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秋雨

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里，衣服永远干净，表情永远优雅，语言永远平和。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头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按照电视剧的模式，她的眼角会流出一滴热泪，但没有。妻子说，如果真有眼泪，证明她还很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痛苦。作为子女，千万别对老人做最后的情感索取。

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最后的话语。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保姆再问，她回答：“橘红糕。”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就咧嘴大笑。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食物，妈妈儿时吃过。在生命的终点，她只以第一样食品和最后的食品来概括一生，然后大笑。这便是禅。

妈妈的脸已经不会再有表情。听舅舅说，早年在上海，她也算是大美女。与爸爸结婚后，难以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安家，妈妈就到她陌生的余家乡下居住。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家乡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

我至今记得，年轻的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发上扣上一顶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自己幼小的儿子看大了，当作了谈心者。到我七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交给了我。

妈妈把这些重任交给我时，同我做了一个交换：今后我的全部家庭作业都由她做。

小学毕业后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紧张，她害怕她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