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9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桂林红色文化特质及其保护开发研究”（项目编号：YCSW20190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广义的红色文化包含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改革和建设时期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狭义的红色文化仅指红色革命文化。”[1]7红色文化诞生于新民主主义时期，深深植根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桂林作为一座历史名城，曾多次历经革命的洗礼。正是因为其丰富的历史沉淀，桂林被赋予了浓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桂林红色文化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孕育而生，茁壮成长，并逐渐形成具有桂林特色和风格的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是历史文化沉淀的产物和伟大革命精神的载体。红色文化分为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是承载革命精神的载体，也称之为红色文化资源。对桂林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不仅加深广大群众对历史革命的认知，增强文化自信，还有利于优良革命精神的弘扬与传承，同时有力地促进文化产业和经济产业的蓬勃发展。

基于桂林红色文化自身丰富的价值，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研究。但多数学者仅从保护、开发利用或是传承与发展这方面研究桂林红色文化，鲜有学者关注其文化的特质。本文将提取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发生在桂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事件为蓝本，探析桂林红色文化的特质，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更好地传承桂林红色文化。此外，通过找出桂林红色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的不足之处，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对症下药，以便更好地传承桂林红色文化和红色基因，让红色血液生生不息地流淌。

一、桂林红色文化特质

红色文化在桂林這片神圣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桂林红色文化。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桂林留下的印记。它具有地域性和革命性、丰富性和广泛性、民族性和科学性。

（一）地域性和革命性

桂林红色文化具有地域性。桂林地处我国西南，东接广东，西接云南，北接湘黔，是湘桂走廊的咽喉，同时也是岭南地区的重要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理地位。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广西首府的桂林，因其与多省交界的格局和四通八达的交通，吸引了大批商人，文人和爱国热血青年。人口的骤增，促进经济的迅猛发展;文人雅士的集聚，推动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多如牛毛的出版社林立而起，为先进文化的宣扬和传播，提供有利条件。桂林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桂林前所未有的繁华，这为后期桂林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抗战后方最大的文化中心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桂林被设定为红军长征的途经点。其一，桂林北部多山区，地势崎岖且山高林深，十分隐蔽，适合行军作战。国民党势力占领国内大城市，在农村部署兵力较小，能有效避开与国民党主要势力的冲突。其次，桂北山区集聚着少数民族，他们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悲惨。自发奋起反抗的民众受到国民党桂系军阀的残酷镇压，对当地军阀势力深恶痛绝。长期受压迫的民众，反抗性强，为中国共产党鼓动群众反抗压迫、携手抵御国民党、扩大群众基础提供有利条件。此外，还有利于打破落后农村地区思想禁锢，解放民众思想，宣扬中共政治主张，扩大政治影响力。桂林独特的地域性是长征途经桂林的重要因素，也是红军突破敌人围剿的有利因素。

桂林红色文化不仅具有地域性，还具有革命性。长征途中，红军在灌阳，兴安，全州等地，浴血奋战，与国民党展开激烈厮杀，以六万多人与国名党三十多万人的军队相抗衡，最终以损失过半的兵力冲破国民党第四道防线，挺进山高林深的老山界。红军战士们用革命热血染红湘江，用革命身躯铺垫长征胜利之路的基石，粉碎蒋介石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并将中国革命胜利的果实推向全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2]长征的最终胜利还为全面抗日战争保留精英分子和人力。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间接领导桂系军阀抗日，史称“桂林保卫战”，也被称为“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日军人数庞大，而我方军队部分被调离，城内兵力紧缺;日军武器设备精良，而我方军队的武器仍是落后的洋枪洋炮;但这并不影响战士们的抗日激情，在此民族危亡之际，桂系军阀在中共的间接领导下，统一战线，公共抵御外侮。尽管敌我对比悬殊，战士们仍然不畏艰难，迎刃而上，以命相搏，军民同心，齐心协力，给日寇当头一棒。

（二）丰富性和广泛性

桂林红色文化具有丰富性。桂林红色文化的丰富性体现在其形式和内涵。抗战时期的桂林，被誉为“文化城”，是我国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大力宣扬先进文化，为统一抗战奠定思想基础。在武汉和广州的相继沦陷后，大批文人、艺术家涌入桂林，音乐、戏剧、国画、小说、诗歌、散文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推动。抗日热潮影响下的文人和艺术家，创作灵感受到激发，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桂林在文化上呈现百花齐放之态。在音乐上，吴伯超，陆华柏，胡然等人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音乐创作之中，如当时广为流传的《中国人》，满怀激昂爱国情怀的《冲锋歌》等歌曲，都充分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和统一抗战、戮力同心力驱外侮的决心。用音乐的方式歌咏出人们的满腔热血。在戏剧上，欧阳予倩，田汉等人，创作多部戏剧，鼓舞前线奋勇杀敌的抗日战士们。两人携手组织的“西南剧展”，影响深远、震撼人心，可谓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在国画上，徐悲鸿，阳太阳，黄独峰等人贡献良多。在他们的画作中，寄托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以及同仇敌忾抵御外敌的决心和夙愿。他们呼吁各同仁一块携手抗战，用优秀的作品鼓舞民众，击退敌人。丰富多彩的桂林红色文化，以各种形式呈现出国人在中共领导下统一抗战、抵御外敌的决心，将各群体爱国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各领域的专家也各施所长，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誓将敌人从中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去。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强有力地推进桂林文化的发展。新闻出版社的建立，加快了文化产品的传播速度。剧院展厅的建设，让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呈现在广大群众面前。学校对教育的重视，使更多的青年学生有机会接受到先进文化的熏陶，保持青年学生的思想与时俱进。桂林红色文化除了形式上的丰富，在内涵上也是五彩斑斓。首先，桂林红色文化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在桂林保卫战中，不论是在前线英勇杀敌的战士们，还是在营地后方以艺术形式表达爱国情怀，宣扬科学世界观，鼓舞士气的文艺之士，都一心抵御日寇，坚决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土地完整。其次，桂林红色文化体现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面对日寇大军压境，桂林军阀以寡敌众，军民团结，齐心抗敌。当桂林中心城区被包围之际，日寇企图从漓江进攻中心城区。当地民众把手榴弹缠于身，自发地划着竹筏靠近日寇的大船，誓死与侵华的日寇同归于尽。桂军战士在七星岩内对敌数日，死伤严重仍未取得进展的日寇无视公约条例，使用毒气弹，使得我方士兵中毒。战士们在中毒情况下，依旧顽强抵抗，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与日寇周旋。桂林红色文化体现了血战到底、不屈不饶的民族气概。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引导下的桂系军阀面对人多势众的日寇，无所畏惧，坚定誓与国家共存亡，誓与桂林共存亡的决心，与侵华日寇血战到底。

桂林红色文化不仅具有丰富性，还具有广泛性。桂林红色文化群众基础广泛。在湘江之战中，红军勇渡湘江时，军民一条心，当地居民给与红军战士人力、物力等支持。在桂林保卫战中，全民族统一抗战。国民党桂系军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寇展开生死搏斗。人民群众在后方阵营加油助威，鼓舞士气。参与抗战后方阵营的群众基础广泛，其中有医生，老师，歌唱家，作家等。医生为抗日战争提供医疗服务;老师通过讲台，在课堂上传播先进思想，激起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歌唱家通过谱写震撼人心的抗日神曲，以文艺演出的形式鼓舞战士士气，激荡人们的爱国情怀。桂林红色文化不仅群众基础广泛，而且传播范围广。在日军还在未入侵桂林前，桂林城内的文艺之士与广大民众在中共的领导下，学习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以先进的科学观、世界观武装大脑。群众性的组织团体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组织团体数量不断增加，并有序地由城市到乡下为人民群众送去先进的、进步的文艺汇演，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各大出版社和新闻发布社的成立，也为桂林先进的、科学的红色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多个城市的传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让桂林红色文化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

（三）民族性和科学性

桂林红色文化具有民族性。血战湘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的一道磨砺，也是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湘江之战的胜利为之后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基础，也为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定基石。长征成功完成中共的战略转移，建立了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实现了我党北上抗日的总方针，“开启了中国共产黨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2]长征中孕育而出的“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3]8弘扬长征精神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中华民族角度看，长征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由分裂和不统一到团结和统一转变的过程。”[4]181共产党和国民党，从两党对峙到联手抗日。在桂林保卫战中，中共与桂系军阀齐心协力，一同抵御国外入侵势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为民族解放战斗。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共方面就有意识地与桂系军阀建立联系。周恩来同志曾在从武汉撤回长沙的途中，借着与白崇禧同车的机会，表达了希望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抗敌的想法。之后更是三访桂林，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建立多个共产党支部，并将受我党影响的文化人士转移至桂林，并派党员协助共建文化机构，宣扬优秀的、先进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抗战思想，鼓励全民族同仇敌忾，为民族自由统一抗战，将侵华的日寇赶出中华民族的疆土，还民族和国家安祥太平。

桂林红色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性，还具有科学性。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征程”。[2]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在长征中，没有直接将国外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搬硬套在中国革命中，而是结合中国实情，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和路线。中共以先进的理论做指导思想，结合实际情况，做到量体裁衣，长征的胜利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和路线的正确性、先进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方法论是先进的、科学的。”[5]在桂林保卫战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桂林“白区文化中心”的优势，在国民党统治区开拓出一片天地大力宣扬科学的、先进的、进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创建刊物，以多样化的形式，如戏剧，歌曲，画作等方式，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科学的思想武装大脑，通过文化进行抗争。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层出不穷，如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邓初明所著的《新政治学大纲》、《社会进化史纲》、《中国社会史教材》、沈志远所著的《新经济学大纲》等。此外，聚集在桂林的文人们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曾在桂林师专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们被派遣到桂林的各个中学担任教师，以授课的形式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桂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二、桂林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红色文化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分为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物质资源通常指革命遗址，纪念馆等;非物质资源则指的是红色革命精神，如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物质资源是非物质资源外在的表现形式，非物质资源是物质资源的核心价值体现。“习近平书记反复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6]传承红色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响应党十九大的号召，“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7]。保护好桂林的红色资源，对资源合理利用开发，在推动红色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之际，传承发扬红色文化、促进红色经济效益增长。桂林拥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但相比其“绿色资源”的开发，桂林红色资源的开发远远滞后。第一，当地对红色资源保护意识不强且挖掘不深入;第二，当地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第三，当地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运行机制不够完善。针对当前桂林红色资源开发的不足，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第一，加强对桂林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保护。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其一，挖掘尚未发现的红色资源;可通过民间走访等形式，访问革命先辈家属或是当地老人，从他们口中了解桂林当地的红色历史，记录下珍贵的历史素材，并将收集的素材整理分类与已有的史料进行对比考察。通过走访民间收藏爱好者和当地居民，收集历史文献、文物等相关红色资源。对待尚未挖掘的红色资源，相关部门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去践行此事。其次，对于已经挖掘的红色资源，相关部门要深入挖掘其历史价值并结合当前社会需求，奏响时代号角，突显其时代价值。目前，桂林挖掘的红色资源有：八路军办事处、突破湘江战役旧址、全州红七军前委会旧址、李宗仁旧居、酒海井红军烈士陵园等。对于已经挖掘出的红色资源，除了对其进一步挖掘，还需要加强保护。桂林红色资源分布区域广，涉及部门多，管理起来不便，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的管理漏洞。这时需要加强各部门的联动管理，落实各部门的职责和义务，对相应的红色资源进行一对一，甚至多对一的保护。此外，还需要加强群众对红色资源的保护意识。提升红色资源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其内在价值，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红色文化的魅力，让保护红色资源内化于群众心里。倡导和组织更多的人一块加入保护红色资源的行动中，以便更好地保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