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瑶

（昭通学院 政治与管理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西南地区云、贵、川三省的行政区划别具一格，具有典型的“犬牙交错”之势，其中乌蒙、镇雄划归云南管辖最具特色，犹如一个“楔子”插入四川、贵州之间。乌蒙、镇雄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极易形成割据势力，成为独立于中央王朝的“国中之国”。随着其势力的逐步扩大，内部矛盾加剧，相互仇杀造成社会混乱及战争，严重影响中央权威和社会稳定，同时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乌蒙、镇雄地区的行政归属历经数次变更，在清初最终划归云南，既是西南地区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也是顺应国家改革的大势所趋。

一、清初乌蒙与镇雄两府的地理与行政隶属

昭通志稿载清初乌蒙、镇雄范围：“东至贵州威宁县之小营盘六十里，南至东川牛栏江交接一百三十里，西至金沙江界四百九十里，北至四川筠连县界五百里，东南至朱仙背与威宁分界四十里，西南至威宁县界九十里，西北至四川雷波县界四百里，东北至永宁县界五百里。东西广五百五十里，南北袤六百三十里。”[3]102清初乌蒙、镇雄两土司府管辖范围与今昭通市管辖范围大致相当。

昭通市属于云贵高原之乌蒙山区，位于云南省之东北部，北隔金沙江界为四川盆地，西与贵州相连，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经纬度范围：26°55′—28°36′N，102°52′—105°19′E，国土面积约2.3万平方千米，户籍人口609万（2017年），少数民族人口约65万，其中彝族21.04万，回族20.85万，苗族20.76万。

昭通市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的结合部，乌蒙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之地，境内海拔平均1693米，江河纵横，山峦起伏，地形复杂主要以山地为主，间有少量坝区，这样的地形特点不利于对外交流，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工程水平落后的古代社会尤为显著。“昭通位滇东北隅，地连川黔，五方杂处，内制七邑，外防巴蛮，上接东[川]巧[家]，实滇边至屏障。……唯北接彝[良]大[关]，为通川要道。”[1]102昭通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之处，属咽喉要地，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昭通居滇省之东北隅……东控黔西，北制川南，西扼巴蛮，南卫滇疆……固滇东之锁钥，川黔之枢纽也。”[1]124昭通不仅是云南的门户，而且也是云南腹地与中原地区、云南与四川、四川与贵州相互联系的要道，被认为是影响西南三省的咽喉。滇川、川黔、渝滇之间的陆路交通往来，经过昭通的线路距离最短。

乌蒙、镇雄在宋代大理时期为乌蒙部地，元代设立乌蒙总管府，隶属于乌撒、乌蒙宣慰司（即今贵州威宁，云南昭通、镇雄），隶属四川行省管辖。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把元朝设置的乌蒙路、芒部路更名为乌蒙土司府和芒部土司府，且划归云南布政司管辖。洪武十六年（1383年），改设乌撒、乌蒙、芒部3土府，“以云南所属乌撒、乌蒙、芒部三府隶四川布政使司……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隶之。”[2]4569因上述三土府靠近四川，所以将其归入四川管辖。洪武十七年（1384年）五月“改乌撒、乌蒙、芒部为军民府”[3]又将上述三土司府改为军民府。明代的乌蒙治所，在今昭通市昭阳区西七公里处的旧圃镇。嘉靖五年（1526年）四月，将芒部军民府改成镇雄，设立流官，且设立安静、怀德、归化、威信4长官司，即为今镇雄县名之由来。嘉靖九年（1530年）在镇雄恢复土司制度，设立土知府，治所在今镇雄县北部的芒部镇，成化年间县治迁往今县政府所在地乌峰镇。

二、清初改土归流与乌蒙镇雄改隶云南

清初袭明制，在乌蒙、镇雄沿用前代土司制度，顺治末期设立乌蒙军民府、镇雄军民府，归四川管辖。乌蒙地区地处边疆，地形复杂，江河纵横且多山，易守难攻，元明两代和清初对乌蒙地区难以控制，只能采用土司制度进行统治。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容易形成割据势力，不听调遣，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重大隐患。同时也是阻碍中央政府控制、联系云南的重要障碍。这是政府在此地区，必须进行改流的重要原因。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在此地进行改土归流已成为必然的趋势。顺治、康熙后，对乌蒙地区的土司制度越来越不满意“骄悍凶顽，素称难治。不惟东川地区被其杀掠，但凡滇黔蜀诸省接壤之处，莫不受其荼毒……若不早图，终日为患。”[4]要进行改土归流的企图愈加明显、决心愈加坚决。对此区域进行改流，客观上来讲既是国家的重大国策，也有利于清朝政府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控制，更有利于国家的大一统。在鄂尔泰完成滇东北的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彻底将乌蒙地区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和严密控制之下。

在正式改土归流前，鄂尔泰早已筹划在先，一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另一面不断上奏雍正，说服雍正在此地进行大规模改流。鄂尔泰上奏雍正：“云贵大患，无如苗蛮。安民必先制夷，欲治夷必先改土归流。”[4]雍正从巩固其统治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考虑，认可并批准了鄂尔泰在滇东北的改土归流“知鄂尔泰才必能办寇”，其后鄂尔泰更加积极、高效的推进改流工作。

雍正四年（1726年）底，鄂尔泰以乌蒙土司袭扰东川为由头，开始对滇东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武力改流。滇东北地区开始了血腥的改土归流，从而出现大规模的屠杀，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破坏当地的经济文化，并对当地的社会发展构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屠杀使得区域内的人口大量死亡，出现严重的社会倒退和文化退步。而此次武力改流的结果并不彻底，引起后续的米贴之变、阿驴之变、乌蒙之变、镇沅之变，这4次较大规模的变乱，留下大量后遗症，这也是对鄂尔泰血腥武力改土归流的一种回击。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鄂上奏将乌蒙、镇雄两土府改流，乌蒙仍设知府，鲁甸设县，镇雄改为州治，均归乌蒙府管辖。军事方面，以东川、乌蒙、镇雄总设一镇，加以控制。

滇东北地区的这次改土归流是最为残酷的一次。此后，清政府在此区域采取了一些善后和补救措施，使得该区域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

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的行政归属历代变更都比较大，在雍正年间的这次调整以后三省省界基本稳定下来。雍正五年（1727年）闰三月初十，雍正批准“镇雄地方改土归流，归并云南就近管辖”，并同意乌蒙亦归滇辖。六年（1728年）二月，雍正批准设立乌蒙镇，“所有贵州之威宁、云南镇雄、东川三营，总归乌蒙镇管辖，俱受云南、贵州提督节制”[6]1007乌蒙、镇雄从四川划出，正式划归云南管辖。“六年（1728年）设流官，置恩安、永善两县，九年（1731年）改今名。”[7]以徐成贞署昭通镇总兵官，兼领东川、镇雄。自此乌蒙府改名昭通府，即今天昭通名称之由来。

滇东北地区就行政区划的变化而言，其经过也颇为复杂。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癸丑谕各省督、抚等：“从来两省交壤之地，其界址多有不清，云、贵、川、广等处尤甚。间有一省之内，各州、县地界亦有不清者……”[8]对于雍正而言，其考虑省界问题主要是从国家管理层面进行思考，为保护经济利益便于管理，需要明确区分权限、疆界，以使权责分明。同时，也能够保障交通运输的稳定和通畅，保障商业往来的正常化。“乌蒙系四达之区，而道路险隘” 还有一层考虑是从交通和距离的角度考虑，认为乌蒙地区与川省有山川之隔，交通不便。

从鄂尔泰的奏折来看，他也是从距离这个角度考虑，认为应将乌蒙、镇雄划归云南。雍正六年（1728年），吏部等衙门议复：“云贵总督鄂尔泰疏称：‘乌蒙、镇雄既经改土归流，并归滇省管辖。’”[6]18鄂尔泰认为乌蒙、镇雄经过改土归流后，应该划归云南管辖，其理由是距成都过远，距昆明较近。从数据来分析，昭通府到昆明直线距离273公里，昭通府到成都直线距离369公里，昭通府距昆明相较于距成都更近。昭通府到镇雄直线距离115公里，镇雄到昆明直线距离342公里，镇雄到成都直线距离364公里，镇雄距昆明相较于距成都更近一点。事实上，乌蒙山区地形极为复杂，又无便利水运可通，其对外交通极为困难。哪怕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此地进行交通建设也是不易的，而因地质灾害引发的交通阻碍也经常发生。相对前往昆明而言，前往成都进入四川盆地后，交通便利得多，又有水利之便。前往昆明却是翻山越岭，交通更为艰难。因此，仅从距离和交通通达度这两个因素来考虑，前往昆明的确具有一定优势，但优势并不明显。更重要的原因恐与当时之政治形势关系更为密切：

一为鄂尔泰之私心，是时鄂尔泰有扩大云贵总督管辖范围的私心。他认为乌蒙土司袭扰东川、滇蜀交界，急需处理。事实是其意图对东川、乌蒙、镇雄进行改土归流，所以对于将东川、乌蒙、镇雄划归云南已在其主要企图。而乌蒙地区土地广阔、资源丰富，相较于云贵高原的其他贫瘠之区实为宝地。特别是境内矿产资源极为丰富，东川、乌蒙两地之矿产资源颇丰，更为鄂尔泰所觊觎。

二为鄂尔泰与当时川陕总督岳钟琪之矛盾。鄂尔泰与岳钟琪之间素有矛盾，相互之间时有争夺。雍正同意两地归滇，也与他对鄂尔泰的信任、重用和赏识有密切关系。鄂尔泰也企图通过，在西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实现自己的宏图伟志与政治野心。他积极附和雍正企图在全国进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极力鼓动雍正在此地区进行改流。虽然乌蒙、镇雄属于四川管辖，此地政务应为岳钟琪的管辖权限，但是，由于雍正的信任，倾向于让鄂尔泰在乌蒙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在乌蒙、镇雄尚未正式划归云南之前，鄂尔泰已开始着手改流工作“总期宁谧边方，何分彼此疆界”，在未通知雍正、岳钟琪之时，已经雷厉风行的开始处理此地改土归流事宜，随后派兵进入四川之乌、镇进行武力改流。虽然，雍正令其与岳钟琪“会同办理”，但是鄂尔泰明显“主客倒置”，急于领功、争功，岳钟琪对乌蒙、镇雄的改土归流权限已下降为鄂尔泰之下。鄂尔泰的理由是“岳钟琪驻扎陕省，鞭长不及，即川省抚提二臣，恐闻见不确，亦艰遥度。……乌、雄两府……或准两土府改归云南，俾臣就近料理，或俟乌蒙事定，仍隶四川。”他以管理方便为理由，明确希望雍正将两府划归云南，如果仍由四川管辖，他也要插手。

三、乌蒙、镇雄“出川入滇”之影响

乌蒙、镇雄在清初由四川划归云南，对昭通地区及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历史影响直至今日，构成了当今云、贵、川三省区划之基础。

图1 明代行政区划

图2 清代行政区划

（一）对西南地区行政区划的影响

乌、镇之归属，历经多次反复，在雍正年间最终还是归于云南，这无疑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但是也有其必然性。虽然两地划归云南，会造成一定程度上文化和经济的阻隔，不利于与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但是，划归云南管辖既符合“山川形便”之原则，又符合“犬牙交错”原则，是中国行政区划最典型、最具特色的地区。

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国家治理经验的重大体现。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在清初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调整，其中西南三省的变化最为巨大，其中变动最大的地方在今滇东北和贵州西北地区。清初，四川省下辖：乌蒙、镇雄、乌撒、东川、遵义5个军民府，其隶属在这一时期均发生改变，改属云、贵两省。其中东川、镇雄、乌蒙划归云南，遵义、乌撒划归贵州。乌、镇归属的改变，是清初西南地区省界、西南三省内部政区、区划不断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行政区划发生巨变，此后其政治区划逐步稳定下来，并且一直沿用至今，构成了今日西南省、市、县各级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调整后，四川省管辖范围较明代明显缩小很多，云南、贵州两省管辖范围明显扩大，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面积趋于协调化、均衡化。整个西南地区、川滇黔三省的行政区划的改变，使得整个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民族关系都出现了重大变化和调整。

乌、镇改隶云南后，昭通地区犹如“楔子”一样，插入四川与贵州之间。一方面，昭通地区划归云南，使得云南的滇东北地区与四川南部、贵州西北部形成“犬牙交错”的格局，“过川门径，傍乌蒙之藩篱，宗天蓬诸寨之要隘，握白水三江之咽喉。”[6]造就了今天滇东北地区“鸡鸣三省”的格局。另一方面，金沙江以南部分由云南管辖，形成了大体上以金沙江作为滇川两个行政区的分界线，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了“山川形变”的原则。当然，四川与贵州的交界，四川管辖范围是有一部分是越过长江的，也是“犬牙交错”的体现。

（二）对云贵川三省政治形势的影响

“乌蒙故地，犍郡旧疆，气候高寒，山川奇险，插入川黔，实为东北之要区。”[7]乌、镇地区为联络云贵川三省之要隘。“明洪武中……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四军民府旧属云南省，皆改隶四川。”[5]明初出于当时云南还未纳入中央管理的现实情况，将四个军民府划归四川管辖。清初鄂尔泰上书雍正：“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去冬，乌蒙土府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乌蒙至滇省城亦仅六百余里。”[11]从国家管理的角度考虑，也成为乌蒙、镇雄划归云南的重要原因。“改土归流，规制既阔，而移蜀隶滇，尤得控制之道。其区划周详，经远之谋，实有度越前古者焉。”[12]鄂尔泰出于对此地进行改土归流的考虑，要求将此地划归云南管辖，也便于加强对此区域的控制。

对于乌蒙地区，魏源认为“滇、黔有可制之势而无其权，四川有可制之权而无其势。”[5]“然诸土司皆去川远，去滇、黔近……各土司则去成都二千余里，去滇、黔省会仅百数里。”[5]从距离的角度考虑，“乌蒙镇雄声息相通，似更易于控制”还是主张乌镇地区划归云南，这样更利于政府的掌控。“城北门锁钥，背枕高[县]珙[县]，面向东[川]宣[威]，唇齿则威宁、毕节。辅车则马湖、宁远。肘腋挟永善、筠连。属闾拖雷波，金江呼应，备三省之便，山水通黔蜀之区。”[12]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既是连接三省之要地，也是形制三省之高地和关键所在。控制此地，对于云、贵、川三省皆易于攻守。以一定的兵力驻守，既可对此地有效控制，也可借此节制、影响三省。

（三）对昭通地区社会的影响

昭通在清初改土归流前“乌蒙、镇雄诸府地界，复相错于川、滇、黔楚之间，统辖既分，事权不一，往往轶出为诸边害。”[2]8013但是，武力改流却产生了极坏的后果，致使地方残破，村镇毁坏，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稳固统治，开展了一系列的善后、补救工作。其中，将乌、镇划归云南，也是出于容易治理和方便管理的考虑。这有利于政府对以彝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进行分而治之。其后，在政府和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昭通地区出现了商业繁荣、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地社会、文化发展的延续性遭到了中断，造成了文化的割裂与不统一，文化差异性加大，不利于与周边的经济一体化和协调发展，不能很好的和周边地区进行政策协调和经济整合。另外，时至今日昭通地区在文化上依然更接近四川，如语言、文化、饮食习惯更接近四川，对云南的认同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