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纪录片《越南战争》是2017年美国PBS电视台（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拍摄的事件类纪录片。纪录片采用当事人回忆式的口述结合史料进行时间线性叙事。而事实上，无论是讲述的内容还是纪录片的视点，都是“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强调，战争实际的发生对象丧失了诉说的话语权。本文从纪录片的视点选择、事实选取、银幕语法、声音等方面分析文化霸权的影像表现，研究美国对于“意识形态谎言效果”的内在需求，探究这种文化霸权的纪录片形式如何作用于意识形态。

关键词：越战;纪录片;声音;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

越南战争是冷战时代的“热战”战场之一。伴随着后冷战时代的激烈文化冲突，对越南战争的“追忆”式表达成为了实现文化霸权的新手段。越南作为西方国家的前殖民地，在后殖民格局中，它的话语表达处在相对弱势的位置，这场不光彩的战争长期以来被全球文化表达体系所边缘化，甚至可以说“它不能被记起”，因为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它是美国冷战时期象征“失败”的耻辱柱，另一方面，战争反思文化的出现和持续，它也成为了象征“人性失控”的污点。

如今这场战争被系统性地追忆，一方面体现了美国社会的内部需要，一方面也是后殖民社会文化主导权的霸权确立。由此看来，战争事件类纪录片的反思性是立足于“欧洲中心论”的需求上被创造的价值，它一定程度上直面了战争本身，实现了人文主义的效果，但是也带有文化霸权的片面性。

纪录片叙事上，按照时间线“全景式”地展现了战争的发生和进行过程，这部纪录片引起了战争反思群体的认同，事实上，它确实系统地展现了战争的表象——战争中的残酷和惨烈，这种表象性的画面被毫无掩饰地展示。而在纪录片的封闭式内在逻辑里，“全景式”的展现仅仅是立足于美国时间、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空间。从纪录片本身的叙事表达看来，其中出现的大篇幅的西方视点叙事，在纪录片对事实的讲述上，视点的选择确定了故事的主角，意味着“事实”是主角人物对真实事件的创造性处理，而事件类的纪录片中，事件应该是“主角”，人物只是事件中的一个元素。本纪录片的人物动线确实是基于时间线的，但是观众的视点一直都跟着美国在越战中的动线走，例如美国总统、战争高级顾问、美国参战士兵，美国士兵在这场战争中的家书、参战动机、战时的抗议运动、心情变化、内在感受都被毫无保留地展演出来，确实也有越南参战士兵的讲述，但是那仅仅是对于双方认定的战争基本事实的一个确认和再认证，并不存在叙事的主动性和情感动力。相比较而言，越南战争的越南讲述者在记忆上“被筛选”，造成一种有空白的事实，这是事件类纪录片中不全面的视角。它从来形成的文化霸权是从单一视点和部分事实的自圆其说。

其次，在银幕语法上，由美国越战士兵及其关联人员讲述事实，镜头组接到越战的残酷画面，这种凝视与被凝视的主客体位置，实际上加深了故事中人物的权力关系，越战的真实残酷画面造成的心理效应并不是越南自觉的表达，更不是冲突双方的和解和沟通，而是在美国凝视下，美国对自己伤痕的抚慰。另一个很重要的银幕语法是声音环节，声音近乎完美地制造了一种和谐、战争反思的社会效果，这种社会效果成功地掩盖了文化霸权的实际诉求。美国民谣、布鲁斯的音乐形式在纪录片中作为最多的抒情音乐進行展演。这些美国反战歌曲是美国内部反战运动的文本，譬如鲍勃·迪伦等，这些歌曲出现的时机，恰恰都在美国人作为主角进行抚慰的情节点，此外，美国参战士兵的家书被“深情款款”地展演，并且作为声音元素出现，这类“死者视角”是抢占话语权的一种方式，而越南方面，音乐是空白的，人声是单一的，只选取准确追随权力者的部分记忆，这种纪录片声音的压制性结构语法是隐形的霸权手段。

在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建设中，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可以分成两大领域 ：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其中，市民社会指社会组织体，它是创建新的意识形态和散布统治阶级思想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1」2017年的《越南战争》纪录片由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制作，由美国“THE BETTER ANGELS”（“良善社会”）以及社会众多“FAMILY FOUNDATIONS”（社会组织）赞助。从纪录片创作主体来看，此纪录片很明显是由美国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大众传媒和人道主义者发起和出品。美国的霸权主义一般是以自由、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等价值观为手段和工具的。「2」

如此纪录片的构造方式也印证了美国作为越南战争的加害国，实际上是高举着创伤修复的旗帜，行文化侵略之罪实，进一步地在东方社会宣传有关于自由、战争反思、人道主义关怀的意识形态，因为纪录片中对战争场面“奇观式”地展示，不带任何有关受害者情感基础地表达，所以这并不利于受害国建立自觉的文化表达和民族记忆回顾。

结语：后冷战的新世纪世界，上个世纪的战争重新被诉说，但是，它是被战争的推动者诉说的。这本身是一个极为讽刺的视点，而毋庸置疑的是，它需要被重新诉说了，但是却是战争推动者的内需，因为他们的创伤记忆需要被抚慰，而这种自我抚慰式的影像展演，本身又构成了西方世界对后殖民地国家的文化霸权。这种自我抚慰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但它的意义是单一的、自利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不能建筑后殖民国家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他们的情感记忆裹挟在西方世界的文化殖民中，没有生长的机遇和空间，在不平等的权力格局中，需要解放得是后殖民地的话语权和他们的诉说需求。

参考文献：

[1].孙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及其质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一期第82页.

[2].夏建平.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渊源和文化霸权主义[J].孝感学院学报.2001年第五期第58页.

作者简介：王典（1998-），男，汉族，籍贯：湖北鄂州，浙江传媒学院2017级在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