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峰,王雪荣,吴孝灵

(1.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审计大学工程管理与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1 引言

根据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统计，截至2018年1月31日， 进入全国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项目达7446个，总投资额高达11.3万亿元。在需求和政策的驱动下，各地的PPP示范推介项目陆续密集推出，涉及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保、保障性安居工程、教育、文化、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PPP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领域最为活跃的因子之一。

由于PPP项目具有高复杂性等特点，可能导致较大的系统脆弱性[1]。为此，各地政府推出了各种鼓励措施，以吸引利益主体特别是社会资本方的积极参与。政府经济承诺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如2014年财政部颁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确定可行性缺口补助(Viability Gap Funding)为社会资本取得投资回报的重要资金来源。典型案例有山东省济宁市产业园建设项目采取可行性缺口补贴投资回报；北京地铁4号线采取票价差额补偿和收益分享机制；福州红庙岭垃圾焚烧发电厂政府方按每吨43元支付垃圾处理费并按约定额度与价格购买发电量等。但整体来说，目前我国PPP项目呈现较低的签约水平，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数据统计显示，截止2016年一季度涉及4.23万亿元的2531个PPP项目中，实际签约率仅为31.5%，且呈现“东部热西部冷”的地区差异。究其原因，地方政府“承诺不足”是社会资本方观望的重要原因。然而，另一方面，过度的政府承诺可能会滋生项目腐败，社会资本方可能会在PPP项目中获得暴利甚至侵占国有资产。目前政府盲目承诺的现象仍较为普遍。一些地方政府为推行PPP项目，对风险较大项目给予过度承诺，导致项目清理和政府声誉受损等不良后果。典型案例有2017年财政部发函要求核查武汉轨道交通8号线一期PPP项目，认为该项目存在融资比例和收益分配不当等问题。为打击“承诺过度”乱象，财政部等部委颁布了一系列规范化文件，如《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共同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金〔2016〕32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等，明文禁止政府进行兜底融资，杜绝各种非理性担保或承诺、过高补贴或定价。

可见，我国PPP项目同时存在“承诺不足”或“承诺过度”问题。该如何进行经济承诺这一难题，各地政府缺乏科学的管理办法，尚未形成明确的标准，给PPP项目推广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与此同时，PPP项目发展如火如荼，涉及类型涵盖能源、高速公路、地铁、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地下管网等。不同项目类型的收益差异性较大，目前“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已较难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需求[2]，亟需政府对PPP项目进行分类管理，从传统的粗放式管理走向精细化管理。除政府的经济承诺支持之外，PPP项目需要银行信贷资金的强力支撑。近年来，银行一直在配合政府寻找科学有效的信贷政策，对PPP项目的信贷政策历经放松与收紧等不同尝试。但整体趋势而言，政府债务风险控制与银行风险管理越来越严格，要求政府从传统的担保兜底决策走向适应不同信贷环境的科学决策。

已有PPP项目经济承诺决策研究，首先是探讨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这一方面研究已达成基本共识，仅在方法选择和具体观点上存有分歧，大多学者认为PPP中的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等经济承诺可以缩小公共资金支出缺口，减轻税收对经济运行的扭曲，优化项目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4]，更有研究发展定量模型以计算其具体价值，如宋锦[5]基于财务净现值等指标研究了等额收入补助和均衡收入补助两种情形下的项目可行性缺口补助决策，但有一些学者认为净现值等传统的项目评估方法不足以确定最低收益保证等经济承诺带来的市场价值[6]，需要借助实物期权方法等方法来测算其价值，如Ashuri等[7]对最小收益保证实物期权构建了收入上限的风险中性估值模型；Carbonara等[8]基于公平的概念来构建最小收益保证模型，使用蒙特卡罗模拟了意大利巴里港口项目需求和政府收益管理不确定性；Power等[9]分析了PPP项目蕴含的不同战略选择期权的价值，基于经济消费者需求收入模型模拟了项目的现金流，估算并分析了其不同战略期权价值。

其次，政府经济承诺带来价值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很多学者探讨如何揭示并应对政府经济承诺带来的风险，如Takashima等[10]研究认为当政府担保过大或者民营企业成本分摊率过低时，民营企业会提前执行期权，导致项目无法实现价值最大化；Chiara和Kokkaew[11]认为政府收入保障在经济危机期间可能带来重大的财政风险，建议加入动态收入保险合同；Issouf与Van[12]分析了PPP项目中的贷款担保与政府投资决策的关系，认为政府提高投资比例可以降低项目议价决策中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有效控制保证水平；Wang Yinglin与Liu Jicai[13]认为政府提供的最小收益保证减少了投资者所承担的市场风险，致使不少项目会出现超额收益，而超额收入的分配比例与投资者的公平偏好和努力成本系数有关；王玺与夏强[14]认为我国PPP模式存在投资回收期长与预算规划周期短之间较难协调的矛盾，政府需要做好财政承受能力测算以保证项目的长效运营；Ana等[15]认为政府通过一系列合同条款保证PPP项目的最低利润率，导致政府过度承担了风险，可以通过机制设计来促使更多项目价值和风险转移给民营企业；赵立力等[16]研究发现如果政府在保证协议的基础上给出限制竞争条款可能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张禄等[17]认为政府保证虽然可以避免项目事后中止等风险，但无法抑制事前资产替代问题。

综上，已有对政府经济承诺决策研究多以净现值和财务预测模型为主，较难处理系统决策面临的复杂性，实物期权模型虽然能解决不确定条件下的价值评估难题，但应用于复杂系统决策问题时需要满足较为苛刻的初始条件，亦较难适用于我国PPP项目当前面临的类型多样与信贷环境多变的复杂情景。同时，已有政府经济承诺的风险研究对“承诺不足”和“承诺过度”的风险关注不够，仍需要进一步探讨由此引发的项目系统风险。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为PPP项目政府经济承诺决策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从信贷环境与项目类型的差异视角研究了情景差异对政府经济承诺的影响，回答了当前PPP项目政府经济承诺为何存在的“承诺不足”或“承诺过度”难题，解释了当前呈现的“东部热西部冷”地区差异现象。第二，为PPP项目的差异化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随着PPP项目爆发式的增长以及日益严格的经济金融环境，当前政府对其经济承诺决策面临巨大挑战。从系统科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复杂系统决策难题。情景化处理是该类问题建模的重要方式[3]，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复杂性，可更容易观察决策规律。第三，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PPP项目政府承诺决策问题的研究要素、研究内容、模型构建、求解思路等方面进行集成和优化，将情景建模、决策理论和实物期权模型的优势互补，积极拓展了已有政府经济承诺研究，体现了良好的集成创新，且在研究问题和系统建模等方面有一定突破，得到了一些新的研究结论。

2 模型构建

2.1 问题描述

一般而言，PPP项目所需投资额较大，需要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与参与。在早期的一些PPP项目中，政府以信用、财政或者下属国有资产作为担保以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然而，以财政投入以及政府担保下的银行贷款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已不可持续，在现行法律规范与债务风险控制条件下，政府方不能提供债务担保，银行参与的条件变成了项目满足经营性现金流稳定，使用者付费或政府经济承诺获得的收入能够全额覆盖贷款本息。即符合当前法律框架与风险控制等条件约束下，银行提供贷款的重要条件为政府与项目公司签订的经济承诺协议。基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建议，设定政府经济承诺的形式为可行性缺口补助。

假定PPP项目总投资为I，其中政府直接投资额为G，社会资本方投资额为P，银行贷款额为D，有I=G+P+D；同时假定项目投资周期较长，建设期为T1，特许经营期为T2(图1)。政府给予PPP项目总的经济承诺在T1时刻经济价值至少可以达到x。设定项目在T1时刻的市场价值为St1。若St1

图1 政府经济承诺与PPP项目价值

2.2 情景构建

PPP项目的政府经济承诺决策与信贷环境有较大的关系，信贷政策的宽松与收紧会影响到风险报酬和贷款利息偿还，进而影响到银行对于PPP项目现金流与盈利性的要求，也就会影响到政府的经济承诺决策。另一方面，由于PPP项目涉及不同地区与行业，其预期收益可能是相对稳定的，也有可能较大波动的，不同类型PPP项目的收益与风险有较大的差异。政府不仅要保证PPP项目的顺利推广，更要防范不合理承诺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因此，这需要观察不同类型的PPP项目在政府经济承诺下的社会资本回报情况，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为更直观反映信贷环境与项目类型的差异，根据信贷环境的宽松与收紧，项目收益波动情况，本文构建四种不同的情景(表1)，研究在四种不同情景下的政府经济承诺决策，并分析不同决策对系统状态的影响。

表1 政府PPP项目经济承诺决策所处的不同情景描述

2.3 模型假设

为更准确刻画研究问题以及更有效分析研究问题，本文对模型做了一些前提假设：

(1)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投资的原则是可实现预期收益率，即政府需要通过可行性缺口补助等经济承诺促使社会资本方达到最低收益水平。

(2)由于PPP项目大多为准公益性项目，假设项目可享受税收免征所得税政策优惠。

(3)项目收益的分配顺序为：偿还银行贷款本息、保证社会资本方的最低收益、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分享超额收益。

(4)PPP项目可以带来正的社会收益，比如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或环境治理等。假定PPP项目的社会效益与投资规模成正比，边际效应递减，收益函数为logφ(1+I)，φ为常数[12]。

(5)假设项目在期初市场价值为S0(本文设定S0=I)，项目在t时刻项目的市场价值为St，遵循风险中性的随机函数：

(1)

(2)

根据伊藤公式，PPP项目期权的价值V的微分形式可以表述为：

(3)

公式(3)为Black-Scholes偏微分方程[18]，适用于欧式和美式的看涨与看跌期权价值估算。对于具有政府经济承诺的PPP项目来说，该实物期权公式可度量政府经济承诺成本与银行信贷风险。

2.4 政府收益度量

在PPP项目中，政府收益主要包括项目的收益分成带来的现金流和项目建设与运营带来的社会收益，支出主要包括投资额和保证成本。政府在决策时(T=0)的预期收益函数为：

f(x)=erfT1[(1-α)F(x)+logφ(1+I)]-C(x)-G

(4)

式中，e-rfT1为连续复利下的现值系数，α为社会资本方可获得的收益比例，F(x)为PPP项目在第T1时刻的净收益流函数，C(x)为经济承诺成本函数，G为政府投资额。为此，进一步需要测算F(x)和C(x)的值。

由于PPP项目净收益流取决于项目未来现金流、政府经济承诺、债务结构和利息支付等。因此，项目在第T1时刻的净收益流为：

F(x)=max{ST1,x}-D(1+r)T1

(5)

可转化为：

F(x)=x+max{ST1-x,0}-D(1+r)T1

(6)

式中max{ST1-x,0}可视为一个执行价格为x的看涨期权，因此，基于Black-Scholes模型，公式(6)可转化为：

(7)

由于政府经济承诺执行仅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形下才发生，因此，经济承诺成本实际上可视为政府的一种或有成本。从整个项目来看，政府的经济承诺的成本为：

C(x)=max{x-ST1,0}

(8)

式中max{x-ST1,0}可视为一个执行价格为x的看跌期权，因此，基于Black-Scholes模型，公式(8)可转化为：

(9)

2.5 银行信贷风险

基于国内现行法律框架、政府债务与风险控制等约束条件，银行提供贷款的前提为项目满足经营性现金流稳定，使用者付费及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承诺获得的收入能够全额覆盖贷款本息，项目违约风险不高于同期坏账率水平。

首先，考虑在无可行性缺口补助情况下，在T0时刻，银行预期损失为：

B1=max{D(1+r)T1-ST1,0}

(10)

式中max{D(1+r)T1-ST1,0}可视为一个执行价格为D(1+r)T1的看跌期权，因此，基于Black-Scholes模型，公式(10)可转化为：

(11)

然后，考虑到在有可行性缺口补助的情景下，政府提供的可行性缺口补助协议可以降低银行的损失，参考Peter等学者[19]的研究，确定银行的预计损失函数为：

B(x)=max{B1-C(x),0}

(12)

(13)

2.6 决策模型与求解分析

PPP项目决策主体地位存在非对称性，政府对项目负有指导和监管责任，具有经济承诺等决策的优先权，银行和社会资本方属于参与约束方[20]。项目能否得到利益相关者的青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主导设计。PPP项目的政府经济承诺决策问题可以表述为：

maxf(x)

(14)

决策模型是一个有约束非线性优化问题。为分析其有解的条件，利用多元微分学中求解条件极值问题的拉格朗日函数乘子法思想[21]，构建辅助函数如下：

L(λi,H)=f(x)+λ1g1(x)+λ2g2(x)

(15)

(16)

(1+λ2)(1-α)e-rfT1(1+θ)+(1+λ1)θ-(1+λ2)(1-α)e-2rfT1N(d)+(λ1-1)e-rfT1N(-d)=0

(17)

λ1[θD(1+r)T1-B(x)]=0,λ1≥0

(18)

λ2[f(x)-P(1+Re)T1/α]=0,λ2≥0

(19)

(19)其中λ1和λ2分别为约束条件g1(x)和g2(x)对应的Kuhn-Tucker乘子。

当σ>1/T1时，f(x)是(0,+∞)上的严格凹函数，即：

(20)

由此可知，当σ>1/T1时，上述优化问题存在最优解，并可由方程(17)-(19)解得。

3 数值模拟分析

3.1 案例介绍与初始参数设定

案例项目是W市城东污水处理项目，设计总规模为日处理能力为20万吨，一期工程日处理能力10万吨，采用CAST工艺，二期工程采用A2/O+MBR工艺。污泥处理采用带式浓缩一体式脱水机脱水后含水率降至82%以下外运处置。项目拟采取PPP模式，将W市城东污水处理项目30年的经营权转让给特定的项目公司SPV，采用使用者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贴投资回报。项目公司SPV享有和具体行使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并具体负责项目在特许经营期内的运营、管理和维养，项目的全部收益归项目公司所有。项目公司SPV由社会投资者和政府方共同出资成立。政府拟采取可行性缺口补助的形式对PPP项目做出经济承诺，需要在信贷环境与类型差异情景下对经济承诺做出科学决策，同时对经济承诺成本、执行概率、银行风险和社会资本投资收益情况有系统掌握。

该PPP项目的基本参数为：项目建设期预计T1=2年，总投资I=15亿元，预计社会投资者出资额为P=5亿，政府计划投资G=3亿，初始计划按投资比例进行收益分配，α=62.5%。根据2017年底国债收益率水平，设定无风险收益率rf=3.5%；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于对“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贴”PPP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建议，投资回报率一般在长期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加一定的风险溢价，本文设定re=5%。根据近五年我国银行不良率历史与银行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对PPP项目贷款不良率的控制水平的取值范围为θ∈[1%,3%]。进而根据信贷环境和项目类型的差异性，针对四种情景分别给定银行贷款利率，银行贷款不良率控制水平以及项目收益波动率水平。情景一：r=5%，θ=3%，σ=10%；情景二：r=8%，θ=1%，σ=10%；情景三：r=5%，θ=3%，σ=100%；情景四：r=8%，θ=1%，σ=100%。

3.2 政府PPP项目经济承诺决策结果

根据决策模型与求解算法，通过计算机数值模拟得到四种情景下政府PPP项目经济承诺决策结果和系统状态(表2)。

表2 政府PPP项目经济承诺决策结果及其系统状态(单位：亿元；执行概率和银行风险：无量纲)

首先，情景差异会影响政府的经济承诺决策。情景一和情景二所要求的经济承诺明显高于情景三和情景四，这表明对于收益风险较大的PPP项目，政府应该防范风险，不仅不应该增加经济承诺，反而应该降低经济承诺。这虽可能会导致部分社会资本方的观望，但符合风险投资规律。社会资本方在收益波动较大的项目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理应承担相应的经济风险，这也是PPP项目风险共担原则的体现。若政府采纳同样的经济承诺，则可能承诺过度，导致国家公共利益受损，社会资本方获得过多收益。反之，对于收益波动率较小的PPP项目，则需要提供相对较高的经济承诺，社会资本方仅需承担相对较小的风险。此外，信贷收紧的环境不仅会导致更高的经济承诺，而且会导致更高执行经济承诺的概率。然而，在现实中不少参与者并没有认识这一规律，给高风险项目以高经济承诺，给低风险项目给与低经济承诺，导致了“承诺不足”和“承诺过度”同时并存的不合理现状。

其次，经济承诺增强了社会资本和银行的参与热情，提升了项目的内在价值。在案例PPP项目中，现行法律框架和银行信贷约束下，政府经济承诺既保证了社会资本方投资收益，又控制了银行的信贷风险。项目初始投资价值为15亿，建设成功后带有经济承诺的项目价值在不同情景下分别为16.54和16.99，分别溢价10.27%和13.27%，这表明政府的经济承诺可以提高社会资本方的参与度。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经济承诺越高，项目价值越大。较高的经济承诺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大的项目价值，情景一和情景二的经济承诺明显高于情景三和情景四，但项目价值相差不大。此外，较高的经济承诺也不一定会带来更大的承诺成本，在数值模拟中，情景四的经济承诺值最小，但其承诺成本相对情景一和情景二明显更高。

最后，考虑到PPP项目已经呈现“东部热西部冷”的地区差异现象，中西部城市经济水平相对不高，进一步分析若政府财政压力较大，经济承诺功能仅为保证控制银行风险，社会资本方收益与风险自担，其决策结果和系统状态见表3。主要结论有：(1)经济承诺值均小于同时控制银行风险和保证社会资本方收益时的决策值，这表明减少收益率约束可以降低经济承诺值，但会减弱社会资本方和地方政府的参与热情。(2)银行风险值均高于同时控制银行风险和保证社会资本方收益时的决策值，这表明PPP项目中的利益相关方相互影响，降低收益承诺，较难使得某一方独善其身。该研究结论可为财政紧张的政府PPP项目经济承诺提供决策参考，也可为银行在不同信贷环境下参与不同类型PPP的贷款决策提供技术参考。

表3 仅控制银行风险的经济承诺决策结果及其系统状态(单位：亿元；执行概率和银行风险：无量纲)

3.3 分配比例与投资额对决策的影响分析

在PPP项目现实决策中，政府还可能通过转移收益分配权来吸引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但也存在让利过度的风险。此外，由于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存在差异性，政府在PPP项目投资额上需要更大的决策弹性空间。基于上述两点考虑，本文提出更深入的一个问题：政府是否可以提过转移收益分配权或者增加投资额来实现降低甚至取消经济承诺？为此，本文对该问题进行了情景模拟，研究结果见图2和图3。

图2 分配比例对经济承诺决策及其决策成本的影响

图3 政府投资额对经济承诺决策及其决策成本的影响

由图2知，在四种情景下，政府均可以提过转移收益分配权来降低经济承诺，但仅在情景一时可以取消经济承诺(在数值模拟中，分配比例α≥0.75时)，其他情景下均不能取消经济承诺(在数值模拟中，分配比例α=1时)。更进一步，情景一和情景二时分配比例对经济承诺决策影响较大，而情景三和情景四影响相对较小；情景一和情景二的经济承诺成本小于情景三和情景四。

由图3知，在四种情景下，政府均可以提过提高投资额降低经济承诺，甚至取消经济承诺(情景一和情景二中，当投资额G≥5时)，这一结果与Issouf与Van[10]等人研究结论一致，但本文对于情景的分析使得结论更加丰富。进一步分析，与转移投资收益权不同，情景一和情景二所要求的经济承诺仅在G<4时才高于情景三和情景四，而当政府投资额继续增大时，情景一和情景二所要求的经济承诺便有可能小于情景三和情景四。四种情景下的经济承诺成本则表现较为明显的结论，情景一下的承诺成本一直相对最低，情景四下的经济承诺成本相对最高。

3.4 结果分析与管理启示

情景差异对PPP项目管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通过本文的理论与数值模拟分析可以得到一些积极的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1)政府如何针对项目类型差异进行科学决策？政府应当告别一刀切的管理模式，科学评估PPP项目的收益类型。对于收益稳定型项目(情景一和情景二)，可给予较高经济承诺的标准以吸引社会资本方和银行的青睐，但对于收益波动型项目(情景三和情景四)，则需要严格控制超高的经济承诺，以防承诺过度导致政府承担过多风险。

(2)政府如何针对信贷环境差异进行科学决策？政府应当发挥金融风险减震器的功能，信贷宽松时(情景一和情景三)，政府给予较低经济承诺，把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而在信贷收紧时(情景二和情景四)，反而给予更高的经济承诺，积极主动承担金融风险。即在信贷宽松环境下对收益波动型项目不能提供较高经济承诺，而在信贷收紧环境下对于收益稳定型项目应提供较高经济承诺。

(3)财政压力较大时，政府该如何进行决策？首先，需要科学认识经济承诺及其成本，政府提供较高的经济承诺未必带来高的承诺成本。在大部分情况下，政府做出的经济承诺并不会发生，仅为一种积极的信号。其次，原则上是可以考虑放弃对资本收益保证，进而降低经济承诺值，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但会降低社会投资者的参与热情，同时提高银行风险。

(4)政府可以是否可以通过转移收益分配权或者增加投资额来实现降低经济承诺？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可以发现，这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承诺额，但效果与情景有较大关系。若政府不得已需要采用高经济承诺策略吸引社会资本方参与，则建议同时签订回购、限价等协议谨防社会资本方获得“暴利”，让PPP项目始终处于“盈利但不暴利”区间。

(5)模拟结果与现实决策的对比分析。在现实中，该项目按照污水处理费单价预测情况和物有所值评价结果，政府初始确定的经济承诺额为12亿，但最终竞争与谈判结果为8亿。该项目处在经济发达市区，污水处理需求稳定，政府和民众支付能力较强，项目发布时当地银行对PPP项目的信贷政策较为宽松，属于本文描述的情景一情形，初始确定值与本文分析结果11.79相近，但最终结果受到竞争、谈判等因素影响，如改变投资额和收益比例等，最终8亿的结果也属于合理范围。本文研究为评价该项目决策科学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其他情景与其他项目决策提供了积极的借鉴参考。

4 结语

科学有效的政府经济承诺是PPP项目顺利推广的关键。本文立足于我国现实背景，构建信贷环境和项目类型差异下的PPP项目政府经济承诺决策优化模型，通过最优化理论探讨求解可能，根据情景设计求解算法，以W市城东污水处理项目为例计算分析政府的经济承诺决策，分析了信贷环境和项目类型对经济承诺决策的影响，揭示了四种情景下的决策风险。研究结果为PPP项目存在的“承诺不足”和“承诺过度”现实困境提供了科学解释与管理对策，为政府从一刀切的粗放式管理走向精细化管理差异化管理提供改革思路，同时为银行和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投融资提供决策支持。

本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本文构建的决策模型是以政府主导的，即以政府决策效用函数为目标函数，模型还可进一步拓展为政府和投资者的双目标优化，甚至是利益相关者的多目标优化。政府决策除了经济承诺，还有特许期，风险分担等，政府决策还可拓展为多变量决策。研究方法也可以拓展到多主体建模和计算实验等。另外，本文涉及到的政府、社会资本方、银行信贷等决策参与者，在现实情景中，除了考虑经济风险之外，还会综合考量政治、公益、舆论等因素，因此可拓展研究利益相关者的各种决策偏好会如何影响PPP项目决策与绩效等。这些拓展研究将为PPP项目经济承诺决策提供更为精准的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