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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研究

2020-07-23徐瑞坤

社会科学动态 2020年6期

摘要:亨利·列斐伏尔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空间批判思想,同时吸收了德波、尼采等人的思想,提出了其独到的空间政治学。面对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空间无孔不入的渗透,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空间统治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批判,提出了空间是政治性的而非中立性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著名论断。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空间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处于被压抑与统治的状态,因此他提出利用空间革命来建立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诉求,并希望通过微观—日常生活革命、中观—都市革命、宏观—总体性革命三条路径来实现其政治理想。

关键词: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空间批判;社会主义差异空间

中图分类号:B5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0)06-0085-12

时间与空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范畴,也是哲学上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但长期以来,历史始终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空间”一直被当作静止的、刻板的、物体存放的“容器”与事件发生的“纯粹场所”。福柯用“历史的着魔”来形容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历史时间维度的重视,后现代地理学家苏贾将这一时期称为“空间性的失语”时期。7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改观,“空间”维度开始挑战历史时间在社会理论中的统治地位,并成为思想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就是开启西方空间理论转向的主要人物。20世纪60—70年代,列斐伏尔连续出版了系列集中阐释空间与都市问题的著作①,这些论著从多个角度揭示了空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并提出了对城市权利和空间革命的追求,由此开启了解放政治的空间转向。特别是其所著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一经出版,就受到西方思想界的高度评价,其对社会历史的空间维度的凸显,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研究的热潮。

之后,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思想中的空间政治维度,并从不同角度对政治和空间生产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反思了诸如工具化空间、国家与空间的关系、空间生产和空间统治、空间正义和城市权利等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的政治功能。主要代表人物有大卫·哈维、米歇尔·福柯、安东尼·吉登斯、鲍勃·雅索普等。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思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都市革命》中文版出版不久,《空间的生产》也刚刚翻译过来,对文本解读尚不够全面,对其中所蕴含的空间政治学说更缺乏系统性研究。为此,本文拟以最新文本为依据,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深入挖掘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说的基本内容和观点,梳理当代资本主义利用与统治空间的全景,探讨列斐伏尔空间思想中的政治意蕴,勾勒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概貌,并探讨其理论得失。

一、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空间统治的批判

对资本主义空间统治的批判,是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重要部分。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空间问题的批判,更是对资本主义空间本质的探索。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控制空间与利用空间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秘密武器。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依托马克思恩格斯、德波与尼采等人的思想,在空间层面上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深层次的批判,通过对空间的重新阐释,揭示了空间所具有的政治性以及资本主义空间统治所造成的对人无孔不入的异化。

(一)资本主义空间的政治功能

对于空间的政治性,列斐伏尔是最早阐发其内涵的,尼古拉斯·恩崔肯尼和文森特·伯都雷曾说道:“人们对于人类空间结构的社会构成性和政治操縱性的认识应归功于列斐伏尔。”② 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详细论述了空间所具有的政治性,他认为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工具与手段。因而列斐伏尔对于资本主义空间所承载的政治功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1. 空间的工具化。空间的工具化,或者工具性空间,是指表现的空间、技术官僚的空间。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是一种工具,是某种权力的工具,是某个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并不是被现实化了的社会空间。这种工具试图进行自我收缩、自我封闭,仅仅接受那种重复性的、意义确定的东西,它“既非是原子弹,也非资源浪费,人口的、经济的或者基于生产的增长——实际上,构成威胁的任何一个单独方面,都不能界定为这种工具,这种工具是空间”③。空间既代表整个社会和技术官僚,同时具有抽象和具体两种特质,它既是思想的又是被规划的。

列斐伏尔认为工具性空间具有以下几种特点:(1)空间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起作用。一方面,社会空间代替自然空间,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力中的生产资料。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变成了工厂里的机器被用于生产,工具性空间释放了资本主义的过剩产能又创造了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工具性空间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与统治的关系得以维持的手段之一。(2)空间成为消费对象。工具性空间中生产与消费过程是同一的,即空间在被不断制造的过程中被不断消费,小到花园长廊、公园湿地,大到被规划的整个景点与区域。当我们走到旅游景点的同时就是在消费空间。(3)空间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把工具性空间作为统治地方的新型手段。国家利用空间对地方层层把控,每一个区域具有严格的层级并与总体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空间成为行政体制控制下的“警察管制”空间。空间本来是客观中立的,由于政治策略的参与变得具有了战略意义,空间不再是人们自由生活与发展的场所,而是一个压迫人、束缚人的工具。换句话说,工具性空间统治着一切生活的秩序和思想文化的走向,在这种空间里的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空间,但是属于劳动人民所居住的空间更加孤立与分隔。(4)空间介入了阶级斗争。空间的政治斗争始终有着阶级斗争的性质,今天阶级斗争已经被刻入空间,在对空间的争夺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更加凸显,夺取空间控制权成为阶级斗争的关键所在。工具性空间的存在使抽象空间不断把社会空间同质化、碎片化,只要私有制不被取代,空间就不可避免地要介入阶级斗争。作为政治统治的空间也是无产阶级争取实现差异的空间,只有阶级冲突才能制造差异,才能反抗内在于资本主义空间的逻辑。

2. 城市空间规划的意识形态功能。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空间中,最为集中展示空间政治性的就是城市空间规划。他说,城市规划是“一种面具与工具,是一种国家与政治行动的面具,一种利益的工具,即在战略与社会逻辑范围内被掩饰的工具。都市规划并不努力去把空间塑造为某件艺术品。它甚至并不打算像他声称的那样和其技术的帝国主义保持一致。它所创造的空间是政治性的”④。

城市空间规划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这使得城市空间的内部问题进一步加剧。(1)它引起了城市中心与边缘的矛盾。空间规划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写字楼、办公室需要建立在高度集中的经济发展区,CBD的建立需要有良好的人力资源、交通流量与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深的城市空间规划导致了城市空间中心化的快速发展,也加剧了边缘地区的贫困。“居于中心地位和统治地位的是金融家、地主、房东、房地产开发商等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联盟,而居于边缘地带和被统治被剥削地位的是大量的农民、工人、无家可归者等。”⑤ 有利于资本发展的地区不断聚集资金成为城市中心,而不具备良好发展前景的地区越发的贫困,金融寡头乃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拥有成片高档的住房小区、优良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齐全的医疗教育机构,而工人与贫困人口则愈来愈无法负担城市化的生活成本,城市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矛盾不断加深。(2)城市空间规划导致了种族与性别矛盾。城市空间规划内蕴资本主义国家意志。资本家将属于白人的城市建立在对黑人的奴役之上,尤其是在美国南方,在奴隶制时期和种族隔离时期,白人与黑人、男性与女性的对立无一不展示着在空间结构上的二元对立。(3)城市空间规划导致城市空间视觉化。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加深,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城市空间规划师不再实地考察丈量城市尺寸,而是把三维的城市空间简化为了二维平面图。空间暗含着可视化与可规划性的中立性假象,所有视觉性的表达背后都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如城市建筑的风格与生殖崇拜紧密结合:垂直状态象征权力,无上威严则展示为高高耸立。列斐伏尔所说的城市空间规划的视觉化与德波“景观社会”相类似,列斐伏尔的视觉化包含了景观化。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仅把资本变成了“景观”,更是通过日益强化的视觉化特点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合理性证明。简言之,视觉化的空间规划背后隐藏着城市空间的僵化、日常生活的平面化与空间的同质化。城市空间规划与政治意识紧密相连,成为资本增殖劣根性的遮羞布。

3. 资本主义国家在空间统治中的职能。列斐伏尔认为,国家是空间的管理者与规划者,国家与空间的关系一直存在,如今更加密切。对于国家在空间统治中的职能,列斐伏尔首先阐述了他对马克思国家观的理解。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国家观尚不成熟,尽管马克思在1858年至拉萨尔的信中,提出要撰写政治与国家相关理论的著作,但是随着马克思的逝世,对于国家的详细阐发也未能实现,而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列斐伏尔看来未能真正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去理解国家问题。列斐伏尔认为国家在资本主义存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原因就是对空间的管理与规划的权力紧握在国家手中,空间与政治国家的关联比曾经的领土与民族国家的关联更牢固。对于国家的认识一定不能仅仅局限于只是一种权力的架构,而是要看到这种架构更是一种空间的架构,为此列斐伏尔进一步界定了国家与空间的关系:第一,国家是物理空间的生产中介。物理空间的建立基于国家所规划的固定资产与基础设施的建设之上,并且由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建设起来了新型的现代化都市。第二,现代社會的精神空间也是由国家生产且主导的。国家通过网络以及媒体等媒介,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蕴,耸立的建筑、被控制的消费社会都为国家权力的合法化提供着意识支撑。第三,国家是社会空间生产的中介。社会空间的意识形态由国家塑造,监狱、工厂、学校等不同的社会空间都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者。

其次,列斐伏尔解释了国家权力在空间中运行的微观机制。(1)暴力性与控制性。毫无疑问,每一个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都始于暴力,并且国家权力的持续只能依靠那些矛头直指空间的暴力。列斐伏尔认为国家的起源就是暴力性的资本掠夺与原始积累,正是国家暴力的本质要求国家对于空间的绝对控制。但是列斐伏尔又强调不能单单只看到国家暴力的一面,它不可能与资本相分离,更不可能与政治相分离,所以国家必须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事实上,每个国家用自己的方式生产并控制属于自己的空间,引进它独有的关于空间的话语、管理空间事物的技术,这样国家就确立了对空间的整体统治。国家在空间中担负着形成政治空间与民族国家的任务,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规划着国家领土范围。(2)全方位、碎片化、等级制。列斐伏尔认为在国家空间中,强制规则得以贯彻实施,由此形成一个拜物教的空间,也是消解了差异性的空间,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不单单只是固定设施和地点的总和,而是所有的机构都密切相关并服从国家的政治战略。而且列斐伏尔认为国家空间是分裂和脱节的空间,同质化并没有消解碎片化,政治性构成中心的存在并不排斥地方的存在,地方的碎片化也为了完善自身不断斗争,而国家空间本身的碎片化也使国家成为世界性整体的一个部分。全方位、碎片化的空间必然导致空间的等级制,列斐伏尔认为国家主导下的空间等级制产生了中心—发达地区与边缘—落后地区的矛盾、强权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正是通过等级制的空间结构,国家在空间中的统治职能进一步深化。(3)隐秘性与欺骗性。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隐秘而欺骗地统治着人们。现代国家的统治暴力性已经藏于幕后,转而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操纵人们的日常生活。资本家紧紧操控消费,不断展示着消费社会带来的巨大舒适感,消解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模糊了人们的自由意志,阶级矛盾转而被消费活动代替。人们不再担忧是否被资产阶级剥削与奴役,而是关心自己的消费是否时髦;人们不再关注长远利益,仅仅追求一时的享乐;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孤独与压力却又不知道压力来自何处。总之,社会空间被处处具有隐秘性与欺骗性的国家所控制,政治权力在国家生产和管理的空间中不断强化,国家最终成为社会和空间生产的中心。

(二)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

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空间成为资本进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重要要素。虚假的表象让人们沉浸在盲目的乐观中,认为生活水平可以得到无限制的提高,物质与精神也可以得到高度富足。但是资本主义空间产生了新的贫困,危机并没有在空间中消失而是转变成了空间的矛盾,同质化与碎片化、中心化与边缘化、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正如马克思发现的那样,资本主义向一切人表明了它“纯粹的暂时性”,资本主义无法消除内在矛盾,只能不断消除旧矛盾而产生新的矛盾,产生于空间中的矛盾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列斐伏尔认为对抽象空间中矛盾的分析,是当代学者探索资本主义空间统治下的裂缝之处的可贵努力,是对抗抽象空间、建构社会主义空间的重要理论武器。

1. 同质化与碎片化的矛盾。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主要矛盾源自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对可以互相交换之断片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的能力,也就是空间的同质化与碎片化。

导致空间同质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计算机科学的出现。通过连接大量的信息与图像,把物理或社会空间的内容融合在一起,空间变成了一种无差别的可读可见领域,不论多远多大的空间在计算机上都可以用可视的三维图呈现,并在城市规划家与资本家的操控下加以改造。二是国家和政治权力规划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规划下生产出来的空间,比如道路、桥梁、公路、机场等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越来越趋向于无差别化,并且这种同质化具有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发展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重要手段,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主张“重复”,消除“差异”。造成空间碎片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的碎片化与空间零售化的影响。马克思曾考察了社会分工导致的劳动碎片化,而劳动以空间为条件,空间的碎片化在劳动碎片化过程中同步形成。学校进行教育、监狱进行规训、写字楼进行经济活动等,背后都隐藏着由社会分工带来的空间碎片化。零售化意味着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被分割并进行售卖。不动资产的动产化、自然空间的稀缺化等使得空间具有了可交换性与碎片性。空间对于金钱和资本的从属,让一种量化,从对每一个单元的金钱的衡量和商业化,向整个空间扩展了。

但是列斐伏尔在关于空间的同质化与碎片化的矛盾剖析中,更为强调了二者的辩证矛盾关系,即把空间的同质—碎片的特性呈现为一种二元关系,是对它的真正二元本性的背叛。过分强调空间的两个方面的共同的基本属性或矛盾都是不可能的。列斐伏尔认为在同质性的表现下,空间废除了内在的区别与差异,同时在碎片性的表现下,空间的同质性得到了强化。空间随时和同时既“是”完整的,又“是”破损的,既“是”整体的,又“是”破碎的,就如同它既是被构思的,又是被感知的一样,所以列斐伏尔認为空间的同质化与碎片化矛盾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

2. 中心化与边缘化的矛盾。列斐伏尔认为,中心或中心化包含两种形式,广义的中心化和狭义的城市中心化。对于中心,列斐伏尔认为无论是精神的中心还是社会的中心,都是通过聚集和汇合所有在已知空间中共存的东西来加以定义的。作为一种聚合形式,中心性在既定的空间中可被界定为物、产品、符号、人、行为、实践关系等一切可被命名和枚举的事物的聚集。中心具有两种特性:(1)可移动性。列斐伏尔以古希腊的城邦中心为例,从首领与战士商讨远征和瓜分战利品的半圆地区到城邦寺庙,再到市民广场,城市的中心不断发生着转移。中心吸收并融合对其有利的构成性因素,排斥不受它统治与威胁它的地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性不单单是狭义上的一城一地的中心,更是广义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心逐渐发展成为整体。(2)意识形态性。中心的生成并非是历史性的,而是在资本主导下逻辑地和战略性地产生的。所谓“中心”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定义,由内在的意识形态决定中心何时产生何时发展。列斐伏尔以法国首都巴黎为例,巴黎作为一个政治与决策中心,它的兴起与修建背后是政治权力的支持与规划,是在剥削与统治其周边地区的空间与资源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超发达、超工业化、超都市化”的地区。

列斐伏尔认为“边缘”体现在不同层面。从广义上来讲,边缘是指资本主义控制下的被剥夺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自由被剥夺,劳动价值被压榨,被放逐在世界的边缘地区。从狭义上来讲,是指不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在世界中的生存无时无刻不受到来自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剥夺与排挤,生产力与生产资料从“边缘”国家掠取,用以补充“中心”国家的发展。并且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有中心与边缘的区分。由于受到资本主义政治权力与资产需要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例如大不列颠的苏格兰、意大利的西西里等地区,仍属于边缘地带。城市空间内部,中心与边缘的矛盾更体现为市区与郊区、上层人士与底层人口的矛盾。

中心与边缘的碰撞与冲突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一方面,中心不断发展要求不断加强对于边缘的控制与剥夺,但是边缘并非无能为力,越是强力的控制与剥夺带来的越是边缘更加剧烈的反抗。另一方面,中心自身的饱和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城市中心衰退”、“去中心化”、“城市郊区化”等等问题,中心只能通过不断移动修建新的中心来缓解内在的矛盾。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空间统治所造成的种种矛盾既是中心化与边缘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

3. 支配空间与取用空间的矛盾。在列斐伏尔看来,支配性空间可以看作是被改造过了的空间、被技术和实践所中介化的空间。支配性空间是统治者的不可更改的规划的现实化,被支配空间通常是封闭的、贫瘠不堪的、被榨干的,并且支配一词只有它与取用一词进行对比时才具有充分的意义。而对于“取用/拥有(appropriation)”的定义,马克思把它与“所有权(property)”对立起来,尤其是在土地空间问题上,人们只可能取用土地,并不能去对土地宣布拥有所有权。但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清晰地界定支配与取用的含义,在他看来取用性空间就是一种“取用性的”活动,是一件艺术作品的最高体现,其对于取用性的定义更贴近于使用价值的内涵。支配与取用的矛盾就像是精神分析学所说的那种反逻各斯与逻各斯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对空间的私人占有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对空间的取用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列斐伏尔看来,支配性与取用性之间的矛盾本不该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统治下,支配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只知道“占据”而不知道“持续”。被支配性空间(dominated space)与取用性空间(appropriated space)原则上是可以协调的,而且从理想的角度讲,它们至少应该能够整合起来,但现实情况则是主宰者发挥自己的统治作用使得自己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另外一方则被完全征服。

支配空间与取用空间的矛盾,一方面可以说,空间变成了被支配的私有物。因为空间的被支配性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从古代的军事建筑、防御工事以及堡垒到现今的工业农业的灌溉体系都是最好的例证。被支配空间的起源本身就与政治权力步调一致,在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统治下,这种空间的主导性作用快速接近极盛状态,势不可挡。为了支配空间,技术引入了一种新的形式进入预先存在的主导空间中,通过利用一条条公路把空间分割成为一个个四方的格子结构,像一把匕首刺破空间。另一方面可以说,空间永远具有不可私人占有的取用性。对一个自然空间的改造是为了满足社会群体的需要与要求,空间的取用性正是对空间使用价值的实现,例如一座遗址、一个广场,或者一条街道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讲,使用价值的属性永远无法被抛弃。而对于空间的取用性则与时间紧密相关,住房、街道的取用性体现在对于时间的缩短与利用上。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并非仅仅通过加强其对土地的控制,也并非单单依靠挪用前资本主义历史的结构来巩固自身;它也动用了一切可藉利用的抽象概念、所有可藉利用的形式,通过空间的支配性与取用性的矛盾,来控制空间、掌控权力。

(三)资本主义空间统治的后果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对于空间的掠夺与利用导致抽象空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同质—碎片、中心—边缘,支配—取用的矛盾相互作用,实现了资本主义对空间的政治统治的目的,并形成了空间政治霸权、空间半殖民主义以及消费引导型官僚社会。

1. 抽象空间造成空间政治霸权。在列斐伏尔看来,在抽象空间的统治下,空间与政治权力相互促进,政治霸权不断加强,最终形成资本主义的新型空间政治霸权。列斐伏尔认为霸权这个概念是由葛兰西引入的,其目的是用来描述工人阶级在建设未来新社会中的作用,也是对“专政”一词较为优雅的表述,但是霸权的概念更适用于分析资产阶级在空间中的活动。“能够想象霸权的实施可以丝毫不触及空间吗?空间会仅仅是社会关系的消极所在地,或者实在身体上混合地呈现出来的环境吗,抑或是身体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程序的汇聚吗?回答肯定是否定的。”⑥ 资本主义抽象空间凭借资本的力量,对空间中的“用户”进行经济、思想、生活的全方位压迫。空间政治霸权的实现借助了以下手段:

首先,加强资本掠夺。霸权不仅仅是一种影响,更是镇压性暴力的长久使用。空间作为一种手段与工具,对内缓解资本主义矛盾,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对外,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先地位,诉诸空间霸权,利用霸权条款侵占他国物理空间、利用高技术手段侵占网络空间,世界空间逐渐被资本主义抽象空间所霸占。在资源型国家进行污染生產、在劳动力密集型国家以低廉薪水招聘工人、在需求大于供应的国家进行过剩资本倾销,资本的逻辑在全球布展,并且更借助金融虚拟资本,让全球的金融体系屈从于霸权的统治。霸权把暴力性与剥夺性带入空间中,以空间为手段实现政治霸权的统治。

其次,“体系”的建立。列斐伏尔曾谈到:“我将展示空间如何为霸权服务以及霸权如何利用空间,即以一种潜在的逻辑为基础,并借助于知识与技术专长,而建立起一个体系。”⑦ 在他看来空间霸权控制大众的根本性力量在于一个个“体系”的建立,这些体系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挥着作用。在空间霸权的技术体系中,每个个体、每个生产资料的属性都被消解掉,成为体系中的一个生产要素。简而言之,体系无非是高度技术化、专业化的活动组织;一些相互保证对方合法性的国家替代性组织、制度,即某些科层等级结构;一些确保机构间沟通联络,确保有组织行为的参与,确保相应制度的权势与权威的文本,即信息载体。抽象空间通过使空间符号化、神秘化,最终隐藏在体系里彰显其合法性。

最后,不断进行空间扩张。发达国家在空间上对外扩张,其实质是“西方”向“东方”侵占空间的过程。“西”与“东”不仅仅是区位的划分,更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划分。西方国家通过空间散播意识文化形态,将资本主义的逻辑包装成为“国家的利益、先进的理念”,本质上是为了不断蚕食他国物理与精神空间。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是资本主义夺取空间政治霸权的执行者,它们带着资产阶级的理念无视空间的阻碍,为资本主义谋求利益,引发了各种地域性的空间危机,而这种危机又进一步导致了种族与阶级空间矛盾的尖锐化,“黑人”与“白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峙转移到了对空间资源的争夺中。

2. 非均衡空间导致空间半殖民主义。传统的殖民主义、半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强国对其他不发达国家进行占领、剥削甚至统治的政治手段,其表现形式是暴力的抢劫、原始生产资料的掠夺、人口的贩卖以及过剩产品的倾销等。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对空间中物的掠夺转向了对空间本身的掠夺。帝国主义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却又在空间内部建立起了新的空间殖民地。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半殖民主义的根源在于不平衡的空间生产,空间的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遮蔽,资本通过制造空间垄断,获取巨大利润。非均衡空间产生的空间半殖民主义主要表现为:

第一,都市内部空间的都市半殖民主义,城区与郊区的矛盾凸显。虽然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已经消失,但现今大都市的城市结构出现了殖民主义空间转移的现象。城市空间被严格区分,农业人口、大量的工人人口被排除于市中心区域,赶到了郊区,他们被各种各样的方式剥削。这里资本的策略是先通过人为划分进行普遍化的隔离,不同的群体、功能空间、地点被隔离开来。中心的城区拥有良好的经济体系、优秀的文化传承、适宜人居住的生态环境以及高等的教育;处于郊区地域的一切物质资料与劳动力都被中心所剥夺,中心城区对郊区进行了都市半殖民主义的统治,固化了阶层分布,加强了私有制的统治地位。

第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地区半殖民主义,强势城市与弱势城市发展差异巨大。在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统治下,原始的城市地位发生了改变,传统强势的城市因为不具备良好的交通、高素质的人才等适宜经济发展的因素而被淘汰,新兴的城市展示强势发展劲头。列斐伏尔以巴黎为例,巴黎通过城市规划与城市改造,成为了经济、政治、决策的中心,而在巴黎城市的周边,存在着许多从属化的、半殖民化的地区。在列斐伏尔看来,强势城市吸收并殖民周边的弱势城市,占据区位优势建造属于自己的“卫星城”,把高污染产业设置在其他城区,又以低廉的薪资吸引其他城区的高素质人才,最终形成地区半殖民主义。

第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全球半殖民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矛盾尖锐。全球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统治空间的新型手段,资本消解阶级利益和民族差异,使空间同质化为全球空间格局,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迅速扩张的意识形态进行资本掠夺,维护空间中的核心地位;发展中国家以及不接受资本主义逻辑的国家不断被边缘化,被迫接受资本输出与意识形态文化倾销,全球殖民体系最终形成。资本主义在空间上进行殖民掠夺,不断入侵落后国家,借助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手段,操纵着不平等的空间格局,从微观到宏观一步步蚕食空间,形成了空间的半殖民主义。

3. 虚假需求造就消费引导型官僚社会。“消费引导型官僚社会”既是列斐伏尔前期日常生活批判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又是后期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消费引导型官僚社会概念之要义是新资本主义发展与统治的中心已经从生产转向消费,是“符号”顶替“真实”的颠倒的世界,而造就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消费空间。

消费引导型官僚社会有两个表征,即符号消费体制和消费意识形态。其一,符号消费体制。从表层上来讲,这种消费体制表现为生活层面上大众性的消费、大众媒介的引导以及对消费符号的追求,简言之就是公众欲望的虚假化——“社会化的信以为真”(social make-believe)。“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实际生存的需要(needs),而是为了对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wants)的满足。换言之,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他们在一种文化中的符号象征价值。合理的满足实际生存需要的消费与无度地占有符号价值的消费是两种基于不同类型的生活伦理、观念、价值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⑧ 欲望和需求的异化逻辑深深根植于符号消费机制,更内蕴于消费引导型官僚社会。正是由于抽象空间的空间量化与可交易化,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所有事物(包括空间)都以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来衡量,金钱获得了至上地位。空间生产造就消费社会,贬低人们正常的需求,使节俭的美德被奢侈浪费的符号所替代、实际功能的使用被符号功能的追求所替代、对生活需求的满足被符号的欲望所替代。在这个消费引导型官僚社会,空间生产成为了区分人们社会等级与身份的首要象征。

其二,消费意识形态。空间作为消费的对象,景观、信息、符号都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空间产品,并且通过资本主义空间政治霸权对人们的意识形态进行控制。从“生产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消费的意识形态”,消費者的理性想象与消费物的实际使用价值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消费的过程和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得到的幻觉;新的异化与旧的异化相辅相成、互相强化,人们并不关心自己是否真正需要什么东西与自身真实的生活处境,而是害怕自身被消费意识形态所抛弃,不害怕“贫穷”害怕“过时”。消费引导型官僚社会借助消费意识形态虚假的幻象出场,背后是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贪婪追求,从前对物质资料的需求被自我满足感的追求所隐藏,最终埋没于空间的中立性假象之中。

三、社会主义差异空间与人的自由解放

面对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空间的压抑与统治,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解放的政治诉求,即追求建构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与人的自由解放,并设计了从微观(日常生活空间革命)、中观(都市革命)、宏观(总体性差异空间革命)三条路径来加以实现。

(一)复归艺术审美的日常生活空间革命

1. 日常生活的狂欢:节日的空间。列斐伏尔曾在自传中宣称他将以革命浪漫主义的名义遵循马克思主义,在微观层面上的日常生活空间革命正是他把对艺术的热爱与空间解放政治诉求相结合的体现,这点深受马克思、黑格尔与尼采的影响。他所提出的“让日常生活狂欢”,也就是重新发现并建立节日的空间。

首先,列斐伏尔阐述了节日空间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一个周日在法国乡村写下的笔记”向我们展示了法国乡村与古希腊高度相似的节日庆典,它既是一场引发大众创造空间新秩序激情的盛大仪式,更是一场打断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的空间革命。日常生活在抽象空间的统治下逐渐同质化与平庸化,而节日的空间是人们爆发出激情与喜乐的空间。在这一天,人们释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爆发出对日常生活压抑的反抗。节日的过程是短暂的,但是所激发出来的对生活的希望和对革命的渴望是巨大的,更是对工业文明的工具化理性的反叛。在节日的空间中,人们实现了对人性的真正复归。节日就是要在循环往复的庸常日子中发现生活的诗情画意,消解政治权力对生活的操控,让革命的火种播撒于生活,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列斐伏尔想要把艺术与日常生活融合在节日的空间中,让日常生活脱离僵死的状态走向真正的自由解放。

其次,列斐伏尔认为节日的空间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完满地展示出来。乡村社会每当节日时,人们举行庆典礼颂大自然,感恩其赐予,体现了人与自然秩序的协调;而在空间政治霸权的统治下,资本的逐利本性与对自然和谐的取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人类开始破坏并量化自然空间,使曾经丰富的东西现在稀有了。在对节日的描写中,列斐伏尔充分肯定了节日对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作用,认为节日的空间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复归,空间的同质化、碎片化与等级化在节日空间中是不复存在的,有的只是人对自然中获得赠礼的喜悦与对自然的感恩。因此,要想让日常生活革命通过艺术的形式取得胜利就必须要追求节日空间。

最后,列斐伏尔认为节日空间是人与人平等交往的重要场所。狂欢节的内核完全不是“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实际上这就是日常生活本身。在节庆中人们进入了一种暂时的乌托邦生活——平等、博爱、共享、自由。在狂欢节的广场上,人们恣意宣扬着自我的情感,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纯粹的情感与热情,并找到了人之所为人的本真;而在非节日空间的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阶级、地位、财产分割开来,充满着虚伪与算计。节日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激情瞬间,是身体真正力量的爆发,在这个空间中,人们不分高低贵贱、打破常规教条、从既定的秩序中脱身出来,最终消除空间政治霸权所带给人们的桎梏,让人们自由地活在空间中。

2. 日常生活革命的新理想:诗性的瞬间。在列斐伏尔看来,要复归艺术审美,就必须要关注日常生活的“瞬间”,因此列斐伏尔提出了日常生活革命的新理想,即诗性的瞬间。对于这个概念,列斐伏尔解释为是一种“短促而决定性”的感觉,诸如狂喜、恐惧、暴怒等,对于枯燥而平庸的日常生活来讲,正如乌云中突然投射出的彩虹、旭日东升中出现的第一缕阳光,虽然转瞬即逝并被人们快速遗忘,但是在转换的过程中,“瞬间”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也就充满着决定性与革命性。谢尔德称其为“瞬间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拯救——‘日常生活=单调性÷在场的瞬间”⑨,它也是列斐伏尔宣称的不同破裂的交汇之处,潜能之可能性的裂变处。而瞬间是具有诗性含义的,诗就是瞬间的形而上学,一种美学的存在,一种类似于本雅明的星丛化的时间,它只能通过自己的对立面也就是日常生活得到理解与解释。日常生活没有了瞬间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平面结构,瞬间构成其层次;瞬间没有了日常生活的体现就是无根浮萍,无法开花结果。

瞬间是一种特殊而复杂的时间结构与时间过程。(1)瞬间是有选择性地产生的,选择使瞬间脱离原初日常生活的混沌状态。(2)瞬间具有延续性。瞬间虽然短暂而爆裂,但并非是断裂式的出现,它有着自己的历史,是在它爆发以前的同质性与差异性的浓缩。(3)瞬间中需要记忆的书写,当我们身处瞬间时特殊的记忆便被刻画进脑海。(4)瞬间有属于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其内容来自日常生活,瞬间看似偶然发生,实则在它诞生之时已被赋予了必然性及使命感,而瞬间的形式则创造了兼具主观(个人与集体)与客观(社会支配)双重要素的时空。(5)瞬间都是绝对的。每一个瞬间都使自己成为绝对,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是一种于创造中诞生的毁灭激情。(6)瞬间要摆脱日常生活的异化,首先就要自我异化并最终达到绝对的癫狂。最终,瞬间失败的宿命不可逃避,它深刻地展现了日常生活深处的崇高与悲剧,此即尼采意义上的生命“永恒轮回的悲剧”。

与尼采悲观意义上的永恒轮回相比,列斐伏尔不想要无限延迟革命实现的时机,而是意图引爆每一个“诗性的瞬间”使革命的契机呈现出来,在每一个瞬间中从政治空间霸权脱离出来,实现对政治性空间、现代性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列斐伏尔看来,当今的世界充满同质化与符号化,人人都生活在虚假的商品世界,遵循空间拜物教的原则浑浑噩噩,而“诗性的瞬间”旨在使人们从沉沦中醒来,每一秒钟的时间都是一道弥赛亚可能从中进来的狭窄的门。社会主义的空间既不是同质化的,也不是景观化的,而是争取每个人的自由解放的空间。面对这个特定的压迫时代,需要一种力量冲破连续统一的历史,这就是马克思革命的“诗性的瞬间”。列斐伏尔把自己的日常生活革命新理想孕育于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革命中,要在微观处解决日常生活的异化状态与空间政治霸权。

(二)争取城市权利的都市革命

1. 反抗资本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中观层面的落脚点是进行争取城市权利的都市革命。作为列斐伏尔最具有实践性的革命手段,都市革命产生于列斐伏尔对1968年五月风暴革命失败的反思。日常生活如何被资本主义殖民控制、抽象空间如何在空间实践中实现其统治功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列斐伏尔提出通过都市革命来摆脱日常生活的异化状态,实现每一个人对城市权利的拥有。

列斐伏尔对都市革命何以可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首先,不断加深的城市化,使得工业城市不断向都市社会转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全球化、信息化的普及使得工业城市向都市社会过渡,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将资产阶级生产与生活方式扩散至全球,都市化成为了每一个国家将要面临的一个进程。但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使城市空间中充满着私人利益与社会需求、中心城区的建构与边缘地区的剥夺等矛盾,“由此,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发展是以牺牲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国家科层组织日益加强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围绕空间使用和摆脱日常生活控制的斗争所形成的城市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危机”⑩。所以进行争取城市权利的都市革命是当务之急。其次,城乡关系的不断恶化,城市在二元对立中占据主导地位。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兴起,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城乡之间的对立就伴随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限制性向民族的过渡开始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乡对立更加尖锐,最终城市成为了工业文明的样板,“战胜”农村并使其成为附庸。城市占据着最为强大的经济、政治权利,不断吸引着财富与人口,逐渐成为了地区与国家发展的未来。城市空间已经成为资本增殖的承载者、意识形态的统治者,最终空间革命一定会爆发于聚集了政治压迫的中心城市,而非乡村或边缘空间。因此,争取非异质化空间,突破空间政治霸权,都市革命是必经之路。最后,都市革命是对被资产阶级殖民的日常生活的有力抵抗。列斐伏尔认为既不是那高高凌驾于日常生活的强制力之上假装的王国,也不是供沉思冥想与消费之用的符号体系,而是都市应该被看作真正的主宰者。在僵化冰冷的日常生活中,只有进行都市革命,人们才能摆脱各种资本主义“体系”的规训与监控,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城市蕴含着最为剧烈的冲突与矛盾,是孕育革命观念与革命理想的地方,解放政治的斗争只有在城市中进行才能彻底摆脱日常生活被殖民的状况。对于都市革命的内涵,列斐伏尔认为都市革命首先是空间革命。大卫·哈维认同列斐伏尔的观点并指出,在学会如何对抗资产阶级支配和生产空间的权利,学会如何塑造新的生产地理学和社会关系以前,无产阶级运动将一直是虚弱而非强大的。由此可见,都市革命不单单是政治经济上的革命,最主要的是空间上的革命,革命沒有生产属于自己的空间,是注定失败与毫无意义的。列斐伏尔所设想的新的都市空间是使用价值优先交换价值、差异化优于同质化的空间。其次都市革命的目标是争取城市权利。城市权利不简单意味着对城市空间的参观性与表面性的权利,而应该表现为“自由的权利、社会化中的个性化的权利,居住(habitat)和栖居(inhabit)的权利,创作(oeuvre)的权利,参与的和拥有(appropriation)的权利,这些都体现了城市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权利不仅仅意味着摆脱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统治与国家空间政治霸权,拒绝空间中出现的矛盾性以及空间的可交换性,更是一种人的权利。城市空间是由城市中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对城市权利的争取正是对劳动创造出的价值的合理使用。所以哈维将城市权利同样看作是人权:“制造和重新制造我们的城市和我们自身的自由,是我们最珍贵而最被忽视的人权之一。” 列斐伏尔还认为城市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城市既是被压迫的重灾区,也是反抗的希望之地。在城市空间被压迫的缝隙中不断展现出反抗资本主义的契机,城市社会运动的不断爆发,正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剥削深化带来的结果。对工人阶级与普罗大众的剥削从工厂逐渐延伸到消费领域与生活场所,“虽然城市社会运动的主体一般不以阶级而以性别、种族、宗教和文化来区分,但资本同样也是按照民族、种族、性别进行差别化对待,从而在对生活空间的经济剥夺中产生了明显的不平等,因此阶级斗争在城市生活空间中是通过基于城市的民族、种族、宗教和性别间的冲突而展开的”。所以列斐伏尔认为要摆脱日常生活被全面殖民的压迫形式就必须要开展争取城市权利的都市革命。

2. 都市革命的实现手段:都市战略。都市战略作为都市革命实现的落脚点,是列斐伏尔《都市革命》中一个重要的概念:“通过一种彻底的批判形式把哲学提升到新的水平,并使所有科学反过来面对自身的阐述,对都市现象的思考便可界定为一种战略”。

对于都市战略的实施,列斐伏尔提出了认识论上的战略以及政治上的战略。就认识论上的战略而言:(1)要对都市规划进行彻底批判,包括它的含糊性、矛盾性变种,公开声明的以及隐藏的内容。城市是诸多矛盾的集中地,更是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统治手段的现实布展之地,“城市区域是斗争的舞台;但也是斗争的支柱。如果没有牢牢地掌握权力的根据地,如果不打算占据这个空间并生成新的政治形态,——包括对旧形态实施的批判行动,因此也包括对政治领域本身状况实施批判,——权力怎么可能实现呢”?都市规划是资本主义控制空间的新型手段与工具,暗含在科学技术中立性假象下的是资本规训权力的运作,要实现都市革命,首先就要对虚假性和意识形态性的都市规划进行彻底批判,认清革命发展的前进道路,寻求属于社会主义的空间建构。(2)要把对都市现象的认识论转变成为一种都市科学,用都市实践及其理性化取代工业实践。列斐伏尔指出当今认识论上所出现的问题是没有对都市问题进行总体性的把握,没有用都市总问题式取代工业社会总问题式。不单单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依然是工业主义的思维方式。要把都市认识论发展为一种科学,不能单单只从城市发展的某一个方面去改造城市,而应当形成一种完备的科学来解决总体性的都市问题。

就政治上的战略来说:(1)要把都市总问题式移至前台而将其引入政治生活中。对于都市战略的实现,不能停留在认识论的层面,更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战略要想成功,必须要把反对压迫性社会的“否定性”力量与能“肯定性”地解决大都市问题的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抵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裹胁,积极争取公民的政治权利。(2)寻求城市区域自治。城市空间中心化的出现加剧了分化与等级化,城市空间代替阶级、地位、身份成为新型等级的划分媒介,而都市革命的目标正是打破这种等级化的空间,生产出差异性的城市空间,这需要打破资本主义对空间的殖民统治,实现城市区域自治。区域自治不单单是对中心性的抵抗,更是摆脱资本主义国家对日常生活无孔不入的控制的有效手段,正是中心与边缘、集中与碎片的空间矛盾让列斐伏尔看到了空间战略可能在城市区域自治中取得成功。(3)追求城市权利。“把都市总问题式引入到扩大的、变革性的和具体化的城市权利契约系统之中,这种权利不会在中心性及其运动中被排挤出局。” 对于城市权利的追求要求我们必须打破阻碍的路障——那种透明性与晦暗性之间的不透明与对抗性,争取由大众掌握对空间的控制与管理。列斐伏尔所追求的城市权利,是差异的权利,是按照城市居民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是对城市共享资源的拥有与享用的权利,更是创造属于自己城市空间的权利。

(三) 走向社会主义差异空间的总体性革命

1.“差异空间”的内涵。列斐伏尔对抽象空间的猛烈批判,就是为了提出解决资本主义空间政治霸权的总体性革命,即创建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正是由于抽象空间所具有的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的特性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一个高度同质性的抽象空间,所以列斐伏尔提出“社会主义的空间将会是一个差异的空间”,“这种总体性革命计划的目标在于生产‘差异”。

列斐伏尔在阐述什么是差异空间之前,先界定了“差异”的概念。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中,列斐伏尔阐释了“差异”与“特殊性”、“区别”等相关范畴。(1)差异与特殊性不同。特殊性通过自然或(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定义,包括生物的和生理的“现实”,例如种族、年龄、性别。黄种人、老年人、男人等都是生物学或是生理上所认定的;差异则是社会性的,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确认的,例如阶级关系、价值观点、立场判断等,所以差异不是给定的,而是可以克服的。例如黄种人和白种人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但是都反对战争渴望和平,所以这方面来讲他们是不具备差异性的。(2)差异与区别也有所不同。区别一方面具有抽象的分类和命名原则,例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具有评价原则,例如一个资本家也为另外一个资本家工作,这个资本家就宣称自己是劳动人民。所以不能用逻辑上的分类以及主观判断的原则来界定差异,正如美国社会、英国社会、西方社会一样,只具有区别不具备差异。“区别理论集中在现实、已经实现的和过去上,与此相反,差异指向什么是可能的。区别理论努力把特殊带进概念的和理论的语言中,相反,差异趋向于普遍。” 对于差异的界定有助于理解差异空间的概念,以及为什么要創建一个差异空间。抽象空间拒绝在空间中存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认同。列斐伏尔认为抽象空间是一个致命的空间,为了强加一种抽象的同质性,它摧毁了产生它的历史条件、它自身的(内在的)差异性,以及任何体现了这种发展标志的差异性的空间。也就是说,抽象空间的特性使它反对一切差异性的存在,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潜在的。在抽象空间所生产出的压迫性空间中,社会主义如果不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空间,“变革社会”、“变革生活”这样的口号就毫无意义。正是因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品,要想在空间政治霸权中不被意识形态侵犯就必须生产出对抗极端同质化的差异空间。

列斐伏尔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空间的解释与批判,就是为了提出他的“差异性空间”的政治构想。在《空间的生产》最后,列斐伏尔阐发了他空间政治学的最终目标,即通过差异性的空间生产创造出属于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本书自始至终都在预告着一种方案,尽管这种打算只有通过一次次地字里行间的阅读,你才能从中依稀辨别出个一鳞半爪来。我所预测的是一种差异性社会,一种差异性生产方式,在那里,社会实践将会处在差异化的思想决策掌控之下”。摆脱抽象空间的统治,争取差异性的权利就是列斐伏尔解放政治学的最终诉求。

2. 由抽象空间走向社会主义差异空间。列斐伏尔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差异空间必须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

第一,组织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运动。列斐伏尔认为只有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联结起来,才能使世界改变。列斐伏尔十分重视工农社会运动,虽然在他看来工人阶级较之于马克思时期,历史主体的地位不断下降,革命激情也不断衰减,马克思也在后来补充工人阶级应当与社会其他阶级联盟,但列斐伏尔始终坚持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基础,虽然自身拥有局限性,却依然是基层性与民主性的,只要来自工人阶级的力量足够强大就可以影响一般性的生产,使之朝向空间与基层的社会需求。

第二,实现普遍性的自我管理。自我管理的目的在于将之前“自上而下”的社会空间重新建构为“自下而上”的空间,也就是在不同层次上完成对生产的管理。社会主义空间如果只追求公社生活、追求欢乐社会,那只会走入抽象的乌托邦之中。在列斐伏尔看来,自我管理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覆。一方面,必须废除私有制以及国家对空间的政治性统治,凸显空间的使用价值,把使用置于交换之上、把取用置于支配之上、把“下”的社会需求置于“上”的空间政治霸权之上。而这种自我管理要处于社会空间之中,并且使生产方式适配合适的空间。另一方面,新时期工人阶级自身状况的改变,使得暴力的政治革命可能性大大降低,只有自我管理才能使工人阶级避免被代表而丧失真正的政治权利的命运。自我管理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工人阶级不但要进行社会政治变革,更要进行思想意识上的转变,把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才能找到属于社会主义真正的差异空间。

第三,差异的权利需要无产阶级主动积极地争取。“所谓的差异总是始于所谓的被排斥之物:城市边缘、贫民窟、被禁止的游戏空间、游击战的空间、战争的空间。但是现存的核心与同质化力量必定迟早会试图同化所有这种差异性,且一定会成功,如果这些差异性保持一种防御姿态并且不加以反击的话。” 对于差异的建构,要求我们不能消极防御,必须追求对同质的反抗以及自由发展权利,要求我们必须进行阶级斗争来争取权利。对空间差异的追求应该变成经济运作和政治运动的前提,使人们从日常生活空间被占用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运动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

四、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评价

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理论深刻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空间规划与国家空间的政治性。他在对资本主义空间的政治属性的批判中,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空间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被压抑与统治的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抽象空间所产生的空间矛盾及其带来的后果。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即利用空间革命来建立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他所构建的空间政治学的脉络,成为研究后都市地理社会学、晚期资本主义存续危机以及后现代文化批判等领域的重要理论来源。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思想对新时期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有着重要启示意义,他开启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视角,也为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开辟了新的路径,是对于当代质疑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的有力回击。

当然,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理论也有其明显缺陷。首先,存在着缺乏总体的历史视野的问题。列斐伏尔过分强调空间的价值与地位,将对空间的生产与占有作为衡量人类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弱化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历史维度。他既没有确定空间政治学的理论适用范围,也未能构建出完整的空间学科知识,过分强调经验与主观感受,力图用空间批判超越马克思的商品批判,结果走入了思辨的迷宫。“以空间替代时间重建激进想象的社会理论动态虽然打开了新的斗争地平,但既没有能够填补移走历史法则后造成的元理论漏洞,也没有真正完成关于眼下资本主义的空间政治学建构,并且最终有关空间政治学实际上最终成为漂浮中的话语政治学。” 由于缺乏历史视野,一方面空间生产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解释有理有据,但对空间批判思想的历史与未来构想不足,缺乏总体性;另一方面,过于武断地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抽象空间的发展等同起来,认为消灭了抽象空间就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出差异空间就达到了社会主义,这种对空间的后现代论述方式带有强烈的个人思想色彩,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其次,尽管列斐伏尔提出了反抗资本主义空间统治的具体方案,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展开空间革命,但他对于政治经济基础的忽视使得最终革命必定成为一场生活艺术想象,由列斐伏尔领导的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五月风暴”后,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宏观批判转为了微观的空间革命,但这一转向由于脱离了政治经济领域的实践,导致“空间”不过是一种理论的虚构,“同样可以对空间政治进行提问,空间是列斐伏尔定义的一个重要领域,甚至是其日常生活革命思路的落脚点,不过恰恰是在空间上,我们发现日常生活政治仅仅是说说而已,在多數情况下它只是一个美学假象”。

最后,列斐伏尔忽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假借尼采与海德格尔来抒发自己的生活艺术幻想,“对空间的过度诠释以及尼采主义的不当诉求足以让他陷入后现代审美救赎,特别反映在理论结局层面,即列斐伏尔希冀的是融合了空间性的体验、感知与想象在内的三重辩证认识论想象,一种由空间化了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外化而成并蕴含着集体行动逻辑的诗性乌托邦”。

总的来说,尽管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充满着浪漫的艺术生活幻想,但他对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的发展以及其他西方思想家的政治解放学说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其打破时间范式的支配地位,以“空间”补充“时间”,更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空间新视域。

注释:

① 《论城市权利》(1968);《从乡村到城市》(1970);《都市革命》(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空间与政治》(1973);《空间的生产》(1974)。

② Entrikinl J. Nicholas, Vincent Berdoulay, The Pyrenees as Place: Lefebvre as Guid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5, 29(2), p.129.

③⑥⑦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Smith, Blackwell Ltd,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1991, p.371, p.11, p.10, pp.386-387, p.19, p.373.

④ [法]列斐伏爾:《都市革命》,刘怀玉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160、170页。

⑤⑩ 张佳:《城市政治话语的空间转向——从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⑧ 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⑨ Rob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Routledge, 1999, p.61.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 p.124.

David Harvey,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 2008, 53, pp.23-40.

张佳:《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核心论题及其理论贡献》,《江汉论坛》2017年第9期。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Frank Bryant,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p.34.

[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叶齐茂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37页。

胡大平:《社会空间元理论与解放政治学前提重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验》,《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9期。

胡大平:《管窥当代西方左翼激进主义思想丛林》,《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王雨辰、高晓溪:《空间批判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的逻辑》,《哲学研究》2016年第11期。

作者简介:徐瑞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