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日，20团“棉花套儿”，从曹县被送到山东博物馆的“文物医院”抢救。经过显微镜、红外光谱、纤维分析等全方位“体检”，判定为字画浸水发霉，遭受严重的微生物病害。书画修复小组接手了这批“病患”，历时24个月的艰苦修復，终于“治愈”。20件书画精品“重见天日”，成为曹县博物馆当年展出的重磅文物。

每一件文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命。时光沉淀于它们之上，留下的不仅有独一无二的故事，也有伤害、破损甚至毁坏：一件文物的修复，先要建立保护修复档案，进行病害调查、分析，保存状况评估、方案编制，然后再经过清理、缓蚀、封护、补配、焊接和粘接、做旧的环节，最终才能完成。日前，记者走进山东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部，听青年修复师鲁元良讲述修复文物的那些事儿。

一个文物就是一条生命

“在山东博物馆，文物修复师大多是老师傅吗？”“不不不，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整个修复班底一共有18个人，负责的方向包括有机类、无机类和预防性保护，青年修复师占六成。”回答者鲁元良，正是曹县那批书画修复项目的负责人。6月12日上午，记者见到他时，鲁元良正在为一幅清代全形拓片“全色”———用笔墨把画上残缺之处补好。38岁的他左手托着墨盘，右手执笔，表情严肃，头系一块方巾，戴着一条工作围裙，围裙兜里插着大大小小的工具。“文物修复是一项非常细致且耗时很长的工程，做起来慎之又慎。”鲁元良解释，他有一个习惯，一进工作室就在头上系一块方巾，“字画修复多要一气呵成，我怕时间长了，汗水滴到书画上”。

书画装裱最初起源于古人观赏、收藏绘画的要求，经过不断的探索、演变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优良系统，是我国的艺术遗产之一。受父亲熏染，2006年大学毕业后，鲁元良进入山东博物馆，从事纸张文物修复，一干就是14年。

经手“最费劲的一次”

鲁元良回忆，经手修了不少文物，但曹县那批印象最深，不仅是“最费劲的一次”，也是他第一次独立主持项目。

2013年，馆里通知鲁元良，有一批损害比较严重的文物要修复。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他，见到那堆“棉花套儿”时，心情仍然很“崩溃”：打开包装，飞出的“霉菌孢子”，呛得鲁元良赶紧捂住口鼻，皮肤开始隐隐作痒。所有的纸张分散化，非常脆弱，手轻轻一放，能带下几根丝。

“像这种情况，一个是分析‘病害，查找是什么菌种，去除或杀死它；另一个是分析材质，它是什么，我们就用什么补全。”鲁元良的语气，仿佛一位治病的医生，“简单来说，将有害的东西去掉，把缺失的东西补全，加固文物的材料本体，就是一名修复师的日常工作。”

方案确定以后，便是日复一日的“实操”。鲁元良没有选择最严重的12件，而是从受损相对较轻的一副对联入手，先将“棉花套儿”分层打开，再把碎片一片一片拼回去，整个过程漫长而充满挑战。

由于首次独立主持项目，昔日师父说的话此时越发深刻，鲁元良脑袋里时刻绷紧一根弦。鲁元良有两位师父，一位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修复专家张志红，她曾说，书画修复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如果前面有问题，到后面就会逐渐放大。这句话在修复工作中不停地被印证；另一位是馆里已经退休的修复师张光同，因为长年累月在身边，不断从细节上规范鲁元良，比如贴覆背纸，要用棕刷用力“刷死”，否则会出现“空鼓”；要竖着用刷，否则纸张会被棕刷破坏等等。

“好在这批字画以前留了照片，我们可以比对着做。修复文物切不可臆断创造。”鲁元良说，每种文物病害不一样，修复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不断想办法解决，“比如拼图的时候，我们先放一个大概的位置，如果中间有缝隙，就会多加一点水，让纸片飘起来，再用毛笔把它推过去，等接齐之后，再用毛巾把水给吸掉。这条毛巾就不好选，既不掉毛又不沾纸。我们当时买了三四种，最后试到一种纯化纤的毛巾不错。”

不随意篡改前人的创作

就这样一件一件，修了一年多，鲁元良才敢动最难的12件，有了前期积累，后面进展出奇顺利。“可能会有人疑问，费了两年工夫，修出来的文物品级也不高。但在修复师眼里，一个文物就是一条生命，如果不抢救，这批文物就不存在了。”鲁元良说。

这个项目大大增强了鲁元良的信心，他逐渐成为馆里的纸张修复骨干。关于修复他有自己的心得：传统修复工艺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用的那张大红色的修复台，比咱的年龄都大，为什么一直在用，因为古字画颜料里没有这种红色，文物铺上去，便于识别。”但也要注意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比如打开纸团，传统方法是要用水打开，但水若打不开，只能想办法在不损害字画的前提下往水里面加点东西；再比如，传统认为洗画必须用开水，但有些时候霉菌孢子仍无法抑制，便要加一些试剂。“‘死抱着老祖宗的东西是不对的，传承的同时不断发展才是硬道理。”

鲁元良介绍，现在国内通行的书画文物修复实施原则主要有三条：最小干预，可逆性，材料的一致性、匹配性。比如修复一幅旧画，病害不太严重，就要尽可能少地去动文物的本体，能不揭裱就不揭裱；修复使用的方法和材料必须是安全的，比如高锰酸钾、明矾这类对纸张有损害作用的试剂，尽量不去使用。另外还要满足可辨识性和协调性，不随意篡改前人的创作，做到“有迹可循可以修补，无迹可循只全底色”，“保留文物原真性”，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修”而优则教。目前，鲁元良还兼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艺术品鉴定与修复专业的老师，已经带了4届学生。业余时间，致力于文物修复知识的普及，疫情期间，他在微博上传了4期“文博公开课”，引起了众多文物爱好者的关注。

邢大军据《大众日报》张依盟/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