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清 沈凯文

摘  要：在学术史上，墨家曾于战国时期显赫一时，其学说被视为先秦显学，与儒家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而在汉代以后，其地位迅速降低，乃至有被政界和学界边缘化的趋势。毋庸置疑，墨家由盛而衰的历史现象是显而易见的，但其过程和原因却不甚清晰。从目录学的视阈出发，发现墨家学派及其学说的衰微，文献的衰变是其基本表征，而其衰微的深层原因，主要包括以孟子为首的儒家所辟之外因、墨学自身局限之内因以及恩格斯所谓“历史合力”于墨家学派匿迹之作用等。

关键词：目录学;墨家文献;衰微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20）04-0033-09

墨家是“百家争鸣”时代墨翟创立的学派，其学说被称为墨学。墨家学派及其学说，曾于战国显赫一时，孟子称彼时情况为“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1]141，韩非子将儒墨并称为“世之显学”^[2]，足见其影响之大。然而汉代以降，墨家学派若隐若现，墨家学说由显而微，逐渐被政界和学界边缘化，几近寂灭。毋庸置疑，墨家由盛而衰的历史现象显而易见，但其过程和原因却较为复杂。目录学作为一门专主研究中国古籍目录的学问，具有“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也为我们检讨墨家衰微原因提供了一种考察的视阈。

一、目录文献所反映的墨家文献衰变过程

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文献《汉书·艺文志》载：“右墨六家，八十六篇。”包括“《尹佚》二篇，《田俅子》三篇，《我子》一篇，《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墨子》七十一篇”^[3]1373。班固依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雠将上述文献归入墨家，并排在《诸子略》第六。单从位次的角度而言，战国时期儒墨并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仍将墨家名列前茅，而到刘向、刘歆乃至班固的时代，墨家的衰落已经有所体现。

此间原因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班固的载录于墨家已有微词，“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3]1373，对墨家“尚俭”“非礼”“兼爱”等思想是持一定的批判态度的。早在战国时期，孟子站在儒家差等之爱的立场上，抨击墨家提倡的“兼爱”不别亲疏，“是无父”，更“是禽兽也”[^1]141。荀子也说：“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4]可见班固作为儒家的服膺者，对于墨家不尚礼乐、无差等之爱等思想，与孟、荀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作为国史的修撰者，班固的载录倾向与汉代文化国策也是契合的。总体而言，在汉代，墨学的地位虽有下降，墨家的传世文献还是比较丰富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三部重要的目录文献，分别是荀勖《晋中经簿》、王俭《七志》和阮孝绪《七录》。由于时代久远、政权更迭、文献散佚等原因，前两部著作不复得见。墨家文献此时的情况，仅见于《七录·叙录》：“墨部，四种，四帙，十九卷。”^[5]按《隋书·经籍志》：“《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随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右三部，合一十七卷。”^[6]676据此推之，《七录》所载的四种墨家文献，即《墨子》《随巢子》《胡非子》《田俅子》。其中《田俅子》的存佚情况，《隋书·经籍志》注曰：“梁有《田俅子》一卷，亡。”^[6]676至于篇卷问题，《汉书·艺文志》称“篇”，而《七录》以“卷”相属，此因抄录文献的载体自简牍而至帛书，故合篇为卷，其间涉及版本问题，故于具体数量而言，较难分辨多少。但从墨家文献的种类看，由西汉至南朝，“六家”變为“四种”，显然有所衰减，尤其是《田俅子》一卷，确证已佚。故从墨家文献的种类而言，相较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墨家始趋衰微。诚如郑杰文教授从彼时世人对儒、释、道、墨的关注程度而言：“墨学在学界长久沉寂的局面，是从南朝开始而不是从秦汉开始的。”^[7]笔者从墨家文献流传数量的角度，亦得出一致的结论，参见表1。

魏晋时期，两汉经学隐没于谶纬神学的洪流之中，政治动乱也使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局面濒于解体，士人学子又一次活跃起来，“汉晋间诸子学之重光，正所以促进其时代思想之解放也”^[8]。基于此，墨学也得到了一次宝贵的复苏机会。西晋学者鲁胜曾为《墨子》作注，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4篇，定名为《墨辩》。虽然《墨辩注》全貌今已难考，但在《晋书·鲁胜传》中保留了极为珍贵的《墨辩注·叙》，内容不足300字，却包涵了丰富的文献价值，“为世所称”，其文曰：“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9]据此可知，至少在西晋，墨家辩学尤其受到时人的青睐。从鲁胜的观点来看，墨家辩学和名家逻辑学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甚至与极力辟墨的孟子之“辩言正辞”也十分相似。鲁胜不仅揭示了墨家辩学的内涵和作用，阐明了以“正名”为主要内容的逻辑思想，而且重点探讨了《墨辩》与名家学说的关系及影响。虽然后世关于墨、名之间的渊源聚讼纷纭，但所谓“兴微继绝”，鲁胜对于墨学流传的影响实在不容小觑，上承秦汉以来所谓墨学中绝之表象，下启清代学者对于墨学尤其是对墨家辩学的深度挖掘与重光。彼时墨学的微兴，一方面，自先秦“百家争鸣”以来，魏晋时期形成了第二次思想多元的氛围，使得包括墨家在内的诸子学说获得再次被观照的机缘;另一方面，清谈之风的盛行，玄学思想的发展，也使墨家辩学及其方法论、逻辑性再次有了一定的用武之地。

此外，东晋葛洪将墨子奉为道教神仙，《抱朴子》曰：“其变化之术，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记》，本有五卷。昔刘君安未仙去时，钞取其要，以为一卷。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含笑即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林木，种物即生瓜果可食，画地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兴云起火，无所不作也。”^[10]其《神仙传》亦称：“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为大夫，外治经典，内修道术，著书十篇，号为《墨子》……神人授以素书朱英丸方、道灵教戒、五行变化，凡二十五卷，告墨子曰：‘子既有仙分缘，又聪明，得此便成，不必须师也。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效。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五卷，乃得地仙，隐居以避战国。至汉武帝时，遂遣使者杨辽，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视其颜色，常如五六十岁人，周游五岳，不止一处也。”^[11]由此可见，葛洪对《墨子五行记》一书极为推崇，且对墨子神仙形象和故事的塑造也极为具体而生动。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以葛洪为首的道教徒，攀附墨子往昔之声名，借以构造道教之系统，并扩大自身之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墨子五行记》一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而《隋书·经籍志》记有“《墨子枕内五行纪要》一卷”[^6]698，又《太平御览》载：“刘根《墨子枕中记钞》曰：‘百花醴蜜。”^[12]按《后汉书·方术列传》曰：“刘根者，颍川人也。隐居嵩山中。诸好事者自远而至，就根学道，太守史祈以根为妖妄，乃收执诣郡，数之曰：‘汝有何术，而诬惑百姓？若果有神，可显一验事。不尔，立死矣。根曰：‘实无它异，颇能令人见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睹，尔乃为明。根于是左顾而啸，有顷，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皆反缚在前，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坐。顾而叱祈曰：‘汝为子孙，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灵！可叩头为吾陈谢。祈惊惧悲哀，顿首流血，请自甘罪坐。根嘿而不应。忽然俱去，不知在所。”^[13]据此可知刘根为东汉著名方士，其《墨子枕中记钞》或即葛洪所谓《墨子五行记》之类的读书笔记。换言之，将墨子作为掌握道教方术的神仙对待，且托名墨子而造作道术之书，并传而习之，不晚于东汉，而盛于东晋。这种墨家道教化的现象，一方面使墨学的流传产生了一种变异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延续了墨学的发展，此后《墨子》之入《道藏》而得以保存至今，即为变异流传背景下的万幸;但另一方面，也使后世对于墨学的接受，很难不掺入一定的道教影响，也很可能使人注目于墨家“天志”“明鬼”等类似宗教学说，忽略了原本墨家最核心的“兼爱”“非攻”等要义。

相较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墨家文献的种类和数量有所衰减，墨家整体的衰微形势未曾改变。墨学的流传自鲁胜《墨辩注》后，重又进入学界视野，就墨家辩学而言，甚至呈现一度复兴的倾向。与此同时，因前期墨家宣传“天志”“明鬼”等思想，许多著名道教徒如刘根、葛洪等人，将一些著作冠以墨子之名，并把种种神秘变化、方技道术等附会于墨子身上。这种墨家道教化的现象，也使墨学以一种崭新而变异的方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

至于隋唐五代，《隋书·经籍志》载：“《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随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右三部，合一十七卷。”[^6]676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久战乱，墨家文献虽仍在流传，但进一步从《七录》记载的“四种”“十九卷”减至“三部”“一十七卷”。又《隋书·经籍志》医方类据梁有《神枕方》一卷，载有“《墨子枕内五行纪要》一卷”[^6]698。按卢藏用《陈氏别传》，陈子昂“本居颖川。五世祖方庆，得墨翟秘书，隐于武东山”^[14]，结合上文所述，“刘根者，颍川人也，隐居嵩山中”，藏有《墨子枕中记钞》一书，不难发现，陈子昂五世祖的身世、经历与刘根颇为相似。故笔者以为，所谓“墨翟秘书”疑即《墨子枕中记》或《墨子枕内五行纪要》一类的书。准此而言，则在唐代初期，部分墨学仍沿袭东汉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传轨迹，成为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世人仍有一定影响。此外，《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与《隋书·经籍志》有所不同，“《墨子》十五卷，《胡非子》一卷。右墨家二部，凡一十六卷”^[15]。据此而言，《随巢子》一卷或在五代时期也已亡佚，墨家文献的种类和数量更趋衰微。

然而，在墨家文献整体衰微的背景下，《墨子》于唐代之影响，明显呈现出一定的回升态势，或谓相较于其他时代，唐代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使墨学的传习甚至形成了不小的高潮。在《墨子》文本的校釋方面，出现过乐壹的三卷本《墨子注》。在许多重要典籍的援引方面，“前三史注”引墨、论墨数十处，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白居易《白氏六帖》等类书，转录《墨子》内容近百处，魏徵《群书治要》更是节选《墨子》之《所染》《法仪》《七患》《辞过》《尚贤》《非命》《贵义》七篇文章，作为唐太宗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借鉴之一，共计数千字。再者，《文选》李善注亦引用《墨子》达55处，作为一种代表，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彼时学子们对《墨子》内容的熟稔程度，否则李善引以为据或即失去一定的权威性和说服力。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唐韩愈的《读墨子》一文，其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16]明显体现出自战国以来，儒墨之争的话题在唐代的影响和发展，而韩愈儒墨互用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墨学在唐代的地位有所上升。当然，韩愈的墨学观较为复杂，无法全面反映于《读墨子》一处，需另当别论，暂且不表。综上而言，可见《墨子》的许多内容和思想，在唐代的多个时期仍被重视且广泛运用。虽然彼时墨学诚非主流，但从文献和思想的情况来看，墨学的传习是始终未曾断绝的，只是在整体的衰微形势上无法扭转罢了。

至宋代，《崇文总目》记载：“墨家类……共二部，计一十六卷：《墨子》十五卷，《董子》一卷。”^[17]62洪迈《容斋随笔》亦曰：“《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有《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书今不复存，马总《意林》所述，各有一卷。”^[18]据此，除《随巢子》一卷或在五代已不存外，《胡非子》一卷在北宋也已亡佚。至于《董子》首次被归入墨家之列，因涉及著作的学派归属问题，兹不论述，暂从大的趋势分析墨家文献的流变情况。《崇文总目》还记有“《墨子枕中记》二卷，阙”[^17]117，则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初一度流传的墨家道书，至北宋也很少见到了。到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已将《墨子》归入杂家类^[19]，这也是《墨子》自马总《意林》之后，第二次被排在诸子类外。虽然目录的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编者的主观意识，但也足以说明彼时墨家在客观上的式微。

元代寂寥，墨家文献的种类仅存《墨子》一部。《宋史·艺文志》曰：“《墨子》十五卷。右墨家类一部，十五卷。”^[20]3463但在道家附释氏神仙類，又出现了“《太上墨子枕中记》二卷”[^20]3460。据此可见自魏晋以来，墨家道教化的影响延续之深远。同时，亦或与彼时金元道教的兴盛不无关系。

至于明代，《文渊阁书目》子书类载有“《墨子》一部一册”^[21]150，而在道书类亦载有“《墨子五行奥妙经》一部一册”[^21]201，与《宋史·艺文志》的记载类似，然其所录诸书，只有册数，而无卷数，难以考察彼时墨家文献的具体数量等情况，姑且列之，以见明初墨家文献的储藏之略。又，焦竑《国史经籍志》记载：“《墨子》十五卷，又三卷，《随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晏子春秋》十二卷。”^[22]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录，“其书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23]2258。笔者认为，《国史经籍志》所载《随巢子》《胡非子》各一卷，在宋代已经亡佚，故其确为承袭前代目录所记之内容，且主要是依据郑樵的《通志·艺文略》。郑文曰：“《墨子》十五卷，又三卷，《随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董子》一卷。凡墨家一种五部，二十一卷。”^[24]晚清治墨大家孙诒让评曰：“郑、焦二《志》多存虚目，不足据。”^[25]646就此则材料而言，《国史经籍志》多本于《通志·艺文略》，前者或已不确，后者承袭，则颇有问题。至于考察有明一代的实际著作，当以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较为可据。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其书“子部分十二门，其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并为一类，总名《杂家》”[^23]2224。可见明代墨家传世文献已寥寥无几，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继马总《意林》和尤袤《遂初堂书目》之后，再次将《墨子》归入杂家类，墨家文献的衰微可以想见。

时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依据《千顷堂书目》的分类标准，将《墨子》认定为杂家，并称：“墨家仅《墨子》《晏子》二书。”[^23]3027关于《晏子》一书的学派归属，《汉书·艺文志》列为儒家类第一条，至唐代柳宗元始发疑义，其《辩晏子春秋》一文称：“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26]柳宗元关于诸子文献的辨伪研究，对后世影响深远。唐宋以来，学界关于《晏子》一书的学派归属问题，可谓聚讼纷纭。至于清代，纪昀等人遵从柳宗元的观点，将《晏子》归入墨家类。然则总体而言，并未影响清代中叶以前墨家衰微的整体形势。

综上所述，汉代至清中叶，墨家文献的发展实分两个方向，一则衰微，二则变异。一方面，除有争议的《晏子》一书外，墨家文献的种类由六家变为仅存一家，而仅存的《墨子》一书，也由最初的七十一篇散佚至五十三篇。同时，墨家文献的派别归属也由墨家类沦为杂家类。另一方面，在历代目录文献中，多次出现了墨家道书类著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墨学的流传产生了一种变异的方式。

二、墨家学派及其学说的衰微原因

基于目录学视阈，笔者大致梳理了墨家文献衰变的过程。墨家文献的衰变，正是墨家学派及其学说衰微的表征，也为进一步探究墨家学派及其学说的衰微原因奠定了基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家类》序云：“衰周之季，百氏争鸣，立说著书，各为流品，《汉志》所列备矣。或其学不传，后无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绝续不同，不能一概著录。”[^23]3027据此而论，墨家之衰微，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其学不传，后无所述”;其二，“其名不美，人不肯居”。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前者属于内因，后者是为外因。同时，墨家及其后学包含兵、名之说，又被道教附会，墨学的广博难免流于冗杂，这也可以视为墨家衰微的变因之一。此外，就墨家表现出来的类似军事集团的作风，也正契合了司马迁所引，韩非所谓“侠以武犯禁”^[27]3865的实例，从而导致中央政府的强权干预，因此衰微也便成了墨家的必然归宿。

（一）“其名不美，人不肯居”的外因

墨家“其名不美”，孟子是始作俑者。《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言之凿凿：“其说为孟子所辟，不行于世。”^[28]儒家提倡以血缘亲疏为准则的“差等之爱”，而墨家主张“兼爱”。儒家遵循周道，崇尚礼乐文化，而墨家主用夏政，提倡“节用”“节葬”“非乐”等理论。虽然孔墨哲学同在一种反贵族时势下应运而生，但墨家凡事以利至上，认为“义，利也”^[25]310，秉承着基于“兼爱”思想的功利主义。这种观念，不仅是墨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当时墨家最吸引人心的地方，故其所代表的小生产阶级和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声势，甚至一度超过了儒家的影响。在战国中期的思想界，这种形势无疑妨碍了儒家学说的传播，因此“亚圣”孟子曾对墨家进行猛烈抨击，斥“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又言墨学“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1]142。《汉书·艺文志》即据此而论：“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隋书·经籍志》承袭班固之言：“愚者为之，则守于节俭，不达时变，推心兼爱，而混于亲疏也。”[^6]676《崇文总目》亦曰：“孟子之时，墨与杨其道塞路，轲以墨子之术俭而难遵，兼爱而不知亲疏，故辞而辟之。”^[17]62由此可见，以孟子为首的儒家对墨家之攻讦，实为墨家衰微之极大原因。

官方记载尚且平和，私人著述则更显墨家“其名不美”的影响。譬如南宋高似孙《子略》说：“墨之为书，一切如庄周，如申商，如韩非、惠施之徒，虽不辟可也，唯其言近乎讹，行近乎诬，使天下后世人尽信其说，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不可不加辟也。”^[29]清代学者沈钦韩解释说：“谓墨翟徒能荧惑一世耳，虑不足以及后。盖目周衰文弊，习诈伪以钳世，无所不至，学诡则名高，名高则荣利随之。如翟，则巧伪之尤者矣。不然，彼犹是人也，独糟食苦衣，为孔、曾之所不为，是贤于孔、曾也。”^[30]虽然孟子在思想主张方面抨击墨家，但持“浩然正气”的孟子，对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实践精神和人格魅力并不否定。而沈钦韩认为墨子“糟食苦衣”只是一种卑劣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追逐名利，并将墨子定性为“巧伪之尤者”，其言辞不可谓不激烈，亦足见墨家“其名不美”的影响之深切。

综上所述，墨家衰微的主要外因是由于“其名不美，人不可居”，而“其名不美”的根源在于孟子所辟。故后人对《墨子》文本的注释寥寥无几。大凡一家学说，用则流传，不用则亡。虽然墨家思想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根据经济学中的“葛氏定律”，劣币总是驱逐良币，随着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墨家最终沦为异端，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二）“其学不传，后无所述”的内因

一种学派的兴衰，一家学说的存亡，一方面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另一方面也与自身有很大关系。概括而言，墨家“其学不传，后无所述”，其学说本身是存在局限的。钱穆先生称墨学因自身包含一种“深刻而伟大的矛盾性”^[31]72而消灭，诚为卓见。就其学说而言，墨家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小生产阶级和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思想，在生产力水平达不到一定的条件下，墨家所谓的“兼爱”无疑是一种空想的社会平均主义。虽然墨家“兼爱”的动机诚为天下之利，然而却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同时，墨家及其后学的内容广博而冗杂，包含兵、名之说，而后又为道教所附会，且其本身之《墨辩》部分，不仅难治，而且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等知识向来不为人所重。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其学说有乖离人性的一面，这也是历代目录文献中多次提到的。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指出：“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27]3993其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等无不指出墨家“俭而难遵”的问题。所谓“俭而难遵”，即谓墨学在很大程度上乖离了人之本性。墨子极为尚俭，主张“节用”“节葬”“非乐”等理念，“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举”[^27]3995。客观而言，墨子的“节用”思想，对于中国文化中艰苦卓绝、勤俭节约等品质，是有深切裨益的。但从另一角度言，基于“节用”思想，战国时人仅仅满足于温饱，此外别无更高的追求。相悖的是，墨子极力倡导生产，时人或囿于“节用”心理，对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无疑是停滞的。这种后果的弊端，也正遥相契合了我国前一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如司马谈所言：“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27]3995倘若天下之人皆效法墨家的“摩顶放踵”，那么一定程度上也就没有了差别，没有了差别，也就很可能意味着无序。对于丧葬，墨子务求摒弃一切繁文缛礼，只需“桐棺三寸”即可。但是“慎终追远”实为人类之天然心理，一定的排场也是出于对死者的祭奠，如果只是曲终人散，潦草告别，或許就不能尽显孝道并抒发哀情。相对于其它学派而言，墨子的“非乐”思想实为一致命硬伤。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譬若弓张而不弛，勤苦而无休，则万物必将趋于崩溃与毁灭。相比之下，孔子提倡的礼乐文化确实有更大的普适意义。温饱之余，对于物质享受的追求亦是人之本性，纵然墨子本身践行着“茅茨不翦，采椽不刮”[^27]3995的伟大品质，但又如何能强求天下所有人有此圣贤之德呢？正如庄子所言：“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32]正因为墨学在许多方面乖离了人之本性，因此它的衰微也便不无道理可寻了。

至于另一内因，就《墨子》一书的内容而言，包含很多兵家和名家学说。《七略》兵技巧家本载有《墨子》，班固以其重复省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奥，或不可句读，与全书为不类。”[^23]3029关于《墨子》与名家之关系，孙诒让、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诸大家尚不能釐析无疑，遑论往昔之认知。自魏晋以来，墨子被葛洪等人附会为道教神仙，墨家道教化痕迹显而易见，其影响也不可谓不深远。是以墨学本身的广博而冗杂，使墨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混乱和剥离。后世往往断章取义，各主一端，而无法正确理解墨家要义，真正做到融会贯通。这也是导致墨家及墨学衰微的原因之一。

笔者从墨家核心思想本身的局限和墨学内容的冗杂难治两个方面，总结了“其学不传，后无所述”的内因，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一个学派，整个的在某一时期里兴起了，又整个的在某一时期里消灭了，这本来是一件稀有的事，也本来是一句粗略的话。”[^31]71墨家衰微的原因尚且不止如此。

（三）“历史合力”于墨家匿迹之作用

基于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历史结果总是由许多单个的意志相互冲突而产生的。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对于墨家匿迹现象的解释，是很有体现的。

若视前期墨家为栖遑救世的宗教学派，那么后期墨家，尤其是墨子逝后产生的钜子制度，则更类似于一种军事集团的作风。墨子的大弟子禽滑釐，曾为配合墨子止楚攻宋，率领训练有素的“墨家军”全副武装，阵守于宋国城墙上等候号令，俨然一位秉承“非攻”思想的军事统帅。墨家钜子腹?，其子杀人，秦惠王令吏勿诛，而腹?坚持“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墨家之法，终杀其子。其后钜子孟胜，为楚阳城君守城，奉义而殉职，弟子徐弱等百八十人随之，死不旋踵。这种坚持教义的人格固然使人动容，然其严苛的组织作风也实在令人难以仿效。

同时，墨家本身衍生出许多派别，大致包括游侠、游仕和论辩三派。其中游侠一支更是显著的墨家门派性质。《淮南子·泰族训》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33]陆贾《新语·思务》也说：“仁者在位而仁人来，义者在朝而义士至。是以墨子之门多勇士，仲尼之门多道德。”^[34]此二条材料，皆可视作对墨家“游侠”一派的注解。汉代以降，游侠之风更盛，太史公专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27]3865的游侠们列传，诸如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其行为皆可追溯至墨家教义之影响。然则“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27]3865，韩非子将“儒侠”对举，可知“侠”当指“墨侠”。太史公虽肯定游侠的人格，也指出“其行不轨于正义”[^27]3865，此间“正义”的标准，正是基于汉代政府的立场而言的。在时局动荡的战国，墨家的游侠一派，因其英勇之性情与守御之技能，是诸侯、公卿所特别需要的人才。然在汉代乃至其后中央集权的政治背景下，游侠一派就严重威胁了政府的统治和管理，因而导致强权干预。虽则后世诸如绿林好汉的思想和活动，或隐或现仍可看出墨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墨家学派根本之组织，终究是不可避免地衰亡了。

要之，正因为墨家学派行侠而严苛的军事集团作风，成为墨家“其学不传”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侠士“以武犯禁”，也导致政府的强权干预，是“后无所述”的必然归宿。此非纯粹的内因，也非独立的外因，而是恩格斯所谓“历史合力”于墨家匿迹作用之体现。

三、结语

基于目录学视阈，墨家由先秦显学，继而趋于式微，最终成为杂家的一部分，其过程和原因渐次清晰。历代目录文献，不仅从种类和数量上勾勒了墨家文献的衰变过程，而且从外因、内因、变因等多个角度，反映了墨家衰微的真实原因。但也应该看到，“到现在，墨子当时所感受的一种时代性，有一部分是复活了，墨学的精神又受到人们的注意”[^31]72。钱穆先生的话语，使我们在检讨墨家学派及其学说衰微的过程和原因中，至为深切地感念着墨子光辉而伟大的人格。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456.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185.

[5] 任莉莉.七录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88.

[6] 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 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5.

[8] 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0.

[9]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1624.

[10]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337.

[11] 胡守为.神仙传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0：123-124.

[12] 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3810.

[13]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1854-1855.

[14] 陈子昂.陈子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64.

[15]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1376.

[16] 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127.

[17] 王尧臣.崇文总目[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8] 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15：473-474.

[19] 尤袤.遂初堂书目[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61.

[20] 脫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1]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2] 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23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380.

[23]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4] 郑樵.通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33.

[25] 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17.

[26] 尹占华，韩文奇.柳宗元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343-344.

[2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8] 永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332.

[29] 高似孙.子略[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12-513.

[30] 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2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01.

[31] 钱穆.墨子惠施公孙龙[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32]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991.

[33]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406.

[34] 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173.

（责任编辑：滕新才）

Review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Moh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bliography

WANG Zhiqing  SHEN Kaiwen

（School of Literature，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4020，China）

Abstract：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Mohism was once prominent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its doctrine was regarded as outstanding in the pre-qin period， which was equal to Confucianism. However， after the Han dynasty， his status declined rapidly and he was marginalized by politics and academia.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historical phenomenon of Mohism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is obvious， but the process and reasons are not very cle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bliography， it is found that the decline of the Mohism school and its theories， the decay of the documents is its basic representation， and the deep reasons for its decline mainly include the reasons outside the Confucianism led by mencius， the reasons within the limitations of Mohism itself， and the effect of Engels' so-called "historical forces" on the decline of the Mohism school.

Keywords： Bibliography; Mohist documents; Mohism fai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