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遇到好书是一种缘分，对译者而言，更是。过去十几年，德文译者强朝晖对这种缘分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烈了。

2006年，强朝晖还在国内为德国的《时代周报》打工。一次，她的好朋友、德国《商报》驻中国首席代表，同时也是记者的弗朗克·泽林，送给了强朝晖一本他写的關于中国的书。强朝晖在接过来时，开了一句玩笑：“你要是想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找我呀！”

没想到，半年后的一天，弗朗克还真找来了。那天，费朗克请强朝晖到一家特别高大上的西餐馆吃饭，席间拿出了他和上海三联书店签的合同，说：“我那本书真要出中文版了，你要不要翻呢？”强朝晖嘴里嚼着牛排，碍于自己一时客套的承诺，只好接了下来。

过后，她用了一年时间翻译完了这本《中国密码》，但出版过程却十分的不顺利。先是出版社取消了出版计划，她不愿就此作罢，便各处找人，最后辗转找到了贵州人民出版社，才得以出版。

强朝晖初中就在北京外语学校学德文了，她的先生是一名职业外交官，作为家属，她经常会随之驻外，一去就是三四年，然后再回国待上三四年。在国外的时候，由于她是学德文出身，经过外交部的考核，也获得了外交官的身份，曾在中国驻德国、奥地利、瑞士大使馆或领事馆工作，回到国内，就为德国媒体工作。

在翻《中国密码》之前，强朝晖从没想过要去译书，但那之后，她就喜欢上了译书，开始一段时间，只要有出版社找她，不管是经济类的、哲学类的、历史类的、生活类的、还是小说，甚至童书，她都会接。后来，则是比较多的接一些历史类的书来翻。

德国作家布克哈德·施皮南写给天下爱书人的《书情书》是她最新出的一本译书。这并不是她擅长的类型，她之所以会接下这本书的翻译，也只能用缘分来解释：首先，书的封面配图与她家中的书房陈设几乎一样；其次是开篇作者通过对在近代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却很快便被淘汰了的马的悼念，提出了纸质书是否会有同样的命运的疑问，而强朝晖就是属马的，她的社交平台上使用的头像一直都是马；第三，也是最神的，书中有一张插图画的是一个腿断了的人，打着石膏还在看书，就跟她的一张照片，如出一辙！

同时做两本书，“完全是两股劲，而且还是不同的方向”

《书情书》的责编之一、世纪文景的沈宇是在一个酒会上遇到强朝晖的，当时她翻译的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刚刚出版，引来了许多关注和赞誉。同时手边还在翻着于尔根写的《中国与世界社会》。

沈宇问她：“强老师，你是不是只翻译学术书啊？”她回答：“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也不会拒绝尝试。”强朝晖后来回忆说，“实话说，我那样说，并不是认真的，因为我翻得挺慢的，光是这方面的都够我翻的了。”

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年后，沈宇还真找来了，第一句话就是，“强老师，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可以让您来试着翻译非学术类的了。”接着又循循善诱地对她说：“我知道您手里面有部大部头的学术书，但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作调剂。您先看一看，我觉得它特别适合您。”强朝晖翻开第一篇文章便爱上了，“就觉得它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为了不影响原有的工作，这本不到150页的小书，沈宇给了她一年的时间。虽然时间宽裕，但同时做两本书，还是“蛮痛苦”的。一边是“百米冲刺”，另一边是“马拉松”，“完全是两股劲，而且还是不同的方向。”

《书情书》一共40篇，她几乎每隔一个星期才能翻一篇，“每一篇的文字都是一千多字，短的可能还不到一千字。我要是翻得特别顺的话，两个小时就能翻一篇，长的也就半天，但它特别消耗人，脑子就像是发动机转速过高的那种感觉，起码在5000转以上。”

翻译《书情书》的时候，除了“脑袋要燃烧起来”的感觉，强朝晖还深刻地感受到“这么好的书，不能把它翻坏了，我就特别的小心谨慎，颤颤巍巍生怕把它翻坏了。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幸亏这书落在了我这样一个书痴的手里，要是落到别人手里，翻坏了，那可怎么办呢？”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专属中文译者

强朝晖七岁前一直随母亲住在河北邢台。邢台市中心有一条东大街，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在这条街上，包括一间新华书店。每到周末，母亲就都会带着她去街上采购物资，她不要玩具，也不爱说话，就喜欢一个人闷在书店里看书。很多年以后，母亲回忆说，每次中午去逛街，都会和她去吃水煎包，那边的水煎包很好吃，但她对此已毫无印象了，只记得书店有几个台阶，甚至每本书摆放的位置。

长大后，除了每天健身，强朝晖花最多时间的爱好依然是读书。卡夫卡是她的最爱，她大学毕业论文写的也是关于他的。“看《城堡》中译本时，我用了一天的时间，饭也顾不上吃。后来看到北大德语系教授张玉书翻译的茨威格，也特别的迷恋。在我下决心做翻译后，也想过翻文学书，但对照着看完德语原文和张教授的译本后，我就彻底地灰心丧气了，他那个高度实在是太高了，是我完全达不到的。”

不轻易翻文学书还有一个原因，是她自认为自己从小到大学都是理科学得好，母亲是数学老师，她也更擅长数学思维，而不是文学书的发散性思维。“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做学术翻译的一个原因，翻译学术的书，能用到我的逻辑思维。”

强朝晖与历史类学术著作结缘，是在2013年。此前，“甲骨文丛书”的创始人之一段其刚在北京国际书展上，接触到了德国歌德学院资助的一个翻译项目，《世界的演变》就是该项目推荐的书目之一，一眼就被他看中了。他做过五年的历史老师，研究生读的是国际政治，在“甲骨文”期间，出版过许多历史学术著作，个人尤其偏爱宏观通识类，看到那本1600多页的大部头，他断定“肯定错不了”。

之前，他与强朝晖合作过一次，留下的印象一是“翻得好快”，只用了半年；一是“德语水平非常高，语言好流畅”———她在报社工作多年，语言简洁，呈现出报纸化的语言风格。基于第一次的愉快合作，这一次，他又放心地把这部巨著交给了她。（未完待续）

据《南方人物周刊》孙凌宇/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