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梅

摘 要：2019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耐心书写社会生活的更多，有尖锐的问题意识，也有温暖的人间关怀;有现实主义的宽广视野，也有先锋小说的艺术探索;有老一代作家的厚重之作，也有年轻作家的新锐之声。单篇作品不乏亮点，整体上仍旧缺少思想和艺术突破。

关键词：2019年度;中短篇小说;综述

技术看起来日新月异，生活却几乎一成不变，没有人能够超越时代性获得绝对的自由，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逃逸在书写之外。从微观的世界看，文学可能拯救不了任何一种病态的人生;而从宏观的历史看，所有文字都与人类存在有着本质的意义关联。重要的是，挖下的坑里面会生长出什么，无论对于时代，还是个人。2019年有个网络热词，“我太南了”，不仅仅意味着艰难，还包含着找不到北的困惑与茫然。人生真的是有太多难题，严肃的生活本身就意味着各种艰难的跋涉和历险。日常生活泡沫里似乎闪烁着丰富而无穷的乐趣，在智性和理性支配的那个空间，克服焦虑、厌倦和摇摆、偏离，始终是写作者不得不面对的自我考验。

总结这一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收获小说排行榜”如下，中篇小说榜：田耳的《开屏术》、孙频的《鲛在水中央》、尹学芸的《青霉素》、徐皓峰的《诗眼倦天涯》、薛舒的《成人记》、禹风的《下降流》、凡一平的《我们的师傅》、陈春成的《音乐家》、丁颜的《有粮之家》、姚鄂梅的《外婆要来了》。短篇小说榜：迟子建的《炖马靴》、黄锦树的《迟到的青年》、邵丽的《天台上的父亲》、李宏伟的《沙鲸》、弋舟的《核桃树下金银花》、双雪涛的《起夜》、蔡东的《伶仃》、宁肯的《火车》、张惠雯的《天使》、朱山坡的《荀滑脱逃》。“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选择了20篇，包括，中篇小说：王蒙的《生死恋》、尹学芸的《青霉素》、姚鄂梅的《基因的秘密》、鲁敏的《或有故事曾经发生》、范稳的《橡皮擦》、田耳的《开屏术》、常小琥的《长夜行》、孙春平的《筷子扎根》、李司平的《猪嗷嗷叫》、杜斌的《风烈》。短篇小说：叶兆言的《吴菲和吴芳姨妈》、迟子建的《炖马靴》、宁肯的《火车》、艾玛的《芥子客栈》、安勇的《铁屑》、渡澜的《昧火》、修新羽的《城北急救中》、刘荣书的《扯票》、张惠雯的《雪从南方来》、朱山坡的《荀滑脱逃》。上榜的篇目有重复，也有不同。未上榜的优秀中短篇小说也还有很多。

2019年，关于百年新文学有许多值得记录和深入思考的话题。70年文学历史回顾、文学史料开掘与阐发、文学传统的建构与反思，当代文学经典再评价，中国故事与中国化命题，时代与文学的关系，现实与现实主义，网络文学，科幻，智能AI写作，媒介技术与文学艺术，新东北作家群崛起等话题，都引起了广泛关注，众多作家和学者参与研讨，这些交锋与互动，得出了一些共识，也强化了某些分歧，引发了相应的深入讨论，对于当代文学创作与发展，或许都将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往事回溯与历史对话

无论是否存在穿越和折返的可能，人类经历过的一切都保存在时间的黑洞里。我们在历史之镜中看到的影像与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所能达到的高度是匹配的。所有历史感知的无力，都是我们思想无力的折射。这一年中，我们看到作家们仍旧在努力接近历史真相，在微妙的对抗中寻找对话的可能。

关于宁肯《火车》，弋舟说：在《火车》里，宁肯“解救了过去”①。火车是一个时间意象，我们在疾驰而过的时间里，感知时代变迁和世界变化。王虓说：在这个故事里，火车是时间的意象，也是时代的意象。“我”和小伙伴儿们追着火车没有重复感的奔跑，只是因为时间的不可感知，而时代是不会停留的，它不会鸣响汽笛去知会任何人，只会冷漠地滚滚向前。坐在列车上的人可以跳车，可以不跳，但每一种自以为的主动选择其实都是身不由己，因为你没有不去选择的权力，谁也没有。殷小苓谈及《火车》中的镜像，宏观的年代与微观的个人，一个年代过去了，一代又一代人告别童年，青春，慢慢成长，老去。宁肯强化了时间观中的生命形态和心灵体验，虽然他的记录改变不了历史，却可以留下历史深处无数不知名的身影和我们心灵的回应。火车和电影院有着空间的相似性。朱山坡《荀滑逃脱》在写实风格背后隐藏着一种更为复杂的情绪或指向。作家的写作意图，以及荀滑对待电影和电影院的态度，是解码的关键。通过电影院这一特定空间来透视生活，电影院里发生的一切既富有戏剧性，又具有在场感，小偷荀滑的经历里带有传奇色彩，而现实生活总是那么真实甚至残忍。山坡没有把小镇写成乐园，他的笔下没有乌托邦，即使电影院可以作为避难所，即使飞驰的列车可以作为穿越的道具，电影作为凝固的象征符号体系，仍旧永远留在曾经具体可感的生活世界。《先前的诺言》同样具有在场感，个体的遭遇、情绪和真实处境围绕电影院，围绕一张电影票得以呈现，自我强化伴随自我消融。先前的诺言面对生死显得格外沉重，来不及兑现的人生，和欢天喜地地走进影院，构成了现实生活的双重性，真实的，虚构的，欢乐的，惨痛的，在孩子的视角下，这种对照显得更加峻急。孙春平《筷子扎根》是一篇知青小说。近年來，除王松等少数作家还在反复讲述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生死爱恨之外，知青题材越来越少有人触及。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包括那一代人的复杂情感最终被现实所捕获，而未曾亲历的写作者，虚构之中总是带着隔岸观火的一厢情愿。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试图创造历史的小人物形象。张海俊头脑灵活，生存能力很强，阴差阳错扎根乡村，后来带领村里人致富，然后入狱，甚至在服刑期间还能为监狱创收。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知青命运，乡村发展，社会心理，民间智慧，张海俊半生的经历，是一个人的传奇，也是一段中国社会历史的记录。张毅《阿尔巴尼亚罐头》讲述青岛食品厂为阿尔巴尼亚加工罐头的曲折过程，穿插了很多往事，社会变迁中的各种印记里，同样携带着历史的隆隆回响。

讲述历史有很多种路径，掩埋，发掘，以假乱真，去伪存真。如果相信历史是虚构出来的，那么是不是说，当生活的荒诞本身赋予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就像虚假的斯芬克斯。范小青《旧事一大堆》中关于老宅来历的几种演绎，置身其中的众人心态，与当下浮躁的生活氛围都很契合。只有那位“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老太，虽然看起来老年痴呆，其实更像是洞穿世事。小说沿着老宅探秘娓娓道来，这个世界太多赝品，无所谓真假，执着于真伪，纠缠于虚实，又能得出什么真相？作者其意不在考古，而是聚焦历史反光镜下，欲望现实的重重暗影。马笑泉的《直拳》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老舍的《断魂枪》。传统武术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基本上就剩下表演性，小说中的赵振武代表中国武术正宗，一招一式规范标准，却打不过街边的小混混，师兄弟观念不同，一个看重传承，一个看重实用。和网上热炒的武术大师一样，这个话题里面包含着我们如何面对传统，以及如何兼顾传统与现代。哲贵《图谱》是一篇寻根小说。小说中的家族秘闻有着信河街独特的地域风情，包括鱼生，鱼丸面，也包括十二年没回家，但血管里始终流动着信河街血液的柯一璀，还有嘴里说着信河街方言，唱着京剧的叔叔柯子阁。哲贵在创作谈中写到：“当我以一个写作者身份来审视这个人物和事件时，可能会有更深入的发现，或许，我能够为人物和时代提出一种假设的去途。”②这一代作家面对故乡渐远，内心分裂，寻找精神和文化之根的写作，也是自我身份重新确认的过程。

战争，与人类历史相伴，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争，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走向。时间模糊了战争有形的那一部分，而看不见的伤痛则变得特别清晰。那么，我们反复讲述战争，是否能够医治人类的精神创伤，是否能够重建人性的信心？迟子建《炖马靴》讲述的是战争年代的一段往事。父亲在行军途中遇到一只瞎眼的狼，因为怜悯那头狼瘦弱不堪，不忍伤害，经常给狼丢一些食物，以维持其生存。我们在小说和电影中看到过很多人和狼的故事，多半都是拯救、报恩和陪伴。这其实是人类理解动物世界的一种方式。迟子建把这种彼此的拯救放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一场战役中，“父亲”孤身突围，迷失方向，在瞎眼狼的帮助下才得以走出雪山劫后余生。小说写出了战争的残酷，父亲的智慧和善良，也写出了人与狼之间微弱却持久的感情。迟子建的写作始终是温暖的，酷寒的雪地里，篝火旁的生死抉择，残酷的战场上，人性与狼性相互照亮，都让我们看到迟子建在多年写作中反复强化的精神维度。关于文学与时代，迟子建谈到过自己的感受，“我们以文字收拢一下时代速度的缰绳，就不会因过松，而纵容它脱缰;也不会因过紧，使它裹足不前。”相比较而言，房伟近年来的抗战题材短篇小说更像是70后一代写作者参与讲述历史的努力。房伟《阳明山》是对话，是自语，是对历史讲述方式的重构。讲述的过程比历史本身具备了更重要的表意性。或者说对话本身被赋予的能指和所指，超出了历史真相。此篇是他的幽灵战争系列的收官之作。他曾说起自己对当下历史小说写作不满，无论是过于局限史实，还是胡乱戏说。在这篇小说中，他引入符号学话语，用写学术论文的方式讲述历史和战争。读完小说，我们会追问，历史真的可以符号化吗？那些血肉模糊的死亡和伤痛，经过时间的沉淀和过滤，真的可以抽象为无聊和虚无吗？房伟的思考和质疑，既是为历史设喻的过程，当然，也可以看成是从更隐秘的角度祛魅的努力。

二、亲情伦理与婚姻困境

对于人类存在来说，亲情和爱情内部存储着多少热烈和深情，就同时藏匿着多少仇恨和谎言。男女两性始终站在河的两岸，中间地带是两性情爱和婚姻家庭，各自背后都有着漫长而宽阔的领地。永恒的湍流从不停息，两性彼此凝视，深知对岸的存在，却又常常无视泅渡的可能。而作家喜欢并擅长的是剥开果壳，打破蛋壳，探索那个幽深的世界里面混沌的暗物质，那些慢慢集聚的欲望、无聊和伤害。

每一代人都在书写自己的父辈，父亲作为文化符码，既是他所属时代的支配者，又是新时代的遗弃者。作家赋予父亲的不仅仅是权力的隐喻，还代表着文化作为监狱的自我囚禁。邵丽《天台上的父亲》写父亲生前和离世之后家人的各种表现。无奈纠结，悲凉而又惊心。邵丽在创作谈中说道，“很多时候对亲情造成伤害的，往往就是所谓的爱，而不是理解。他们从来没有想着要走进父亲的内心世界，试图去理解他。”③什么是真正的理解和爱，从哲学伦理、宗教信仰、心灵关怀等不同层面的追问和思考，是小说核心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父亲都在天台上，我们从来没有试图靠近过父亲。父亲的存在，更像是一个隐喻，背负着历史、文化、习俗和习惯，找回父亲，本质上是找回自我。这篇小说可以看成是我们处理自己这一代人和父辈之间各种纠葛的一个切口吧。焦冲《以父之名》沿着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主线推进，从父子两代人不同的视角，拉开家庭、教育、成长的历史。父亲年轻时候的暴躁和强势，逐渐老去的脆弱和孤独，儿子幼年经历的打骂和羞辱，成年以后的改名易性，成为彼此的双重镜像，小说中的伦理反思意味深长。

写作者面对孤独的个人，更愿意在一种关联中思考拯救和守护的可能。其实无需作家提醒，包括对自我和他人，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那把冰冷的铁锁。蔡东《伶仃》中的女性关怀视角别有意味。卫巧蓉和丈夫之间的问题，和所有普通夫妻面对的日常生活是一样的，疲惫，厌倦，逃逸，几乎可以说当代人共同的心理状态。这和鲁敏《奔月》中小六的出走异曲同工。徐季出走，卫巧蓉追踪，每一天的观察，也是自省的过程。蔡东没有在人物形象之上附加太多的意义，却为我们提供了具有纵深感的思考空间。马拉《卑微的英雄》以卑微反衬英雄，又以英雄反讽现实。丈夫对妻子的出卖、侮辱和打骂，同事的暧昧、报复和拯救，小说里有对弱者的同情，也有对猥琐变态丈夫的惩罚。从伦理角度去讲述家庭暴力，或者从道德层面去揭示男性的变态，可能都不是作者的目的所在。在一个女性复杂的心理世界中，窺视人性的复杂性，并且拆解为不同的时间场景，还原，错位，叠加，这种小说技术的娴熟运用，至少让我们看出马拉的某些趣味。小说中提到了略萨的多篇小说，可见马拉对略萨的熟悉和喜爱。

我们常常谈论拯救，从身体，到心理，到精神层面，即使最悲观的写作者，仍旧试图从无数种病症中辨认出自我，反抗不断的文化衰竭和精神枯萎。马淑敏《一睡长眠》中的沉睡与唤醒，意味着蒙昧与理性，这是人生两种基本状态。小说以艾葉儿和冯毅君共同成长的经历为背景，以心理疗救为主线。很多女性在自己的一生中都不得不面对背弃，破碎和幻灭，自我拯救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作家不甘心把女性放逐到孤立无援的险境，又无法给出虚幻的救赎，一睡长眠里包含着女性命运的幽深和晦暗。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并不能给我们日常生活以具体的指导，人生充满了转弯，而转角并不都能遇到爱，在大时代浪潮和个人命运的错觉里，一代又一代人的认知能力、社会身份认同和基本生存，仍旧充满了各种障碍。胡学文《一水三浪》、周李立《小长城》、马淑敏《错觉》三篇小说写到的几个家庭有着各自的问题，正如我们熟知的那句话所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果不掺杂偏见，家庭暴力并非一定是性别差异或者社会地位造成的。绝大多数人活在自我与他人的阴影之中，就像人性的魔鬼始终栖息在幽暗地带，在世俗生活上空游荡。每个人都在他人否定和自我否定之中挣扎。题媛杀人，阮平被虐，秦妈出走，他们都是生活的受害者，被囚禁和侮辱，无论是女性的被困和反抗，还是男性的困境和出逃，或者是下一代李羽涵，阮平红，葛烨，依然是病态的人生，暴力，弱智，冷漠，那么，病态人生的解毒剂究竟是什么，出走显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无论男女主人公最终都选择回归家庭，在对自我的否定和对未知的恐惧中接受了现实。是命运愚弄了我们，还是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生活的失望，这三篇小说在日常生活叙事中都隐含着值得我们追问的话题。

三、个体存在与个人主义追问

个体存在无法超越所属的时代，在集体主义不断被强化的时代语境里，个人主义依旧在水面之下有着巨大的涡流，90后或者更年轻的一代，面对社群，族群，网络聚集地，虚拟生存空间，他们获取信息的形式，处理生活的方式，都有了新的文化特征，其中依然不乏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但终究有了太多不同于上一代的組织结构和交往效应。当然，作家们还是会在个人主义疑问中植入思想最深处的孤独感和对抗感。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不同代际作家在用相似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忧虑，灾难叙事是预设了一个深渊，写作者与深渊彼此吸引，这里面忧患是深层次的心理基础，同时也包含着一定的审美偏好，就像喜欢拍灾难片的导演。邓一光《风很大》中的场景有着末世感，灾难中的生生死死，充满寓言色彩。双雪涛《剧场》中插入了一个剧本，与小说叙事构成互文。当代小说中，不乏灾难叙事，灾难中有人性，有神性，也有兽性。作家或是心怀悲悯重塑价值，或是反思悲剧背后的灾难根源，或是拆解人类文明的基因链条。《风很大》为我们呈现了台风过后的满地狼藉，面对灾难，台风中飘摇的陶问夏、卡曼、流浪猫狗，都是弱者，既不能充当拯救众生的上帝，也不能阻止风雨飘摇中的弱小生命消失在上帝之中，在那些生死考验的时刻，阻止她掉头而去的只是本能的善良。而十字路口的耐心等待，让我们相信文明与秩序，如果没有这一切，人类社会要如何面对灾难和不幸呢，生命的厚重与深刻，往往都是无数轻盈的瞬间连缀而成。《剧场》的叙事重心也不在于渲染灾难本身，剧本里孤独的老人、船、六个盲女，都为小说赋予了强烈的暗示意味。没有人能永远置身于精神乌托邦，也没有一劳永逸的逃离苦难之路，回到故乡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信念，一种信仰，风雨也好，风浪也罢，眼前的路通往何地，不断被剥夺的存在还剩下什么，个体存在的艰难处境里饱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这种力量隐藏在生命深处和死亡边缘，成为治愈自我的奇迹。

每个人都被关押在各自的人生网格之中，对他人的生活既充满窥视的欲望，其实又漠不关心。如何严肃地面对生活，还是一切都无所谓，作家们也不确定。对于小说中的每一个人，挣扎看起来都是徒劳的，躲避在冷漠的外壳之下，也许不安，也许不愿意束手就擒。荆歌《联排别墅》写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素常的日子里，平淡得像白开水，无聊得仿佛每一天都是重复，每个人看起来都好好地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其实都是表象。一切平静的时间之下都隐藏着惊心动魄的生死和断裂。一切不动声色的目光里都隐藏着偷窥者的邪恶和恐惧。小说以钟点工肖阿姨为叙事起点，引出关于城西联排别墅邻里之间的恩怨纠缠。钟点工肖阿姨，古董收藏家陈老师，莹莹和丈夫，相邻别墅里生活着的几个人都充满了对他人生活的僭越欲望，都幻想自己是崂山道士可以随意穿墙而过，对古董，对肉体，对隐私，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臆想和占有欲求，甚至陈老师那条喜欢狂吠的狗，也被赋予了重要的叙事使命。联排别墅当然也是人类社会的小小缩影，人，被分割成一个个空格，禁闭在各自的世界里，对他人的整体生存漠不关心，好奇的只是别人的生活细节，而在另外一层意义上，个体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孤立存在的，就像那个古董陈，爱情和婚姻都不是他渴望的，但他依然会对女邻居充满种种欲念，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依附性却又在不断加深。贾若萱《暴雨梨花针》从父亲的第三次婚礼写起，讲述“我”、父亲、胡瑾芳三个人的生活。几个人的爱情婚姻故事平行发展，又在具体的时空之中相互穿插。琐琐碎碎，平淡而又有着说不出来的吸附力，仿佛生活自身携带着精神黑洞，把看起来荒诞的物质都吞噬掉，留下来的是平滑得没有任何障碍的现实，似乎生活顺其自然一路滑行就够了。父亲的第三任妻子看起来依旧和“我”差不多年龄，当然，爱情观也相近，结婚不结婚有什么关系，反正可以离婚，这种心不在焉的态度打动了彼此，成为两个人共鸣的基础。而胡瑾芳突然临盆，诞生一个小生命，并且告知早已离婚，这个传统守护者并不成功，却借助一个新生命给出了不同的精神可能，生活就如倾盆而至的暴雨梨花针，虽然疼痛，甚至污秽不堪，但仍旧深藏着救赎的希望。

年轻人还有理想主义吗？那个并不遥远的康巴诺尔还在吗？精神共生性瓦解之后，那片广阔的世界里，放弃信仰更容易接受自我，还是因为虚无进一步加深了与生活和世界的隔膜？《理想主义青年郑三寿》和《苍蝇馆子》两篇小说都是日常叙事。郑三寿成绩优秀，刀锋无所事事。普通的小人物，艰难的处境，曲折的遭遇，卑微的活着。余一鸣借郑三寿写社会变迁，以及一代年轻人的道路分化;雷默借刀锋写出一碗面里的历史、文化、生活和日常神性。小说多少都有些现实主义的灰色调，又同样关乎个人主义信仰。两个人都在环境的压迫下成长，备受歧视的郑三寿，流离失所的刀锋，不能说没有个人的人生梦想，在这些普通人的人生际遇里，作家们试图为我们寻找的并不是终点，最美乡村教师，抑或正宗打面传人，就算是各得其所，也并不是叙事意义的终点，这些小人物的心灵底色和生命状态，显然像初春花朵上的蝴蝶，更吸引我们的目光。

理解一种生存态度，关涉到时代整体生存环境，这里面既有个人的选择，也不乏环境塑造的力量，当然，反抗环境的个人并不是绝对孤立的，而是同样关乎生存的连续性认知。这种考察是以整体生存为参照系的，当作家把独异性个人从整体性中分离出来，其实是在结构性对立中探究存在的本质意义。胡学文《你去过康巴诺尔吗》和李修文《我亦逢场作戏人》两篇小说在思考和追问的方向上，有着内在的契合点。胡学文和李修文选择的视角不同，人物处境和性格不同，带给我们的感受，却有着相似的心理和情感共鸣。两篇小说写的都是濒危的事物。遗鸥和花鼓戏，大自然和非物质文化。胡学文把遗鸥与表妹作为精神同构，表达美而纯净的事物总是被污泥浊水的尘世所不容;同时把遗鸥与秃鹫作为彼此镜像，大自然中的遗鸥，有着遗世独立的美;城市里的秃鹫，则专门吞噬那些肮脏腐烂，与黑暗罪恶融为一体。李修文把花鼓戏代表的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都市生活并置，传统民间文化日渐衰落，民间伦理也在不断瓦解之中，袖手旁观客与逢场作戏人，是社会生态的一个侧面，也是作家内心忧虑所在。赵挺《上海动物园》和郑执《蒙地卡罗食人记》有某种互文效应。两篇小说写到的年轻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环境中，但是面对的问题相似，没有目标和方向。历史学家许倬云说，目前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无所适从。小说中的年轻人渴望爱情，渴望朝夕相伴，或者是摆脱乏味的牢笼一起出走去寻找人生乐园。然而，这些希望大多是幻觉，还伴随着死亡和血腥的阴影。老虎和黑熊，充满了暴力和狂欢气息，一切都是如此的荒诞，周围的环境充满了压迫感，如同一张巨大的网笼罩着阿超和父亲，我和小佚，在各种不同的角落里，游荡着各种不安的灵魂。小说中的一些细节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当过尖刀兵的父亲被生活折磨得走投无路，那把羊角锤和刨锛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还有两位男主人公等待的女性最终都没有出现，就像等待戈多一样，时间从肉体穿越而过，留下无数空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弥补，无望的等待和守候中，救赎的力量遭到反复解构，灵魂被抛掷在一望无际的雪地里，而孤独成为这个时代唯一永远在场的见证。

四、社会转型与乡愁记录

我们生活在迅捷的时间和凝滞的空间里，日常生活在现实逻辑里自主运行，个体往往是被裹挟的，即使主体经验有多少偏差，都很难在对世界接受的诸多障碍中，自动获得认知的提升。换句话说，身份危机是在文明危机和存在危机的包裹之中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自愿或被迫离乡离土，城市给了许多人安身之所，但是也有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在城市中安心生活。

故园叙事往往表现为线性的时间叙事，把时间轴上的序列转换为心理时空叠加的回溯性表达，乡愁作为叙事核心和情感推动力，吸附记忆里的各种碎屑和片段，历时性结构转化为共时性多元维度，在非连续性情境中既蕴藏了温暖的情感，也植入了多重人世感怀。李云雷《杏花与篮球》写的依旧是少年往事。小说围绕杏花与篮球，写六哥的故事，六哥是孩子们心目中的偶像，英俊洒脱，心地善良，篮球打得特别好，给乡村孩子带来了许多成长的欢乐。后来放弃去省篮球队，选择和喜欢的人安安静静生活在乡下。杏花飘落，他依然英俊帅气，转身上篮，就像是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小说中，六哥和代莲的相爱，乡村的劳动打闹，孩子们的追逐奔跑，花开花落，炊烟袅袅，娓娓道来，李云雷以散文诗一样的文字，把记忆中如诗如画的美好乡村和童年生活还给了我们。次仁罗布《那片白云处是你的故乡》虽然小说题目诗情画意，但其实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底色。日常生活里总有一些超越性的东西，只不过大多时候我们被日常性裹挟习焉不察罢了。而这些超越性的东西，无论是痛苦，还是喜悦，都更接近生命的内在本质。多尔衮是社区里的环卫工人，一家人来自草原，渴望在城市里扎根，慢慢习惯了拉萨的生活。“我”和妻子对环卫工人有着朴素的情感，多尔衮善良勤快，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喜欢讲故事，和热爱诗歌的表弟看起来很像。年轻人对草原早已经没有诗意的想象，那里贫穷落后，交通不便，气候恶劣。小说最令人感怀的是多尔衮母亲的乡愁。这个始终渴望回到草原的老人，故乡对她来说，没有风花雪月的诗意想象，也没有城市生活的温暖舒适，而她一心想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中去，城市对她来说，永远都是异乡。作为一个客居他乡的老人，最难的不是文化无法认同，而是情感无法复制。小说没有怀旧情绪，也没有刻意的底层关怀，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之中，流动着淡淡的感伤，算是时代情绪的一种记录吧。

社会转型带来的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裂隙，往往还有来自社会内部的长久震荡和痛感。孙频《天体之诗》中无论是镜头还是诗，都是一种发现和记录。工厂衰败的过程，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给无数家庭无数人带来了巨大震荡，生生死死，悲欢离合，都在时光的黑洞里慢慢变成了暗物质。个人的命运没有任何力量去对抗时代，就像最近反复被大家引用的那句话：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孙频在小说中不断吹拂掉覆盖在一个工厂，车间、澡堂，和它的厂长、工人身上的尘埃，唤醒沉睡的时光，生锈的记忆。曾经的爱情，青春，自由和梦想，都在电解池消融成为废墟的一部分，长满青苔，被岁月和生活彻底遗弃。独立制作人的视角不过是试图站在时代边上，让曾经存在过的事物，保持应有的尊严，包括已经被湮没了的死亡。王方晨《大国民走失事件》以第一人称叙述，“我”作为报社记者，去鸣沙庄调查老客意外失踪事件。老客为什么失踪，如何失踪，是否还会回来，并没有交代清楚，小说语焉不详地讲述了在一段历史进程中不同的人经历的不同生活和感触。大国民的经历，也是现代中国转型的表征。我们总是渴望有些文字可以替代性地说出我们引而不发的那些心曲，走失者太多，不被定义为事件，是因为很多人都在迷失和失踪的路上。

东北文学有自己的传统，自现代东北作家群，到当代文坛，东北作家带给我们的是有着独特文化底蕴的审美体验。迟子建、刘庆、孙惠芬、刁斗等作家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铁西三剑客”的出现，既有某种偶然性，又有一定的必然性。三位80后作家对东北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有着切近的感知和体认，老工业基地，三农问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向，流动性，多元化，离散性，不确定性突显，这三位作家与王兵一样，在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双重视野里，记录自己身边的死水微澜和持续阵痛。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有着某种历史意味。三个人取材相似，运用娴熟的东北方言，举重若轻，在现实主义的广阔大地上，思考底层面对的多重困境。2019年12期《小说选刊》选载了郑执《仙症》、双雪涛《火星》、班宇《于洪》三个短篇小说。徐坤在卷首语中写道，“他们的叙事寒光闪闪，饱含童年的忧郁和创伤，回望故乡时的冷峻热烈，对底层人物充满悲悯与宽怀。”郑执《仙症》中表达的一个核心是，希望每个人都能顺利抵达自己的彼岸，不被任何事物卡住。《于洪》中“我”和三眼的故事有两条线，两个版本，究竟谁是参与持械抢劫杀人的犯罪嫌疑人并不是小说叙事谜团的谜底，包括郝洁，这些年轻人没有办法走出自我，也没有办法与世界和解，都活在无法真正获得爱与理解的深渊之中，如果说《仙症》中“我”存在表达障碍，大姑父倒更像是与那个通灵的赵老师同样具有巫性的生活异己者。《火星》在叙事上有更多尝试，所有的阴差阳错，生与死，爱与恨，记忆与现实，书信和对话，生活就像魔法，不断改造每一个人，信封里的鸟和绳子，刚好构成了自由和枷锁的寓言，“在你与你的本性之间没有任何障碍”，这是不是三位作家不谋而合的目的地？

五、现实人生与社会实录

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进行了两年多，真正对当代社会有全面而准确的认知，依然是一个难题。现实生活和我们的认识并不完全重合，文学虚构的荒诞与生活本身的荒诞，不断强化了一些刻板印象，如何能够另辟蹊径，如何以文学的本质回应生活，这一年的中短篇小说有不少篇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社会万象林林总总，底层的艰难，精英的困扰，城市的浮躁，乡村的衰败，在作家笔下，并不都呈现为现实主义批判或者白描，由现实问题引申出来更多话题和深度思考。林那北《张飞老师》中的张飞同样是一个无法与周围世界好好合作的独异者。他涂黑了脸，不等于有了安全的面具。微博、微信、抖音、公众号，这些事物也不是沟通的有效路径。小说把张飞猪肉脯小店作为舞台，地方官，文化人，旅游团，兵哥和雅玲，茶艺和肉脯，都是道具。杜奇同样是摄像头下、微博之上被观看的对象，只有他自己知道，张飞面具背后的自己是真实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热闹得仿佛戏台子的时代里面，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看到面具背后的自我，并且由真实的自我进而看清充满伪装的他人和世界呢，这可能也是林那北所追问的。杨晓升《龙头香》以回老家烧龙头香为叙事主线，殷勤备至的地方官员，为了挣钱以命相搏的烧香人，内心深感愧疚的主人公，每个人都在非常真实的生活现场，每个人都活在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之中，没有虔诚，无关信仰，大约只有浩荡的山风才是真实而自由的。烧香是求得心安，烧香人葬身山谷换来内心永远不得安宁，小说中有反思，也有悲悯。陈应松《小半袋米》中神农架的日常人生依然真切疼痛，作者始终饱含忧愤關注现实。冯骥才《木佛》以一个木佛的自述展开叙事，从布满灰尘潮湿阴暗的床下，到被偷盗者遗失在路边，再到艺术馆陈列，一段木头历险记中的世俗性和佛性缠绕在一起，既是沉溺性的众生百态展览，也是超越性的佛眼看俗世。看得出来，作者有着丰富的文物收藏知识基础，对文物市场各种门道也颇为熟悉。小说写得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嘲讽各路专家商贩利欲熏心，揭穿文物鉴定各种内幕手段，“人世间原来这么多弯弯绕、花招和骗局;假的比真的多得多。不靠真的活着，都靠假的活着，而且居然活得这么来劲儿。”冯骥才借佛像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态度。张新科《大庙》和老藤《爆破师》这两篇小说同样涉及到信仰这个话题。佛像和钟楼都是具有神圣性的事物。我们习惯了破坏和毁弃文化，说到底毁弃的还是我们自身。小说中有对权力的反思，也有对恶对暴力的警醒。

徐则臣《青城》中的“我”来成都工作，偶遇青城和她的铁老师。三个人的故事，其实还是青城和铁老师的情感轴线。老铁离婚辞职，师徒两个在成都靠画画为生，青城和“我”去看鹰，老铁不停的咳嗽，青城情感上有过迷茫和游移，最终选择了回归，小说写到鹰，“我”和青城喜欢鹰是因为它自由的，只能在天空翱翔，究竟怎样才是对的，徐则臣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或许只有真实的生活才能给出最合适的答案。鬼金《旧地重游》中的刘东北在望城长大，经历了众多变故，他内心厌恶这个工业城市的肮脏与没落，急于逃离。因为母亲失踪，刘东北回到望城寻找母亲。这座北方城市留给他的记忆是负面的，也是他无法轻易忘怀的，养老院、理发店、镰刀巷、牧师与教堂、坟墓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失踪与寻找，逃离与回归，看起来很像这个时代的一个寓言，无论忘记还是背负日益衰落的故乡，都无法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只要怀抱某种追寻真理的热忱，就必然要直面日渐荒芜的精神家园。弋铧《难得有你》讲述了刘春平在异国奋斗多年，与妻子离异，与儿子关系疏远，与现任妻子隔阂，在异国不被认同，与祖国早已疏离的个人心理历程。小说中，作者以回忆的方式，插叙了刘春平与前任妻子的故事，从相爱到离异，从满怀热情的青春到失意落寞的中年。现实人生充满了各种不如意，人到中年漂泊异域，无法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小说沿着个人经历展开社会生活长卷，时空交错，命运感怀被放大和强化。

关于生死临界，总是平庸的日常生活中作家们渴望捕捉的瞬间。邓一光《豆子去哪里了》，南翔《曹铁匠的小尖刀》，李新勇《去往野山的路途》从不同视角写出了对死亡的注视以及死亡对生者的凝视。曹铁匠手中那把雪亮的小尖刀，“我”通勤包里锋利的铅笔刀，大巴司机手中的电警棍，都是武器，无论是伤害自己还是他人。几篇小说都揭示了某种伦理困境。科大少年班的天才科学家，最终沦为平庸的技术研发人员;曹铁匠在昔日同学面前处境难堪，还要努力维持自己的尊严;沙丁鱼刚刚离职，面对阿萨、小丽和欢欢，在各种诱惑之间摇摆。绝望近在咫尺，生活布满伤痕，是突然拔刀相向，还是反复尝试死亡，生命脆弱而又尖锐，那些慌张无措的时刻，一盏微弱的灯火在哪里？少年科学家的智慧，曹铁匠的打铁炉，沙丁鱼的欲望，都无法构成本质力量，生存的距离经常被抽空成为陷阱，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瞬间的不确定性，看起来稳固的生命之塔随时可能崩塌，作家为我们提供了生命的某种临界状态。

六、女性命运与日常悲欢

从作家的视角来看，女性本身意味着存在的哲学反思，或者说，在对女性命运加以凝视的时候，我们往往可以获得关于存在的诸多思想。这些思考超越女性生活的日常性，从繁琐的生活状态中，那些微小瞬间里面，藏着的关于生存、伦理和信仰的悖论。

讲述女性的工作、情感和日常生活，吴文君《失手》、付秀莹《蝉不知在哪棵树上叫》、白旻《低俗小说》三篇小说风格各异，付秀莹笔墨浪漫，吴文君多了冷峻，白旻更重戏剧性冲突。大自然、宗教和精神病院，作为心灵避难所，是三位作家给女性留下的突围路径。三篇小说写女主人公的生活状态，很多物质符号，被作家赋予了多重色彩，用来表现女性的处境。小苏、范范，谢莉，威威，顾菲菲和孙晓音，这三对女性形象，彼此互为镜像，强化了女性的社会属性和性别特性，无论是乡村女性，还是都市女性，都要面对现实生活的各种考验，小说贴近她们的各种复杂的情绪表达，围绕爱情和职业，在与他人和自我的抗拒和妥协中，形成带有鲜明而强烈的触感的个体人生记录。

女性，徘徊在两性之间，不仅要承受自我与外界的碰撞，还要面对自我内部分裂，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摇摆，在坚硬的传统和残酷的现实面前，既是特定的性别局限，也显示出独特的社会学意义。《桃花源》中的章清洛是北京CBD上班的白领。少女时代名声不佳，后来一路奋斗成为文化公司总裁。但是少年时代的遭遇在她内心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母亲的责骂，乡邻的议论，失意的青春，失败的婚姻，留在福利院的孩子，重新注册的户口，是她的成长履历，也是她自我重塑的过程。《原始部落》中的白小静是城市中的最底层，不仅出卖劳动，还要出卖身体和尊严。《送太阳去乌沙镇》中的孙明慧住在城郊城中村的出租房，每天四處推销健身卡。生活艰辛，却又无路可逃。女性的处境里包含着对家庭的依赖，自我背叛往往是出于家庭义务的道德牺牲。在章清洛、白小静和张口闭口我父的孙明慧的人生中，看不到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支撑，她们走在一个人孤独挣扎的时光里，看不到光明的尽头。这些年轻女性的离乡和归乡道路充满无奈，并不是上帝拣选了她们作为爱的圣徒，她们只是现实中国的一个侧影。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人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压力和反抗，可能不是女性所独有。租住的房子与上班的大楼，街头的煎饼与精致的西点，逻辑井然的专家会场与思维混乱的精神病院之间，表面上看，无论是环境优美设施先进的写字楼，会议室，还是出租屋，精神病院，都是囚禁的有形空间，加上时间逻辑，我们就会发现，无数人从乡村出来，最终在城市中确认自我，或是迷失自我，或是离开城市找回自我，每一个方向里，都携带着现代性的不同面孔。

七、隐喻的沉匿与寓言的飞翔

在现实主义主潮之中，依然有许多不同路径，通往小说美学的他乡。尤其是一部分70后和80后作家，对于人的精神世界探索有着奇怪的兴趣，无论哪种姿态，都包含着一代人的精神困境和心路历程。这种复杂性在隐喻层面其实超出了对自身的关注，而延伸至中国历史与现实深处。隐喻拓展了表达的边界，也为当代小说发展提供了某种佐证，隐秘投射，重新发现，新的阐释。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塑造他们心目中的世界，而写作本身同时在塑造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写作者。

李浩其实一直是当代先锋小说的代言人，他在对西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融入了更多自己对小说美学的理解。他的艺术感为小说赋予了必要的尊严，我们在他的飞翔、国王、父亲和镜子里感受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回声。《十二个飞翔的故事》是李浩新的探索和尝试。他喜欢写父亲、国王和飞翔。对父辈的寻找和精神解剖，对国王的人性拆解和重塑，在飞翔里俯视尘世的噩梦与震惊，都是他喜欢的写作方向。这一组小故事，有的来自原型，有的完全出于想象。荒诞不经的叙事里隐含着复杂的隐喻，暴力与反抗，囚禁与飞翔，死亡和超越，绝望与复仇。李浩没有把飞翔作为终极解脱，也没有浪漫到比翼双飞，他在对古希腊神话、西方经典的重新讲述中，设置了更多自己的思想投影。飞翔、梦境、神话都只是外壳，飞翔的心理动因，多是逃离或者反抗。囚犯，狱卒，追赶鸟儿的孩子，悬崖边上的男人，变身蜻蜓的独行者，为国王建造迷宫的父子，捕捉猴子的猎人，割断翅膀的孩子，埋在井底的神仙，飞机上消失的男人，热爱上飞行的女人，骑桶者，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或者完全虚构的形象，都是李浩艺术观和世界观的产物，是诸多抽象观念的整合具象表达，并且经由不同讲述话语赋予其新的意义。

80后作家依然在反复书写成长这个主题，只不过与传统成长小说比较，无论经历多少磨砺，这些少年都不曾具备成长的内在力量，毁灭或者迷茫，仍旧是这一代人面对自我的深刻忧惧。林培源的《神童与磁带》写一个男孩的成长与失忆。刘恪的儿子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天才。男孩少年时代因为超常的记忆力被称之为神童，得到老师同学和社会的追捧，然而物极必反，这种超能力忽然丧失了，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记忆不断不断消失，最终神童成为一个病人，一个废人，不能正常生活，只能被绳子捆绑在床脚。小说中写到录满了清澈童音的一箱子磁带，作为记忆的载体，也是神童曾经存在的证据，最终全部成为空白，看起来颇为魔幻的一笔，却正是幻象的破灭。神童与磁带都带有象征意味。林秀赫《五福女孩》写一个女孩子的成长和记忆。五福路的小佟对于自己成长的记忆都与这一条路联系在一起。五福路上大大小小的店铺，红绿灯，转弯，包括各种声音，店铺里传出来的气息，味道，她都谙熟于心。这条路对于小佟来说，是一种能够让她安心的自足世界，当然，她对外面的遥远的世界并非不好奇。小说中关于记忆还有一处细节，小佟在推开小萳下床时，意外踩碎了几张CD。这个细节与空白的磁带可以对照来看。CD和磁带一样是声音的记录。两篇小说显而易见是带有隐喻意味的。无论是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春岁月，封存的记忆，坠落的雨滴，无法打开的绳索，是广阔宇宙极其细小的附着点，也是人类自身难以超越的困境。两篇小说的现实指向，是女孩被出生和命运困在了一个充满俗世生活味道的狭小空间里（小萳家那一带就没有任何商业气息，她家里也干净简洁得像没有人居住）;男孩是被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困在了反记忆的空白世界里。男孩女孩仿佛都陷入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黑洞。小佟怀疑世界本来就是虚幻的想象，男孩却还没有来得及建构自我意识，就掉进了那个隐秘的洞穴，直到完全迷失。在隐喻意义上，如果说先前的天赋异禀是一种非常态，失忆同样是一种人格主体的异化，而如影随行的身份危机，就像男孩人生转折点上的战战兢兢一词，是无数当代人的共同处境。坍塌的世界，无法逃逸的奇点，球状漩涡，构成了无数家庭悲剧的抽象表达。

乔叶和李清源这两位河南籍70后作家有着各自的努力方向，对现实的贴近，对人性的洞悉，对小说艺术的理解，有颇多相似之处。《朵朵的星》和《轻肥》风格上都比较轻盈。《朵朵的星》作为一篇写给孩子的童话，与乔叶以往非虚构作品中的现实批判，现实和历史题材中的女性困境揭示不同，呈现出了清新明快而又温暖的诗意。朵朵的个人成长史里，有来自小伙伴的友情，也有自己心灵的光亮，那些能夠唤醒他人启蒙他人的人，或者小猫小狗，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爱的化身。这一切本来如此，我们面对世间种种，可能蒙昧一生，也可能某一天突然开悟，摆脱蒙昧，脱离沉睡和盲目的自欺，成为一个能够看到自我和世界的灵者，成为真正的自己。《轻肥》同样带有隐喻色彩。小说外形是现实主义的俗世原生态，内里是对现代人存在困境的多角度透视。底层人生的仰望，顶端会所的俯视，大都市话语方式里包含着对家乡的鄙弃。商人和知识分子，发小和原本遥不可及的爱情，看起来多么理性也避免不了荒诞。每个人都在自以为正确的方向里，都以为自己看透了人生，而我们不过是活在一个又一个牢笼里罢了。乔东如此，刘蕊也不能幸免。老康写给刘蕊：同学少年都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写给郑总的顶端会所：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些都是谶语，彼此都清楚。

人与世界的本质，是存在，也是对存在的理解，作家们站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交汇路口，既要看清楚历史的走向，又要想明白自身的处境，在无法避免的身份共同体危机里，走出他者局限和自我封闭的困境。文学的可能意义之一，就是使我们成为更健全的人，从一切时间和空间里，书写和创造不断接近永恒的存在。

注释：

{1}弋舟：《宁肯<火车>：我分辨出了宁肯来自远方的演奏》，《小说月报》2019年第12期。

②哲贵：《我竭尽全力写出我的感受》，《小说选刊》2019年第10期。

③邵丽：《父亲的历史》，《收获》微信专稿，2019年5月24日。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