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锦良 何川

2019年11月16、17日，由南昌大学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的“解缙诞辰650周年学术交流会暨纪念大会”在解缙故里江西省吉水县举行。来自国内相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解氏宗亲代表60余人出席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40余篇。本文拟从解缙研究概况、解缙与明史研究、解缙史学研究、解缙书法研究、解缙文学研究、解缙思想研究以及解缙与庐陵文化研究等方面对会议的讨论情况进行综述。

一、解缙研究状况

解缙（1369—1415），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江西吉水人，字大绅，号春雨。解缙是明史研究和明代士人研究的重要内容。1949年以来，随着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解缙研究也方兴未艾，如明史学家商传先生以解缙为中心，探讨明初政治，认为明初皇权膨胀是解缙悲剧一生的根本原因。本次会议有2位学者对解缙研究进行了总结，孙文龙将解缙研究分为解缙生平研究、解缙文学研究解缙书法研究和解缙与河州研究四个方面，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他注意到，目前学术界对解缙在交趾的情况研究较少，对其进行深入发掘，可对窥探明代对外政策和明初中越关系提供一定裨益。武汉大学龚世豪对近四十年来解缙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归纳，将其分为解缙生平与仕宦、文学与艺术两个方面，并对近四十年来解缙研究进行了反思与展望。他认为，目前学术界对解缙的研究，在文学、史学和艺术等领域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在解缙研究资料的整理、解缙的交际圈、解缙的专题研究等方面，还需要继续深入思考。

二、解缙与明史研究

解缙十八岁举江西乡试第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中进士，授中书庶吉士。“靖难之役”后，成祖首开内阁，拜解缙为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解缙历仕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经历明初政治大事，位极人臣亦贬戍河州。因此，解缙在明初政治领域颇有代表性。

武汉大学王雪华以解缙为中心，探讨明永乐时期内阁规制的草创和职权范围的确定。她认为，解缙等阁臣的永乐时期，内阁制度已初步形成，虽然与其后更为完备的内阁制度相比，这一时期的内阁制度尚有不足，但其已为内阁制度在日后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兰州理工大学穆永强以解缙与明初皇帝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探讨解缙与明初君主的关系。他指出，解缙是明代专制皇权高度膨胀的牺牲品，也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和封建社会“位卑言高则为罪”言谏戒律的牺牲品。吉安庐陵文化研究会杨巴金考证了解缙与胡广的交际过程，分析了两人的性格特点，并将解缙与胡广的交谊分为四个阶段：解缙青少年时与胡广交际甚密，在明初严苛的政治环境下，胡广担任首辅后面临着尴尬的政治处境，其主动与解缙划清界限，销毁与解氏相关的诗文等以应对明初复杂的政治环境。

解缙研究作为明史研究的一部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学者对其生平、家世等进行了考证，出版了相应的书籍，发表了不少学位和学术论文，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商榷。南开大学邓闵旸以解缙晚年行迹为中心，考证了解缙晚年两次往返于交趾与京师之间的相关史实，厘清了许多《解缙年谱》中的问题，并进一步阐述解缙贬交趾、逮捕下狱与汉王多嫡的密切关系。文本书写向来都是史学史探讨的重要议题，其背后包含着史家对历史对象的评价，与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史家笔法与历史真实之间往往有一个“度”，对这一领域的处理方式，也恰恰是史学的美感所在。北京师范大学张德建从现存史料中梳理出解缙之死的六种书写方式，进而探讨了解缙之死书写的文体意义及史学文本的书写方式。他认为，对解缙之死的叙述描写的文本，存在着文学文本与史学文本并存的状况，而叙事则是历史与文学创作的交集点。文学因素通过修辞手段进入历史文本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可信度与修辞度成反比。因此，在历史文本中，取得史实与叙述、细节与真实的平衡是文学修辞进入历史文本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解缙史学研究

被誉为“明代三大才子”的解缙，曾参与主裁《明太祖实录》。《明太祖实录》总共历经三次修撰，在修撰过程中，又面临着不同的政治环境。《明太祖实录》是研究明史的基本史料之一，而其中的《明太祖实录》位列明代各朝《实录》之首。解缙编修的二修本《明太祖实录》，一方面对建文时期的一修本进行修正，另一方面又是胡广等人编修三修本的重要底本。

武汉大学谢贵安在《明太祖实录》二修本的《修撰凡例》无存的情况下，利用解缙文集中的《进实录表》对《明太祖实录》的二修情况进行考证。他指出，解缙奉命总裁二修《明太祖实录》时，篡位初始的永乐帝需要清除建文时期修撰的《明太祖实录》的影响，同时，永乐帝需要巩固自己地位。面对这一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解缙积极与皇帝意志保持一致，但其二修本最后被永乐帝否定。谢教授还进一步考证《明太祖实录》二修的主题和纲领，利用解缙文集中的史料，对二修作者进行印证、修正和补遗。

除参与修撰《明太祖实录》外，解缙主编的《永乐大典》奠定了其史学的地位。《永乐大典》保存了相当的史料，例如《宋会要》，几经流转，散佚不存，宋史学者为研究方便，专门从《永乐大典》中稽考整理，出版《宋会要辑稿》，成为当今宋史研究的基本史料之一。此外，《永乐大典》也在中国类书史有着重要作用。南昌大学赖祎华分析了《永乐大典》的文化影响力及其启示。他认为，《永乐大典》有着“大”、“远”、“奇”的特点，这一文化内涵又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井冈山大学黄惠运提出了构建“永乐大典学”的概念，并分析了其研究基础、研究前景和相应的政策启示。除此之外，《永乐大典》的编排以《洪武正韵》为纲，采用以韻目排序的方法，是韵目类书的代表性著作，在类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南昌大学龚花萍考察了解缙的类书之缘，较为细致地梳理了解缙的编纂类书思想的发展与其新修类书理想的实现过程，这对研究《永乐大典》有一定的价值。

四、解缙思想研究

井冈山大学陈冬根以“靖难之役”中解缙的表现和抉择为中心，剖析解缙的忠义观及思想转变，从而进一步探讨古代儒家的忠义观。他认为，解缙从小深受“程朱理学”思想观念的熏陶，“忠义”和“大道”观念深深植根于心，“靖难之役”中士大夫面临着艰难的生死抉择，不论其选择如何，后人对其各种争议性的评价都应当结合其背后时代背景，考虑到其面临的人生压力，切不可站在今天的语境中厚责于古人。

解缙族人迁入吉水后，繁枝茂叶。解缙祖父解观，字真我，曾参与预修《宋史》一千卷，另著有《四书大意》等书。其与元代名儒交往甚密，官至太史院校书郎。元代士人代表的解观，学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不多。中国人民大学邱靖嘉重点考察了解缙祖父解观的生平及其正统论思想。她认为，解观的正统论思想，代表了在元末修辽、金、宋三史的背景下南方士人的正统与华夷观念。解观所代表的南方士人，主张独尊宋统的主流正统观念，与脱脱的“三国各与正统”义例格格不入，这两者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则是元代史学编纂的重要特征。

五、解缙文学研究

明代有“翰林多吉水，朝事半江西”的说法，足以说明明代江西人才之盛况，尤其是解缙故里人才辈出，为世所称。

南昌大学李精耕对明代江西状元的地域分布进行了考察。他指出，有明一代277年，进士科共产生状元90名，其中浙江、江西、福建、江苏四省的状元数占状元总数的72%，江西省共18名状元，有三分之二集中在吉安府。他认为，从诗歌创作上来看，状元的文学成就与其身份不成正比，状元的身份地位决定了诗歌创作取向，但也削弱了他们诗歌的文学性。明代才子解缙以善诗文名著一时，清代学者如李东阳还专门对解缙文集中的诗文进行考证，认为解缙诗文常有人伪作，可见解缙在文学上的地位。浙江农林大学彭庭松以解缙的亲情诗为线索，探讨了解缙面孝悌和宗族观念的同时，动态地分析了其创作的心境。他认为，解缙为父母妻儿等亲人写的亲情诗，抒发了面对忠孝不能两全时内心痛苦复杂的情绪，反应出解缙根深蒂固的孝悌观念和宗族观念。一般认为，明代洪武后期至成化之前，明代文学出现了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歌，但这一说法难以概括同时代所有诗作。九江学院吴国富考察了与解缙同时代的解缙的诗歌创作，认为解缙的诗歌创作追求“神来，气来”。他进一步得出结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解缙诗歌体现了古典诗歌的一种嬗变。”在明代复古风气的诗坛上，解缙诗歌难以得到重视，复古诗论者对其难有较高评价，这也使得明清诗论者对解缙的评价和解缙本来的真实情况有所偏差。湘潭市文联何歌劲集中考察了解缙的“像赞词”，梳理了解缙文集中“像赞”的对象及创作背景。解缙“像赞词”的主要对象为吉水先贤、同乡友人，他认为白雪堂《梅氏宗谱》中，解缙为明代大儒梅殷所撰的“像赞”应该不是伪作。

六、解缙书法研究

解缙以书法名著一时，尤善行书、草书，时人称“片纸双字皆收藏”。江西省吉水县博物馆现藏有洪武三十一年的《解缙手书册页》真迹。可以说，解缙作为明代第一代的书法家，出入台阁，对后世书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张金梁考察了解缙书法的师承和特点，并对解缙书论进行了阐述。他认为，解缙草书受怀素、赵子昂、康里子山和宋克的影响，其狂草放荡不羁，但其小草和行草因为夹带理性而难脱赵子昂等人的藩篱，但解缙在书论上主张创作要求变化多端和矛盾的对立统一，这种才子型人物，很难用一种常规将其束缚，人们常以沈度作为“台阁体”的始作俑者，但解缙已先于沈度博得君主喜爱，且解缙的书法实践，为明代的书法发展预创了一种模式。南昌大学文师华结合解缙被贬官的身世，对解缙现存的行草书墨迹《自书诗卷》进行了解读，在分析其内容的同时，介绍了解缙诗文的文学手法，归纳了解缙的书法特点。他认为，《自书诗卷》狂草兼行书，笔势活泼跳跃、婉转流畅;结构忽大忽小，变化多端;章法跌宕起伏，充满婉丽流动之美。江苏大学颜廷军对解缙传世的书法作品进行分析，论述了解缙的书法风格并解析了对解缙书法产生非议的原因。他认为，解缙的小楷婉丽端雅，行书爽利外露，草书纵情恣肆，但其迫于政事与随意应酬的创作，加上其伪作的泛滥和世人对其一些李代桃僵的作品的失察，是解缙草书为人所非议的重要原因，而解缙政治上的特殊遭遇、有限的流传作品和时代审美的变化都是影响后世对解缙作品评价的重要因素。

七、庐陵文化研究

明代庐陵产生了像解缙、胡广、杨士奇、罗洪先、邹元标等一大批中枢高官、儒林大师和优秀士子，解缙作为明代庐陵首批入阁参政士人，其对于庐陵的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以“文章气节”为核心的庐陵文化自唐宋以来不断沉淀发展，诞生出的优秀人才又不断塑造和丰富庐陵文化内核，最为关键的是，与庐陵文化相关的大量资料得以保存，成为现代江西区域史研究不可绕开的议题之一。

（一）庐陵文化研究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刘后滨肯定了庐陵文化研究的意义，认为区域性研究可以更好地发现区域的特殊性，深入地方社会。但利用丰富研究资料的同时，应当注意与中国整体历史进程的结合，庐陵文化研究需要关照地方史、区域史与整体史的关系。其次，庐陵文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资料的整理、凝练学术议题，加强和学术界的合作。最后，他以庐陵为视角，对新议题提出了思考：第一，江南腹地经济的发展与文化重心的南移。许多庐陵精英家族自唐宋以来迁入这一地区，对这一地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兴办书院的背后，与文化重心南移又有怎么样的联系？第二，唐宋时期科举社会的转型。唐宋时期，处于江南腹地的吉州，士人兴起与地方科举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其科举社会是否已经形成？其乡村表现如何？第三，科举精英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建构。第四，两宋与明清時期，乡村布局与宗族形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解缙家族作为这两个时代的连接点，在宗族形态等方面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刘喆试图将庐陵文化的兴起与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重心联系起来，较为细致地考察了自唐末以来江西地域文化的发展，并将正史资料、庐陵碑刻资料和解缙族谱等资料结合起来。他认为，晚唐五代文化重心南移后，南唐政府施行了重儒的方针，先于北宋进入了科举社会。江南地区在北宋迅速成为科举的高地，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江南地区重儒风气有所衰落，但庐陵地区较为稳定的人群结构和相对富饶的经济水平，使得这一地区得以继承南唐以来的耕道传统，从而形成了庐陵特有的地域文化。

（二）解缙与庐陵

解缙出生于庐陵，生长于庐陵，其人物性格、品行、行为等都受着庐陵地域文化的影响，与庐陵世界融为一体。而解缙自身如何诉说自身家世和家乡，其对于庐陵有怎样的态度，却是学界少有关注的内容。南昌大学邹锦良、何川以解缙文集为基本材料，考述解缙文集中所见的庐陵之人、庐陵之景、庐陵之事，解缙笔下许多史事，为正史所不载，对其进行考述，可有补于正史之不足。例如，解缙在翻阅到庐陵前贤欧阳修于庆历三年知谏院的诰书后，不仅弄清了其传衍的经过，且通过实地考察，而对“或人论公（欧阳修）思颖而忘吉者”这一公案进行了分析。青原山为佛教圣地之一，禅宗七祖在此开基所形成的青原法系，成为南宗两大法系之一，文人墨家在此留下大批诗文墨宝，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又在此传道讲习，青原山又成为江右王门学派发展的重要场所。吉州文化研究会李梦星考察了解缙与青原山的相关史事，对解缙与青原山的相关史料进行了解读，重点分析了解缙题青原山诗的创作背景。南京大学释惠正论述了明代高僧憨山大师的三次庐陵之行，憨山大师不仅恢复了庐陵地区的禅宗道场，还在庐陵剃度新僧，注释《楞伽经》，并重修青原七祖寺，这对青原法系的发展与传承乃至明代佛教史研究都有一定裨补阙漏的意义。

（三）阳明后学

近年来，阳明学成为国内外哲学界、史学家乃至文学界的热点话题，这也极大推动着阳明学研究。纵观阳明学的发展脉络，王阳明巡抚南赣、庐陵讲学，江西地区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在王阳明的众多追随者中，吉安府籍士子又占有多数，如罗洪先、聂豹等，不可否认的是，理学与心学的相互纠缠，是理解宋代以来中国士大夫政治的钥匙之一。因此，对庐陵阳明后学的研究，不论是深度还是宽度，都极大地丰富了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整个十世纪以后中国史的研究。武汉大学吴兆丰重点考察了晚明王门后学罗大纮的生平及其思想。他认为，罗大纮以罗洪先为学习榜样，师承于浙中王门徐从检，问道于泰州学派耿定向和罗汝芳，并与江右王门的刘元卿交往密切，最为关键的，罗大纮与邹元标相互激励共学，互为知己，两人晚年的政治取向虽有不同，但均为王门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井冈山大学李伏明梳理了吉水籍中的阳明后学士子生平及思想，他认为，吉水籍士子对阳明后学的椽笔和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王阳明亲传弟子龙光、江右王门学派第一代领袖罗洪先、大儒邹元标等均出自吉水，他们将阳明学进一步拓展到庐陵的地方文化中去，以书院为载体，传播阳明学。

（四）庐陵社会及人物研究

近些年来，伴随着人类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加上历史人类学的继承与发展，注重田野调查、强调走进历史现场的历史研究范式逐渐被历史学尤其是明清史、近代史所采用，甚至在相关资料较少的宋史领域，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尝试。中国人民大学大学马利清对吉水县螺田镇亿田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利用族谱、墓志铭等资料，对吉水亿田刘氏家族进行个案研究，从而探讨宋代科举社会的乡村形态。他认为，宋代科举社会形成过程中，正是有着一个庞大的介于士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中间阶层的存在，这个阶层的动态存续，使得宋代科举社会得以稳定和发展，而其不稳定的存续方式，使得历史会产生一个窗口期，而这些乡村家族的上升又受这一窗口期的制约。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时龙对罗洪先的《六谕歌》及其文本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明清时代的六谕诠释史上，罗洪先的《六谕歌》较少被学者关注，其原因在于罗洪先所著《六谕歌》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被不同作者进行了改动，如温纯的《温军门六歌》等，加上《六谕歌》没有被收录到罗洪先的文集中，使得明清以来学者对改编者着墨较多，而对原作者罗洪先关注较少。华中科技大学大学朱冶对明初庐陵学者李昌褀的《剪灯余话》进行了研究，认为诞生于明初朝廷特别重视教化书籍这一背景下的《剪灯余话》，其刊刻与传播得益于明清之际书刻业的发展和翰林同道门的推崇，由此可勾勒出明代儒家伦理的下行和普及过程。井冈山大学邓声国考察了南宋庐陵籍进士李如圭的解经特色，以李如圭传世文献《礼义集释》为中心，从训释内容、仪制训释和文献引证三个角度观察李如圭对《仪礼》解释的特色。他认为，李氏《集释》中一些训释可谓辨析详明，时或能发先儒之所未言，深得《仪礼》经意，其“释曰”部分所体现出来的治学特色仍较为鲜明，在宋代礼学界可谓独树一帜。

除此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现海探讨了明仁宗朝的银章秘奏与明前期中枢政治的变迁。他认为，银章秘奏对洪熙中枢政治并没有取得皇帝所预期的效果，这与密奏在传统观念中的负面印象有关，但这是皇权希望重新建构中枢权利的一种尝试。故宫博物院高希则关注于解缙与北京的关系，并就解氏家族与北京渊源、解缙对北京的记述、解缙对北京的认识评价和解缙对北京的影响四个方面展开讨论。南开大学王丽婕关注于明初举人就任儒学教官问题，认为在就教去向上，副教举人多就教于江西、广东等省份。南昌大学朱洁则以明末思想为中心，探讨遗民心态。南昌大学李敏以明中后期三山太公祭祀为中心，探讨渔户库甲制度与地方秩序。江西师范大学朱忠文以永乐时期盛瑜案为中心，剖析盛瑜案背后的政治博弈，以期为研究永乐政治提供新的思路。他認为，朱棣奉行削藩政策使其与藩王集团关系紧张，盛庸作为建文帝的功臣家族而遭迫害，决定了两者之间难以消除的隔阂，而朱棣又继承了太祖以来以联姻方式促进与藩王集团结合的政策，两者之间的矛盾造就了谷王橞谋反与李景隆家族被惩。广州大学郭文安介绍了南京图书馆藏的《明太仓诸生谱》，分析了其文献价值，他强调，《明太仓诸生谱》为进一步了解明代生员群体的社会流动、科举考试等问题提供了相对具体的个案。华中师范大学黄群昂考察了明正统、景泰之交北京保卫战期间，兵部尚书权力的变化，并分析了其影响。他认为，北京保卫战期间，兵部尚书经获得了“便宜行事”的权力，保卫战后，兵部尚书获得了初步的军政决策权，而权力运作方式向“部议”等日常行政运作转变，并逐步形成了“兵部尚书—阁臣—皇帝”的三级决策体制。南开大学李旭东基于现存的明代中后期江西籍官员万恭的相关史料，介绍了万恭的相关著述，分析了其价值。他指出，现存万恭文集主要有五个版本，其中三个版本藏于日本，剩下两个版本藏于南京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一方面万恭著作对江西地方史特别是江西道教史研究有所补充，且著作中牵涉到许多明代中后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另一方面可对现存文献进行补充、考校。

此次盛会，学者们广泛深入地关注明初政治史、文化史进程中的解缙，拓展了明史相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同时，学者们结合唐宋以来经济史、文化史的发展背景，以庐陵地域为视角，对区域性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思考。会议内容丰富，以解缙为中心，史学、文学、艺术等研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解缙研究，以期达到多学科研究视角、方法的相互借鉴，这些会议研究的成果，一方面将唤起后人对解缙思想、艺术与成就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可促进江西地方研究和明初政治的再审视。

作者简介：邹锦良，南昌大学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江西南昌，330029;何川，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江西南昌，330029。

（责任编辑陈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