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纪海，张湖源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 北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北京 100081）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是近些年各类突发事件呈现出多发、频发的态势，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波及范围广、传染性强，对各类资源的需求极大。然而，常态下经济体可运用的市场调控手段和供给机制难以有效应对新冠疫情这类危态状况，同时西方供给学派强调完全由市场自行调控经济体运行的观点和思想也无法有效应对这类重大危机事件。因此，亟须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解决急时、战时等危态下经济体内供需严重失衡问题的理论体系。

超常供给理论正是基于以上现实要求形成的。这套理论在敏捷动员、系统集成等理论基础上，积极响应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理论做出重要补充和完善，给出危态下系统解决经济体供需严重失衡问题的方法。该理论具备系统性、响应性和适应性等多重特征，对维护中国经济体平稳运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而超常供给学派是由秉承超常供给思想，致力于解决急时、战时资源供需失衡问题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组成的群体。通过多年的发展，超常供给学派已经积累了一大批理论与实践成果。

一、超常供给的现实性需求

（一）战时需求

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任何一场战争爆发时，包括军队人员、武器装备、战略物资等在内的必需品需求都会产生剧烈波动，完全异于常态下的需求。难以有效预测战时军需品的需求，直接导致国民经济动员准备工作的难度加大[1]5。在战时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偏差往往巨大，即供需严重失衡，此时经济动员所产生的供给能力与战争需求明显不匹配，既体现在数量方面的不对等（往往是供不应求），也表现为动员效率低下和动员手段滞后[2]30。

战时军需品需求的波动性大、不确定性强，使得需求预测工作的难度增加、准确性下降，因此着眼于供给方面的应对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必须从经济体内部的行业、部门、人员的协调运行入手，以实现提供稳定超常供给能力的目标。以石油行业为例，战时常规的石油产业链根本无法满足超常需求，因此必须采用动员手段，对石油产业链进行调整，增加或删除成员节点，调整节点之间的关系，扩大石油产品供给能力，形成石油动员链，以实现石油产品和服务的超常供给[3]。

（二）急时需求

当突发事件或者自然灾害发生时，相应地区内的某些物资或产品的需求也会产生剧烈变化。近年来，重大突发紧急事件时有发生，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如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4年印度洋地震海啸，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海地大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等[4]1。其中，2008年中国在应对汶川大地震期间需要临时安置将近1 000万人，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为满足受灾人民对于临时住所的迫切需求，在进行帐篷采购和调拨工作的同时还紧急动员生产了69.32万套活动板房[5]。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对疫情防控医疗物资产生了极大的需求。以口罩为例，按照新冠疫情防控人人防疫的特点，中国有14亿人的疫情防控口罩需求，而常态下中国口罩的日产能仅为2 000万只，且已占世界日产能的50%。因此，急时、战时对于应急物资的需求量通常会远超常态的需求量，也就需要进行危态下的应急生产。而应急生产不会脱离现有的应急物资供应链而凭空完成，但常态下的供应链无法满足对于应急物资的超常规需求，那么就需要通过提高供应链的超常规供给能力来达到应急生产的预期目标[6]。由于急时、战时满足超常需求是生成超常供给能力的核心目标，因此超常供给能力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其他资源转变为动员资源用途的转化能力以及动员资源的现有量[7]。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稳定性，如果在应急生产中通过使生产设备或生产线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工作来提高应急物资生产量，结果导致原有生产设备瘫痪或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进行，那就会对整个应急物资供应链造成负面影响，带来负面效应，如此反而会使得应急任务无法按需、按时完成。因此在应急领域，提供稳定的超常供给能力是相当有价值的研究内容。

（三）平时需求

各类突发事件虽时有发生，但毕竟属于低频事件，经济社会长期处于平稳运行状态，供需波动的幅度相对不大，可控性较强，涉及应战应急方面的国民经济动员工作更是难以获得太多的实践机会。因此维持平时服务方面物资、产品、能源的相对供需平衡成为经济动员工作的主旋律，平时服务相对急时、战时所覆盖的范围更广，时间上也更持久，产生的直接影响也更大，直接关乎人民的日常生活。近年来，由于政策调整、信息的不对称性、社会舆论导向、市场供需失衡、“蝴蝶效应”影响传播等原因，在平时服务领域也产生过一些风波，例如“柴油荒”[8]，猪肉价格明显上涨，反日游行期间对日系汽车的需求波动等，对社会经济平稳运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以“柴油荒”为例，2010年下半年爆发的一场“柴油荒”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便对中国多座城市的相关领域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收集、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仅在中国南部地区，就有数千家民营加油站因柴油匮乏而中止营业。在浙江、江苏等耗油量巨大的发达地区，更有诸多加油站不得不实行限量加油举措。这场“柴油荒”严重抑制相关产业的生产活动，并对居民日常生活产生“链式”负面影响[9]。“柴油荒”对中国南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实际影响，而石油行业的高度垄断、成品油进口资质的高门槛、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失灵以及中国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也加剧了这些矛盾，最终导致柴油供给陷入困境[10]。一般状况下的供给策略和方法可以处理小块区域或者微量影响下的供给问题，但是面对“柴油荒”这种大规模的社会性问题，难以有效地统筹解决。因此，在提供石油产品平时服务方面，常态下的供给方式不足以解决这场来势汹汹的“柴油荒”带来的供给难题，这就需要结合经济动员领域的理论框架和工作模式，采用超常供给理论应对此类问题。

二、超常供给理论的演进

“超常供给”一词自首次被相关学者提及距今时间跨度并不大，国内目前对于它的定义并不清晰。本文以经济学、管理学、军事学理论为基础，创新性提出“超常供给”的概念，所谓超常供给指的是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危机状况时，国家通过运用市场、行政、法律等手段调节储备能力、生产能力、运输能力等驱动经济体释放潜能形成稳定的、超越常规的供给能力的过程。同时，通过初步构建超常供给理论体系框架来为超常供给学派提供发展依据。超常供给理念源于北京理工大学国民经济动员学术团队，并为团队内学者频繁陈述、讨论和研究，因此超常供给理论体系的内容不会脱离学术团队近些年所做的理论研究而独立存在，而是通过脉络体系沿袭借鉴、经典理论总结概括、思想理念系统集成逐步发展所成。

由于超常供给理论体系的最终目标是用供给能力的大幅度波动去应对千变万化的需求，突破供给侧瓶颈来实现稳定的超常供给能力。因此在实现超常供给的方式并不单一的现实情况下，包括敏捷动员、区域协同动员[11]在内的诸多前沿理论均为超常供给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些理论可以通过运用系统集成、集成动员的方法建立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组建形成超常供给理论体系。

北京理工大学国民经济动员学术团队以军民融合发展思想为指导，以管理学导向型国民经济动员学研究纲领[12]为统领，相继提出诸多先进理论，为超常供给理论体系的建立打下牢固的理论基础，国民经济动员与超常供给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2005年，张纪海在北京理工大学国民经济动员学术团队学术沙龙中首先表述了敏捷动员理念；孔昭君借鉴敏捷制造理论，侧重强调敏捷性，提出敏捷动员理论[13]；与此同时，敏捷动员组织形式动员联盟[14]正式提出，并在随后的推广过程中被应用于编制《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十三五”规划》；2007年，动员物流理论框架基本形成；2009年，王建军和孔昭君[15]提及在产业层面，社会资源存在超常规需求；2010年，孔昭君和王成敏[1]5率先从供给视角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理论进行探索，2011年，继续沿用供给视角深入研究国民经济动员资源供给能力及特性[2]27，2012年，整合上述理论建立动员链理论[16]；2014年，孔昭君和韩秋露[17]提出集成动员模式，开始采用系统集成方法来将团队诸多零散的理论进行梳理和综合；同年基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前提进行了鲁棒性分析和优化，对实现超常供给的方式结合具体案例在应用层面给出阐述；2015年，将各种应急动员策略进行综合分析，建立了关于应急物资供应链可靠性的集成优化模型[18]1，以可靠性为切入点继续扩充了超常供给理论的应用范围；2017年，张纪海在动员链相关理论得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动员网概念；2018年，张纪海等[19]构建了敏捷动员理论体系框架，首次使用“超常供给学派”描述相关领域学者及研究成果，并对超常供给理论的一些性质和特征进行简要阐述。北京理工大学国民经济动员学术团队顺应时代背景和发展潮流，以国家重大现实需求为牵引，继往开来，在一次次学术会议、学术沙龙、项目研讨中不断开拓创新、精益求精，产生了包括超常供给理论在内的一系列对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应急管理理论研究及学科发展富有重要意义的理论成果。

三、超常供给学派与西方供给学派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一）与西方供给学派的关系

超常供给学派与西方供给学派的相似点在于都关注经济体的供需矛盾，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不可否认两者均强调从供给侧出发来解决困扰经济体平稳运行的现实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两者均含有“供给”二字[20]136。当维持经济体运行所需的各类资源超出可控范围时，由于该需求波动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因此对该类资源的需求预测、预估工作难以有效开展。然而在社会供需平衡问题上绝对不能打“擦边球”，尤其面向对象为整个经济体时，略有不足和相差之处都可能导致事态恶化，给正常的经济体运行带来危害。因此，超常供给学派和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都将目光投向供给侧，旨在建立可行的供给理论体系解决相应时代背景下宏观层面的“供需平衡”问题。

相对相似点，超常供给学派与西方供给学派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差异性上，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

1.产生背景不同

在20世纪40—60年代，理论体系较为成熟完善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内的地位基本上是不可撼动的。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这种新出现的经济危机现象开始对美国经济的稳定运行构成了巨大威胁，并逐步蔓延至其他西方国家乃至全球。但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根本无法有效解决“滞胀”问题，经济失衡的矛盾点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在需求管理导向理念下持续扩大政府支出的应对措施非但没有遏制“滞胀”的持续扩散，反而将通货膨胀推向高潮，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凯恩斯主义被西方政治家们质疑并抛弃。需求导向型经济理论即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加深了社会经济危机，经济增长放慢乃至停滞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从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通货膨胀这类新型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无力应对实践挑战，因此西方经济学界针对如何解决“滞胀”难题进行了大量探讨，供给学派应运而生[21]。供给学派重新肯定了“萨伊定律”中对于供给方向的重视，认为“供给侧”才是更为主要的因素，主张通过大幅度降低税率激励经济增长。该思想因其实效性、政治合理性等原因，综合国家或政府对于宏观政策的考察、比较及实践，迅速成为当时的执政主流思想，并被用来指导经济改革、平复社会经济的剧烈动荡[22]。而超常供给学派的产生背景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形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浪潮。西方供给学派所倡导的“市场自行调控经济运行”无法适用于中国实际情况，也无法解决危态下市场供需失衡的问题，因此超常供给学派的产生正是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延伸和发展。超常供给学派与西方供给学派划清界限，顺应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要求，旨在在“应战、应急和平时应对重大任务”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2.理论基础和运用对象不同

并没有西方供给学派的学者系统化地建立严谨的理论体系，该学派的理论仅仅是一些基本观点的集合：批判凯恩斯主义中政府对经济积极干预的政策，主张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本身的自动调节能力；强调“萨伊定律”的合理性，主张将经济均衡主要着眼点放在生产和供给方面[20]137。可以说，西方供给学派的所有观点都是为解决当时肆虐西方国家经济体运行的“滞胀”问题，力求改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双高”的不利状况。因此这些由许多零散观点简单集合而成的理论基础架构并不牢固，也无法自成体系。而超常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国民经济动员学术团队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根据以上理论演进的部分内容不难看出，超常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发展至今已经初具规模，并在系统集成方法的指导下，已然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超常供给理论体系，并且体系内的理论与理论间建立了紧密的关联关系，可以互相验证、互相指引，并非“一盘散沙”。同时超常供给学派理论体系的运用对象是危态下经济资源供需严重失衡问题，旨在实现稳定的超常供给能力，强调高效提供资源供给来应对危机事件和状况。

3.任务措施不同

西方供给学派支持经济领域内自由主义的思想，为抑制“滞胀”的持续破坏力，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导向的管理政策，突出市场对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强调从供给角度入手，大幅度减税的同时力求降低政府赤字水平，尽可能地降低通胀水平[23]。而超常供给学派以实现提供稳定的超常供给能力为核心目标，以整合、集成支撑理论为工作出发点，旨在对团队已建立的敏捷动员理论体系进行“观点再提取”“理论再升级”和“脉络再发展”，探寻可实现超常供给或可提供稳定超常供给能力的所有潜在方式，对处于多维度、多层次的各种概念或理论进行系统综合和归纳，构建涵盖动员联盟、动员链、动员网、动员物流、区域协同动员等于一体的超常供给理论框架。

因此，超常供给学派立足点为经济学领域，运用国民经济动员理论和方法，结合供给理论解决危态下的经济体运行问题，是诸多相关观点、思想、理论的“集大成者”。超常供给学派强调国家采取包括市场、行政、法律等多种动员手段来提供稳定的超常供给能力，可解决西方供给学派思想中市场自由化、政府不强势等不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问题。随着超常供给理论的不断扩充、更新和升级，其适应范围越来越广，格局和思想高度也在不断提升，将在“应战、应急和平时应对重大任务”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通过宏观政策改革来推进国家供需结构的调整，将供给侧涉及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包含的潜能释放出来，旨在提供充分、优质的有效供给。另外，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张推出的各领域具体政策均与鼓励创新发展的理念息息相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开放性和包容性，因此这一举措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体运行中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加强优质供给，避免在供给侧做“无用功”，改善供给结构使得供给体系具有自适应性，能够很好地随需求体系的变化而变化，从而稳步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获取牢固的发展成果[20]138。概括来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针对当前社会供需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推进五大任务即“三去一降一补”[24]。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题在多次会议或重要场合发表过重要讲话①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1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10/c_113975137.htm；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0日）http://www.gov.cn/ldhd/2013-12/13/content_2547546.htm；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10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511/c64094-25001070.html；习近平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2015年5月25日—27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5/0528/c64094-27067291.html；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6年12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23/c_1120178830.htm；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7年1月22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123/c64094-29042599.html；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9年2月22日）https://www.chinanews.com/m/gn/2019/02-23/8762908.shtml。，不仅从大方向上给予指导，也分领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剖析和论述，为我们全面深刻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指引了方向。从中可以看出，超常供给学派理论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很多相辅相成的地方。

从涉及经济体的状态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开展常态下宏观政策方向上的大结构调整，使社会供给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并最终在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稳步发展。而超常供给理论体系更侧重于解决危态下供需失衡问题，针对经济体运行中出现的危机事件，通过激发经济体本身的潜力来增加供给体系的稳定超常供给能力，保证供给体系的任务完成和经济体的正常运行。

从涉及的具体领域上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通过增加优质供给和有效供给来增强国家供给体系的稳固性和自适应性，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着重衡量供给能力的效率指标和质量指标；而超常供给通常是在急时、战时等危态下发挥作用，着重衡量供给能力的弹性指标和柔性指标，通过大幅度调整供给能力以应对危态下难以预测或不可预测的需求。

从指导实践工作方面来看，可以把超常供给理论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的一个重要分支。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像其字面描述的那样仅仅对供给侧“动刀子”，它也涉及适度扩大总需求的举措，而超常供给理论并不宽泛，动员性质和军民融合背景很鲜明，仅就如何提供稳定的超常供给能力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因此拓展到理论结合实践阶段，超常供给是在顺应国家安全形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潮流的前提下不断进行演进的。

因此，超常供给学派的理论是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补充和完善。立足根基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5]。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始终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和实践活动不断创新发展形成的。超常供给学派的理论以应对危机事件为出发点，继续结合中国国情，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可填补中国“供给侧”角度所对应经济学理论的不足，旨在为实现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概括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四、超常供给学派的理论框架及特征

（一）超常供给学派的理论框架

超常供给学派作为经济学领域内一个全新的学派，其理论框架包含诸多具体的元素，具体内容如图3所示。超常供给学派坚持以军民融合发展为指导思想，该指导思想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国民经济动员学研究纲领为核心理念，明确国民经济动员的实质就是在危机发生时，实现资源的超常规供给。从原本依靠“需求拉动”转为现行办法“供给侧”入手，着重减少需求依赖，增强超常供给能力。所以，必须关注经济体产出过程中资源的供给流程以及相应的管理环节与管理模式[26]。另外，超常供给学派的理论框架依赖于对现有敏捷动员理论体系的发展升级，主要思想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系统集成方法中可提炼出的思想。同时，该理论框架顺应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潮流，并对其做出重要补充与完善。

超常供给学派理论的最终目标与其他经济学领域的思想和观点类似，旨在解决危态下经济体运行出现的供需严重失衡问题，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其实现载体为动员领域内的供应链、产业链、动员链、动员网、动员联盟、动员物流、区域协同动员等。供应链和产业链本身具备的储备和生产能力有限，在实体经济运行中的利用率也未必达到理想值，因此实现超常供给需要激发并释放这些实体的潜力。动员链、动员网、动员联盟、动员物流、区域协同动员等具体载体是实现超常供给的实体依托，合理高效地梳理、运用这些体系及其包含的思想和理论是提供稳定超常供给能力的直接途径，其中动员联盟是实现超常供给的组织基础，动员链和动员网是超常供给的实现载体，集成动员则是实现超常供给的实现形式。动员链是组建动员联盟的内在依据，另外可将动员链进一步穿插、交织、糅合形成动员网，而动员物流是动员链和动员网作用于经济系统的具体体现。区域协同动员则强调大范围内“体”与“体”之间的协调及联系，形成协同应急、合作共赢的局面，达到“1+1＞2”的目的。这些实现超常供给的实体全部是基于经济体的，不会脱离现有经济体条件及其包含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集合而独立存在。从实现超常供给的稳定性来看，可靠性、鲁棒性和安全性是三个可考量的指标。在危态下，可靠性是对供给资源所需供应链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基于应急物资供应链的组成结构，其可靠性由供应链中每个环节完成供应交付的可能性及其内部结构所决定[18]10，因此进行可靠性优化工作是释放供应链潜能、实现超常供给的重要方法。而为使供应链网络在受到外界干扰后经过重新调整可达到新的稳定状态，即提高超常供给体系的维稳能力，鲁棒性优化便也成为实现稳定超常供给能力的重要方法[4]21。另外在衡量动员水平时，安全性这一标准最为关键，在追求实现超常供给所做的动员工作中出现“过度动员”或“动员不足”时都会导致需求与供给的失衡，给社会经济体平稳运行带来隐患，因此提高安全水平也是提供稳定超常供给能力的实现渠道。对于超常供给理论的实践意义测度，最直接、最准确的测度量即为经济体提供的稳定超常供给能力，对该种能力的衡量指标可分为两种：弹性指标和柔性指标。二者均为正指标，指标值越大，越接近实际要求。动员资源“供给—危态”弹性的概念为：危态下危态级别的变化量所引起动员资源超常规供给的变化量[2]29。因此弹性指标值越大，在危态级别的变化量不变时，动员资源的超常规供给的可变化量越大，越能适应危态下剧烈波动的需求变化。另外，经济体动员潜力所体现出的超常供给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的柔性，即经济体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可做出的反应或动作。压力这个概念既可以涵盖需求的紧迫程度，也可以涵盖动员主体所采用的各种动员手段对经济体的干预强度[1]7，因此提高柔性指标值可提高动员主体应对紧迫需求时表现出的响应速度和能力，是稳定超常供给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

（二）超常供给学派理论框架的特征

1.系统性

超常供给学派的理论框架不是诸多零散思想或观点的简单拼合，而是按照一定的原则、规律和脉络将经济学、管理学领域内从“供给侧”入手解决供需平衡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总、归纳和分类，应用系统集成及集成动员方法集成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超常供给学派理论框架明确给出了超常供给的核心理念、指导思想、支撑理论、实现载体，建立了评价稳定超常供给能力的指标体系，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完整性。

2.响应性

超常供给学派的理论框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基于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的响应不断演进更新而来的，同时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工作实践的响应；在处置危机事件层面，主要是对危态下剧烈波动的资源需求的响应。

3.适应性

超常供给学派的理论框架组成模块所包含的内容较为宽泛，传统的国民经济动员理论、敏捷动员理论、应急管理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都包含其中，且随着超常供给理论的不断发展，其适应面越来越广，适应范围越来越大，适应层级越来越高，因此超常供给学派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超常供给学派的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而是作为领域内的“集大成者”组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供给理论体系，针对危态下供需失衡问题给出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因此，超常供给学派的理论框架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可塑性，如在实现载体、实现角度和实现方式等方面未来均可以继续注入新鲜血液。

五、结论

超常供给学派及其相关理论面向解决危机状态下经济体经济资源供需失衡问题，填补了针对危机状态的“供给侧”理论体系的空白，其发展脉络体现在学派理论体系里特定模块内模型、方法、技术等的不断扩充。因此，超常供给学派的形成，是以国家应战、应急、经济运行重大现实需求为牵引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超常供给学派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措施，摒弃西方供给学派思想中偏离中国国情的部分，在敏捷动员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升级和创新，继续完善超常供给学派理论框架，致力解决供给瓶颈问题，提高稳定超常供给能力，为中国国民经济体平稳运行“保驾护航”。因此，超常供给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主要用于解决急时、战时和市场严重失衡等危机状态下的供需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