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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界定和特性

2020-07-23曹红

知与行 2020年3期
关键词:界定特性知识分子

曹红

[摘要]萨义德综合葛兰西对知识分子世俗性的肯定和班达对知识分子应坚守普遍价值的高扬,提出知识分子是面向公众且为了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某些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的观点。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的特性主要包括公共性、独立性、批判性、流亡性、业余性。公共性有自觉的一面和自然的一面;独立性使知识分子有勇气诉说真理;批判性要求知识分子警觉于惯习和权威;流亡性使知识分子具备双重视角和历史眼光看待问题;业余性要求知识分子出于对知识和价值的纯粹热爱去追求真理。因而应抛弃知识量、学历、职业等传统标准,考虑重新界定知识分子。但是,萨义德式的完美知识分子的要求过于严格,应暂时把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抛开,将流亡性和业余性归入独立性之中,结合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唯其二者才可构成知识分子的本质特性。

[关键词]知识分子;萨义德;界定;特性

[中图分类号]D0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3-0135-06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中国主要被看作是西方著名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其实他在艺术研究方面也很有造诣。但是,萨义德的一生不仅是研究文学与艺术的一生,更是作为一名理想主義知识分子践行自己知识分子理念的一生。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理论在他的多部著作中皆有涉及,但主要集中于《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之中。1993年夏,萨义德应英国广播公司(BBC)之邀,在其金牌节目瑞思系列演讲(Reith Lectures)中作了为期6周的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系列演讲。6个主题演讲的内容在1994年初便以《知识分子论》为题在纽约兰登书屋出版发行。中国大陆在2002年发行了这本书的中文版,译者将“intellectual”此词翻译为“知识分子”是完全合理的,如果翻译为“知识阶级”或“知识阶层”倒与萨义德知识分子理论中散发的浓厚的个人主义倾向相违背。译者将“representations”此词翻译为“论”则显得平庸,“representation”在文学意义上可以翻译为“表现”“表征”“呈现”;在艺术学意义上可以翻译为“表现”“表象”;在语言学意义上可以翻译为“表达”“展现”;在政治学、法学意义上可以翻译为“代议制”“代表”等。根据萨义德的学术研究背景和《知识分子论》这本书的内容,将“representations”翻译为“再现”或者“代表”则更为恰当。无论如何,《知识分子论》集中表达了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观,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对知识分子的特性的论述。但这要从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开始谈起。

一、知识分子的界定

萨义德在第一篇演讲的开头就提出了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知识分子究竟为数众多,或只是一群极少数的精英?”[1]25他并未直接给出自己的答案,而是介绍了两种对立的代表性观点——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与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划分和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是人格自由价值的承担者”[2]的论述。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发展为根据,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伴随着农业社会产生和发展,他们大多是教士、律师、教师、医生、公证人等,只与农民大众和城镇手工业者或小资产阶级相关,并未与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任何联系。因此,传统知识分子基本上可以等同为乡村型知识分子。而有机知识分子是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的产物,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从无到有并发展壮大。有机知识分子在工业社会依然是智力工作者,凡从事与运用智力相关的职业都可以说是有机知识分子。因此,它的范围更广,在工业社会中的一切工人、技术人员等等都是有机知识分子。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机知识分子等同于城市型知识分子。伴随着农业社会的消亡,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之中,有机知识分子将逐渐取代传统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存在形式。而与工业相关的所有运用脑力劳动的人员都是有机知识分子,因此,葛兰西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3]6。可见,葛兰西认为在目前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之中,知识分子是数量众多的与占社会统治地位的集团——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即为资产阶级——有机联系着的智力工作者。

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了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的划分,在同一时期,法国学者班达却表达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班达非常看轻“时代”的概念,他将展现在自己眼前的现实直接过滤掉,因为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坚守永恒的价值和真理,一切暂时的、表面的、冲动的现象都不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关照的对象。班达痛心于20世纪的现代知识分子放弃抽象的观念、真理、正义和独立的立场,谴责他们不顾普遍理性的召唤而接受了政治激情、狭隘的种族主义、特殊的阶级道德、盲目的集体主义狂潮,并且将这些世俗激情带入知识分子的活动之中,利用他们的学说为世俗的现实主义背书。这一切都背叛了知识分子坚守普遍价值的立场。班达的知识分子概念与个人主义和普遍价值紧密相连,个人主义倡导普遍价值,而政治激情背后的种族主义、阶级道德和集体主义则倡导特殊价值。班达高扬观念世界的普遍价值,认为知识分子提供的价值应该是静态的(抽象的)、大公无私的(不带有实践目的)、理性的(不从情感出发的态度)。由此,班达认为的知识分子是那一小部分在观念世界中追求永恒真理与普遍价值的人。

萨义德肯定了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中“成为知识分子的方式……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3]8的思想,坚定地认为知识分子必然要“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1]32,这样的知识分子必然是深入世俗世界之中的,而非班达所倡导的知识分子只应关注天国的事物。同时,萨义德也吸收了班达所坚持的知识分子应坚守普遍价值的立场,认为知识分子在外交和社会事务问题上应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单一的、普遍的真理标准,摒弃民族特殊主义和国家特殊论。由此,萨义德在结合了葛兰西和班达的知识分子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1]31的观点。不论是“向公众”意味着知识分子考虑的问题应该是与人民群众有关的问题,还是“为公众”表明知识分子考虑问题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大众,知识分子都必然是站在世俗世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看待问题的。而“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并非是那些提倡特殊价值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而是具备单一的普遍的价值标准的观点、态度或意见。这样的知识分子既有其关注地面世俗事件的一面,也有其坚守永恒普遍价值的一面。

由此,萨义德心中的知识分子兼具葛兰西倡导的世俗性和班达坚持的普遍性。他们是一小部分社会精英,具备与学院之中的学者、专家或其他人士所不同的一些特性。

二、知识分子的特性

萨义德心中的完美知识分子的典范是苏格拉底、伏尔泰、左拉、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萨义德看来,苏格拉底式的完美知识分子是所有知识分子应追求的一种应然状态,这样的知识分子典范具有公共性、独立性、批判性、流亡性、业余性五个特性。

(一)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是萨义德知识分子观的一个前提。萨义德肯定葛兰西倡导的知识分子的世俗性,进而将之概括为公共性。他在系列演讲的一开始就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问题,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区别于专业人士的特性之一。萨义德将专业性与公共性、将专业人士与知识分子作了区分和对比,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1]31,而非擅长某一行当或专业的专业人员。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特别指知识分子所涉及的问题的面向和立场。萨义德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涉及问题的面向是公众,他总是就涉及绝大多数人的问题发表言论,而非就某一行业的专门问题展开讨论或研究;知识分子在討论问题时的立场也是公众的,他永远站在公众的立场上为公众的权益——尤其是弱势的公众——呼号奔走,而非成为权势的发声器。并且,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是自然而然出现并非刻意强求的。萨义德认为不存在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不论知识分子的言论、文字等在探讨什么,一旦发表出去就进入了公共世界,接受公共世界的反馈,而不是知识分子独自在角落里的自言自语。因此,成为知识分子就必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天然与公共性相连。没有完全个人的知识分子,即便像中国古代的庄子那样在角落里自说自话,一旦形成文字便进入公共世界影响大众。由此,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有两个方面,自觉的一面是指知识分子围绕着公众问题讨论和研究,其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是公众的利益;自然的一面是指知识分子的观点意见一旦形成言论和文字便进入公共世界开始影响公众,这是不能阻止也不可控制的。

(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贯穿于萨义德知识分子理论的一个重要特性。萨义德看到知识分子面临着诸多的压力,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委身、从属、顺从于权威,甚至为了获得奖赏而服侍权威,主动成为强势一方欺凌弱势一方的喉舌、帮凶。萨义德肯定权力、资本等压力和金钱、荣誉等诱惑的存在,但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保持相对独立。虽然知识分子不可能在任何方面都自给自足,但“相对独立”的要求对知识分子品格的塑造、对追求真理和正义是非常重要的。萨义德痛心于知识分子在媒体、政府、集团这些强有力的网络挤压覆盖之下,对很多不正义的事情无能为力,只能沦落为目击者的角色。目击者是一种悲情的角色,只能活生生地见证或记录,而不能有所改变。而萨义德倡导的是一种挑战者的角色,挑战于惯习模式,挑战于权威。挑战权威首先要独立于权威,这就需要有业余者的态度,独立于专业或职业所限,献身于更广泛的事物。独立于权威还需要勇气和毅力,权势通常高高在上武断而强暴,既然知识分子要独立于权威、质疑权威更有甚者想要削弱权威,则需要不同寻常的勇气和毅力。噤若寒蝉、畏畏缩缩、裹足不前既不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体现,更是不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正义展现出来的风姿,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要有勇气诉说真理。因此,独立性便成为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一个重要特性。

(三)知识分子的批判性

萨义德继承传统知识分子理论中有关知识分子批判性的一点,而又有所发展,将其归结为一种令人不安的特质,一种反对的精神。萨义德并未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等同于后现代主义者提倡的解构,并且批评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否定真理、自由这样的普遍价值,认为这是后现代主义者对生生之民的冷漠和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懈怠。面对正在发生的经验事实——权势消音等,知识分子应该奋而反抗,或执笔为剑或发言立论,而不是轻蔑地否认宏大叙事与普遍价值。萨义德强调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并非只是一味地反对和批评,而是希望知识分子时时刻刻保持着一种警觉意识,警觉于陈腔滥调、约定俗成、权威说法、官方陈述和刻板形象。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是行不义之事的组织机构或个人,而非总是“政府政策的批评者”[1]40。萨义德从1967年开始主动涉及国际政治与外交事务以来,一直倡导用始终如一的行为标准和更普遍的价值原则公正地对待国际社会上的国家和民族。如果强势的国家或民族用双重标准来处理国际问题,那就必定会成为知识分子批评的对象。并且,由于强势国家和民族掌握着媒体话语权,弱势国家和民族被刻画成种种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形象,以至于在国际社会上长时间地流通着这种故意为之的刻板形象,这也应该成为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总之,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不是后现代主义否定宏大叙事和通行价值的解构,而是一种时时刻刻的警觉,尤其是要警觉于一种长时间的舒适环境,警觉于一切不公正的陈俗与权威。

(四)知识分子的流亡性

知识分子的流亡性是萨义德知识分子理论中最独特一点,是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理论的创新。流亡在萨义德知识分子理论中更是一个隐喻的情境,它应成为知识分子看待问题的一个主动行为。知识分子有圈内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ers)之分,所谓的“圈”是指特权圈、权势圈、资本圈、媒体圈等有关权力、荣誉、金钱方面的群体或领域。知识分子要自我放逐于特权圈、权势圈、资本圈、媒体圈之外,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为劳苦大众代言。如若没有不适、没有不合、没有异议,便是诺诺如千夫之人,而非谔谔之一士。这种自觉的流亡不仅要成为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更要成为其安身立命的方式。萨义德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便是这样一生奋战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消费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这种个人身体经验上的流亡,于是萨义德便提出知识分子要有流亡意识或边缘意识。自甘流亡、自甘边缘的知识分子在权力的舒适圈之外获得的是宽阔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是自觉的流亡者、圈外人、边缘人。流亡知识分子拥有双重视角来看待问题,使得知识分子能够站在更高远的一端俯视和思考。一种经验对照一种经验,一种理念对照一种理念,在经验和理念的并置和比较中,知识分子可以以更普遍的价值立场来看待问题。不仅如此,拥有双重视角的知识分子能够历史地看待事件的前因后果,视情境和事件是人类历史自为的结果,而非自然或神赋的。由此,流亡成为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流亡性赋予知识分子以更普遍的价值立场和更高远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使得知识分子不会故步自封,而是大胆无畏的前进和改变。

(五)知识分子的业余性

知识分子的业余性同样也是萨义德知识分子理论的一个创新。业余性并不是鼓励知识分子以外行人的身份和知识储备介入到某一行业或事件之中,也不是指在大学、学院、智识机构等体制外从事理念工作才称为业余,而是指“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1]84。与业余性相反的是萨义德所否定的专业态度或职业态度,知识分子的这种专业态度将自身的工作只当做谋生的手段,总是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公认的范式或要求,尤其擅长推销自己,使自己更具商业价值或市场价值。这样的“专业知识分子”只是维持现状,兜售智力商品,取悦客户(不管客户是政府还是大众),尽量使自己客观、没有争议、不具政治性,其目的只是获得更多的酬金或名声,全然没有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担当精神,因而为萨义德所鄙弃。在萨义德看来,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保罗·约翰逊等就是这样的讲市场语言的“专业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大国的想法,而非以一以贯之的价值原则看待和处理问题[4]。知识分子面临着专业化、专业知识和崇拜合格专家、流向并受雇于权力和权威、诱惑于奖赏知识和智力的顺从这四种压力。知识分子陷入专业化可能导致怠惰,专业知识和崇拜合格专家的做法易于导致囿于成见的学术权威,流向并受雇于权力和权威则可能成为权力的代言人或强势一方的帮凶,诱惑于奖赏知识和智力的顺从则易于成为资本和金钱的奴隶。萨义德提出以知识分子的业余性对抗这四种压力,即是说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行为不是出于自我保护也不是出于利益和自私的目的,而应是对真理、自由、正义的关切和喜爱。只有凭借对真理、自由、正义的关切和喜爱,知识分子才能作为一名真正的业余者而存在,成为不受打赏的、有独立人格的、业余的良心。

三、对知识分子及其特性的评价和反思

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和特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成为近20年来中西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理论最重要的论述之一。萨义德概括的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独立性、批判性、流亡性、业余性这五个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学界评价知识分子的重要参考之一。

在中国,当人们说起某人是“知识分子”的时候,通常是指那些从事教育、医疗卫生、媒体等相关行业的人。即便是一个获得博士学位但从事商业的人,一般而言也不会被大众认可为知识分子。可见,在公众的心目中,知识分子的认定与其从事的职业紧密相关。尤其是大学里的教师,不论是研究天文物理还是宗教伦理,都会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可见,这种将职业界定为划分知识分子的标准与萨义德界定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所以,在一个媒体爆炸、专业自语的时代,是否应该重新考虑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如上所述,萨义德界定的知识分子是苏格拉底式的完美知识分子,萨义德本人也是这样完美知识分子的典范。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学院里的专家学者、医院里的医生、媒体里的记者编辑等而言,很少人能够做到萨义德那样既能拥有学术的荣耀与地位,还能赢得了公众的关注和权力的侧目。

在当代中国,如果要重新界定知识分子,首先要摒弃那种古老的界定知识分子的方式——以知识拥有量的多少来界定知识分子。如果以知识量来界定知识分子,那么在当今世界,人工智能就是顶级的知识分子了。显然,几乎没有人可以接受人工智能代替人成为顶级知识分子。其次,也不能以学历来界定知识分子。一个人的学历只代表他(她)的学习经历或专业特长,一所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合格的本科毕业生并不意味着他(她)真正掌握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校教育中所應学习到的所有知识。而且,从最近的翟天临事件来看,一个注水的博士绝对不能表示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再次,不能以职业不同来界定知识分子。大学教师都会被认可为知识分子,同样都在传授知识,小学教师却很难被公众认可为知识分子。并且,“教书匠”与知识分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教书匠式的教师只是知识的搬运工,而知识分子显然不仅仅是搬运知识的,他更重要的功能应是研究、讨论、总结、创新知识。最后,以萨义德式的完美知识分子的要求来界定知识分子也值得重新考量。萨义德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知识分子本身具备讨论公共问题的能力,并且面向公众阐明自己的观点或意见,其立场是人民大众,守护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同时萨义德认为具备讨论公共问题的能力或资格的人是少之又少的,他们必须公正严明,不能自私自利;必须大胆无畏、不能畏畏缩缩;必须时刻警惕,不能偶尔懈怠;必须高瞻远瞩,不能鼠目寸光;必须真诚热心,不能利字当头。甚至,如理查德·波斯纳所言,若严格地单以“公共性”来界定知识分子,那么二十一世纪初的西方学术界也只有四百多位合格的知识分子。这样数量极少一群人可能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却也把相当一部分具有深远历史和学术影响的伟大思想家排除在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那么,在当代中国应怎样界定知识分子?首先,不必将批判性——尤其是像波斯纳那样突出有关政治或意识形态维度的问题——确立为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特性。不论是传统知识分子理论所倡导的对政府的警惕和批评,还是萨义德所坚持的警觉于陈俗和惯习的一种反对的精神,批判性都不应该成为界定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从中国古代传统的“士”文化来看,作为知识分子的“士”有多种安身立命的方式,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描述了显贵的高官、高洁的隐士、卑污的官迷三类知识分子,而中国传统文化是肯定前两者而否定第三类知识分子的。或高居庙堂或隐于江湖,只要持身中正,便是合格的知识分子。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孟子倡导的帝王师式的知识分子和老庄所示范的隐士式的知识分子都被认定是知识分子。并且,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可以自由转换的,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并且,过于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在当代转型时期的中国也未必十分适合。在西方,各种制度体制经过20世纪的调整改革在21世纪已经过于稳定或稍显僵化,知识分子对政府、社会提出诸多的批评意见也是有历史原因的。而中国正处于十分关键的转型时期,如果知识分子只是一味地批评政府和社会则可能动摇社会的稳定从而造成危害。黄万盛提出以“参与的建设性”来代替知识分子的批判性[5]。这种“参与的建设性”指的是一种可以与政府合作、可以从事深刻精神建设的士大夫精神。这种“参与的建设性”倡导知识分子既不作沉默的消极公民,又防止出现文妖式的知识分子摇唇鼓舌煽动舆论产生社会动荡。因此,不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来看,还是从保证社会稳定的现实要求来看,批判性都不应成为界定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或者第一要义。

其次,萨义德所倡导的知识分子的流亡性和业余性可以归结在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之中。知识分子的流亡性指的是知识分子应抛弃国家和民族特殊论的取向,而以更普遍的价值取向来公正地研究问题,这就要求知识分子独立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狭小范围,不能以偏私包庇自己国家或民族的不义之事。知识分子当然有祖国、有民族,但是当自己的祖国或民族欺压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时候,知识分子绝不能充当打手或帮凶,而应该以一致的普遍的价值标准来对待国际事务。知识分子的业余性指的是知识分子应以纯粹的兴趣和爱好去追求真理、公正、自由等永恒价值,而非为稻粱谋或投“资本”“权势”所好。因此,业余性就要求知识分子自动脱离金钱的招手、权力的收编、聚光灯的诱惑,主动站在资本圈、权势圈、名利圈之外,作一个纯粹的“圈外人”。一个合格的“圈外人”必然是要独立于资本市场、独立于权力运作、独立于媒体聚焦,甚至独立于大众舆论的。由此,知识分子的流亡性和业余性归根结底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流亡性要求知识分子独立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狭隘偏私,业余性要求知识分子独立于资本、权力、名声和大众舆论的裹挟。

最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独立性应成为知识分子的必备特性。一个知识分子绝对不是象牙塔里穷首皓经的学究,不论是在当下还是从长远来看,他研究的问题和发表的观点都是涉及公共问题的。这里的公共问题并非狭义的特指那些政治或意识形态维度的问题,而是广义范围上的涉及大多数人的问题。例如公共生活中高铁乘车霸座、教育领域中学位授予混乱等都是公共问题,不仅需要公众讨论,也需要知识分子加入讨论的行列,以专业知识和理性态度以及对问题的热情关切公共问题,尽可能提出一定的解决办法或方案。并且,知识分子讨论和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并非自身的一己之私,而是人民大众的利益,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表现。在当代中国,网络上“公知”已经演变为一个受尽嘲笑的称谓,以至于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认可“公知”,甚至那些有一定知识和学术能力的人就公共问题发表看法时一旦惹到大众不悦便被扣上“公知”的帽子一棍子打死。公共舆论不应该将有较高知识和学术能力的人排除在外,他们只有进入到公共讨论的舆论场上才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是应当大力倡导的,这种特性为公共舆论注入一股清冷的理性,可以为热点问题降温使之尽可能清澈透明。同时,知识分子应该主动介入到公共问题之中,参与到公共问题的討论中来,这本身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的表现,也是知识分子将所学实际应用到社会生活中的表现。上文已指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要求知识分子独立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狭隘偏私,不作沙文主义的打手和参谋;同时要独立于资本、权力、名声和大众舆论的裹挟,不作金钱、权势、名望的奴隶。唯其公共性与独立性,才构成知识分子的本质特性,也是界定知识分子的最显著的标志。

四、结语

萨义德综合了葛兰西和班达关于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是面向公众以及为了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某些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萨义德提出了包括公共性、独立性、批判性、流亡性、业余性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特性:公共性有自觉的和自然的两面;独立的知识分子有勇气诉说真理;批判性要求知识分子警觉于惯习和权威;流亡性使知识分子具备双重视角和历史眼光分析问题;而业余性要求知识分子纯粹地去追求真理。在当代中国,应抛弃关于知识分子的传统标准,考虑重新界定知识分子:鉴于萨义德式的完美知识分子的要求过于严格,应暂时抛开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将流亡性和业余性并入独立性中,再结合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唯其二者构成知识分子的本质特性。

[参考文献]

[1][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法]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M].佘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2.

[3][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 曹雷雨,姜丽,张跣,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4][英]塔里克·阿里.与爱德华·萨义德谈话录[M]. 舒云亮,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114.

[5]黄万盛. 知识分子困境与公共性危机. 现代大学教育(J).2008,(6):1-8.

〔责任编辑:徐雪野田丹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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