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通

（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社会流动是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阶层结构和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1］。从社会层面看，社会流动是实现阶层结构优化和促进阶层关系融合的必由路径，保证畅通且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是其价值诉求；从个人层面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提升阶层地位和改善阶层状况的重要行动，需为此投入必要的成本。故而，社会流动具有公共性和个人性双重属性。从公共性来看，保障畅通且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公平建设的重要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政府进行相应改革并投入必要的财政成本；从个人性来看，提升阶层地位和改善阶层状况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基本目标，但是，需要付出必要的努力，去竞争有限的机会和跨越制度屏障。这一切均可化约为社会流动成本，即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权利以及实现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目标而必须付出的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的总和。但是，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流动状况，部分媒体及学者给出了阶层固化的总体判断，却很少对阶层固化命题进行理论梳理，也很少系统地反思该命题能否有效说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总体特征。因而，“阶层固化”这一热点命题能否准确且全面地概括中国当前的社会流动现状，需要我们进行必要的理论批判和事实检验；社会流动成本是否可以代替阶层固化成为解读中国社会流动及变迁状况的理论逻辑，则需要我们从历史变迁和时代背景等角度进行论证。

一、阶层固化：需要进行理论和事实双重反思的学术判断

在学术研究中，对于社会流动状况的观察主要包括两个维度：其一，社会流动的速度和规模，尤其是社会弱势阶层向社会优势阶层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其二，社会流动的致因，即社会流动发生的主导性因素，是先赋性因素还是后致性因素。从社会舆论来看，“读书无用论”“寒门再难出贵子”“X二代现象”等舆情热点的出现，使得部分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流动呈现封闭和僵化的特征，进而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阶层固化命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社会舆情热点往往会因为过分夸大社会问题而产生“风险放大效应”［2］，或者因为缺乏对命题的理性判断而偏离社会事实。这要求我们对阶层固化命题进行理论梳理，并从理论和事实的双重维度对阶层固化命题的适用性进行反思。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逻辑

从代际视角看，阶层固化命题阐述了“龙生龙，凤生凤”的世袭性代际继替流动机制；从社会关系看，阶层固化命题包含不同社会成员间的社会排斥现象和交往区隔问题，属于阶层结构维度和阶层关系维度的范畴。也就是说，阶层固化命题包含社会流动、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等多维内涵，并分别包含地位获得、社会排斥和社会区隔的特征。为此，本研究沿着从理论来源到学术论点的思路，对上述三种概念进行了梳理，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阶层固化命题的概念梳理表

1.社会流动维度的地位获得概念。1975年，美国学者布劳和邓肯发表《美国职业结构》一书，并建构社会流动研究中的“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该模型将社会成员的职业变迁视为因变量，并将自变量化约为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中国学者对于阶层固化的解读正是以此模型为理论基础，认为后致性因素发挥主导作用的社会是开放性社会，而先赋性因素发挥主导作用的社会则是封闭和僵化的阶层固化社会。在中国场域内，“子承父业”等家庭伦理观念根深蒂固，加之当前中国家庭社会资本不均等现状，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阶层固化的发展态势［3］。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这一转型过程会产生“精英再生产”机制还是“精英循环”机制，是国内外学界争论的焦点［4］。阶层固化命题显然认为，“市场转型”产生了“精英再生产”的格局。尽管高等教育的发展缩小了不同阶层获得教育机会的差距，但是，不同阶层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却日益凸显［5］；社会中下层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难度高于优势阶层，“寒门难出贵子”现象成为阶层固化的直接表现。

2.阶层关系维度的社会排斥概念。马克斯·韦伯在论述“身份共同体”的过程中，使用了“社会排他”（也称“社会屏蔽”）的概念，认为具有特定社会声望的阶层会通过婚姻、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惯例等来维护其“共同体界限”。新韦伯主义者帕金在此基础上完善了“社会排斥理论”，即一个社会集团采取合法手段牺牲另一集团的利益。其中，社会排斥有两种形式：集体排他，即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性地排除在利益共享的范围之外；个体排他，即制定的屏蔽机制、筛选标准等会排斥某些社会成员，但并不将某个身份群体排斥在外。社会阶层关系的核心是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关系。以韦伯和帕金的社会排斥理论为基础，阶层固化命题主要揭示中国当前社会的三种利益形态：利益排他，即优势社会阶层利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将社会弱势阶层排斥在利益表达和利益配置的范围之外［6］；利益垄断，即精英集团的分利行为会形成利益配置的集团式垄断格局，并造成非精英群体的社会流动能力弱化［7］；利益固化，即围绕资本、权力和劳动形成了三大利益群体，权力群体和资本群体等优势社会阶层凭借其实力维护其既得利益［8］。

阶层结构维度的社会区隔概念。1975年，美国学者费瑟曼等提出了FJH（Featherman，Jones and Hauser）假设：不同国家的社会流动率会受到其社会分工结构的影响；工业化的实现意味着社会流动模式相对稳定，即不可能出现具有社会流动机会的结构性变迁［9］。李强教授提出中国当前社会呈现出阶层结构定型化的特征，即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率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文化模式形成以及阶层内部认同强化；借用熊彼特“车厢与乘客”的隐喻，这种阶层结构特征可概括为“阶层就好比是火车车厢，成员就好比是从这些车厢里上上下下的过客”［10］。除此之外，中国当前的社会成员在社会资本、消费模式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化特征，也成为阶层结构定型化的重要论证。如童星教授等认为，中国当前出现了产权与资格证书等排他性因素增加、住宅区隔制开始出现以及不同阶层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开始形成等阶层结构定型化的趋势［11］。

（二）理论特征：阶层固化命题的范式归类

从上述概念梳理来看，阶层固化并非完全贬义。比如，阶层结构定型化是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判断，意味着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等在经历大分化和新组合之后，呈现出稳定性的特征。同时，阶层固化命题体现了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政策偏差、制度漏洞以及不同阶层间的融合问题等。从理论范式归类来看，阶层固化命题并未超越社会阶层研究的范式，是众多社会问题的集中显现。

其一，以分配机制为主线的研究导向。收入分配、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等体现了社会成员的阶层状况，更反映了资源和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配置状况。“马太效应”是阶层固化命题最明显的特征。这种聚焦阶层状况差距的分配导向研究，体现了学界对于消费分层现象的关注。在大众生产与精英消费并存的现代社会，“特定的消费品与消费方式成为区分社会地位群体的符号”［12］。家庭财富积累状况不同，直接导致了不同阶层的消费能力产生差距，使得部分社会成员真实体验了“相对剥夺感”，更使得阶层固化论得到认同。尤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社会后，会面临城市融入成本与个人支付能力之间的差距，即便成为城市居民，上述差距仍旧存在。这些情况，使得支持阶层固化命题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

社会流动包含阶层类型转变和阶层状况变化的双重含义，前者如农业劳动者向蓝领工人转变，后者则如低收入阶层到中等收入阶层的变化。同时，社会流动也是涵盖多维内容的综合概念，以农村人口的乡城社会流动为例，社会流动具有职业转移、地域迁移和身份变更等多重含义［13］，同时，也包括角色意识、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14］。但阶层固化命题更多涉及的是阶层状况的变化，对阶层类型转变的分析涉及较少，因而也就忽视了农村人口进城不仅是社会流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其改善阶层状况和改变身份角色的过程。只不过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定时间和财富积累。

其二，以冲突论为基调的研究范式。功能论与冲突论是社会阶层研究的重要内容。功能论认为工业化、城市化等将使社会结构更具流动性和开放性；冲突论则认为现代化进程是一种阶层结构再生产的过程，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并没有增加流动机会和社会开放性，即便是高度工业化的市场经济社会，社会阶层结构依然处于再生产过程中。阶层固化命题属于冲突论的研究范式：社会流动是一种“一方多得便意味着一方少得”的零和博弈过程。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升，工业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大量流动人口，这种以功能论为基调的帕累托式社会流动现象显然被阶层固化命题所忽略。

其三，以韦伯主义阶级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路径。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所言，“可以设想各种阶级理论是沿着一条连续线排列的。这一连线的两极完全可以视为由马克思和韦伯的经典理论分别占据”［15］。社会流动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更加偏重于结构性因素的解释。比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是构成工人阶级的主要来源，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既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又是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要条件”［16］；列宁也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17］。因此，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聚焦于社会流动中的阶层类型转变现象。对于社会阶层现象，韦伯主张“处于同等阶级状况中的所有人”即为一个阶层，而所谓的“阶层状况”就是获得货物、谋得一个人生地位或寻求内在满足的典型概率，即“大体来说，对消费品、生产资料、资产、资源和技能的不同控制权，都会分别构成一种特殊的阶级状况”［18］。因而，韦伯主义阶级理论聚焦于社会成员的个人特征对于资源和机会的“控制权”，也就是聚焦于社会流动中的阶层状况变化现象。显而易见，从理论范式看，阶层固化命题是韦伯主义阶级范式的重要体现。

（三）逻辑缺陷：基于理论和事实对阶层固化命题的双重批判

以纯理论视角来看，按照社会流动的封闭程度，阶层固化可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等级制社会的阶层固化。在封建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等级森严，不同阶层的政治权利、经济条件及社会声望等有严格的秩序和显著区分。社会成员因不同的家庭出身或所在群体，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资格，一些群体还具有法定的世袭资格。第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层固化。20世纪50—80年代，我国社会成员按照户籍制度、劳动和单位制度以及人事管理制度等，被赋予农业人口、城镇居民、工人和干部等身份，社会成员处于社会流动的无渠道状态［1］。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成员的经济分层较为平等，但是政治分层则相对明显［19］。第三，阶层固化与全面流动并存的当今社会。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的贫富情况、社会融合状况和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差距日渐明显，阶层固化风险及相应的社会问题突显。但是，中国当前存在较大规模的城乡流动、区域流动和阶层流动是不争的事实，且对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整合等产生了实质性影响［20］。这成为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因而，仅以阶层固化总结中国当前的社会流动状况，在理论和事实层面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分析对象错混，以阶层分化逻辑得出社会流动结论。社会阶层结构有两种优化机制：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根据陆学艺教授的观点，阶层分化是阶层结构分化的质变过程，而社会流动则是阶层结构分化的量变过程［21］。用前文提到的“车厢与乘客”这一隐喻，阶层分化是“车厢”数量的增加和高低等级分类，而社会流动则构成“乘客”上下“车厢”以及其改变“车厢”等级的过程。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社会阶层结构在阶层分化维度趋于稳定是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但是，社会流动人口的规模和速度却不断上升。1982—1987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为3 000万人左右；1985—1990年流动人口数量为3 384万人；进入21世纪，中国人户分离人口从2000年的1.44亿人激增到2014年的2.98亿人；近几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有所减少，但2016年人户分离人口依然有2.92亿。①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9）、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6）。因而，阶层分化的速度放缓意味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趋于稳定，社会流动规模的增大表示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开放性特征。以阶层分化状况来说明社会流动特征，显然混淆了分析对象。

其二，问题归因偏置，忽视制度性因素的优化趋势和能动性因素的关键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对社会成员的城乡流动和区域流动等实行严格控制；同时，城市的单位制度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等将社会成员固定在“蜂窝式单位”内部。制度成为社会流动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但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社会流动的制度控制逐渐放宽。比如1984年，允许自理口粮的农村人口在集镇落户；2001年和2011年，持续放宽对建制镇和小城镇的落户限制，并于2014年全面放开；2015年我国实施居住证制度，保障在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权利。另外，根据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制度和政策等结构性因素具有限制性和促动性的双重作用，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可以突破结构性因素的限制作用并形成促动机制［22］。学界对于“农民改变中国”（或“农民工改变中国”）的相关提法，直接体现了上述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农民的首创精神推动了基层社会的体制变革，而“农民流动”正是这种创造性政治的组成部分［23］。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提到“因为允许人口流动，亿万农民工进城，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②参见：李克强.亿万农民工进城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EB／OL］.［2019-12-08］.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3／15／content_2834169.htm.农村人口突破户籍等制度限制进行流动的过程正是其能动性发挥关键作用的过程。阶层固化命题对于社会流动障碍的分析，一方面归因于社会资本差异，另一方面则归因于政府制定的相关制度。其本质上是归因于制度性因素，忽视了能动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

其三，现状归纳片面，固守“精英”流动结果导向，忽视多元流动的现实格局。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等的情况下，高考等后致性机制成为社会弱势阶层“改变命运”、迈入精英阶层的重要路径。作为一种竞争性选拔机制，必然有大量社会成员难以通过高考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这并不会完全导致社会弱势阶层的固化。以农村人口为例，根据原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中国农村人口中，“50后”的人群中有务农经历的比例为95.0%，而“80后”中这一比例为53.9%，“90后”中这一比例仅为28.5%。①数据来源：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6：67.如图1所示，以中国当前职业结构的学历构成来看，高中以下学历者依旧是第一产业劳动者的主体，而大专以上学历者则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等白领阶层的主体，这是学历因素的社会分层功能。但是，在具有初中、高中以及中高等职业教育学历的劳动者中，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的人口占到对应学历层次就业人口的26.6%～36.1%；从事生产运输等职业的比例为20.7%～31.1%。也就是说，中国当前的社会成员具有很多社会流动路径，尽管社会流动距离短于精英导向路径，但依旧可以较高比例实现社会流动。而以精英结果为导向的阶层固化命题显然忽视了流动路径的多元性，并在事实分析层面具有片面性。有学者用“高铁模式”和“地铁模式”比喻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变化，前者是一种长距离、跳跃式的精英流动，后者则是机会多但距离短的大众流动，并且“在一个稳定的现代社会，这一流动模式（‘地铁模式’）是一种常态”［24］。

图1 2016年按教育程度划分的全国就业人员职业构成

二、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影响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时代背景

中国正在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转型，在此过程中，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区域结构和阶层结构中进行社会流动，不同阶层社会成员的阶层状况及阶层状况对比发生变化，都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因而，解析中国当前的社会流动状况，必须立足于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宏观背景。

（一）社会转型：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结构性致因

如前文所述，社会流动由阶层类型的转变和阶层状况的改变所构成。其中，阶层类型的转变是指社会成员城乡结构、职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等社会分工结构中的变化，因而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阶层状况的改变是指社会成员在经济收入、政治权利和社会声望等指标体系中的变化，因而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在社会转型等宏观背景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规模巨大。以乡城社会流动为例，1982—1987年，我国流向城市的农村人口为1 300万人左右；1985—1990年，达到1 520万人左右；2008年达到2.25亿人，并且数量持续增长，2016年达到2.82亿人。①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9）、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6）。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近半的农村家庭已经投入到城镇化进程之中”，且流动家庭中有11.6%的家庭扎根城市，36.1%的家庭有家庭成员常住城市［25］。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城市社会的单位体制和农村社会的人民公社体制，形成了中国社会成员结构的蜂窝状格局。在蜂窝状组织模式下，社会成员在相对同质的群体中进行生产生活，“相对剥夺感”较弱。但是，在大规模结构性社会流动的背景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阶层之间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不同阶层之间的“相对剥夺感”开始显现；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文化交融和社会融合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二）制度变迁：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生态性致因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使得单位体制逐渐解体。在单位体制下，“（单位与职工是）一种全面而深刻的归属关系……（单位对职工）既全面控制又全面照料，（职工对单位）既全面服务又全面依赖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26］。但是，这种福利体系的覆盖范围仅限于城市社会中的职工群体，而城市社会中的非职工群体和农村社会成员则被排斥在这种福利体系之外。在这种体制下，社会成员通过教育等社会流动机制获得“职工身份”，自然会有一种“跃龙门式”的社会流动效能感。伴随单位制解体，职工群体的大部分消费活动被推向市场，并且有大量社会成员选择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这种变化一方面降低了教育等社会流动机制的主观效能，另一方面则对中国当前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教育机制为例，中国高等教育早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5.7%。高校扩招政策改变了就业市场上的供需关系，也降低了高校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的优势［27］，由此也会导致教育机制的社会流动效能降低。也就是说，制度环境的改变降低了教育等社会流动路径的效能，对中国当前的社会流动状况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另外，个体经营和务工经商等方式成为新的社会流动路径，对高等教育等传统流动路径起到补充作用。因而，对于教育等社会流动机制的分析，如果固守精英主义结果导向的社会流动效能观，只能加大阶层固化命题的“泡沫价值”。

（三）小结

从社会流动过程来看，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可以分为社会结构、政府政策以及个人能动性三个方面。从社会结构看，中国总体工业化进程决定了中国当前阶层分化的状态，但是城镇化发展进程为社会成员创造了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从政府政策看，相关制度体系解体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性发挥释放了空间，但是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建设相对平等的社会流动网络来保障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从个人能动性来看，家庭和个体的作用发挥是影响社会流动结果的微观机制。但是，家庭出身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应分为“绝对影响机制”和“渐次影响机制”，前者意味着父代的社会资本直接影响子女的社会地位，后者则是父代依靠其社会资本对子女的社会流动产生引导作用［28］。在绝对影响机制中，父代社会资本的影响能否具体转化为子女的“职业特权”或“消费优势”，应成为进行社会流动现状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如果可以直接转化，则社会流动呈现优势继替的阶层固化特征。从制度变迁看，20世纪50—80年代，家庭中子女顶替父母职业的制度为这种优势继替提供合法性基础［29］，但是随着单位体制的解体，这种影响社会公平的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从学术研究角度看，阶层固话命题缺乏对上述社会流动过程的具体分析和历史对比，难以构成解释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有效逻辑。

三、社会流动成本：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深层致因分析

保障畅通且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公共层面需要政府强化社会公平正义建设，个人层面需要强调社会流动群体的理性选择和综合素质对其社会流动结果的实质影响。而这一切均可化约为对社会流动成本的需要。社会流动成本，指为保障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权利以及为实现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目标而必须付出的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的总和。以社会流动成本概念代替阶层固化命题作为解释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理论逻辑，其优势在于不同成本分担主体可以区分不同影响因素对于社会流动结果的实际效用，以成本数量变迁比较中国社会流动状况的历史变化。

（一）社会流动成本的涵义：基于政府职能转变与个人能动精神两个维度的解读

首先，政府职能范围的变化降低了制度性阻碍成本。改革开放以来，全能主义政府逐渐向有限政府转型。所谓全能主义政府，即政府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上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30］。而有限政府则需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个人的权责界限。全能主义政府模式下，政府利用户籍制度等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实行严格的控制。根据相关学者统计，上述控制社会流动的制度达14种之多［31］。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实施调控，是经济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作为。在联合国相关调查中，全球116个发展中国家里有90个国家暗示将采取政策放缓和阻止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移民的加速趋势。①参考：TODARO M，SMITH S.发展经济学［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但是，如果相关调控政策力度过大、超出合理调控范围却不利于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发展。在有限政府建设中，中国政府一方面以替代性身份识别机制，如暂住证、居住证制度等，弱化政府对户籍制度的控制；另一方面剥离户籍制度的依附利益，比如，2015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居住证暂行条例》明确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常住人口全覆盖的改革目标，并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的机制”。

其次，政府职能重心的转变增加了公共性财政成本。政府职能范围的收缩，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减少。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加强社会管理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付诸行动［32］。2005年，“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2006年，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被列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将农村居民和城镇非职工群体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覆盖范围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具体到社会流动方面，政府为社会流动群体提供了“留城-返乡”选择的基本保障。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4年新型城镇化规划实施以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同时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33］十九大报告又明确提出在义务教育、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方面推进城乡统筹建设［34］。也就是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设等，优化了社会流动的制度环境，保障了社会流动群体在社会流动路径等方面的自主选择权。但是，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政府职能转变的实现需要公共财力的支撑，这就增加了社会流动的公共成本。

最后，个人自主选择空间的增大提升了个体性能动成本。制度性约束的减弱，为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自主性提供了空间，个人能动性成为影响社会流动结果的重要因素。如吉登斯所言，能动性包括动机激发、理性化和反思性监控等，并且“能动性不仅仅指人们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而是首先指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22］。在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中，个人的能动性有两个特点：其一，对于个体能力差异的认同。根据李培林团队调查得出的结论，“阶层认同越高，获利越多的群体，越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为个体的后天因素；社会成员比较接受和认同个体基于勤奋努力和良好教育形成的收入差距；主观上认同上层和中上层的人，更倾向于认为机会是平等的、成功是靠个人后天努力的”［35］。其二，能动性行动的形式多样化。例如，根据理性选择机制，部分社会成员保留农村户籍，选择以“联根式流动”的方式进行乡城社会流动［36］；以资本积累为前提，部分家庭在代际分工的基础上实现“接力式城市化”［37］；大量社会流动人口选择在城市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进城务工等［38］。综上所述，以社会流动意愿和社会流动能力为基础的能动性机制成为影响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重要因素，个人成本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逐渐凸显。

（二）社会流动成本的变迁：基于公共性成本与个人性成本两个维度的分析

本研究对于社会流动成本的责任主体区分，暂时采用二分法：将需要由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承担的责任归为个人性成本；而将个人性成本以外的责任归为公共性成本，主要责任主体是政府，同时，也包含多元社会责任主体。通过前文对我国改革历程的回顾，可以发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宏观历程，也是社会流动群体自主选择空间逐渐扩大、能动性机制作用逐渐增强的过程。

以实际的成本支出来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是政府支出绝对增加和个人消费支出相对减少的过程。以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需要为例，改革开放后，在全国的最终消费支出构成中，居民消费支出所占比例由1978年的78.78%降低到2016年的73.13%；而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比例则由1978年的21.22%上升至2016年的26.87%，具体如图2所示。尽管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会有波动，但是改革开放后该比例的总体趋势是政府消费支出比例增加和居民消费支出比例减少。伴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政策的出台，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项目增多了，覆盖群体也扩大了，所以政府支出增加是必然的。

图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与政府消费支出对比图

综上所述，从公共性成本来看，保障社会流动群体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保障向城市流动的农村社会群体的基本权利，比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及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均需要不同层级政府投入必要的财政成本。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进“三个一亿人”的城镇化进程，并着力推进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2019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表明保障畅通且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需要党和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从个人性成本来看，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等均需要流动人口承担更高的社会流动成本；多元流动格局的形成则需要社会成员，尤其是农村社会成员选择社会流动路径、付出一定的机会成本。因而，公共性成本和个人性成本均不断提高是当前社会流动变迁的基本趋势；①从政府作用看，公共成本可分为抽象成本和具体成本。伴随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单位体制解体等，因政策原因而形成的阻滞性公共成本呈现降低的趋势；但是，为保障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由政府主导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设等，均需要政府投入财政成本，因而，公共成本中的具体成本呈现增加的趋势。坚持阶层固化论只能打击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信心，为一些弱势群体的懒惰以及优势群体理直气壮地维护身份地位提供借口，并弱化能动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应有价值。

四、政府职责优化：建设有为政府，迎接流动社会

为保障社会成员通畅、合理有序地进行流动，也为了迎接流动社会的到来，政府部门需要优化职责体系。

（一）城乡流动：公共政策调整与政府职能转变

中国社会成员被户籍制度等区分为不同的权利体系，是农民工等社会流动群体面临“进城难题”和“融城困境”的政策致因。这主要表现为该社会流动群体难以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权利，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并没有因为职业身份转变和生活风险变化而获得相关权利资格；在农村原本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如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等，却因为户籍身份与居住地的分离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近年来，新农合、新医保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以及流入地政府接纳、安排进城务工者子女接受教育，使得上述问题得到缓解。所以政府部门一方面应当调整户籍制度的政策功能，使其合理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并防止其排斥社会流动群体享受权利；另一方面，应强化政府部门的社会管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保障社会流动群体流动的自主性。

（二）区域流动：纵向政府职责体系优化和横向公共服务接续机制

从现代政府理论看，越是位于基层的政府组织，公益服务性职能越多［39］。从国际经验看，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关系到社会公平和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从外部性和激励相容的角度考虑，应当主要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和投入”［40］。但是，中国政府职责体系的“职责同构”特征，一方面弱化了基层政府，尤其是流入地基层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忽视了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公共服务协调机制的建设。对于社会流动人口而言，“流入地喊冤，流出地喊穷”的现象实质是地方政府回避管理和服务流动人口的责任，以及争取一些资源的博弈。这就要求我国政府以强化基层政府能力为导向，优化纵向政府职责体系；以伙伴关系建设为载体，来建设横向公共服务接续机制。

（三）阶层流动：个人能动性机制与公共保障性措施

无论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人口的规模，还是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要求，中国社会成员的组织模式由蜂窝状结构转变为流动社会是必然趋势。在流动社会治理中，应发挥社会流动群体的能动性机制，如保障其流动的自主性、强调资本积累等成本意识以及激励弱势群体的奋斗精神等。同时，在公共政策层面，应保障流动人口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实现公私激励相容等。

五、总结

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流动状况而言，“局部有阶层固化现象，整体非阶层固化特征”是较为准确的表述。前者是对中国当前存在资源配置不均、相关政策制度不够完善以及城乡机会存在差异等社会问题的承认，后者则是对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的阶段特征和发展趋势的综合判断。得出以上结论的原因在于制度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阻碍作用日渐弱化，能动性因素对于社会流动的实际效能日渐增强。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强化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提高其公共服务水平，是保障社会流动机制畅通且合理的必要举措，其关键在于建设积极有为政府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但是，从代际视角进行解读是判断社会流动状况的重要逻辑。本文因为相关数据不足难以详细解读家庭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具体影响，仅从制度变迁方面分析得出家庭出身对子女社会流动的绝对影响机制逐渐弱化的结论。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