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庆媛

环扣链条，即将一个接一个单环首尾相扣连在一起形成链条。这种在当今社会中仍被广泛应用的链条，曾经作为中古时期菩萨像的饰物风靡一时，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都有一定数量的遗存。印度实例众多，历经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约 320～ 550）、后笈多王朝（Post Gupta Dynasty,约550～750），一直持续到帕拉王朝（Pala Dynasty,750～1199），波及中印度、西印度与东印度。约自6世纪50年代至7世纪初，大体相当于北朝的北周、北齐，直至隋代，印度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传播到汉文化地区，直接作用于中国菩萨像装饰，中国菩萨像又进一步借用世俗社会流行的链条式样加以改造和创新，完成本土化进程，成都、关中、陇东、邺城（今河北临漳）成为主要发展区域，进而影响到唐代敦煌地区。

国外学者在分析北周、隋代菩萨像时已经注意到此种饰物，称之为锁饰，并概略提及受到印度教神像的影响，但仅局限于个别实例，对其来源问题未加深究①，全面、系统梳理工作尚未展开。就这种饰物而言，称为“锁饰”难以概括其具体形态，而称“环扣链条状饰物”似乎更为贴切。

笔者基于实地考察所获第一手资料②，以及学界披露资料，首先简要梳理印度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的发展脉络，继而着重分析中国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的新发展，最后探讨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的传播路径，以就正于方家。

一、印度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

笈多时代与后笈多时代，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图1）在中印度北方邦、东印度比哈尔邦、西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流行开来。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的组成元素即每个单环造型较雷同，呈方圆形且为一匝。其配置方式存在明显差异，据此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表现为斜披式璎珞，另一种表现为腰带饰。

其一，斜披式璎珞。北方邦瓦拉那西（V ā r ā na sī）鹿野苑遗址出土 5 世纪观音菩萨像（图1-1）③是已知较早实例，其自左肩下垂斜至右腿(以物象自身为基准判断左右方位,下同)的斜披式璎珞为环扣链条状,虽然纤细却雕刻得一丝不苟，予人金属般的质感，起到庄严其身的装饰功能。

图1：印度笈多时代与后笈多时代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实例

图2：中国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实例分布图（笔者绘）

其二，腰带饰。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伽巴德(Aurangabad)第2窟6世纪后半胁侍菩萨像（图1-2）、鹿野苑遗址出土6～7世纪文殊菩萨像（图1-3）④、比哈尔邦那烂陀佛寺遗址出土7世纪观音菩萨像（图1-4）⑤，均在腰间围系环扣链条状腰带饰。环扣链条围绕腰部数周、两周、一周后，从中间方形或椭圆形饰物中抽出，随意缠绕后下垂，末端系吊坠。以上诸例环扣链条状腰带饰不仅起到装饰作用，更有围系固定下身长裙的实际用途。

需提及的是，笈多时代与后笈多时代，印度教神像与世俗人亦佩戴环扣链条状饰物。例如，奥兰伽巴德石窟第7窟诸多印度教女神像、阿旃陀石窟第26窟作世俗贵族男子装扮的魔王波旬像⑥，其腰间均垂挂环扣链条状饰物。可见，环扣链条是彼时印度社会流行的饰物。

帕拉时代，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在承袭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持续流行，并在东印度奥里萨邦获得巨大发展。乌达雅吉利（Udayagiri）、拉特那吉利（Ratnagiri）等佛寺遗址的众多菩萨像，普遍佩戴环扣链条状饰物，在此不一一赘述。

印度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流行时间长，分布区域广，构成菩萨像装饰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二、中国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

中国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集中出现在北周、北齐，直至隋代，少数延续到初盛唐时期。其分布在成都、关中与陇东地区，北周至隋代实例占多数；分布在邺城与青州地区，北齐至隋代实例相对较少；少数唐代实例出现在敦煌地区（图2）。诸地区实例呈现不同发展面貌，下文分而述之。

1、成都地区北周至隋代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

该地区实例集中见于成都下同仁路出土北周菩萨像（图3）⑦,其环扣链条状饰物可以分为斜披式璎珞与腰带饰两种配置方式。

其一，斜披式璎珞。编号为H3:90的菩萨像装饰X形璎珞与斜披式璎珞，极尽华丽。斜披式璎珞自身体左侧垂下，横过小腿后绕至背后再向上，呈现环绕身体一周的立体结构。其身前部分由联珠纹、珊瑚、圆花、方形宝珠、椭圆形宝珠等串联而成。其身后部分则表现为整齐划一的环扣链条状，非常接近鹿野苑遗址出土的5世纪观音菩萨像斜披式璎珞⑧。

其二，腰带饰。编号为H3:89的菩萨像环扣链条围系外翻的裙腰一周，交于腹前菱形饰物，似乎是对印度菩萨像腰带饰的模仿和延续。编号为H3:68的菩萨像外翻裙腰围系粗细两条腰带饰，较细的穗状腰带饰交于腹前菱形饰物，再从菱形饰物两侧垂下八字形环扣链条，与印度实例存在些许差异，无疑是中国本土艺术创造力的表现。

2、关中与陇东地区北周至隋代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

北周至隋代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在以长安（今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以及陇东泾川地区得到极大发展。泾川作为古代长安的西北门户，其佛教造像与关中的关系十分密切，故一并分析。两地实例众多、形式多样，基于配置方式可以分为胸饰璎珞、腰带饰、胸饰璎珞+腰带饰三种。

其一，胸饰璎珞。西安雁塔区太平堡村出土隋代菩萨像(图4-1)⑨、西安碑林博物馆藏隋代菩萨像(图4-2),以及西安莲湖区唐礼泉寺遗址出土隋代菩萨像(图4-3),均佩戴扁平状项饰,在项圈下缘中间位置垂挂环扣链条与铃饰组成的胸饰璎珞。这种表现形式有别于印度诸多实例，应是汉文化地区的创新产物，呈现鲜明地域特征。铃饰作为菩萨像饰物流行于南北朝时期至隋代，其与世俗社会的广泛使用不无关系。图4-1铃饰在下端雕刻出长条状铃口，酷似北票县四花营子乡房身村前燕二号墓出土金铃⑩。图4-2、4-3大铃周围环绕小铃，与北京西郊八宝山附近西晋墓出土银铃类似⑪。而环扣链条垂挂铃饰的形式，曾见于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金耳坠（图5）⑫，只不过金耳坠链条的每个环为两匝，与菩萨像环扣链条的每个环为一匝的结构略有区别。

图3： 成都下同仁路出土北周菩萨像（出自《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图48、图45、彩版32）

图4：关中与陇东地区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实例

图5：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金耳坠（出自《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 1·金银器（一）》图107）

图6：西安出土北周天和五年（570）菩萨像（出自《海外遗珍·佛像（一）》图60）

图7：波士顿美术馆藏西安出土隋代菩萨像（李静杰摄）

图8：咸阳博物馆藏隋代菩萨像(笔者摄)

其二,腰带饰。长武县博物馆藏北周菩萨半身残像⑬,泾川出土北周菩萨像（图4-4）⑭与隋代菩萨像之一（图4-5），环扣链条在腰间围系一周或两周，被右侧外翻的裙腰遮挡，仅露出左半部分。长武与泾川毗邻，故两地菩萨像环扣链条状腰带饰呈现相似面貌。泾川出土隋代菩萨像之二(图4-6)，则在裙腰右侧垂下两条长短不一的环扣链条，其末端坠饰物。此四件作品一方面保留了印度菩萨像或在腰间围绕、或在腰侧下垂环扣链条的传统；另一方面由于外翻裙腰的遮掩，使得环扣链条状腰带饰的表现相较印度变得含蓄。

其三，胸饰璎珞+腰带饰。西安出土北周天和五年（570）菩萨像（图6）⑮、波士顿美术馆藏西安出土隋代菩萨像（图7）、咸阳博物馆藏隋代菩萨像(图8)，均佩戴扁平状项饰、胸饰璎珞、通身璎珞，以及腰带饰，绮丽堂皇、繁缛华美的艺术风格十分接近。图6、图7菩萨像造型尤其相似，二者项饰两侧垂挂V形环扣链条连接胸部中间圆形饰物，为创新发展；宽腰带饰中间垂挂八字形细长环扣链条状腰带饰，搭在两侧穗状璎珞后下垂，其末端系流苏，则呈现与前述成都下同仁路遗址出土北周菩萨像（H3:68）腰带饰相似面貌。图8菩萨像从项饰两侧垂挂V形环扣链条连接中间圆花饰物，再从圆花饰物中垂下另一条环扣链条，其末端坠铃饰，似从西安地区实例发展而来。腰带饰被外翻的裙腰遮挡中间部分，在左、右侧各垂下一条环扣链条，其末端勾连硕大的莲花网状流苏，形式更趋自由。

此三例环扣链条状饰物的细部有别于其他实例,值得考究。图6菩萨像环扣链条胸饰璎珞每个单环呈瓜子状，类似于科左中旗六家子北朝鲜卑墓群出土金马牌饰链条⑯。图7、图8菩萨像的环扣链条雕刻细腻精致，每个环为两匝结构，有别于印度诸多实例，而与汉文化地区普遍流行的金银链条相吻合。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金耳坠（图5），大同恒安街北魏墓出土金耳坠⑰、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唐代舞马衔杯纹银壶（图9）、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唐代鎏金雀鸟纹银香囊⑱，其金银链条即为例证。由此可见，三例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其配置方式和细部造型，都没有直接借用印度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的固有形式，而是充分展现出中国化的进程。

图9：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唐代舞马衔杯纹银壶局部（笔者摄）

图10：长武县博物馆藏隋代菩萨像(笔者摄)

图11：邺城考古队藏临漳北吴庄出土北齐至隋代菩萨像局部（笔者摄）

图12：邺城博物馆藏临漳北吴庄出土北齐菩萨像（笔者摄）

长武县博物馆藏隋代菩萨像（图10），扁平状项饰下缘中间垂挂环扣链条与铃饰组成的胸饰璎珞，应是西安地区菩萨像胸饰璎珞影响下的产物。腰带饰被右侧外翻的裙腰遮挡，露出左半部，乃长武与泾川地区流行的式样。另外两条环扣链条搭于两侧穗状饰物垂下，末端系球状物，似乎是西安地区菩萨像八字形细长环扣链条状饰物的简化形式。

3、邺城地区北齐至隋代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

该地区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可以分为通身璎珞、通身璎珞+腰带饰两种配置方式。

其一，通身璎珞。临漳北吴庄出土北齐至隋代菩萨像（图11），佩戴以腹前圆形饰物为中心呈X形的通身璎珞，其上半部分为环扣链条状，齐整有序，这与关中地区北周至隋代菩萨像V形胸饰璎珞相近。

其二，通身璎珞+腰带饰。临漳北吴庄出土北齐菩萨像（图12）据残损痕迹可知，下身连接珠串的八字形环扣链条成为X形通身璎珞的一部分。环扣链条状腰带饰围系腰部一周，左半部分被外翻的裙腰遮挡，其两端从左侧裙腰内下垂至腿部外侧，末尾系心形宝珠饰物，这与关中地区北周至隋代菩萨像腰带饰有相通之处。需注意的是，该菩萨像头身比例为1:5，敦实厚重，造型矮状，与东部地区大多数躯体修长、造型扁平的北齐菩萨像有很大差异，反而更加接近西部地区北周菩萨像造型特征⑲，可视为北齐造像受到北周影响的代表性实例。

两例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粗硕醒目，每个单环几近镂空雕刻，不但展现了工匠高超的技艺，还暗示出人们对其喜爱之情。

4、青州地区北齐至隋代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

该地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的表现明显减弱，只是作为通身璎珞中的辅助部分，主要起到串联作用。如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北齐菩萨像（图13），在X形通身璎珞中可见一段段极为纤细的环扣链条连接硕大珠串和穗状饰物，与其他地区实例迥然不同。

图13：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北齐菩萨像局部(笔者摄)

图14：敦煌莫高窟第328窟初唐菩萨像局部（出自《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第一卷·敦煌》图114）

5、敦煌地区唐代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

至唐代，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零星见于敦煌莫高窟，第328窟初唐菩萨像（图14）⑳、第319窟西壁北侧盛唐菩萨像㉑，佩戴环扣链条状胸饰璎珞与通身璎珞。唐代中原地区菩萨像环扣链条饰物鲜见，至于敦煌地区出现的零星实例，或许是承袭了关中与陇东地区以往传统。该时期，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逐渐接近尾声，取而代之的是麦穗链条状饰物，这在龙门石窟唐代菩萨像中有集中体现。

三、印度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的传播路径

虽然环扣链条在中国有长期的使用历史㉒,但是南北朝早、中期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几乎不见。南北朝晚期至隋代佛教造像整体上深受笈多美术浸染㉓，此时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突然以成熟形态出现，不能不说印度文化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就目前笔者所知，该时期在狭义的西域（今新疆）境内与河西走廊地区尚未发现相关实例，基本可以排除印度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从陆路传入的可能性,推测其自海路而来，为北周、北齐,直至隋代菩萨像的装饰注入新鲜活力。

中国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呈现鲜明地域特征。就其数量而言，北周至隋代西部实例明显多于北齐至隋代东部实例，成都与关中成为其发展的核心区域。就其形式而言，成都北周菩萨像环扣链条状斜披式璎珞与围绕腰部一周的腰带饰，最为接近笈多式样，模仿痕迹一目了然。据此推测，该地很可能是印度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进入中国的落脚点。成都北周菩萨像亦出现从腰部下垂的八字形细长环扣链条状腰带饰，表明印度文化因素在传入之初，同时进行中国本土化改造。

关中与陇东地区北周至隋代实例呈现一体化发展态势，不再是原初的印度形式，已经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长安八字形环扣链条状腰带饰，与成都实例有明显关联。长安首创的环扣链条状胸饰璎珞在咸阳、长武流行开来。长武、泾川围绕腰部的腰带饰表现为被外翻裙腰遮住右半的相同式样。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成都北周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流传到长安后获得新发展，再从长安向西输出到达泾川地区。成都与长安同属于北周势力范围，两地之间的佛教文化联系密切。长安作为北周、隋代政治文化中心，积极吸收、改造、输出先进文化符合当时的文化传播客观情况。邺城北齐实例模仿关中北周实例的痕迹明显，两者的关系不言而喻。青州实例与印度实例存在相当差异与距离，说明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的中国化程度进一步加强。

通过以上分析，印度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在中国的传播路线比较清晰,即从成都传至长安,再以长安为中心,向西影响到咸阳、长武、泾川；向东波及到邺城和青州。鉴于东部北齐实例明显受到西部北周实例的影响，以及尚未发现南朝相关实例的客观情况推测，含有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的笈多美术因素从广州登陆，北上沿长江流域溯流而上到达成都的可能性比较大。广州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贸易通商口岸，亦是中外僧人往返海外的起点和终点㉔，在传播佛教文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这与多数笈多美术因素率先影响到建康(今南京)等地的南朝梁代,以及邺城与青州等地北齐佛教美术的情况有所不同。

四、小结

印度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在笈多时代与后笈多时代流行开来。这一文化因素通过海路传入中国，并结合汉地使用的链条式样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对北周、北齐、隋代菩萨像的装饰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唐代。本稿以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为着眼点，基本厘清其发展脉络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情况，尤其就笈多美术因素的东传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㉕和一条别样路线，也为当今社会仍然普遍使用的环扣链条搭建起一座历史桥梁。

附记：笔者在印度考察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体恒的诸多帮助。本稿在写作过程中承蒙清华大学李静杰教授提供实地调查资料，筑波大学博士后王友奎协助收集日文资料。谨致谢忱！

注释：

①（韩）郑礼京：《隋菩薩像の成立について》，《佛教藝術》240号，1998年，第63页。（日）八木春生：《隋时代菩薩立像の装飾について》，《中国考古学》第10号，2010年，第59页。

② 参加2019年7月关中美术考察的有李静杰、(日)八木春生、谷东方、李秋红、吴禹力、刘易斯、孙千雅、吴姗玮、高晏卿、车星璇、刘军淼、胡浩然与笔者。参加2019年2月印度美术调查的有体恒、游卓凡、任志录、刘屹、刘子璇、王瑞云、林姮、王闻莺等诸位先生、女士与笔者。

③ 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

④ 鹿野苑考古博物馆藏。

⑤ 那烂陀考古博物馆藏。

⑥ (日)肥塚隆、宫治昭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第 13 卷インド（1）》，東京：小学館，2000年，图版215。

⑦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图48、图45、彩版32。

⑧ 南北朝晚期至隋代菩萨像流行的斜披式璎珞明显受到印度笈多文化因素的影响。详见齐庆媛《南北朝隋代菩萨像斜披式璎珞所反映印度笈多文化因素的东传》，拟发表于《大足学刊》第3辑。

⑨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孙福喜主编：《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10年，图111。

⑩ 杨伯达主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1金银器（一）》，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图98。

⑪ 前引《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1 金银器（一）》图234。

⑫ 前引《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1 金银器（一）》图107。

⑬ 长武县博物馆藏北周菩萨半身残像为笔者考察时所见,虽残损严重,但依然能辨识出环扣链条状腰带饰。

⑭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泾水神韵——泾川出土佛教造像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48页。

⑮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海外遗珍·佛像（一）》，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0年，图60。

⑯ 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89年第5期。

⑰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11DHAM13）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1期，图14至17。

⑱ 法门寺博物馆藏。

⑲ 北齐、北周至隋代立菩萨像东部与西部造型有所差异，东部地区比较修长，通体扁平，造型平板化倾向显著。西部地区头部所占比例偏大，显得矮壮。参见李静杰：《南北朝隋代佛教造像系谱与样式的整体观察（下）》，《艺术与科学》（卷10），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

⑳ 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第一卷·敦煌》，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图114。

㉑ 前引《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第一卷·敦煌》图163。

㉒ 战国时期已经用环扣链条连接器物,临淄商王墓地出土战国晚期高柄青铜壶与铜人形足方炉的提梁即以环扣链条连接。汉魏南北朝时期，环扣链条的使用量渐增，不仅用于器物的连接，而且也作为首饰使用，其材质大多为金银。

㉓ 中国南北朝晚期至隋代佛教造像受到自海路而来的笈多美术的深远影响，学界通过文献与实物的梳理，已经得出比较翔实的研究成果。诸如 （美）Alexander Soper ,South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Buddhist Art of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 no32 , 1960 , pp.56-81.（日）冈田健：《北斉樣式の成立とその特質》，《佛教藝術》159号，1985年。（韩）郑礼京：《過渡期の中国仏像にみられる模倣樣式と変形樣式——如来立像を中心に——》，《佛教藝術》247号，1999年。邱忠鸣：《北齐佛像“青州样式”新探》，《民族艺术》, 2006年第1期。（日）八木春生：《山東地方における北 斉如来立像に関すゐ一考察 》，《佛教藝術》 293 号， 2007 年。李静杰：《南北朝隋代佛教造像系谱与样式的整体观察》(上、下)，《艺术与科学》（卷9、10），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010年。李晓云：《论笈多美术对南北朝后期与隋代佛教造像的影响》，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㉔ 西晋印度僧人耆域从东南亚来到交趾（今越南北部）、广州，再经过湖北襄阳达到洛阳。参见[南朝·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9，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4、365页。东晋求法高僧法显自陆路到达印度，从海路归国，原计划在广州上岸，然而由于偶遇大风，所乘船偏离航线，结果抵达长广郡界牢山（今青岛崂山）靠岸。参见[东晋]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5、146页。南朝·宋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罗从师子诸国（今斯里兰卡等国）随泊泛海，于元嘉十二年（435）到达广州登陆。前引《高僧传》卷3，第130、131页。

㉕ 就笈多美术对南北朝晚期至隋代菩萨像造型的影响而言，以往学界研究重心放在游足（重心倾向一足的姿势）、肌体、量感、宝冠等方面，对菩萨像装饰的研究尚存在较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