呈现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生活空间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1515上升到2018年的0.5393，经历了2001-2006年、2007-2010年、2011-2018年三个阶段，增长速度呈现中一快一中的发展态势。

从指数变化可以看出，2001-2011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空间存在被生产和生活空间挤占的现象，生态空间发展指数线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u”型特征，但仍然高于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发展指数，即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承载力还能够容纳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的挤占;2012-2018年，生态空间发展指数线在2012-2013年期间分别与生产和生活空间发展指数线相交，三者在这一时期达成平衡状态，此后生产和生活空间发展指数线呈现相互纠缠的螺旋式上升特征，生态空间发展指数线则位于生产和生活空间发展指数线的下方，且呈现增长速率变缓的慢性上升特征，这表明生态空间与生产、生活空间存在失衡的发展状态，如不及时归还被生產和生活空间挤占的生态空间，必将导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失衡的态势。

如图3所示：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空间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4574上升到2016年的0.5139，增长幅度不大，之后开始下降，2018年降低到0.4969，整体呈现“u”型发展趋势;生产空间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1851增长到2018年的0.4816，整体呈现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且每年增长速度均在大体上保持一致;生活空间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1019上升到2018年的0.4932，整体上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主要经历了2001-2008年、2009-2010年、2011-2018年三个阶段，增长速度呈现中一快一慢的发展态势。

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开始，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开始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作为西部地区的核心地域，大量的技术、资本等要素的涌人使得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生活得到长足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因此，在图3中，早期生态空间存在被生产、生活空间严重挤占的问题，而随着相关环境保护政策的出台、绿色创新技术的成熟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生态空间发展指数在一段时期的下降过后开始呈现波浪式的逐步上升态势。生产空间发展指数与生活空间发展指数在2017年相交达到平衡状态，生活空间发展指数与生态空间发展指数在2018年相交达到平衡状态。这些发展变化与十九大报告中的论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吻合。

如图4所示：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空间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3735上升到2018年的0.4682，整体上呈现先降低后上升再降低的趋势，且下降幅度小于长江上游地区;生产空间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1937上升到2018年的0.5367，总体上呈现稳定增长的发展趋势;生活空间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1248上升到2018年的0.5070，整体上经历2001-2008年、2008-2009年、2009-2018年三个阶段，增长速度呈现慢一陕一中的发展态势。

分析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发展指数的相关变化可以看出，2001-2006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通过挤占生态空间而获得阶段性的增长，这一时期由于遵循“大开发、小保护”的发展模式，导致生态空间被严重挤占，换取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增长;2006-2015年，生态、生产以及生活空间均呈现同步增长的发展趋势，且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这也再一次验证了图1中所表现的相互关系，这一阶段“三生”空间均同步增长主要是因为绿色创新技术的成熟、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2015-2018年，生态和生产空间发展指数在2015年相交达到平衡，生态和生活空间发展指数在2017年重叠达成平衡，在这一阶段可以明显看出，生态空间发展指数呈现下降的发展趋势，这主要是由于生态空间的承载力达到极限，已然不能支撑生产和生活空间扩张所带来的生态压力，而这一时期生产和生活空间发展指数的上升可能是由于其本身固有的发展惯性和生态空间存在的时间滞后传导机制所致。

如图5所示：长江下游地区生态空间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3091下降到2018年的0.2939，整体上呈现波浪型的发展态势;生产空间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2574上升到2018年的0.6050，大体上呈现稳定增长的发展趋势;生活空间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2280上升到2018年的0.6438，与长江上、中游地区一样整体上经历了2001-2008年、2008-2009年、2009-2018年三个阶段，增长速度呈现中一快一中的发展态势。

长江下游地区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城市，自2001年开始生态空间就存在被生产和生活空间严重挤占的现象，生态、生产和生活空间发展指数2003年重叠在一起，三者达到平衡状态。生产和生活空间发展指数线2009年相交在一起，此时两者达到平衡状态。2001-2011年，生态空间不断给生产和生活空间发展让步，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压力不断触及红线，但下游地区雄厚的经济资本、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强大的创新能力使得生产和生活空间在生态空间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快速增长。2011-2018年，随着环保政策的大力实施、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绿色创新技术的发展，生态空间在初期阶段呈现增长趋势，但由于下游地区还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使得生态空间发展指数线呈现倒“u”型的发展趋势。

四、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

（二）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导致分析与结果无效，同时，基于后文中脉冲响应函数的检验结果严格依赖误差向量满足白噪音序列向量这一假设前提的考虑，在建立PVAR分析“三生”空间之前，首先采用Fisher-ADF检验、Breitung检验、LLC检验、IPS检验和Fisher-PP检验五种检验法来检验本文研究数据序列的平稳性。具体结果见表2所示：lnst在原序列Fisher-ADF檢验、Breitung检验、LLC检验和IPS检验下均通过了1%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实验，在一阶差分下以1%统计水平上显著通过了Fisher-PP检验;lnsc在原序列LLC检验下通过了1%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实验，在一阶差分下均以1%统计水平上显著通过了Fisher-ADF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和Fisher-PP检验;lnsh在原序列Fisher-ADF检验、LLC检验和IPS检验下至少通过10%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实验，在一阶差分下均以1%统计水平上显著通过了Breitung检验和Fisher-PP检验。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表3给出了三个变量lnst、lnsc和lnsh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著性水平设定为5%。可以得出：生产空间演进与生活空间演进分别是生态空间演进的格兰杰因果原因;生态空间演进与生活空间演进分别是生产空间演进的格兰杰因果原因;生态空间演进与生产空间演进分别是生活空间演进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四）PVAR的参数估计

1.PVAR的滞后阶数

采用GMM方法估计PVAR时，需要先确定滞后阶数p。一般来说，PVAR滞后阶数的选择标准是AIC、BIC和HQIC检验统计量均为最小值，以此来判断最优滞后期数。表4显示，检验结果AIC、BIC以及HQIC的统计量都显示滞后2期为最优滞后期数。因此，GMM估计选用滞后阶数为2来作为最佳滞后期数。

2.GMM估计结果分析

表5给出了生态空间演进、生产空间演进以及生活空间演进PVAR的GMM估计结果。

把生态空间演进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生态空间演进的二阶滞后项反应系数不显著，不拒绝零系数假设，生态空间演进的二阶滞后项系数对生态空间演进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生产空间演进的二阶滞后项反应系数在5%的水平上对当期生态空间演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从长期来看，生产空间的演进对生态空间的演进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被生产空间挤占并不会马上使得生态空间处于失衡状态，存在一定的反应滞后阶段;生活空间演进的二阶滞后项反应系数在1%的水平上对当期生态空间演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从长期来看，生活空间的演进对生态空间的演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生活空间在早期尽管会存在挤占生态空间的现象，但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生活空间必然会促进生态空间和谐发展，进而将高质量的资源环境反哺给生活空间，两者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

将生产空间演进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生态空间和生产空间演进的二阶滞后项反应系数不显著，不拒绝零系数假设;生活空间演进的二阶滞后项反应系数在5%的水平上对当期生产空间演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从长期来看，生活空间的演进对生产空间的演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生活空间扩大优化将促进生产空间的发展，以满足人类各类物质精神需求。

将生活空间演进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生产和生活空间演进的二阶滞后项反应系数不显著，不拒绝零系数假设，这可能是因为生产空间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发展趋势，使得现阶段生产空间的发展已经不能直接影响生活空间的发展;生态空间演进的二阶滞后项反应系数在在1%的水平上对当期的生活空间演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当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数量和质量得到扩大和优化，必然使得人们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和升级，因此生态空间得到优化时将促进生活空间得到升级。

（五）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结果分析

1.脉冲响应分析

PVAR与其他面板模型相比更加注重脉冲响应的使用，通过蒙特卡洛法模拟200次得到之后20期的、置信区间为95%的脉冲响应函数图，横坐标表示滞后期数，纵坐标表示受到冲击后各变量的响应，具体如图6所示。

图6的脉冲效应分析表明，生态空间对生产空间的冲击力为正，冲击响应比较强烈，生产空间急剧上升，然后在第4期升至最大，随后逐渐收敛，在第20期趋近于0，说明生态空间增加会导致生产空间的增加，但是在一段时间后，生产空间增加会逐渐趋于平稳，且影响时期较长;生态空间对生活空间的冲击力为正，冲击效应较为强烈，生活空间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在约至第3期上升至最大，随后逐渐收敛，在第9期趋近于0，说明在一段时间内生态空间增加会导致生活空间的增加;生产空间对生态空间的冲击力为负，冲击效应比较大，整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且在第4期下降至最小，随后逐渐收敛，在第20期趋近于0，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生产空间的增加会导致生态空间的下降，且影响时期比较长;生产空间对生活空间的冲击力为正，冲击效应低于上述几个冲击效应，整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在第2期和第3期之间上升至最大，随后逐渐收敛，在第10期趋近于0，说明生产空间的增加会导致生活空间的上升;生活空间对生态空间的冲击力为负，冲击效应较大，整体上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且在第3期和第4期下降至最大，随后逐渐收敛，在第20期趋近于0，说明在一段时间里生活空间的增加会导致生态空间的下降，且影响时期较长;生活空间对生产空间的冲击力为正，冲击效应较大，整体上呈现倒“√”型的趋势，在第一期上升至最大，随后逐渐下降，且在第20期趋近于0，说明在一定时期内生活空间的增加会导致生产空间的增加，且影响时期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