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洛锋　杨霞

摘  要：民国文书学论著规模并不算小，至今传世被奉为经典的主要有四部，而且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认识过程，直至录入《档案学经典著作》第一卷而实至名归。经典作品是著者个人禀赋和时代际遇碰撞的产物，对作者的生平考查有助于深化对经典的认识。四部文书学经典在内容主题、形式特征、成书背景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进行比较有助于增强对民国文书学经典的整体把握。四部经典立意深刻、内容广博，最为重要的是源自实践，延续学以致用的学术传统。

关键词：民国文书学;经典著作;作者生平;比较与启示

Abstract： The scale of the works of document science in Minguo period is not small. There are four classics in documents science handed down. The academia's understanding of them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change until they are included in the classical works of archival science （Series） Volume I. Classical works are the product of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author's personal endowment and the times. A textual study of the author's experiences will help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lassics. The four classics differ in content， form and background. The comparison is helpful to enhance the overall grasp of the classics in Minguo period. The four classics are profound in meaning and broad in content.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they originate from practice and continue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learning for application.

Keywords： Documents science in Minguo period; Classical works; Author's experiences; Compare and inspiration

近幾年里，档案界的一大工程是汇集出版了《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又一次激起了致敬经典、重温经典的浪潮。第一卷收录民国文书学著作四部，其实也就是民国文书学经典。迄今，对四部民国文书学经典的研究多夹杂在对民国档案学整体（即“十三经”）的研究中，也有对其中某一部进行内容评述、文本考据、思想解析的文章。既有研究或“粗”或“细”，角度不一，本文试图“适中”地考量，将民国文书学经典作为一个整体解读，回溯学科时代背景、陈述价值再现历程、介绍作者生平际遇、比较作品异同之处、总结学术精神启示。

1 民国文书学经典的树立

1.1 民国文书学溯源。从档案学的体系看，文书学的研究对象为文书和文书工作，而且主要以公务文书和公务文书处理为主①。文书出现和使用的历史很早，而系统的文书学研究则始于近代②。中国古代文书长期包容于杂文学的体系，文书写作要求文质兼备，比如著名的《出师表》。一定时期出现过涉及文书学内容的著作，如南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是吉光片羽，附带而已，并非专论。从秘书学和应用写作学的视角看，新文化运动前后，白话文通俗浅近，正宗地位逐渐确立，现代文章一分为二，文学作品专以审美，应用文则以实用为目的。文书写作，走向以质为主，专论文书的著作也渐渐出现。[1]1913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就出版杜冽泉、韩潮编订的《修正增订公文程式分类详解》，该书以文种为线索，指出使用范围、性质、用途，然后追本溯源，以后诸书多有沿袭。[2]

档案学界一般认为近代档案学、文书学的源头之一是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开展的“行政效率运动”[3]。受欧美行政理论输入的影响，“行政效率运动”成为“新政”建设的重要内容。[4]文书档案改革则成为行政改革的入手之初步运动。[5]1933年6月行政院召开的公文档案会议，推行公文档案改良，随后成立行政效率委员会主持其事。1934年，甘乃光在内政部（后随公职变动而在湖北武昌）推行文书档案连锁法实验，并交流推广至各地各机关，声势渐广。[6]文书档案连锁法意在通过文书档案分类、编号和登记的统一，减少重复劳动，提高文件运转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治理分类不一造成的混乱，打击“卷阀”[7]，促进机关档案的集中管理。与实践相呼应，一批研究文书档案的论文发表在了《行政效率》《行政研究》等刊物上，触及文书学档案学所讨论的基本内容。[8]此后涌现出为数可观的关于文书、档案方面的研究著述，还出现了培训文书档案人才的专门教育，开设有文书处理档案管理的课程。[9]文书学、档案学作为孪生学科开始创立。

1.2 民国文书学论著数量。民国文书学的研究范围涵盖四方面的内容：文书写作、文书处理、文书历史以及其它问题。论文方面，《行政效率》截至停刊共发表论文202篇，其中专门研究文书、档案工作的文章有69篇，[10]《行政研究》《建设研究》也有若干论文研究文档问题。

尽管档案学界论述起源一般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讲起，但北洋时代就有文书学著作问世，这些著作带有新旧时代过渡的特征，但是严格地按照历史断代，考虑这些著作的论述主题，应该还是划归民国文书学的范畴。多数民国文书学著作还是出版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87年，刘文杰著《中国档案学文书学要籍评述》辑录了115种文书学档案学著作[11]，进行分类统计，文书学有103种，档案学只有12种。1991年，杨玉林在荣昌县档案馆发现不为《中国档案学文书学要籍评述》辑录的民国文书学著作8种[12]。可见，民国时期文书学著作数量是远远多于档案学的。

1.3 民国文书学经典的价值再现历程。民国文书学论著数量不算少，但其中一些内容重复，显系抄袭、拼凑而成，而在公文程式介绍的著作里尤为突出[13]。在这些著作中，当时产生影响，后世仍然得到普遍认可的不多，《公牍通论》《文书之简化与管理》《公牍学史》《公文处理法》是其中的代表。这些著作得以留存、传播并被奉为经典，首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著作阐释的认知源自实践、本身学术价值过硬、充满时代精神和原创精神，曾经经世济用，产生实效。而以吴宝康先生为代表的档案学家对这些著作的发现、选择、整理、推介也功不可没。学界对民国时期档案学（笔者简称民国档案学，包括文书学，下同）经典的学科认同、价值认定是有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档案学著作中，選出13本代表作进行内部翻印，档案学“十三本旧著”提法即来源于此。当时翻印的目的是“批判地吸收旧档案学的历史遗产”（见翻印说明），称民国档案学为“旧档案学”。“文革”中，档案学惨遭厄运。 [14] [15]拨乱反正后，档案学恢复重建。1988年前后，档案出版社曾将上述四部作为《档案学研究资料丛书》的构成再版。但是，对民国档案学的认识、认同仍然存在差异，反映在命名上，有称之为“近代档案学”[16]，有称之为“建国前档案学”和“民国时期档案学”[17]，也有称“传统档案学”[18]，当然还有继续称“旧中国档案学”[19]的。20世纪的最后几年，吴宝康先生认为对文书档案连锁法政治上的分析仍是需要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的档案学只能说是积累了经验知识[20]。进入21世纪，“旧档案学”的提法仍然存在[21]。2003年，李财富认为近代中国档案学建立的主要标志是13本档案学“旧著”的问世[22]，此后“旧档案学”的提法渐渐销声。

而对“十三本旧著”学术价值认定、学术地位认可也是变化发展而来，早在1986年，刘文杰在论文[23]中称“十三本旧著”为“十三本名著”，认为有其“合理内核”，1987年，在著作中认为对于民国初期的档案学著作评价普遍偏低，有待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价，但并未引起共鸣。[24]2008年张会超认为应确立档案专业的经典书目，13本旧著应该入选。[25]

1.4 民国文书学经典的最终树立。2013年，由《档案学通讯》杂志社编订的《档案学经典著作》第一卷、第二卷率先出版。两卷收录“十三本旧著”，策划人胡鸿杰后面称之为“十三经”[26]，褪去“旧”字、化“著”为“经”，这个提法更为合理，实至名归，其实现今“十三本旧著”这个名词只是沿袭一贯，约定俗成而专用，“旧”仅存其字而已无其义。

《档案学经典著作》前两卷的出版标志着“十三经”学术经典地位的重塑，以重新编订出版的形式“抢救”不易搜寻的“十三经”版本，为档案学术著作的评价研究提供了范例和可能，功莫大焉。“也许在西学东渐的学术环境里，人们更多的关注点是那些‘从西边那口井里传过来的蛙声。然而，从价值定位看，必须成为民族语言和思想象征的东西才能够成为经典。《丛书》中这些具有民族学术血脉的著述，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27]胡鸿杰教授的这段文字为《档案学经典著作》卷一、卷二提供了最佳注脚。

《档案学经典著作》第一卷收录民国文书学四部，即《公牍通论》《文书之简化与管理》《公牍学史》和《公文处理法》，其实也就是“民国文书学经典”。四部经典版本均依据20世纪80年代中国档案出版社已出的版本，当时作为《档案学研究资料丛书》的组成（共六册），只是《档案学研究资料丛书》版本里。周连宽的《公文处理法》和《档案管理法》合编为《公文处理法与档案管理法》，此次《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又进行了拆分，《公文处理法》编入第一卷，《档案管理法》编入第二卷。《档案学经典著作》第一卷开创一种体例，“每一种旧著之后都编入了学界对其书的评论，以供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及其思想，起到一个导读的作用”[28]。

2 民国文书学经典作者生平考查

2.1 徐望之。生卒年月不详，祖籍浙江吴兴，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徐望之历史声名主要来自葡萄酒业，1934年前后在中国银行烟台分行经理任上接管危机重重的张裕公司。百年张裕，“徐望之时代”，三件大事誉载史册：注册商标、生产自立，起用和培养本土酿酒人才和创办中国酿造学社以及《酿造杂志》。而据英国商人阿美德（A.G.Ahmed）所著的《图说烟台：1935—1936》记载，来烟之前，徐望之曾先后在中央财政部、盐税局、湖北省军事法庭等机构任职，但并未详加说明。[29]张元济称和徐望之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共事[30]，何以哲学系毕业、出版界之资历，而能在1929年于河北省训政学院讲授公牍课程，联系其父事迹，推断可能有家学的影响。有文讲其父徐赓陛，字次舟，曾在广东任县令，以善断案著称，人称“徐青天”，后为李鸿章幕宾[31]。张元济亦言徐次舟以牧令仕粤中，所致官书、条教，皆博大精深！经济文章，一时无两！有《不自谦斋文集》行世，望之承家学，有父风[32]，《公牍通论》于其父文集的确引用颇多。《公牍通论》之后，徐望之还著有《尺牍通论》[33]，已不局限于公牍。两书以外，根据自己的管理实践和工作体会，徐望之还于1939年写出一部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人力资源管理学专著《人事问题》。[34]由此可知，徐望之先生一生跨界甚多，却在每个领域都能观念超前、引领风骚。总的来说，徐望之一生活动和业绩主要还是在新闻出版界和工商界，和文书学的交集不过是一段插曲，却“无心插柳”地以一部名作成就文书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2.2 陈国琛（1894—？）。1989年韩李敏有文[35][36]介绍陈国琛生平，迄今最详，而2015年吴宇凡刊文[37]又有所补充。陈国琛别号寄安，祖籍安徽宿松，国立北京政法大学经济系研究科毕业，1927—1934年从戎，在冯玉祥麾下任秘书、秘书长。1935年后为国民党元老陈仪所重，成为陈主政一方的班底（《我所知道的陈仪》归陈国琛入“国家主义派”[38]），随其进退闽、台、浙三省，均职掌省府秘书处第一科，主管文书档案工作（在福建兼主人事改革;在台省先任公报室主任，后兼文书科长;在浙江为省政府参议兼第一科科长）。每在一省，陈国琛殚精竭虑又能因势利导，推行改革，努力改善文书档案工作局面。福建文档改革（1936—1938）历时最长;台湾文书档案改革（1945—1946）为时一年，当年台湾行政公署的评价是：“主编之本署公报系每日按时出版，对于复性行文，确收简化之效，续兼文书科长时，一面整理旧案，一面统一全省文书管理，成绩均异常优异。”[39]浙江文书档案改革，始于1948年8月，未及全面展开，次年2月，即因时局变化而收场。对于每一次改革实践，陈国琛都进行思考总结、著书立说、交流布众，于福建文书档案改革有《文书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改革》，于台湾文书档案改革有《文书改革在台湾》，于浙江文档改革有《浙江省政府实施文书改革办法辑要》。韩文[40]认为：陈先生不仅是文书档案工作实践家，而且也是一位见识卓越的理论工作者。此等评价，堪称公允。

2.3 许同莘（1879—1951？）。有关许同莘的研究文献较多，而新近以钱志伟用力最多，求全补漏，不惜实地搜寻有关材料，而成绩也最大，在其论文中仿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之例而作成《许同莘先生简谱》。[41]另外，中山大学李欣荣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藏未刊日记、札记、文集，辅以晚清修律的其他相关材料，撰文挖掘作为清末新政之“法政”人物存在的许同莘。[42]综合二文可作如下交代：许同莘，字溯伊（叔伊），号石步山人，生于江苏无锡。1899年，随舅父张曾畴在张之洞府中学习幕事。1902年中举，1903年会试落第。1909年冬张之洞去世，受其子之托整理编纂其文牍电函诸稿。北洋时期，先后供职外交部总务厅文书科、通商司第六科，任科长，其间致力于档案文献编纂，成果颇丰。1928年后任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1933年出版《治牍要旨》，在《河北》杂志连刊论文《公牍铨义》。抗战期间曾任河南省政府主任秘书。1947年出版《公牍学史》，1951年病卒于无锡。在超星发现系统输入“作者=许同莘”进行查询，结果竟有205条之多，限制1949年以前，也有174条，即使考虑重新结集或再版的情况，这一结果也是惊人的，何况还有未刊作品存在。其著述种类庞杂，哲学（如论文《格物与致知》[43]）等范畴也有涉猎。从许同莘生平著述看，其为“兼通新旧”之文史法政通才，濡染家学，事科举，习幕业，受教于晚清名宦，东瀛学法，亦通西学。时代变换之际，游走于“新旧之间”，大抵“中体西用”、以“旧”为主。法政本其主业，却成于文牍之事。无论世易时移，公牍之道贯穿始末。尽管在以“逐新”为潮流的近现代声名并不显赫，但恰因为如此，新元以后，本职以外，能够沉浸“故纸旧档”，穷几十年之力而遍览张之洞等名公钜卿公牍文稿、编纂成集。许同莘又弃“述而不作”，于编纂之外“取向所闻于父、师及览观所得者”，著《牍髓》、写《牍史》。

2.4 周连宽（1905—1998）。周连宽生辰略晚，而寿祚绵长，其生平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事迹清晰，《周连宽教授论文集〈前言〉》[44]介绍颇详。周先生接受的是现代新式教育，著述简白易读，著作直接贯通当代。实际上周连宽首先是一名图书馆学家，其次才是文书学、档案学家，与文书学、档案学交集集中在国民政府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此外，周先生历史地理学著述也比较丰富。周先生原名周梓贤，曾用名周钊，身世坎坷，幼时家贫，8岁鬻于开平周家。1920年小学毕业，其后两年做过学徒和小学教员，1922年在香港读中学，1924年短期辍学，未及毕业，借用堂兄“周连宽”之名考入国立广东大学土木工程系，1928年毕业，入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1930年毕业供职岭南大学图书馆，1931年复入华中大学社会学系，1932年毕业后受聘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图书馆主任。1934年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兴起，追随甘乃光，研究文书档案技术和效率问题，成为文书档案改革的中坚力量，1935年受命写成文書和档案两部小册子。抗战期间，辗转数地，但司职以秘书文书为主，1942年改编旧著，《公文处理法》和《档案管理法》先后成稿。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市图书馆馆长，并在苏州教育学院讲学。建国后近30年，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从事普通工作，曾为陈寅恪资料助手。[45]改革开放后，参与中山大学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的重建，是国内最早的图书馆学硕士导师之一。

3 民国文书学经典作品比较

3.1 从主旨结构看。《公牍通论》和《公牍学史》也被秘书学奉为经典，主要论述公牍通史和公牍撰拟，即《公牍学史》“牍史”“牍髓”之分。但是前者讲“牍史”意在“通今”，仅限于名称的考证，所占篇幅不大，重头还是放在公牍撰拟上，对“当时”通用之文种体例介绍之后，论述内隐的抽象的官吏治牍者（主体）的积学修养问题、行牍拟牍的原则问题，最后论述外显的具体的公牍撰拟所涉及的结构、叙法、用语、程式诸问题。而后者讲“牍史”意在“谏今”，《自序二》中有“若夫名程式，应实用，则有时贤之书在，不具论云”之言，开宗明义，指出论牍旨在“推究其异同得失之故”。全书二编，《牍史》《牍髓》，《牍史》又附有《辞命》二卷，实为三部分。书名“学史”，《牍史》乃重心，所占篇幅五有其四，而且极为详细，上溯三代、下迄清季，每一代牍史，先总论（公牍）文风、继之以（公牍）文章批评，文献援引罗列散布其间，贯穿以公牍理论总结，程式并非所重但亦有交代，并考察变化的社会原因。交伐辞命文书因为重要性和特殊性，其史单独论述，附于一般“牍史”之后。《牍髓》又分内外两编，近于前者但内容及详略不同，内编论述治牍者的才情品质修养问题，外编论述治牍要点技巧原则问题。

《文书之简化与管理》和《公文处理法》主要论述文书公文处理。但前者出于文化、政治、经济、道德等多重情怀，把文书改革作为系统问题，宏微兼摄，巨细不遗，兼论行政与技术，论行政改革涉及基本认识、行文制度、收发归档制度，并突出公报改良问题而专论;论技术则分行文、收发、档案，并设计通用档案分类表和统一文书管理办法草案，战时文书管理有别于平时则专论。后者客观地视文书为“人生工具之一种”（自序），“处理”则如“工厂之制造过程”（绪论），可以采用新工具，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实验”，从而优化技术。是以后者专论文书技术，以“中央第二级机关之部会为假定对象”，分解文书处理为十一个重要阶段后又合并收文、拟办及拟稿、会办、缮校印、发文五部分，逐一论之，公文检查、电报处理、其它涉及问题另外专论。

3.2 从形式结构看。序言提升作品、沟通读者，而自序犹是。四书均有序言，均有自序，而非均有他序。《公牍通论》他序三篇、自序一篇（书中“绪言”有自序的性质），序一作者张元济为近代出版巨擘，与作者曾为同事;序二作者张悛不详;序三作者汪鸿孙，清末民初为县宰二十年，有布告文书被作者引为范文。《文书之简化与管理》无他序而有自序两篇（书中“例言”部分有自序的性质）。《公牍学史》有他序一篇，自序两篇，他序作者杨寿楠，一代牍“师”大家，清末五大臣出国考察为其中一路的总文案，民元曾为财政部次长，与作者世交。《公文处理法》，他序自序各一篇，他序作者甘乃光为国民政府要员、行政专家，为作者上司。

凡例是著者本人对作品的总括。四书情况不一，《公牍通论》无;《文书之简化与管理》称“例言”，兼有自序和凡例二重性质;《公牍学史》有且规范;《公文处理法》无，但“绪论”实际部分有凡例的功能。

目录凡书必有，但奇怪的是：《公牍通论》和《文书之简化与管理》序言、例言在目录之外，而《公牍学史》和《公文处理法》在目录之内。此为小节，初版出版社不同，编校存在差异，历次再版、此次集结又力图保留原貌。

附录是对正文的说明或补充，并非必须。《公牍通论》对于“现行政府公布公文程式”直接包容于正文，没有另行附录;《文书之简化与管理》文内有第三章第一节附录“皂纸便利制作法”，文末附录有“中央改革文书法令缉要”，但此次集结出版或因篇幅控制后者已作省略;《公牍学史》附录有《治牍须知》[46]，但此次集结出版不见于目录，已无;《公文处理法》无。

3.3 从背景初衷看。《公牍通论》脱胎于培训讲义，作者1929年于河北训政学院主讲公牍，据《公文程式》编《公牍讲义》，受众为基层县治公务人员，1931年以《公牍通论》出版。《公牍学史》是作者公牍之“学”与“道”的阐释，就平生公牍之“闻见”作《公牍丛话》系作者夙愿，多年未成，1933年为河北省地方行政人员讲习所学员讲习“治事之文”而编有《治牍要旨》[47]，同年应“政事学术研究之会”交流之用而写成《公牍铨义》[48]，后对《公牍铨义》“增损改定”，析为《牍史》《牍髓》而又合为《公牍学史》，1947年出版。

《文书之简化与管理》是作者结合实践经验对文书档案改革进行思考并给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方案设计，预设受众广泛，作者1936—1938年主持福建文书档案改革，1938年底始写书稿，九年七改，1946年定稿付梓。《公文处理法》系作者多年文书处理改革“实验”而“优化”技术的介绍，作者1934年起先后在国民政府内政部、武昌行营等处进行试行、推广文书档案连锁法，1935年编成《县政府文书处理法》[49]，后继续试验修改，1942年始定稿。

4 民国文书学经典的学术启示

4.1 立意深刻，高瞻远瞩。《公牍学史》《文书之简化与管理》二书均非局限于“名程式、应实用”。《公牍学史》“求济于世”，作者对文牍之事“探其本源、穷其流失”“推究其异同得失之故”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因为“前世立言之君其为道不同，要之必以明学术达事理为本”，是以“取前人之言比而观之”“思衷之于先正”，希冀“拨乱世而返于正”（见自序二），即杨寿楠之问“鸡鸣风雨之思乎”（杨序）。

《文书之简化与管理》作者设身处地，介于庙堂江湖之间，却以“全国公文书改革为研讨对象”，认为对于“强化行政效率”“复员与建国”“修明政治”意义犹大，是以愿开以“良方”、匡俗济时。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主体指导思想竭力回避“行政人事”改革，恐引“黨争”，而是书不畏艰险，就“文书行政”一并论述，且“偶作一二批评”，以求淬砺致臻。

4.2 内容广博，学术价值过硬。《公牍学史》乃牍界“文心雕龙”，内容和结构于《文心雕龙》均有借鉴[50]，作者阅“牍”无数，意在为“牍”立传树道，《牍史》《牍髓》恰通“史”“经”二途，印证丰富、达数百种，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又能娴熟地“穿珠引贝”，佐以己评，却不生抵牾，“浑然一体”，贯通“文章政事”。是书文言古风，秉承旧学、贯通文史法哲，学养深厚，“体大思精、博约淹贯”[51]，原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刘国能推其为民国档案学真正具有开创意义之作。[52]笔者以为《公牍学史》虽刊于近现代，但以作者其人其道，书中其引其论，实乃“古公牍学”之集大成者，对于今之学人熟悉公牍“古典”帮助犹大，言“古”谏“今”，于学术发展起到承上启下、沟通“旧”“新”之作用。

《文书之简化与管理》作者考量全面。该书已经有“系统”思维的影子，遵循“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分析、归纳兼重，论证以理证为主，引证极少（战时困境，无书可参），图表极多;设计统一文书管理办法草案以“条文代结论”，极富原创。

4.3 源自实践，延续学以致用的传统。“民国档案学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转折中展开的，首要特点是经世致用，切近时代需求，孜孜以求、字字句句得自实践，朴实无华，不尚虚理。”[53]《公牍学史》和《文书之简化与管理》均为作者数十年心血所得，作者在实践领域均有不菲成绩。许同莘写《公牍学史》之前，晚清曾入幕张之洞府，充办文案，民元以后档案文献编纂成就甚巨，汇编满清七朝外交条约，编成张之洞、许景澄、张曾畴、许珏诸人文集多种，编成《迁锡许氏宗谱》。《公牍学史》的“诞生”，和许同莘的文牍拟办，整理编撰实践密不可分。《文书之简化与管理》作者陈国琛其文书档案改革实践经历在整个民国文书档案领域足称无远弗届，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国琛曾转战三省，推行文书档案改革，其中作为《文书之简化与管理》背景的福建文档改革历时最长，历时三年，其成效在抗战档案搬迁中得到验证：“不曾遗失一卷”，实际上在福建之前，陈国琛将近十年的秘书、文书工作经历，“数十年心血”之谓，毫不夸张。

“上推八十余年，在一个相对动荡的国度，具有高等教育经历和管理领域背景的研究者应该归入贤能的行列。即便今天，具备这种资质的档案学人也仍然是凤毛麟角。”[54]此言不虚！《牍髓》中言，“凡为学者，将以致用”“居官（可引申为从事实务）而不废学，所得必有胜于闭户研精者”[55]。学以致用，经典之作品必贯通学术（理论）政事（实务）。许著《公牍学史》本身、陈著《文书之简化与管理》极致地印证了这一论断。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V2016-22）成果之一。

注释：

①也有学者主张学科用“终极现象”，即以“文书现象”作为学科的研究对象.

②“近代”“现代”历史分期各个领域也不完全统一，档案学界似乎以民国为“近代”、新中国成立以后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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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黄洛锋，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昆明理工大学档案馆;杨霞，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来稿日期：2020-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